商廊：旧历3月31号，芽月10号：“马拉？”黑包裹一部分一部分地在动弹。“原谅我。”丹东把手放到头上。“说起来，这真是件蠢事。”

他走到椅子边上，无法把目光从女公民艾伯汀这个人渣的身上移开。她身上的衣服是在葬礼上穿的，一层又一层，有不少罩衫和披肩，它们既不是现存的，也不可能属于将要存在的时尚或款式。她讲话带外国口音，可这种口音又不属于在地图上能够找到的任一国家的口音。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说，“你是没错。”她抬起一只瘦骨嶙峋的手，然后把它摆放到罩衫里面的什么地方，那里也许是她心脏跳动的地方吧。“我把我弟弟带到这儿来了，”她说。“我们现在绝对不会分离。”

有好几秒钟的时间，他觉得自己没法开口讲话。“我怎样才能感激你呢？”他终于开了口。

“我们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得到感激。”干枯的声音：骨头蹭着骨头发出来的。她顿了会儿，好像在听什么。“出手吧，”她说。

“至于——”

“他现在就在国民大会会场。罗伯斯庇尔。”

“我被魔鬼缠够了。”他站了起来，急匆匆地走过房间。一听到他自己的话，就有一种像迷信一样的恐惧触动了他。“我不能让他死在我手里。”

“这是攸关你死他活的问题。丹东，你一定要到国民大会去。你一定要看到爱国者在走路在谈话。你一定要判断他的情绪，你一定要为战斗做好准备。”

“很好，我会去的。如果这样能使你高兴的话。不过，女公民，我认为你错了。我认为，罗伯斯庇尔或委员会的任何成员不敢做出什么动作反对我的行动。”

“你不信他们胆敢行动。”嘲讽。她朝他靠近，把她那张发黄、长着宽嘴唇的脸向上翘了起来。“你了解我吗？”她问。“公民，告诉我，我们过去错过吗？”

奥诺雷大街：“你在浪费我的时间，”罗伯斯庇尔说。“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前，我已经把我的意向告诉过你了。针对埃罗和法布尔的文件落在检察官手里这种情况，你可以起草文件，逮捕代表菲利普克斯和代表拉克洛瓦克斯。但是不可以逮捕别的什么人。”

圣-约斯特的声音撼动了这个小小的客厅。他把拳头重击在桌上。“如果你让丹东逍遥法外，明天就要把你本人关起来。这个星期还没过完的时候，你的头就要被砍掉。”

“没有必要这样嘛。你自己要冷静。我了解丹东。他向来是个行事谨慎的人，是个审时度势的人。除非有人逼迫他，他不会主动采取行动。他一定意识到了你在搜罗证据，向他发起进攻。毫无疑问，他正在做好准备回击你的进攻。”

“是啊。通过武装力量回击，那是他的主意。瞧，把菲利普·勒巴叫进来。把警察委员会叫进来。把雅各宾派俱乐部的每个爱国成员都叫进来，他们会把我现在跟你讲的话告诉你的。”他那毫无瑕疵的白皙的肌肤上突然现出了猩红色：他那黑幽幽的眼睛突然发亮了。他在自得其乐啊，罗伯斯庇尔在心里厌恶地想。“丹东是共和国叛徒，是刽子手，他一生一世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妥协。如果我们今天不采取行动，他是不会让我们大家活下来跟他对抗的。”

“你说话自相矛盾嘛。起初你说，他根本不是个共和派，他已经把来自拉法叶特那边的每一个反革命分子都调和成布利索派了。之后，你又说，他从来没有妥协过。”

“你是在吵架斗嘴。丹东该当在共和国逍遥法外，你怎么看？”

罗伯斯庇尔把头低下，他在寻思。他知道共和国的性质，就是圣-约斯特提到的这个共和国。它不是在地理上被比利牛斯山脉和莱茵河界定的共和国，而是精神之共和国；它不是肉体和石头建成的共和国，而是德性之堡垒，正义之领地。“我没把握，”他说。“我下不了决心。”他本人的脸在墙上用赞许的表情朝他回望。他侧了身。“菲利普？”

菲利普·勒巴站在小客厅与杜普莱夫妇大客厅之间的门道里。“有件事情可以帮你下定决心，”他说。

“瓦蒂尔那边来的，”罗伯斯庇尔带着怀疑地说。“还是警察委员会那边来的。”

“不，巴蓓特那边来的。”

“巴蓓特？她在这儿吗？我听不懂你的话。”

“你进来好吗？用不了很久的。”罗伯斯庇尔还在踌躇。“看在上帝的分上，”勒巴冲动地说，“你想要知道丹东是不是应该活在世上。圣-约斯特，你过来听听，好吗？”

“很好，”罗伯斯庇尔说。“不过，下不为例，我宁愿不要在我屋里为这些事争争吵吵。”

杜普莱一家所有人都出现在沙龙里。他朝他们周围看了看。房间里因为紧张充满了活力；他的皮肤在起鸡皮疙瘩。“这是什么回事？”他轻声地问。“我弄不明白。”

没人吭声。巴蓓特兀自一人站在大饭桌边上，仿佛她正面对某件受人托办的事一样。他弯身，亲了亲她的前额。“要是我知道你在这儿，我会缩短这次愚蠢的争论的。好吗？”

还是没人吱声。看到没别的事情可做，他便拉过一张椅子，在桌边，在她旁边，坐下了。她把自己柔软的小手送给他。巴蓓特怀孕五到六个月了，身子圆圆的，看上去饱满而又漂亮。她比丹东小孩的新妈妈只大了几个月，所以，每次见到她，他都在心里涌起一阵恐惧感。

莫利斯坐在炉火边的一张高凳上，垂着头：好像他已经知道要使他感到丢掉体统的什么事了。不过，此时他清了清喉咙，之后，抬起头。“对我们来说，你一直就是我们的儿子啊，”他说。

“哦，这不来了，”罗伯斯庇尔说。他笑笑，捏了捏巴蓓特的手。“这是个开头，看起来好像是什么恐怖剧的第三幕嘛。”

“这件事对这姑娘来说可是一件万分痛苦的事啊，”杜普莱说。

“没关系，”伊丽莎白说。她把头低下，脸红了；她那陶瓷般的蓝眼睛被睫毛遮盖得半隐半现。圣-约斯特靠着墙，眼睛半睁半闭着。

菲利普·勒巴在巴蓓特的椅子上摆好了姿势。他用手指紧紧地裹住椅背。罗伯斯庇尔抬头瞅了他一眼。“公民，什么回事？”

“你刚才还在为公民丹东的品格争吵，”巴蓓特轻声轻语地说。“我对政治一窍不通，这不属于女人的专业范围。”

“如果你想要表达你的观点，可以说嘛。在我看来，女人的洞察力和男人一样。”他朝圣-约斯特恶狠狠地瞟了一眼，要求他反驳。圣-约斯特懒洋洋地笑了。

“我本以为你想要知道我遇到什么事的。”

“什么时候？”

“由她照她自己的方式告诉你。”

巴蓓特把自己的手从他手中抽了出来。手指并在一起，放在雅致的桌布上，她开始说话的时候，她的脸模模糊糊地映在桌布上面。

“你记得去年秋天什么时候我去塞弗尔的吧？妈妈觉得我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所以我就去了，跟女公民帕尼斯待在一起。”

女公民帕尼斯：巴黎代表艾迪昂·帕尼斯令人敬重的妻子：代表是个厚道本分的山岳派的人，8月10号，也就是君主制度被推翻的那天，他严格履行职责，这是记录下来的。

“我记得，”罗伯斯庇尔说。“不是那个日期——日期是十月或十一月。”

“是啊——噢，那时候，公民丹东也在那儿，跟路易丝在一块儿。我心想，去拜访路易丝也好。她年龄跟我差不多一样大，所以，我心想，她也许感到寂寞，要有个人说说话，解解闷。你知道，我一直在思考她非得忍耐什么事。”

“什么事？”

“噢，有些人说，她丈夫为了爱情才娶了她，还有些人说，他娶她，是因为在他与女公民德穆兰打得火热的同时，她还乐意照顾他的孩子，管理他的家事。尽管大多数人说得有鼻子有眼，但是女公民最喜欢迪龙将军。”

“巴蓓特，别打岔，”勒巴说。

“于是我就去拜访她，可她不在家。公民丹东倒是在家。他可能是——噢，非常令人开心，也很有魅力。我为他感到有点难过——他是那种好像需要有人跟他说话的人呀，所以，我就心想，也许路易丝不是个很聪明的人吧。他说，留下来，陪陪我。”

“她没意识到，只有他们两人在屋子里吗？”勒巴说。

“是啊，当然——我哪能知道。我们谈呀：谈这个，说那个。当然，我不知道这会导致什么结果。”

“那么这导致了什么结果呢？”罗伯斯庇尔听起来有些不耐烦了。

她抬头望着他。“别对我发火。”

“不，当然——我不发火。我听起来发火了吗？对不起。现在，情况是——在你们的交谈过程中，丹东说了些话，你感觉到你一定要汇报。你真是个好姑娘，你在做你认为属于你职责范围的事。没有人会因此怪你的。告诉我，他说了什么话——然后我才能弄清，应该赋予他的话什么样的分量。”

“不，不，”杜普莱太太淡淡地说。“他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他对外面发生的事根本就不知情。”

听到有人插话，他把眼睛瞪了瞪。“喏，巴蓓特。”他又一次抓住她的手，或许，他没有做到那一步：他用自己的指尖在戳她的手背。

“说嘛，”她丈夫说：口气比他想要做到的还要粗。“巴蓓特，把发生的事情讲出来嘛。”

“哦，他搂住我。我可不想添什么麻烦——我觉得一个人必须要长大成熟，毕竟——他把手伸到我的衣服里头，可是，我心想，当然，大家一向明白，他跟他最令人尊敬的伴侣——噢，我指的是他跟女公民德穆兰做出的那些事儿，我听人家说，他在大庭广众场合就扑在她身上，当然，那不要紧，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做出格的事。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尽了最大力量从他那里挣脱开。不过，你知道，他身强力壮，他用的那些词语——我不能重复——”

“我觉得你必须重复，”罗伯斯庇尔说。他的声音僵住了。

“哦，他说，他想要展示给我看看，和在女人身上经验更丰富的男人在一起，会有多好，好得大大超过了与某个思想高尚的罗伯斯庇尔式的处男在一起——后来，他动真格的了——”她的手指头互相交叉着，摆到了面前。她的声音从手指后面传出来，快要听不清了。“当然，我挣扎了。他说，你姐姐艾蕾奥洛莉就不是这么讲道德了。他说，她知道，我们共和派人恰恰需要什么。我认为，那时候，我真的晕过去了。”

“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勒巴说。他挪动身子：把他的手移到了罗伯斯庇尔的椅背上，就这样，他一边站着，一边看着他的颈背。

“别那样站在我旁边，”罗伯斯庇尔厉声地说。不过，勒巴没有挪动。罗伯斯庇尔朝房间四周望望，他想要一个角落，想要一个角度，想要一个地方，把脸侧过去，保持镇定。但是杜普莱一家人的眼睛从房间的每个地方朝他凝视。“所以，当你恢复神志时？”他说。“那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房间里。”她嘴唇颤抖。“我衣服乱糟糟的，我的裙子——”

“是啊，”罗伯斯庇尔说。“我们不需要细节。”

“房间里没有别的人。我让自己镇定下来，我站起来，朝四周围看了看。我一个人都没见到，所以我——我就从前门跑出来了。”

“你是——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你在告诉我，丹东强奸你了？”

“我能挣扎多久就挣扎多久。”她开始哭了。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

“大概你到家了。帕尼斯的妻子说了什么？”

她仰起脸。一颗不折不扣的眼泪顺着面颊滚了下来。“她说，我一定不能跟任何人说起这事儿。因为这样会引起最可怕的麻烦。”

“所以你就没说。”

“到现在。我本来觉得我一定要——”她又一次伤心得流泪了。出乎意料的是，圣-约斯特靠墙把身子挺直了，斜倾在她身体的上方，拍了拍她的肩头。

“巴蓓特，”罗伯斯庇尔说。“喏，把眼泪擦掉，听我说。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丹东的用人在哪里？少了她们，他没法生活，屋里当时一定有人？”

“我不知道。我大声叫喊。我惊呼——可是，就是没有人来。”

杜普莱太太开口了。肯定，她一直在出奇地忍耐，保持沉默这么久了，现在，她还是一副犹犹豫豫的样子。“你晓得，马克西米连，出了这样的事，这种情况已经糟透了，不过，还有个问题——”

“我确信他的时日不多了，”圣-约斯特说。

这时候，他什么都还没弄明白。“所以，后来，巴蓓特，那天，你不知道——”

“是的。”她又把脸垂下。“我怎么会知道？也许我已经怀孕，我吃不准。当然，我希望我已经怀上。我希望，我怀的不是他的孩子。”

她把这话大声说了出来：他们都已听懂了她的意思，但是，在这个时刻，这层意思由她大声说出来，这倒令他们感到震惊，惊得直喘气。

只有他，罗伯斯庇尔，在克制自己。在这个时刻抵制诱惑要紧：抵制像乞丐要朝被点亮的情绪窗户里看的诱惑一样。“听着，巴蓓特，”他说。“这非常重要。有人向你建议过，你该把这件事在今天告诉我吗？”

“没有。人家怎么会建议？直到今天，这事儿还没人知道。”

“伊丽莎白，你明白，如果这是法庭，我要问你很多问题。”

“可这儿不是法庭，”杜普莱说。“这儿是你家。三年前，在大街上，我救了你的性命，打那之后，我们一直在照顾你，好像你是我们自己的亲生儿子。你姐姐，你弟弟奥古斯汀——你们以前都是孤儿，你们除了兄弟姐妹再也没有旁人，为了做你的亲人，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是的。”他被打败了，他坐在桌头的边上，面对着伊丽莎白。杜普莱太太挪了挪身子，轻轻地碰了碰他，去拥抱自己的女儿。伊丽莎白开始啜泣，啜泣声像钢一样刺穿了他。

圣-约斯特清了清喉咙。“对不起，我要带你走了，不过，警察委员会在一个小时后要跟我们委员会碰头。关于丹东，我草拟了一份初步报告——不过还需要补充。”

“杜普莱，”罗伯斯庇尔说，“你明白，这件事不能拿到法庭上。真的，在有了别的指控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恐怕这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在丹东的审判会上，你不能作为陪审员坐在法庭上。我会要求福奎尔把你免去。那样做不公正。”他摇了摇头。“不，那样做不平等。”

“趁我们还没出发之前，”圣-约斯特问道，“你要上楼去拿你的那些笔记本吗？”

杜伊勒利宫，晚上八点钟：“公民，我跟你说话，直来直去，”大审判官说。罗伯斯庇尔把注意力从瓦蒂尔那长长的黄脸上移到了他的手上，然后再移到他那与众不同的手指上，手指正专心于重新分类后摆在椭圆形、盖着绿布的桌上的文件。“我代表你本人的同事，也代表我在警察委员会的同事，跟你说话直来直去。”

“那么请开始吧。”他嘴巴紧闭。他胸口发疼。他嘴里有血。他知道他们想要得到什么。

“你要与我保持看法一致，”瓦蒂尔说，“丹东是个强大有力而且足智多谋的人。”

“是的。”

“还是个叛国者。”

“为什么你要问我呢？革命法庭将会决定他是什么人。”

“不过，审判就其本身而言是件危险的事。”

“是的。”

“因此，每一步都必须谨慎小心。”

“是的。”

“要小心应对每一种可能会对审判过程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

瓦蒂尔把他的沉默当成了默许。慢慢地，像原始动物一样，大审判官的手指向上弯曲。形成了一个拳头。击打在桌上。“那么，你怎么指望我们听任这个贵族记者逍遥法外呢？自从1789年以来，假如丹东的历程一直是叛国，你将如何原谅他的亲密同僚呢？在革命之前，他的朋友是叛徒布利索，还有叛徒德·伊格朗汀。不，别打断我说话。他跟米拉波一点也不熟悉——可是，忽然他跟他一起搬到了凡尔赛宫。有好几个月——那几个月，米拉波在策划他的叛国阴谋——他和他从来都是形影不离——之后，忽然，他每天晚上都在奥尔良的晚餐桌上抛头露面。在他就任司法部长那段具有叛国性质的任职期间，他是丹东的秘书。他是个富人，或者说，他活得像个富人——而且，他的私生活经不起讨论。”

“是的。”罗伯斯庇尔说。“7月12号，他领导人民。他掀起了造反运动，然后巴士底狱沦陷。”

“你怎么能原谅这个人？”瓦蒂尔冲着他怒吼道。“一群受到误导的人也许对他还有某种——某种情感上的依赖。”他发出令人厌恶的声音。“你觉得你可以做到放任他自由自在，而他的朋友丹东却在受审吗？仅仅因为五年之前有一次他被贿赂过，要对一群暴民说话吗？”

“不，那不是原因，”圣-约斯特心平气和地说。“原因是他本人对他有种情感上的依赖。他好像把他本人的感情摆在共和国利益前面。”

“卡米尔已经使你成为傻瓜好久了。”比劳德说。

罗伯斯庇尔抬起头。“圣-约斯特，你在诽谤我，中伤我。我没有把任何事情摆在共和国利益前面。在我身上没有这样的事。”

“索性让我这么说吧。”瓦蒂尔黄黄的手指头又一次松开了。“没有人可以抵抗人民的意志，就连令人敬佩的爱国者你本人也不行。我们大家都在反对你。你独来独往。你必须向大多数人低头，否则，今晚，就在这个房间，你的事业立马就会完蛋。”

“公民瓦蒂尔，”圣-约斯特说。“签署逮捕令，然后绕着桌子把签字传一传。”

瓦蒂尔伸手去拿钢笔。不过，比劳德的手像蛇一样从洞里游出来；他伸手抢过文件，大笔一挥，签上自己的姓名。

“他要当第一，”他朋友考洛特解释道。

“丹东是这么专制的皇帝吗？”罗伯特·林德问道。

瓦蒂尔拿回文件，自己在上面签了名，然后顺着桌子把它推开。“鲁尔？”

警察委员会的鲁尔摇了摇头。

“他是有头脑的人，”考洛特暗示道。“应该把他从政府赶出去。”

“也许他只是聋了，”比劳德的手指头戳着纸头。“老家伙，签字吧。”

“如你所说，因为我老了，你无法用威胁来结束我的职业，把我吓倒。我不相信丹东是叛徒。因此，我不会签字。”

“那么，你的职业结束得要比你想的还要快。”

“我不在乎。”鲁尔说。

“那么把纸传给我，”勒巴凶巴巴地说。“别浪费共和国的时间。”

考洛特拿到纸头。对它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签字是为了委员会的团结。没有别的原因。”他把字签好，把那张纸头放在勒巴面前。“先生，过几个星期，在外面过上三个月，你会希望你让丹东因为你把整个城市集合起来。如果你继续跟他对抗，你会进入一个历史的新阶段，我想，你对这个新的历史阶段还没有做好准备。我告诉你，先生，要招聘新的亡灵法师。”

“快了，”考洛特说。他从一名警察委员会成员手中一把抢过纸，在上面草草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给你，圣-约斯特——快，快。”

罗伯特·林德拿着逮捕令。他看都没看就把它递给了邻座。圣-约斯特的眼睛眯了眯。“不，”林德很快说道。

“为什么不？”

“我没必要告诉你我的理由。”

“那么我们肯定要对它们作最坏的理解了，”瓦蒂尔说。

“你感到如此肯定，我真遗憾。你已经让我负责供给了。我在这里是为了给爱国者提供食品，而不是为了谋杀他们。”

“没有必要全部同意，”圣-约斯特说。“如果得到全部同意，那再理想不过了，不过，让我们继续。我觉得，除去那些拒绝签字的人，还差两个人的签名。公民拉考斯特，你，下一个，然后，行行好吧，把纸头放到公民罗伯斯庇尔的面前，把墨水朝他那边挪得再近些。”

公安委员会和安全总委员会谨此下令，丹东，（欧雷和洛瓦部）拉克洛瓦克斯，卡米尔·德穆兰和菲利普克斯，以及国民大会的所有成员将遭逮捕，并被羁押至卢森堡，在那里他们将被秘密关押在隔离的囚禁之地。委员会强烈命令，巴黎市长一俟收到本逮捕令，必须立刻履行职责。

商廊，晚上九点：“介绍一下，”丹东说。“就一会儿功夫。”

“丹东——”

“介绍一下。我亲爱的，这是法布里休斯，我的一位老友，属于革命审判法庭的法庭文员。”

“见到你真高兴，”巴雷急匆匆地说。“你丈夫以前给了我这份工作。”

“怪不得你在这里。你懂了吧，路易丝，我常常激发别人的忠诚。现在呢？”

巴雷感到焦躁不安。“你知道，我每天晚上都要到委员会去。我把第二天的各种命令搜集好。”他转身面对路易丝。“法庭发出逮捕令；我把它们带给福奎尔了。”她点了点头。“我到的时候，门已经锁好。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没发生过。我心想，知道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事兴许对爱国者有用哩。你知道，我熟悉大楼的情况。我就从后面的一条路进去了，我发现——原谅我——一只锁眼——”

“我原谅你，”丹东说。“你把眼睛对着锁眼，然后耳朵，结果你看到了听到了圣-约斯特在斥责我。”

“你怎么知道的呢？”

“这符合逻辑。”

“丹东，他们一声不吭地坐着，在听他说句句谎言。”

“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你知道吗？有逮捕令吗？”

“我没看到有。他正在说起在国民大会前要当着你的面斥责你的事。”

“那样再好不过，”丹东说。“他想要用他的口才跟我较量，是吗？他的经验呢？他在革命期间的名声呢？”他转身对着他妻子。“好极了。这正是我想要的。这个畜生蠢货已经选择要在我的领地上跟我过招。巴雷，这再好不过了。”

巴雷看上去不大相信的样子。“你要把事情逼到这个地步吗？”

“我要把那个自鸣得意的小畜生钉死在十字架上，把钉子钉到他身上的时候，我会获得最大的快乐。”

“你要熬夜写发言稿了，我觉得，”路易丝说。

丹东笑了。“我老婆还不了解我的方法。不过你可知道，巴雷？我不需要发言稿，我的至爱。我让我的讲话全部从我的脑子里出来。”

“好了，至少要把关于这件事的报告事先记录下来交给报纸。充满‘暴风骤雨般的掌声’，等等。”

“你在学呀，”他说。“巴雷，圣-约斯特提到卡米尔了吗？”

“我没等下去，我一听到要领之后，就到这里来了。我觉得他不会有危险。”

“今天下午我去了国民大会。没有在那里留下。他跟罗伯斯庇尔谈得正投入。”

“这我听到了。有人告诉我，说，他们显得非常友好。那么是不是有可能……？”他迟疑了一下。假如他最好的朋友背叛了他，该怎么问人家呢？

“明天在国民大会上，我要把他抬出来，跟圣-约斯特对峙。想象一下这个情景。我们的人构成了这幅嘴唇干渴的正派画面，看上去好像他刚刚吃过一块牛排；卡米尔拿我们的人开上个把玩笑，然后谈到1789年。这是一种一钱不值的伎俩，但是公共画廊会传来欢呼声。这会使圣-约斯特大发脾气——不容易，自从他养成了他希腊式雕塑的举止以来——不过，我保证卡米尔能做到这样。只要我们的人开始怒吼，卡米尔将会弯腰，显出无助的样子。这样将会使罗伯斯庇尔站起来，我们所有人将会制造出这些巨大的情感场面中的一场。我向来在这些场面上得胜。我现在就要过去——不，我不会。我们今天上午要把这事计划一下。我应该不要惊动卡米尔。家里传来了噩耗。家里有人去世了。”

“不是他的宝贝父亲吧？”

“他母亲。”

“对不起，”巴雷说。“死得真不是时候。他也许不会如此有兴趣玩游戏了。丹东——我觉得，难道你就不能考虑比这危险更小一些的行动吗？”

马拉大街：晚上九点三十分：“我本来可以回家的，”卡米尔说。“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她病了？他当时就在这里。他就坐在你现在坐的椅子上。他一句话都没说。”

“也许他想不要使你心情不好吧。也许他们觉得她身体会好起来的。”

去年年底的一天，一位陌生人来到门口：一个六十岁左右、器宇不凡的人，瘦瘦的，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一头铁灰色头发，引人注目。她费了老大一会儿才弄清楚他是谁。

“我父亲从来没有照顾过我的心情，”卡米尔说。“他根本不懂照顾别人的心情这个概念。事实上，他根本就不懂心情这个概念。”

这是一次短暂的来访——一天或者两天吧。让-尼克拉斯过来是因为他已经看到“旧科德利埃”。他想要告诉他儿子，他是多么羡慕这个地方啊，他觉得终于他做了一件多么正确的事啊，也许他是多么地想念他，有时候想要他回家。

可是当他试着这么做的时候，一种令人极其惊骇的尴尬心情占据了他的心头，好像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因为社交无能而感到脸红一样。他的声音堵在他的喉咙里，因此，当他面对一向喜欢不说话的儿子时，竟然说不出话来。

露西尔心想，这是她一生中最难熬的半个小时之一。法布尔也在那里，像往常一样，为他的命运唉声叹气；但是在这个艰难时刻，一看到老德穆兰，实际上他已经发现他眼里饱含泪水了。她看到，他把泪水轻轻地用手指揩掉；卡米尔也看到了。要是他们大哭一场其实更好，法布尔后来说；难道他们要哭的事情还不够多吗？当让-尼克拉斯放弃要说话的努力时，他们父子拥抱了，以幅度最小的冰冷冰冷的方式。此人有毛病，法布尔后来说：我觉得他心理上有什么毛病了。

当然，这次来访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连法布尔都不愿提起。就是你会逃过这一劫吗？这一方面。他们今晚也不能提及此事。卡米尔说，“当你想到乔治-雅克和他妈妈的时候，这就奇怪了。她也许是个无趣乏味的老巫女，可他们总是以某种方式在相处呀，他们总是有联系呀。就像你跟你妈妈一样。”

“差不多是同一个人，”露西尔揶揄地说。

“是啊，不过，想到我和我妈妈竟然还有关系，真是难以置信啊，也许让-尼克拉斯在草丛下发现了我。我把一生的时光都耗在努力使他开心高兴这方面，可我从来就没成功过，不过，我也从来没有放弃过。现在我来了，爸爸，我十岁的时候，我姐姐她们还在读托儿所儿歌的时候，我就能读阿里斯托芬了。是啊，可是上帝为什么给了我们一个有言语障碍的儿子呢？瞧，爸爸，我已经通过所有尽人皆知的考试——你感到开心过吗？是啊，可你什么时候才能赚钱呢？瞧，爸爸，你了解你一直谈了二十年的那场革命吗？那场我刚刚发起的革命。哦，是啊，非常不错——不过，不完全是我们为了你所考虑的那场革命。邻居要说什么呢？”卡米尔摇了摇头。“当我想到耗费在给那个人写信上的人生年华，假如你把它加起来的话。相反，这些年华我本可用来学习阿拉姆语。或者本可以做些有益的事。或者本可以把我的脑筋和马拉的脑筋合在一起，就他的轮盘赌博系统进行思考。”

“他有个系统，是吗？”

“他是这么说的。恰恰就是这一点，他才如此广泛地遭人诟病，结果连赌场都不会让他进去。”

他们一声不吭，坐了一两分钟。卡米尔的母亲这个话题已经谈尽谈透了。他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他，正是缺乏了解才使得她过世的消息如此令人伤心：是那种已经根据第二次机会算好，可是却又把机会给错过的感觉。“赌徒们，”她说。“我不停地想到埃罗。现在他在牢里半个月了。可他当时知道他们要抓他。他为什么不跑呢？”

“他太自负了。”

“还有法布尔。还有拉克洛瓦克斯将遭逮捕，这是真的吗？”

“他们说是这样。还有菲利普克斯。你不能藐视委员会，你还要活着。”

“可是卡米尔，你已经藐视过他们。最近五个月，你除了攻击委员会外，什么事都没干。”

“是啊，不过，我有马克西。他们不会动我。他们想动我，但是没有他，他们不会。”

她跪在炉火前面。哆嗦着。“明天我派人到农场去多取些木头。”

商廊：“巴雷代表到了。”因为此人站在门口，路易丝顿时就感到害怕了。

现在是一点差一刻，芽月12号。丹东穿着睡衣。“公民，原谅我。用人还在床上，我们自己也刚准备上床。到火这边来，外头冷。”

他跪在余火前面。“由它去吧，”巴雷说。“他们过来抓你了。”

“什么？”他转过身来。“你搞错了吧。法布里休斯·巴雷在你之前到这里来过。”

“我不知道他跟你说了什么，不过，在两个委员会会议上都没有他在场。林德在场。他派我来的。逮捕令已经发出。他们打算在国民大会前不给你听证机会。在那里你将再也不会出现。你将直接到监牢里去，从那里再到审判法庭。”

有一刻，丹东被惊吓得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个惊吓使他的脸变成了一张白纸。“不过，巴雷听到圣-约斯特说，他想在国民大会前面要跟我决一死战、分个胜负的。”

“他是这么说的。你怎么看？他们劝他别这么做。他们知道这样做的风险，他们没有准备让他冒这个风险。他们不是新手，他们知道，你可以在公共画廊掀起一场骚乱暴动。林德说，他感到怒气冲天。他怒气冲冲地出了会议厅，然后他——”巴雷转眼朝别处望去。

“噢，他什么？”

巴雷把手放在他嘴前面。“把他的帽子扔进火里了。”

“什么？”丹东说。代表的目光与他的目光相迎。他们开始发笑，面带一种默默无语的、克制的、不合时宜的喜悦。

“他的帽子。帽子快乐地闪烁着火光，林德说。他的笔记本来要随帽子一起扔进火里的，可是，就在他准备把它们扔到火里时，一个蒙面的所谓的爱国者从他手里把它们抢走了。哦，他不在乎被人家夺走他的辉煌时刻，我告诉你。根本不在乎。”

“他的帽子！哦，这说明卡米尔曾经去过那里！”丹东说。

“是的，”代表附和道。“要是卡米尔在场，他将是对此最为感激的人。”

之后，丹东想到了自己。根本不是开玩笑，他心想，绝对不是。“可你在说他们已经签署好一份逮捕令了？罗伯斯庇尔也签字了？”

“是的。林德说你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你的最后一次机会。至少可以从你的公寓出去，因为他们也许随时都会到这里来。我现在得走了，我得绕过角落走，去告诉卡米尔。”

丹东摇摇头。“随它去吧。让他们睡吧，让他们早上再搞清楚。因为这对卡米尔来说将是一件残酷的事。他将非要面对罗伯斯庇尔，可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巴雷盯着他看。“我的上帝啊，你没有意识到，是吗？他不会跟罗伯斯庇尔说的。他要跟你一起被关起来。”

路易丝看到他的身体软瘫下去。他在椅子上，人折叠成了两半，坐着，一只手放在眼前。

两点钟。“我过来，”林德说，“希望发现你再也不在这儿。看在上帝的分上，丹东啊，你还在痴心妄想干什么？你就是一根筋，要帮他们把你们搞垮搞完吗？”

“这我可没法相信哪，”丹东说。他凝视着奄奄一息的炉火。他要让人把卡米尔抓起来，就是在今天下午，我还看到他们谈得很投入，他样子友好，一直在微笑，哦，十足的伪君子啊！

路易丝匆匆忙忙地穿好衣服。她隔着他们坐着，用手捂住脸。她看到了他的脸，看见意志和力量从他身上耗光了。泪水在她指间往外渗。不过在她脑子里，一个固执倔强的微小信号敲出了它的旋律：你要自由了，你要自由了。

“我认为他们会让我到国民大会前面。林德，就没有人提醒他们，国民大会非要同意才能逮捕我们，国民大会非要解除不给我们听证的规定才行吗？”

“当然有。罗伯斯庇尔提醒过他们。比劳德告诉他，当你被牢牢靠靠地关起来的时候，他们将会获得大会同意。他们都是些非常害怕的家伙，丹东。他们把门闩插上，而且他们的行为举止就仿佛他们预料到你会随时破门而入，向他们扑过去一样。”

“可是林德，他说了什么？关于卡米尔？”

“我为他感到难过，”林德突然说。“他们把他打倒在地。他们给他一个直接的选择。可是，这个可怜的魔鬼啊，他居然觉得他非得为共和国活着。对他来说，这件事情一过，他的人生将是多么美好。”

“马拉在法庭面前受到指控，”丹东说。“吉伦特派把他逮捕，对他进行了审判，但是，在他们手中，事情给搞砸了。法庭把他无罪释放了。人民抬着他，胜利地经过了大街小巷。他回来的时候，比以前更强大了。”

“是的，”林德说。不过，他心想，在那些日子，法庭维护着自身的独立。所以，马拉才受到审判；可是，你认为，你得到的将是一场审判吗？

不过，他没有把话说出口。他看着丹东在定神，看到他在鼓足信心。“他们不能掐死我，是吗？”他说。“他们可以逮捕我，但是，他们得要让我开口说话才行哪。好啊，我准备接他们的招数。”林德站了起来。丹东拍拍他的肩膀。“我们倒要看一看，在我弄死他们之前，那些同性恋的东西看起来是什么怂样儿。”

马拉大街，凌晨三点：卡米尔开始谈话，声音稍微比嘀咕声高出了一点，不过流畅，毫不犹豫，仿佛他的部分思想已被释放。露西尔已经哭完了；她此刻坐着，望着他，经历了极端的情绪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麻木和处于催眠的状态，她现在就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隔壁房间里，他们的孩子还在睡觉。外面大街上鸦雀无声。房间里除了这个低声的嘴唇在动的声音，什么声音也没有；除了一支蜡烛的光亮，毫无光明。她心想，我们也许跟宇宙切断了，分开了。

“你明白，在1789年，我以为一些贵族会把我刺死。我会成为自由的殉道者，要是那样倒也很好，那样的话，在所有报纸上就会被报道了。后来我以为，在1792年，奥地利人回来了，开枪把我打死倒也不错，这样的话，事情很快就会了结，我就会成为民族英雄。”他把手放在喉咙上。“丹东说，他不在乎他们对他的看法，那些追随我们的人。我发现，我想要得到他们对我有好的看法。不过，我认为我不会获得他们的好感了，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林德说。

“不过，经历了所有这一切，死在爱国主义错误的一边，被指控为反革命，我却无法接受，无法忍耐。罗伯特，你愿意帮我逃跑吗？”

林德犹豫了一会儿。“现在没有时间了。”

“我知道没有时间，可是，你愿意吗？”

“不，我不认为我愿意，”林德轻轻地说。“我们都是牺牲者。卡米尔，对不起。”

在门口，林德用一只胳膊搂着他。“到你父母那里去。到早上，这儿就没你待的地方了。”突然，他回过身。“卡米尔，你真要逃跑吗？你真的做好逃跑的准备了吗？别让我崩溃，照我说的去做吧？”

卡米尔抬起头。“哦，不，”他说。“不，我真不想逃跑。我只是考验你而已。”

“为什么？”

“没关系，”卡米尔说。“你通过考验了。”他又一次把头垂下。

罗伯特·林德五十岁。他的年龄显示在他那干枯的行政人员的脸上。她在心里纳闷，人怎么样生活才弄出这么一张脸来的呢。

“天一定快要亮了，”露西尔说。“可还是没有人来呀。”

她希望——希望像扼杀者一样掐住了你的喉咙，使你的心脏乱蹦乱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罗伯斯庇尔推翻了这个决定，他找回了勇气，说服他们不要干，是不是有可能呢？

“我给兔子写过信，”她说。“我没告诉你。我请他回来支持我们一把。”

“他没回信。”

“是的。”

“他认为我死了之后他可以娶你。”

“那是路易丝说的话。”

“路易丝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

“没什么。卡米尔？你为什么叫他兔子？”

“人家还在想方设法弄明白为什么我叫他兔子？”

“是的。”

“没有原因。”

她听到下面有靴子在鹅卵石上走动的声音；她听到巡逻停止的声音。也许就是那样，她心想，只是常规的巡逻吧。毕竟现在是他们的巡逻时间。心欺骗人是多么厉害啊。

“有了，”卡米尔站了起来。“让莱特今晚不在，我感到高兴。那是现在朝着大街的那扇门。”

她站在房间中央。她意识到四肢像小狗一般的僵硬。她仿佛无法开口说话。

“你在找我吗？”卡米尔说。她注视着他。她还记得8月10号那天苏鲁死后的情景：他是如何把自己清洗干净，重新回到人声鼎沸的大街上去的。“你应该问一问我是谁，”他对长官说。“你是卡米尔·德穆兰吗，你大概要说，职业记者，国民大会代表，好像也许只有我们两人，非常相像。”

“瞧，现在天色还很早，”此人说。“你是谁，我太清楚了，没有你们两人。假如你感兴趣，这儿是逮捕令。”

“我可以跟我的小儿子道个别吗？”

“只有我们和你一起去才行。”

“我可不想吵醒他。难道我就不能单独有个一时半会儿的时间吗？”

那些人挪动了，在门和窗户前面站好了位置。“上星期有个人，”长官说，“去亲他的女儿，结果脑浆摔出来了。河对面的人从窗户跳出去，从四层楼上掉下去的，摔断了脖子。”

“是的，你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折腾，”卡米尔说。“当国家因为他而把脖子摔断的时候。”

“别给我们添麻烦，”此人说。

“没有麻烦，”卡米尔承诺。

“带些书去。”听到自己用充满虚张声势的声音说出话来，她感到惊愕。“你会感到无聊的。”

“是的，我会带的。”

“那就赶紧带。”长官把手放在卡米尔的手臂上。

“不，”她说。她一下子朝卡米尔扑过去。她用胳膊死死地搂着他的脖子。他们亲吻。“快点，”长官说。“女公民，让他走。”可她搂得更紧了，她把放在她手臂上的那只手支得远远的。过了一会儿，长官把她身体拉开，她用拳头对着他的下巴狠狠地打了过去，感觉到拳头的力量传遍了自己的身体，但是，她什么都没感觉到，因为她的头撞在了地板上。仿佛我是一只苍蝇，或者我是一只小鸟，她心想：我只是被摔远而已，我被掼倒了而已。

她孤零零的，一个人。他们把他推出了房间，下了楼梯，来到屋外。她从地上坐起。没有受伤，根本没有。她从沙发上捡起一只坐垫，用它抵着自己，她晃了一会儿，眼睛一片空白：她本想大喊出来的尖叫声，她本想说出的爱的言辞，现在都被锁在了喉咙里，像铁一样地被固定在那儿。她晃了晃自己。现在干什么？她得穿好衣服。她得写几封信，再把它们发出去。她得见见每一位代表，每一位委员会成员。她知道，她非得把事情开始做起来才行。她非得行动才行。她晃了晃自己。有大千世界，还有太极世界；有自由和虚幻的世界，那么就有真实的世界，我们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中，年复一年地观看着我们所热爱的人在捶打自己的锁链。她从地板上站起来的时候，感觉到这些锁链咬紧了她的肉身。我与你捆在一起了，她心想：与你捆在一起了。

在商廊的拐角处，丹东饶有兴致地把逮捕令翻了过来，在大声朗读。他行色匆匆。他没问他是不是能跟他的孩子们说声再见，他在妻子的头顶上随便地吻了一下。“我出去得越快，回来得就越快，”他说。“一天或者两天后再见。”在有人监护之下，他轻快地迈着步子出去，来到了大街上。

杜伊勒利宫，早晨八点：“你本来想要见我们的，”福奎尔-汀威尔说。

“哦，是的。”圣-约斯特抬头，笑了笑。

“我们原以为我们过来是见罗伯斯庇尔的，”赫尔曼说。

“不，公民主席：见我。有反对意见吗？”他没请他们坐下。“今天上午早些时候，我们逮捕了四个人，丹东、德穆兰、拉克洛瓦克斯、菲利普克斯。关于此事，我已起草好一份报告。今天晚些时候，我要把报告递交给国民大会。你嘛，从你的角度，为审判做好准备工作，把别的事情放一放，要把这件事当成紧急事务。”

“现在就到此住手吧，”赫尔曼说。“这是什么一种程序？国民大会还没同意逮捕这些人。”

“我们不妨把它当作形式嘛。”圣-约斯特扬了扬眉。“在这件事上，你不会跟我斗，是吗，赫尔曼？”

“跟你斗？让我提醒你一下我们的立场。虽然人人都知道，可是还不能证明丹东接受了贿赂。大家都知道的另外一件事，证据就在我们身边，那就是，丹东推翻了卡佩，缔造了共和国，拯救了我们，使我们免遭侵略。你打算用什么罪名来告他？他缺少狂热？”

“如果你怀疑，”圣-约斯特说，“对丹东有些所谓实质性情况的指控，欢迎你来浏览这些文件。”他把文件推到桌子对面。“你将看到，有部分在罗伯斯庇尔手中，有部分在我手中。你可以不看公民罗伯斯庇尔写的那些与卡米尔·德穆兰有关的文章。它们不过是些借口而已。事实上，你读完之后，我要把它们删掉。”

“这是一派谎言，”赫尔曼边读边说。“胡言乱语，地地道道的无中生有。”

“好了，”福奎尔说，“这是平常事。他跟米拉波、奥尔良、卡佩、布利索共谋。以前我们处理过这件事——事实上，是卡米尔教会了我们该如何对付。下个星期，要是我们获得快速裁决，我们也许就能加上‘与丹东合谋’。要一个人死，认识他就是犯了死罪。”

“如果丹东开始讨好公共画廊，”赫尔曼问，“我们该咋办？”

“假如你需要把他掐死，我们会给你提供手段。”

“哦，妙极了！”福奎尔说。“这四个被告都是律师，我觉得？”

“嘿，公民，鼓起勇气吧，”圣-约斯特说。“你向来表现出你自己能干。我的意思是说，你一向对委员会忠心耿耿嘛。”

“是的。你就是政府，”福奎尔说。

“卡米尔·德穆兰与你有关系，是吗？”

“是啊。我认为他跟你也有关系呀。”

圣-约斯特皱了皱眉头。“不，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样会影响你，让人不安。”

“喏，我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就是，”福奎尔说。

“那就好。”

“是啊，”福奎尔说。“假如你不想老是喋喋不休地说这事儿，我倒是感激不尽。”

“你喜欢卡米尔？”圣-约斯特问。

“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刚才声明过，这事儿和其他的事情没有关系。”

“不，我不过是想了解一下。你没有必要回答。现在，你现在把我说过的话回忆一下，这是一件紧急事务。”

“哦是的，”赫尔曼说。“委员会要拼命工作，直至这些家伙人头落地。”

“审判一定要么在明天开始，要么在后天开始。更倾向于明天。”

“什么？”福奎尔说。“你疯了吧？”

“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不大妥当。”圣-约斯特说。

“不过，伙计，证据呢，指控呢——”

圣-约斯特用一只手指轻轻地磕了磕摆在他面前的报告。

“证人呢，”赫尔曼说。

“需要证人吗？”圣-约斯特叹了一口气。“是的，我觉得你一定需要。那么去做吧。”

“在我们还不知道他们要叫谁做证人之前，我们怎么能传唤他们的证人？”

“哦，我会给你出点子的，”他转向赫尔曼，“不允许证人参加辩护。”

“一个问题，”赫尔曼说。“你为什么不派一些杀手把他们在牢房里杀了？上帝知道，我根本不是丹东派的人，不过，这么做就是谋杀。”

“哦，喂。”圣-约斯特感到愤怒。“你先是抱怨时间不够，然后，你又用无聊的问题把时间耗光。我到这里来不是跟你闲谈的。你非常清楚在众目睽睽之下干这些事情的后果。现在，下面这些人将要和我已经提名的那些人一起受到指控。埃罗，法布尔，你行吗？”

“文件准备好了，”福奎尔悻悻地说。

“骗子查伯，还有他的同僚巴希尔和德劳雷，两个代表——”

“为了使他们名誉扫地，”赫尔曼说。

“是的。”福奎尔说。“把政治家、骗子和小偷掺合在一起。公众将会认为，如果一个人因为诈骗受审，其他所有人必然也是因此而受审的。”

“假如你愿意让我继续把话说下去？跟他们一起的，还有一帮外国人，弗雷兄弟，西班牙银行家格兹曼，丹麦商人迪耶德里希森。哦，还有部队承包商德·艾斯巴拿克修道院院长。指控罪名都是阴谋、欺诈、囤积居奇、投机倒卖货币、与外国势力合谋。福奎尔，我要把这件事交给你来办。要指控，这些人当中任何一个都不缺少证据。”

“只指控丹东？”

“噢，现在，那是你的问题。顺便问一问，公民们，你们知道这些人都是谁吗？”

福奎尔眼睛向下看着。“当然，我知道。空白逮捕令，委员会签署。如果我可以讲出来的话，这是一项充满危险的活动。”

“是的，这是充满危险的活动，是吗？”圣-约斯特把文件翻开，在每一份上面都写上一个名字。“你现在想要看这些文件吗？”他把文件高举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同时轻轻地弹了弹它们，好让墨水晾干。“赫尔曼，这一份是给你的，还有公民检察官，这一份是给你的。”他又笑了，把文件折好，悄悄地放到外套里的一个口袋中。“只是为了防备审判的时候出现差错而已，”他说。

国民大会：会议开场的时候，会场秩序紊乱。首先站起来的是雷让德勒。他形容憔悴枯槁。兴许是街上的嘈杂声把他吵醒了？

“昨天晚上，大会的某些成员已被逮捕。丹东就是其中一位。我目前还不能确定其他几个。我要求，被拘留的国民大会成员们应该被带到下院法律协会去，接受我们的指控或者由我们赦免。我坚信，丹东的双手和我一样干干净净——”

窃窃私语传遍了整个会议大厅。有人把头从演讲者那边转开。当各个委员走进会场的时候，塔里昂主席抬起头来。考洛特的脸好像松耷耷的，从来没有使用过似的：直到今天的表演开始，他才装出了人模人样。圣-约斯特穿了件带金色纽扣的蓝外套，手里拿了很多文件。一阵令人震惊的窸窣声扫遍了整个长凳。警察委员会过来了：瓦蒂尔的脸毫无血色，拉得长长的，眼睛上方裹了块头巾。勒巴的脸神情肃穆。在他们赢得的短暂的沉默之中，他们好像伟大的悲剧家一样，在拖延他，公民罗伯斯庇尔，不可腐蚀之人，进场。在不同层级的长凳间的行距中，他迟疑了一阵，之后，他的一个同僚捣了捣他的小背。

登上讲坛时，他一言不发；把双手交叠在一起，摆在笔记上面。几秒钟过去了。他的眼睛把整个会场巡视了一番，同时把目光停留在那些他并不信任的人身上，据说，停留的时间是两次心跳那么久。

他开始发言：非常镇定，非常平稳。丹东的名字被他高声提起，像是给这个名字附加上什么威望似的。不过，从现在起，这个名字已经毫无威望：腐败偶像要被砸碎。他顿了顿。把鼻梁上的眼镜向上推到了前额。他眼睛盯着雷让德勒，是那种极其慢条斯理的近视的凝视。雷让德勒把他那屠户的巨手，他那曾经割喉、把牛放倒的双手，合在一起挤压着，挤得手指的骨节都发白了。很快，他站了起来，嘴里嘟嘟囔囔地在说：你误会了我的意图，你误会了我的意图。“暴露出恐惧之人都是犯罪之人，”罗伯斯庇尔说。他从讲台上下来，他那单薄惨白的嘴在微笑和蔑视之间弯成了曲线。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圣-约斯特在念报告，报告涉及丹东党羽的种种阴谋策划。他在起草报告的时候，就已经把被他起诉、站在他面前的那个人想象过了；他没有修改报告。要是丹东真的就站在他面前，这样的朗读要被来自公共画廊里他的拥护者的咆哮声打断，被他本人自我辩护的吼叫声打断；不过，圣-约斯特在对着空气念。有一阵沉默，这一阵沉默不仅加深了原有的沉默，而且还导致了眼下的沉默。他不动感情地在念，差不多是毫无节奏变化地在念，眼睛盯着他抓在左手上的文件。偶尔，他会抬起右臂，然后，歪歪斜斜地把它放到身体的一侧：这是他唯一的姿势，一种稳定的、机械的姿势。有一回，临近报告的结尾时，他把自己那张年轻的脸抬起，面对着观众，直接对他们说：“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许诺，“剩下的仅有爱国者了。”

马拉大街：“噢，我亲爱的，”露西尔对她的孩子说，“你打算跟我一起去见你的教父吗？不，也许不。把他带到我妈妈那里去，”她对让莱特说。

“你出门之前把脸洗一洗吧。脸都肿了。”

“他也许希望我大哭一场。他也许预料到了。他不会注意我的样子。他平时也不注意。”

“要是那样有可能的话，”路易丝·丹东说，“这地方比我们那里的情况还要坏。”

她们站在露西尔的客厅这个出事的地点。他们拥有的每一本书都堆在地毯上，书背破破烂烂的；抽屉和碗柜全部大开着，已经被人偷窃过。炉膛里的灰烬已经被人小心反复地耙过了。她伸手向上，把她雕刻的玛利亚·斯图亚特的那一端拉直。“他们把他所有的文件都拿走了，”她说。“信。一切。就连教堂神父的手稿都给拿走了。”

“如果罗伯斯庇尔同意见上我们一面，我们该说什么呢？我们该说什么呢？”

“你什么都不需要说，我会说的。”

“谁会想到国民大会就那样把他们交出去了，毫无抗议地！”

“我原本会想到的。除了你丈夫，没人能够当面反对罗伯斯庇尔。这儿有几封信，”她对让莱特说，“是写给公安委员会每个成员的。圣-约斯特除外，给他写信没有必要。这儿是写给警察委员会的信；这是写给福奎尔的，这些是写给不同代表的，你看到，这些信都写好了收信人。要确保把这些信立刻送出去。假如我收不到任何回音，马克西不愿见我，我就得想想新的办法了。”

在卢森堡，埃罗扮演了慷慨大方的东道主角色。毕竟，这儿曾是皇宫，而不是作为监狱设计的。“秘密孤单又寂寞，难道你觉得不是吗，”埃罗说。“时不时地，他们把我们锁上，隔开，不过，总的来说，我们住的方式还是最惬意的，也最适合交流。事实上，自从凡尔赛宫事件以来，我还从没见过像这样的地方。谈话充满睿智，行为举止最优雅得体，女士们请人把头梳好，一天三次变换发型。有正餐聚会。你想要的一切都有——就是缺少武器——你可以让人把它们送进来。但是说话要小心。这里有一半的人至少是线人。”

用埃罗作为“我们的沙龙”所描述的话来说，这些犯人检查新进的人。一个在旧政权时代的犯人把拉克洛瓦克斯结实的身架打量了一番：“这家伙会成为出色的教练，”他评头论足道。

迪龙将军一直在喝酒。他为此辩护。“你是谁？”他对菲利普克斯说。“我不认识你，是吗？你以前是干吗的？”

“我批评委员会。”

“啊。”

“哦，”菲利普克斯说，他意识到了什么。“你是露西尔的——哦，上帝啊，对不起，将军。”

“没关系。我不在乎你怎么想。”将军从牢房的一边晃到另一边。他用手臂搂着卡米尔。“既然你们都在这里，我要保持冷静，我发誓。我以前就警告过你。难道我没警告过你吗？我可怜的卡米尔。”

“你知道什么呀？”埃罗说。“那个偷盗成性的艺术委员会已经把他们的爪子伸到我拥有的第一版本上了。”

“他说，”将军边说边指着埃罗。“驳斥他们提出的指控，他将不屑为自己做辩护。那是怎样一种态度？他觉得这样合适，因为他是一名贵族。我也是。还有，我亲爱的，我是一名战士。别担心，别担心，”他对卡米尔说。“我们会从这里出去的。”

奥诺雷大街：“情况你已经看到了，”巴蓓特说，“有很多爱国者和他在一起，他不能受到打扰。”

露西尔把一封信放在桌上。“从一般的人性来讲，伊丽莎白，你要负责把这封信交到他手中。”

“这不会有什么好事，”她笑了笑。“他已经下定决心。”

在屋子顶层，罗伯斯庇尔兀自坐着，等这些女人走开。她们走到街上的时候，太阳从一块云层的后面突然冲了出来，之后，她们走到了河边，空气中透发出春天绿树碧草的芬芳。

从卢森堡的监狱中，卡米尔·德穆兰给露西尔·德穆兰这样写道：

我在牢房的墙壁上发现了一道裂缝。我把耳朵贴在上面，听到有人呻吟。我胆大妄为地说了几句，随后便听到一个穿着便装的病人的声音。他问我的姓名。我告诉他，听到我的名字时，他大声喊道：“哦，我的上帝啊，”他重又倒在床上，原来他是从床上把自己撑起来的。那个时刻我才知道，这是法布尔·德·伊格朗汀的声音。“是的，我是法布尔，”他说，“可是，你在这儿干吗呢？反革命运动已经来临了吗？”

在卢森堡进行的初步审查如下：

L·卡米尔·德穆兰，律师协会的职业律师，记者，国民大会代表，年龄四十四岁，马拉大街居民。革命法庭增补法官F-J·德尼索；革命法庭书记员代表F·吉拉德；检察官代表A·福奎尔和G·列昂顿列席审查。

审查记录如下：

问：借助于希望恢复君主专制，借助于摧毁全国代表以及共和政府，他密谋反对法兰西民族了吗？

答：没有。

问：他有辩护人吗？

答：没有。

因此，我们提名肖沃·拉嘎尔德做他的辩护人。

露西尔和安莱特到卢森堡花园去了。他们仰面对着房子的正面站着，眼睛在毫无希望地搜寻。她母亲怀里的孩子在哇哇大哭；他要回家。在其中一扇窗户边的什么地方，站着卡米尔。他身后半明半暗的房间里是张桌子，白天绝大多数时间，他就坐在这张桌边上，为他至今未接到通知却被指控在起草辩护词。四月生冷的风穿过露西尔的头发，把头发从头顶上吹得散乱不堪，歪歪扭扭，像个淹死的女人的头发。她的头在扭动，眼睛还在搜寻。他能看到她；可她却不能。

卡米尔·德穆兰给露西尔·德穆兰在信中这样写道：

昨天，把我的信捎给你的那位公民回来了，“噢，你见到她了？”我说，如同我过去常对修道院院长劳德雷维尔那样说话一样；我发现我自己正朝他看，好像你的身影一直在别人或者在他衣服的四周徘徊一样……。

牢门关上了。“他说他知道我会来。”罗伯斯庇尔往后倚在墙上。

他闭上眼睛。头发没有敷粉，在火把的光亮下，红得发亮。“我不该在这儿。我不该过来。可是我本想……我没法阻拦自己。”

“那就没事，”福奎尔说。他脸上显示出不耐烦，显示出某种揶揄；这种揶揄到底是针对谁来的，不可能说得清。

“只是他们说的事情而已。”

“没有事。他说，丹东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在幽暗中，他那双蓝绿色的眼睛在搜索般地寻找福奎尔的眼睛。

“我认为，他有一阵子认为，在审判之前，我会过来主动给他提供逃跑机会。”

“真的吗？”福奎尔说。“你不是那种人。他该知道。”

“是的，他该知道，是吗？”他从墙上把身子挺直，然后伸出手，任手指在墙上的石膏上划着。“再见，”他低声说。他们一言不发，走开了。突然，罗伯斯庇尔像死去了一样停止不动了。“听着。”从关上的门后面，他们听到了许多声音在嘀嘀咕咕作响，盖过嘀嘀咕咕的声音的是一阵巨大的而且不是故意发出的笑声。“丹东，”罗伯斯庇尔低声说。他的脸惊呆了。

“过来吧，”福奎尔说：可罗伯斯庇尔还是站着在听。

“他怎么会？他怎么会在大笑呢？”

“你打算整夜就站在这里吗？”福奎尔发问了。跟这个不可腐蚀之人在一起，他向来谨慎小心，做事说话做到正确无误，可是，不可腐蚀之人现在在哪儿呢？偷偷摸摸地在监狱里四处交易，提价格，还有，许诺。福奎尔看到一个发育不全的年轻人，因为痛苦，四肢在毫无知觉地哆嗦，他那沙粒般的睫毛湿湿的。“把丹东的暴民转移到门房监狱去，”福奎尔在他旁边说。“瞧，”他一边说一边把头转回，“你会把他打败的。”

他抓住阿拉斯蜡烛般的手臂，把他从牢房里硬生生地拽了出来，推进了夜色。

司法大楼，芽月13号上午八点：“先生们，让我们直接谈正事吧，”福奎尔对他的两个检察官代表说。“今天，我们让这些形形色色的伪造者、骗子，还有骗子，加上六个声名显赫的政治家，站在审判席上。如果你们朝窗户外面看一看，你们会看到一群群人；事实上，不用看，你们就能听到他们的声音。这样一些人，如果处置失当，将会使我们的事业朝着错误的方向倾倒，威胁到首都的安全。”

“没有什么法子把他们消灭掉，这真是件憾事，”公民弗洛瑞尔特说。

“共和国没有为审判提供法官密室，”福奎尔说。“你非常清楚在公众眼里做这些事情的重要性。不过在新闻媒体中，什么都没有。现在——至于说到我们的这个案子，它根本就不存在。圣-约斯特递交给我们的报告是——噢，是一份政治文件。”

“你的意思是谎言，”列昂顿暗示道。

“是的，确实如此。从我个人角度来看，我毫不怀疑丹东罪大恶极，够得上处以几次死刑，但是，这不意味着他犯有我们现在控告他的这些罪。我们可以弄得出来的证人没有一个不担心，他们会脱口说出，说出一些对委员会极其不利的话来。”

“我发现，你的态度是失败主义者的态度，”弗洛瑞尔特说。

“我亲爱的弗洛瑞尔特，我们都知道，你在这里当公民罗伯斯庇尔的间谍。不过，我们的工作是要揭开肮脏的、辩论一般的阴谋诡计，而不是为了喊几句口号和几句口头禅。现在，请你考虑反对意见。”

“我接受，”列昂顿说，“说到反对意见，你不是指那些倒霉的、被选中当辩护律师的人吧？”

“我怀疑他们是不是敢对他们的客户说话。对这些人来说，丹东当然非常有名；他是巴黎最厉害的演说家，而且也是比你们在座的任何一位都要高明的律师。法布尔嘛，我们不需要担心。他的案子已有许多宣传报道，不过，所有的报道对他都不利；因为他现在病得厉害，所以他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埃罗要另当别论。如果他放下身段，进行辩论，他将会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告他。”

“我觉得你手头有份文件，是与那个女人卡佩有关的？”

“是的，不过，在修改信件内容的时候，我倒认为，不要急于把这份文件拿出来。现在，对菲利普克斯，我们不可掉以轻心。他虽然没有其他人那么有名气，但是，我担心，他在态度上决不妥协让步，似乎他并不害怕我们要对他采取什么措施。代表拉克洛瓦克斯当然是个头脑冷静的家伙，有点赌徒的味道。我们的线人报告说，到目前为止，他还把整个事情当作玩笑在对待。”

“谁是我们的线人？”

“监狱里面的？一个名叫拉弗洛特的人。”

“我倒是担心你的堂兄卡米尔，”弗洛瑞尔特说。

“还有一次，我们的线人做了有用的观察。他把他描述成一个歇斯底里、神志错乱的家伙。好像他在声称，公民罗伯斯庇尔在卢森堡秘密拜访过他，而且还主动要拿自己的性命为他受到指控做举证辩护。这一定是个荒谬的故事。”

“他一定是疯了，”列昂顿说。

“是啊，”福奎尔说。“也许他真是这样。审判的头几个小时，我们的目的必须是在心理上使他感到惊慌，在气势上使他被吓倒，在精神上使他感到恐怖。这倒不是特别困难，不过，要阻止他不做举证辩护，这才至关重要，因为，记得1789年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对他还是有所寄托的。不过，现在，弗洛瑞尔特——我们的优势在哪儿，你愿意说出来看看？”

“时间，公民。”

“说得对。时间对我们有利。自从布利索的审判以来，程序是，如果过了三天，陪审团宣布自己感到满意，那么审判就可以到此为止。这意味着什么呀，列昂顿？”

“在选择陪审团的时候要小心。”

“你知道，你们两人真的干得相当漂亮出色。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进行吗？”福奎尔掏出他那份革命法庭常规陪审员的名单。“木匠特林查尔德，修鞋匠德斯博瓦苏克斯，他们听上去是一对不折不扣的平民嘛。”

“可以信赖的人，”弗洛瑞尔特说。

“还有莫利斯·杜普莱，此人可能更加成熟老到吧？”

“不。公民罗伯斯庇尔本人已经否决让他在陪审团中出现。”

福奎尔咬了咬嘴唇。“此人我永远搞不懂。好了，那么，做假发的加雷，他一向配合。我认为他需要获得这份工作，不可能有许多人需要假发。还有卢米艾尔。”他把另外一个名字划掉了。“他也许需要一些鼓励，不过，我们会给他提供鼓励的。”

列昂顿朝检察官偷窥了一眼。

“8月10号勒洛瓦怎么样？”

“好极了，”福奎尔说。他在这个人的名字旁边做了个记号，此人从前是勒洛瓦·德·蒙特弗洛伯特，法国侯爵。“现在呢？”

“我们得把苏波尔毕耶尔加进来。”

“他是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两个人的朋友。”

“不过，我觉得他讲究公正原则，”弗洛瑞尔特说。“弄不好他要帮倒忙，助长他们的威风。”

“为了抵消他的力量，”福奎尔说，“我们要把小提琴制作人雷诺丹加进来。”

弗洛瑞尔特笑了。“妙极了。那晚，他把卡米尔打倒在地的时候，我本人就在雅各宾派俱乐部。不过，他们吵架的原因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

“只有上帝晓得，”福奎尔说。“雷诺丹，毫无疑问，明显不理智。如果你在法庭上跟我堂兄讲话，你还能记得别喊他的基督洗礼姓名吗？”他对着名单蹙了蹙眉。“我不知道还有谁绝对牢靠。”

“他？”列昂顿一边说，一边用手指。

“哦不，不。他喜欢推理，我们不需要推理之人。不，我恐怕，我们得继续采用由七人组成的陪审团。哦好了，他们几乎没有能力进行辩论。你知道，我一直在说话，好像跟什么较量似的。不过，我们不是在这儿玩我们能输得起的游戏。十一点钟，在法庭跟你们碰头。”

“我叫丹东。这个名字在革命时期还算众人皆知。就职业而言，我是一名律师，我出生在奥布县的阿希斯小镇。几天之后，我的住所将会销声匿迹。我住过的那个地方将会成为历史。”

第一天。

“那口气听上去是明显地悲观嘛，”拉克洛瓦克斯对菲利普克斯说。“所有这些都是什么人？”

“法布尔，你当然知道，这是查伯——见到你气色这么好，我真感到高兴——迪耶德里希森，这是菲利普克斯——这是伊曼纽尔·弗雷——你应该跟他们有过合谋吧。”

“见到你真高兴，代表菲利普克斯，”弗雷兄弟当中有人说话了。“你以前是干吗的？”

“我干批评委员会这活儿。”

“啊。”

菲利普克斯在数人头。“我们有十四个人。他们要审判整个东印度公司诈骗案。如果尚有公正存在，这要花上法庭三个月的时间。可我们只有三天时间。”

卡米尔·德穆兰站了起来。“不同意，”他边说边用手指着陪审团。他尽可能说话简洁，希望他能避免说话结结巴巴的情况。

“借助于你的委员会把他打垮，”赫尔曼立刻说。

“我在为我自己辩护，”德穆兰厉声驳斥道。“我反对雷诺丹。”

“凭什么理由？”

“他已经威胁到我的性命。我可以请几百个证人作证。”

“这真是无聊的反驳。”

有人大声宣读警察委员会关于东印度公司事务的报告。这花去了两个小时。然后宣读指控。这又花去了一个小时。法庭后面，在齐腰高的障碍物后面，旁观者挤到了门口：门外和沿街都是。“他们说，人们站成的队伍延伸到铸币厂那么远了，”法布尔低声说。

法布尔用一只手摸了摸脸。他瘫坐在扶手椅中，这椅子通常是预留给被告人中的头号人物坐的。昨晚，当犯人被转移到门房监狱的时候，他快不能走路了，两个卫兵扶着他，上了封闭的马车。偶尔，他的一阵咳嗽盖过法布里休斯·巴雷的声音，法庭的这个文员便抓住机会停下来喘气。他的眼睛一次又一次地游移到他主人丹东冷漠的脸上。法布尔掏出手帕举到嘴上。他的皮肤看上去既潮湿又没有血色。有时候，丹东转过身来直视着他；再过几分钟，他又会转身去注视卡米尔。在陪审团上方，一柱柱侵蚀性的阳光在黑白大理石上搜寻。午后的时光在慢慢消逝，一圈不该出现的光晕在8月10号雷洛瓦的头上形成。皇宫里，丁香树上的花儿正盛开着。

丹东：“这种做法必须停止。我现在要求获得听证。我要求获得给国民大会写信的许可。我要求任命委员会。卡米尔·德穆兰和我本人希望谴责公共——委员会里的专制行为。”

欢呼的咆哮声把他淹没了。他们高喊着他的名字；他们拍手，他们跺脚，他们高唱《马赛进行曲》。骚乱向后退回到街上，动荡不安和混乱一下子变得如此巨大，气势磅礴，庭长的摇铃声都听不到了；他气急败坏，像是在表演哑剧似的，对着几个被告摇铃，拉克洛瓦克斯对着主席摇晃着自己的拳头。不要慌，不要慌，福奎尔嘴里喊道：当赫尔曼让自己的声音被人听到的时候，那已是休庭时刻了。犯人被带到下面的牢房中。“畜生，”丹东简洁地说。“明天我要把他们剁成碎肉。”

“出售？我，出售？像我这样的人再高的价格也不够。”

第二天

“这是谁？”

“哦，不是旁人，”菲利普克斯说。“此人是谁？”

丹东瞥了一眼。“这是公民鲁伊艾尔。他是司法部长——或者说，过去曾是。公民，你在这儿干什么？”

鲁伊艾尔和几个被告人一起落座。他没吭声，看上去是被吓呆了。

“福奎尔，你说此人干过什么事？”

福奎尔抬头，瞪着眼睛看看几个被告，然后再把目光转回到他手中拿着的那份名单。在一阵恼羞成怒的嘀咕声中，他跟他的代表们在商量。“可是，你当时这样说过的——”弗洛瑞尔特坚持说。

“我说过传唤他，我没说逮捕他。你他妈的真是自作主张！”

“他不知道他做过什么事，”菲利普克斯说。“他不知道。不过他会很快就会想出个什么名堂的。”

“卡米尔，”埃罗说，“我确实相信你堂弟无能。对于刑法协会来说，他真是丢人现眼。”

“福奎尔，”他堂兄问他，“首先，你究竟怎么弄到这份工作的？”

这位检察官在文件中翻来找去。“究竟什么，”他在嘟囔。他走近法官的办公桌。“操他妈的，”他对赫尔曼说。“不过，别让他们知道。他们要让我们成为笑料。”

赫尔曼叹了口气。“我们大家压力很大。我希望你使用更为得体的语言。就让他在那儿，最后一天，我会命令陪审团说，没有足够的证据，他们必须无罪释放。”

副庭长仲马浑身散发着酒精臭味儿。因为拖延感到无聊了，后面的群众动了起来，好不耐烦，充满了危险。另一个犯人被带了进来。“天堂里的上帝啊，”拉克洛瓦克斯说，“是韦斯特曼到了。”

韦斯特曼将军，旺代战役的获胜者，在几个被告人面前坐好他那好争好战的身躯。“这些究竟是些什么人？”他甩着大拇指跟查伯和他的朋友说话。

“好几个刑事犯，”埃罗告诉他。“你跟他们一起耍奸使诈玩过阴谋。”

“是吗？”韦斯特曼抬高了声音。“福奎尔，我不过是个什么军事小头目而已，是个傻瓜笨蛋，你怎么看？在革命之前，我是斯特拉斯堡的一名律师，我知道事情该如何处理。没有给我指派辩护律师。我没有接受过初步调查。我没有受到指控。”

赫尔曼抬起头。“那是形式。”

“在形式上，”丹东为了取得幽默效果，故意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大家全在这儿嘛。”

几个被告人当中突然爆发出一阵充满懊悔的大笑。这句话传到了法庭后面。群众鼓掌欢呼，一排无裤党派的爱国者摘下帽子在挥舞，他们高唱《法国革命要成功》，而且还在含混不清地高呼“向灯柱律师致敬”。

“我只好要求你们保持秩序，”赫尔曼冲着丹东大吼道。

“要求我保持秩序？”丹东霍地站了起来。“就我而言，好像你只好要求你讲尊严和面子。我有言论权。我们大家都有听证权。该死的混账东西，是我成立了这个革命法庭。我理所当然知道它该如何运作。”

“难道你没听到铃声吗？”

“一个为了性命而受审的人注意不到铃声。”

从公共画廊传来的歌声变得更加高亢嘹亮了。福奎尔的嘴巴在嗫嚅着，可是什么也无法听到。赫尔曼闭上了眼睛。所有公安委员会的签名在他睫毛前面跳起舞来。过了十五分钟，才恢复了秩序。

还是东印度公司的事。检察官们知道，他们在这个地方有文章可做，所以他们死死地盯着这个话题不放。法布尔把垂到胸口的下巴抬了起来。过了几分钟，他又索性由它下垂到胸口。“他该有个医生在身边的，”菲利普克斯说。

“他的医生在忙别的事儿。在陪审团里。”

“法布尔，你不会死在我们手里，是吗？”

法布尔努力挤出病人才有的微笑。丹东能感觉到那种恐惧，这种恐惧让位于他和拉克洛瓦克斯之间的卡米尔浑身僵硬。卡米尔昨天晚上整整一晚都在写东西，因为他相信，最后他们还是会让他演讲的。到目前为止，每当他张开嘴巴，法官们总是恶狠狠地不让他发言。

政府金融专家坎本发言，就利润、就股票证明、就银行操作程序以及外汇规章制度进行举证。在审判过程中，他将成为唯一被传唤到庭的证人。丹东打断了他的讲话：

“坎本，听着：你觉得我是保皇派的人吗？”

坎本朝他那边看了看，笑了。

“看，他笑了。法庭书记员公民，看到了吧，把他的笑容记下。”

赫尔曼： 丹东，国民大会告你对杜姆雷兹表示了过多关照，告你没有揭发他的真实本性和真实意图，告你帮助他实施摧毁自由的阴谋计划，比如，把武装部队开进巴黎，镇压共和国政府，恢复君主制度。

丹东： 我现在可以回答吗？

赫尔曼： 不。公民巴雷尔，大声宣读公民圣-约斯特的报告——我指的是，公民传给国民大会以及雅各宾派俱乐部的那份报告。

两个小时。被告人现在已经分成了两大阵营，六个政治家和将军试图在他们和小偷之间保持距离，但是这样做很难。菲利普克斯聚精会神地在听，还在记笔记。埃罗好像沉浸在自己的心思中；人们吃不准他是在倾听法庭上的讲话。时不时地，将军发出不耐烦的噪音，为了让某个观点解释清楚，他在拉克洛瓦克斯耳边发出嘶嘶的声音；拉克洛瓦克斯很少时候能帮他。

群众为阅读的第一部分内容已经感到骚动不安了。不过，随着报告的含义变得清晰，一阵深深的沉默控制了整个法庭，像一只动物回到了它的老窝一样，偷偷摸摸地穿过越来越暗的会议大厅。敲响的钟声表明，报告宣读已有一个小时。赫尔曼清了清喉咙，在他桌子的后面、背对着被告人的福奎尔伸了伸腿。突然，德穆兰的神经啪地断了。他把一只手放到脸上，心想，在那里干什么呢，焦躁不安地把头发往后轻弹了一下。他迅速扫视了在他左右两边的一张张脸。他把一只拳头放在另一只手的掌心里，用嘴挤压着手指的骨节；然后，一边把手从脸上拿开，一边抓住身体两侧的凳子，直到指甲因为用力变白为止。公民罗伯斯庇尔的座右铭在刑事案件中管用：露出恐惧之人就是犯罪之人。丹东和拉克洛瓦克斯抓住他的手，偷偷地把它们抓到他们身体的两侧。

巴雷念毕，念到最后几个短语时，声音变得沙哑起来。他把文件丢在桌上，一页一页的文件朝外面散开。他累了，假如再有一些文件，他会当场中止，哭出声来的。

“丹东，”赫尔曼说，“你现在可以讲话了。”

他站起来的时候，心想，菲利普克斯在笔记上记了什么内容呢。因为没有一项声明他能把它拉出来，把它大声吼成诽谤中伤；没有一项指控他能把它高举起来，然后把它打倒在地，用脚践踏。哪怕只是一项具体的指控……说你，乔治-雅克·丹东，在1792年8月的第十天确实密谋叛国也好……不过，这是他非得为之辩护的整个事业：整个生命，革命中的生命，反对这种谎言和含沙射影的组织肌体，这种真相的流产。圣-约斯特一定已经仔细研究过卡米尔为了反对布利索而撰写的文章了；那是控告我的技术之如此纯熟的根本原因。他脑子里迅速地想到卡米尔当初对他的事业所采取的干净利落、充满歹意的手段。

十五分钟过后，他找到了让自己的声音传遍大厅的那种快乐和力量。长时间的沉默结束了。人们重新开始鼓掌。有时候，他只好停下，让喧哗声淹没自己。之后，吸好气，重新演讲，力量比原来更加强劲有力。法布尔教过他，而且教的得法。他开始把自己的声音想象成一件进攻的实物器具，一股千军万马的力量；把自己的声音想象成是来自某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火山口熔浆，在烫伤他们，在煮沸他们，在活活埋葬他们。活活埋葬他们。

一位陪审团成员打断他说：“你能够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当普鲁士人在伏尔美撤退时，我们的部队没有乘胜追击呢？”

“我真遗憾不能给你们说明。我是一名律师。军事情况对我来说是一部尚未打开的书。”

法布尔的手从他椅子的扶手上松开了。

有时候，赫尔曼妄图在关键时刻打断他；丹东则鄙夷不屑地把他压住。听到法庭上的每一次失败，人群中就爆发出欢呼声、口哨声，声调很高的带有嘲讽性的评判声。很多剧院空了；这里成了城市里唯一的表演。表演的就是此刻的这番情景——这是一出表演，而他正好精通此道。此时此刻，他们都在他的身后，不过，要是罗伯斯庇尔走进来，难道他们不会为他喝彩，喝彩到声音回肠荡气的程度吗？巴雷·杜彻斯尼过去曾是他们的英雄，可是，当他们的缔造者在死囚羁押车上哀求宽恕的时候，他们大笑，发出嘘嘘的声音。

第一个小时过去了，他的声音和原先一样雄浑有力。在这个阶段，体力不成问题。像一名竞技运动员一样，他的肺在做他训练过它们该做的事。不过，眼下他没有咬住论点，或者逼出辩论的要点，为了保全性命，他在说话。这是他计划好的、他等待着的、他期盼着的目的：最后的对峙。不过，随着白昼在慢慢地消逝，他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在对着一个内心的声音说话，那个声音说，他们容许这样的对峙，是因为问题已经定了性：你就是一个死人。福奎尔提出的问题令他一下子愤怒到了极点：“把告我的人带过来呀，”他高声喊道。“把我的证据，部分证据，一丝一毫的证据拿过来呀。我强烈要求告我的人到我面前来，与我当面对质。要是你把这些人带过来，我要把他们抛到无声无息的地方，他们从那里当永远不会出现。如果你们出来，你们这些肮脏的骗子，我要把你们脸上的面具撕破扯烂，把你们交给人民去复仇去解恨。”

又过去了一个小时。他要喝水，可他不敢。赫尔曼坐着，弓着腰，一边看着法律书，一边注视着他，嘴巴稍稍地张开。丹东觉得，好像他省里的所有灰尘全都跑进了他喉咙里，超过阿希斯所有呛人的黄色的乡下尘土。

赫尔曼给福奎尔递了一张纸条。“半个小时之后，我将取消丹东的辩护。”

最后，趁他还能辩护的时候，就是不要给他辩护的机会，他清楚他声音中的力量正在减弱。还有明天的战斗；他可承担不起让声音变得嘶哑这个代价。他拿出手帕，擦了擦前额。赫尔曼跳了起来。

“证人已经累了。我们要休庭到明天。”

丹东咽了一下口水，为了一次最后努力，他抬高了声音。“那时候我再重新辩护。”

赫尔曼点头同意了。

“那么明天我们要有我们的证人。”

“明天。”

“你有我们希望要传唤的那些人的名单。”

“我们有你们的名单。”

群众中的掌声坚定有力。他回望着他们。他看到法布尔的嘴唇在嚅动，扭曲着要表达他的话。“继续说，乔治。假如你现在停下来，他们再也不会让你说了。现在继续，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我不能。我的声音一定要恢复。”他坐下，定定地盯着前方。他把领结使劲扯开，“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芽月14号晚上，在杜伊勒利宫：“你大概同意我的看法了，”罗伯斯庇尔说，“你还没有做得很出格。”

“骚乱非要听到才能相信。”福奎尔在房间里踱着步。“我们担心群众会把他们从我们手中抢走。”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你尽管放心。事情还没有发生。人民对丹东并没有特别的感情。”

“公民罗伯斯庇尔真令人敬佩——”

“这我知道，因为这些日子他们对任何人都没有特别的感情。我有经验，我知道该如何判断这些情况。他们习惯了看看场面。仅此而已。”

“要取得进展还是不可能。在他辩护的过程之中，丹东不断地向群众呼吁。”

“这就犯错了。需要的是互相审查。赫尔曼不应该批准发表演讲。”

“要保证他不会继续这样，”考洛特说。

福奎尔点了点头。他记得丹东说过的一个表达：这些三四个正在毁灭罗伯斯庇尔的犯人。“是啊，是啊，当然，”他对他们说。

“假如明天情况不见好转，”罗伯斯庇尔说，“给我们送张纸条过来。我们要看看能帮上什么样的忙。”

“好啊，你能做些什么呢？”

“在布利索的审判之后，我们采用三天的规则。不过，这太迟了，没什么用处。福奎尔，当你们需要它们的时候，没有理由不使用这个新程序。我们不想这件事花更长的时间。”

被毁灭了，被腐蚀了，福奎尔心想，救星的血流干了：他们伤透了他的心。“是啊，公民罗伯斯庇尔，”他说。“谢谢你，公民罗伯斯庇尔。”

“德穆兰家的那个女人一直在捣乱，”圣-约斯特突然说。

福奎尔抬起头。“小小的露西尔能捣什么乱呢？”

“她有钱。她认识许多人。自从出了逮捕的事以来，她就一直在城里转悠。她好像绝望了。”

“明天早晨八点开始，”罗伯斯庇尔说。“你们或许能挫败那一帮家伙。”

卡米尔·德穆兰给露西尔·德穆兰的信中这样写道：

沿着革命悬崖我已经行走了五年，没有坠落，而且，我现在还活着。我曾梦见一个全世界人民都要羡慕的共和国；我根本不会相信，人竟会如此凶残，如此不公。

“一年前的一天，和今天一样，我成立了革命法庭。我请求上帝和人类宽恕。”

第三天

“我们要继续，”福奎尔说，“审问伊曼纽尔·弗雷。”

“我的证人在哪儿？”

福奎尔装出惊讶的样子。“证人这个问题由委员会负责，丹东。”

“由委员会负责？委员会为什么要负责这种事？这是我的合法权益。如果你们不把我的证人准备妥当，我就要求恢复我的辩护权。”

“不过，和你一起受到指控的犯人一定要听到。”

“他们一定要听到吗？”丹东朝他们看看。他心想，法布尔正奄奄一息。在他胸腔内的什么器官开裂、把他淹死在自己的血泊中之前，断头台是不是要砍掉他的头还是个尚未确定的问题。昨晚菲利普克斯没有睡觉。他就他三岁的儿子这个话题说了几个小时的话：一想到孩子，他就要瘫倒。他们居然把他当成了好斗之人；埃罗的表情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他与这个法庭不会再有任何关系。卡米尔正处于情绪崩溃状态。他口口声声说，罗伯斯庇尔到他的牢里来看过他，拿他自己的性命为这个起诉作证，做辩护：他的性命，他的自由，还有他的政治改造。没有旁人来看过他：不过，丹东倒情愿相信，情况可能会是这样。

“对，拉克洛瓦克斯，”他说，“伙计，继续。”

拉克洛瓦克斯一下子站了起来。他有一副参加过一场危险运动而显得既紧张又过于兴奋的样子。“三天之前，我递交了一份我的证人名单。可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人被传唤过来作证。我要求检察官当着人民的面解释，是谁看到我试图把自己的名字抹去的，为什么我的合法要求遭到拒绝。”

保持镇定冷静，福奎尔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与我无关，”他天真地说。“我可没有反对传唤你的证人。”

“那就下令要求传唤他们。对我来说，知道你对此并不反对，这可不够。”

突然骚乱就在眼前。堂兄卡米尔站在拉克洛瓦克斯身边，为了撑住自己，他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好像是顶风而立时在支撑自己一样。“我已经把罗伯斯庇尔放在我的证人名单上了，”他的声音在颤抖。“你叫他过来好吗？你叫他过来，好吗，福奎尔？”

福奎尔没吱声，也没有从他站立的地方挪动，他给人这样的印象：他要穿过法庭，去把他的堂兄打倒在地：可这也会使人感到惊讶呀。卡米尔一边喘着气，一边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不过，赫尔曼又感到惊慌失措了。赫尔曼啊，福奎尔心想，你真是个垃圾律师。假如这就是阿特瓦律师协会能提供的全部能人，福奎尔心想，那么他，可能就要登上这个协会的巅峰了。不过，之后，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处巅峰了。

他猛地不耐烦地走到法官那边。

“今天这里的人比昨天更糟，”赫尔曼说。“囚犯们也比昨天更糟。我们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福奎尔对被告发话。“停止这样的胡搅蛮缠，应该是时候了。对于法庭来说，对于公众而言，这是一出丑闻。关于这场审判究竟该如何进行，我要派人到国民大会去请示，我们会字字句句服从大会的建议。”

丹东朝拉克洛瓦克斯斜靠过去。“这也许是转折点。他们听到这种颠倒是非的情况时，他们会恢复神志，给我们一次听证机会。国民大会我有朋友，有很多朋友。”

“你这样认为吗？”菲利普克斯说。“你是说有很多欠你人情的人。假如这样下去，过不了几个小时，他们就不会认为非要报答你不可了。我们怎么知道，他会把真相告诉他们？或者圣-约斯特会找出别的什么事情来恐吓他们？”

安东尼·福奎尔-汀威尔给国民大会的信这样写道：

从我们开始的那一时刻起，我们就经历了一场特别惊心动魄的审判。被告人用最凶狠的方式坚持说，为了辩护，他们要有证人接受审问。他们号召民众见证他们称之为剥夺他们公正申诉的审判。尽管庭长以及整个法庭采取了坚定立场，但是他们反复重申的要求还是妨碍了此案。此外，他们公开宣布，他们将要继续不停地这样打断审判，直至他们的证人被传唤到庭。因此我们向您求助，在我们就他们要获得证人这一要求做出回答方面，征求您的权威裁决。

杜伊勒利宫：罗伯斯庇尔紧张的手指在桌上不停地敲着。他对目前的情形感到并不满意。“出去吧，”他对线人拉弗洛特说。

门一关好，圣-约斯特就说，“我觉得这样行。”罗伯斯庇尔朝下盯着福奎尔的信看了看，不过他的眼睛没有记住新内容。圣-约斯特重又说话时，他语调中的那种急切感使罗伯斯庇尔突然把头抬了起来。“我要到国民大会告诉他们，一场危险的阴谋已经被挫败。”

“这个你信吗？”罗伯斯庇尔说。

“什么？”

“一场危险的阴谋。你明白，我对露西尔并不熟悉。这是在监狱里说过的什么话吗？这是真的吗？这是拉弗洛特上楼的时候想出来的话吗？要么……就是你把你想要听到的话放到了他的嘴里？”

“线人总是把你想要听到的话告诉你。瞧，”圣-约斯特不耐烦地说，“这样行。我们需要它。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不过，这是真的吗？”罗伯斯庇尔坚持问。

“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对她进行审判。与此同时，形势迫使我们根据它来采取行动。我必须说，依我看，整个情况听上去令人信服。自逮捕发生的那天早晨起一直到现在，人们一直看到她在这个城市的四周转悠，好像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她不是傻瓜，是吗？毕竟，迪龙是她的情人。”

“不。”

“不？”

“她根本没有情人。”

圣-约斯特大笑。“这个女人臭名远扬。”

“这是没有根据的嚼舌头。”

“可大家都在说。”同样兴奋的语调。“他们在皮克广场的时候，她毫无廉耻地做丹东的姘头。她跟埃罗还有染。大家都知道这些破烂事儿。”

“他们以为他们知道。”

“哦，你只看到你想要看到的东西，罗伯斯庇尔。”

“她根本没有情人。”

“那么，迪龙的事你怎么解释？”

“他是卡米尔的好友。”

“那么好吧，迪龙是他的情人。我确信对我来说都是一样。”

“我的上帝啊，”罗伯斯庇尔说。“你做得出格了。”

“共和国必须效忠，”圣-约斯特激情澎湃地说。“我对这些肮脏的私人交往毫无兴趣。我想要的一切就是给予法庭消灭他们的手段。”

“听我说，”罗伯斯庇尔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我们已经开始，就无退路可言。因为，如果我们犹豫不决，他们就会对我们实施反扑，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使我们处于他们现在所处的境地。是啊——用你优雅的表达来说，我们必须消灭他们。我会让你这么干的。不过，我不一定会因此对你存有好感。”他转身用他那冷冷的目光看着圣-约斯特。“很好，到国民大会去。你告诉他们，通过线人拉弗洛特，你发现了狱中的一个阴谋。那个露西尔·德穆兰得到了敌对势力的经济援助，伙同迪龙，狼狈为奸，密谋释放卢森堡监狱中的犯人，在国民大会外面引起武装骚乱，暗杀委员会成员。然后，再请求国民大会通过一项法令，禁止犯人讲话，要么在今天，要么在明天上午结束审判。”

“这儿有份逮捕露西尔·德穆兰的命令。如果你签了字，会增强这件事的说服力。”

罗伯斯庇尔拿起笔，看都没看一眼，就在纸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这几乎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她不想活了。圣-约斯特？”年轻人转身，看着他坐在桌子后面，双手在身前紧握着，一副苍白无力、身体紧缩、高度自律的样子。“等这件事告一段落，卡米尔死了的时候，我就不会听到你写给他的墓志铭了。没人再会提起他。我绝对禁止有人提起他。等他死去的时候，我自己会想起他，自个儿地。”

1795年，革命法庭的文员法布里休斯的证词在安东尼·福奎尔-汀威尔的审判会上是这样提供的：

就连福奎尔与他可敬的同僚弗洛瑞尔特，尽管他们非常凶残，都好像遭受了这些人的雷劈一般，这位宣誓证人认为，他们会没有勇气消灭他们。他不知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使用的卑鄙手段，他也不知道在卢森堡监狱一场阴谋正在酝酿，借助于这场阴谋……。国民大会的顾虑被打消了，被宣布为非法的法令到手了。这个致命的法令到了，是由（警察委员会的）阿马尔和伏兰德带来的。他们到达时，这两个绝望之人正在证人大厅：担心他们的伤害对象会从死亡之中逃脱；他们迎接这位宣誓证人。伏兰德对他说，“我们抓住了他们，这些骗子，他们在卢森堡密谋。”他们派人去寻找福奎尔，他正在法庭上。他立刻就出现了。阿马尔对他说，“这是一样使你的生活更加轻松释然的东西。”福奎尔面带微笑，回答说，“我们再需要它不过啦。”他重新走上法庭，摆出一副左券可操的架势……

“他们要谋害我妻子啦。”

卡米尔惶恐万状的呼叫声在回荡，盖过了法庭上的各种嘈杂声。他试图冲向福奎尔，可是丹东和拉克洛瓦克斯拦住了他。他挣扎，冲着赫尔曼骂了些什么，之后，突然抽泣起来。警察委员会的瓦蒂尔和大卫对陪审团悄悄耳语。他的目光从被告人身上离开，福奎尔开始大声宣读全国委员会法令：

庭长该当使用一切法律许可的手段，旨在使他的权威和革命法庭的权威受到尊敬，旨在打压被告人扰乱公共秩序、阻止司法过程的一切企图。现下令，所有被告犯有阴谋罪过之人，所有抵制或侮辱全国司法之人应被宣布为非法分子，应当不再需要接受任何形式的判决。

“看在上帝的分上，”法布尔低声说。“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拉克洛瓦克斯平静地说，“从现在起，他们绝对控制审判方式。如果我们要求我们的证人过来，请求得到互相盘问，请求发言，他们就会立刻结束审判。更形象地说，国民大会已经把我们谋杀了。”

福奎尔念完之后，检察官谨慎小心地抬起头，朝丹东看了看。法布尔在椅子里勾着身子，向前倾。他的胸腔在呼哧呼哧地喘气，鲜血在喷溅，像花朵一般洒落在摆在他嘴前的毛巾上。埃罗从他身后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把他向后拽成一个差不多是笔直的姿势。这位贵族的脸上是鄙夷不屑的神情；他没有选择自己的同伴，但是，如果他能的话，他打算塑造他们，使他们达到自己的标准。

“我们也许需要帮一帮这位犯人了，”福奎尔对一位招领员说。“德穆兰好像到了崩溃的边缘。”

“本次审判大会休庭，”赫尔曼说。

“陪审团，”拉克洛瓦克斯说。“还有希望。”

“不，”丹东说。“现在没有希望了。”他站了起来。这是最后一次，他的声音穿越过了整个大厅，在回荡：甚至到了现在，他好像还不大可能杀人。“直至我死，我应该还是丹东。明天我将在荣耀中安息。”

马拉大街：她又给罗伯斯庇尔写信了。听到外面巡逻的声音，她把信在手中撕碎了。她走到窗户那里。他们正在自我安排；她听到钢铁叮当的声响。她在纳闷，他们是怎么考虑的：难道我这儿有我自己的部队吗？

他们到了门口时，她已经把包收拾妥，包里装满了她或许会用得着的几件东西。她小小的日记本已被销毁；她生活的真实记录已被删除。猫在她的脚踝周围蹭来蹭去的，她弯下腰，用手指在它的脊背上拉了拉。“保持安静，”她说。“别添乱子。”

那些人举起逮捕令的时候，让莱特大声哭了出来。露西尔朝她摇了摇头。“你将来得帮我给孩子、给我父母还有阿黛乐说声道别。把我最美好的祝福转给丹东太太，告诉她，我祝愿她获得比现在享受的福气还要大。我认为没有任何必要搜查了，”她对来人说道。“你们已经把可能使委员会感兴趣的全部东西，还有很多他们并不感兴趣的东西都给拿走了。”她把包拿好。“让我们走吧。”

“太太，太太啊，”让莱特一把拉住长官的胳膊。“让我跟她就说一件事儿，说好之后，你们再把她带走。”

“那就快说。”

“这里有个年轻女子。从吉斯来的。看一看吧。”她跑到办公桌边。“为了说明她待在什么地方，她丢下了这样东西。她想要见你，可现在太晚了。”

露西尔接住卡片。“女公民杜·泰兰，”上面是用粗粗的、轮廓鲜明的突出字体写的。下面，在匆匆忙忙写好的括号里写着：“露丝·戈达尔。”

“太太，她样子可怜兮兮的。老人病了，她自己从吉斯远道而来。她说，他们仅仅是听到了有关逮捕的事。”

“所以，她就来了，”露西尔轻声地说。“露丝。太晚啦。”

她把披肩搭在手臂上。这是一个天气暖和的傍晚，门口有辆封闭马车，可是，牢房里也许会冷吧。你要想一想牢房里会冷，是吗？“让莱特，再见，”她说。“保重啊。把我们忘了吧。”

给安东尼·福奎尔-汀威尔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芽月15号，第二年

昔日吉斯，雷越尼昂-苏-瓦兹

公民和同胞们，

我儿子卡米尔·德穆兰就其内心和原则而论，而且还可以说，就其本能而论，是一名共和派。在1789年7月14号之前，就其内心和选择而论，他是一名共和派，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在现实中，在行为上，他一直就是一名共和派。

公民，我只请求你们做一件事：调查，让审判的陪审团调查我儿子的行为。

你们的同胞和同辈公民祝福你们健康友爱，作为共和派中第一位、也是最毫不犹豫的共和派人的父亲，他为自己感到荣幸——

德穆兰

“嘿，拉克洛瓦克斯，假如我把双腿留给库颂，把睾丸给罗伯斯庇尔，委员会将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第四天

接下来是对弗雷兄弟的盘问。十点。十一点。赫尔曼把国民大会的命令放在手下面。他注视着犯人，犯人注视着他。他们熬过当夜的种种迹象全写在他们脸上。赫尔曼看到了那个令他精神振奋、由委员会写给全国卫兵的书信文本：

“不要——我们强调，不要——逮捕检察官和法庭庭长。”

随着中午临近，福奎尔对丹东和拉克洛瓦克斯讲话了。“我有很多证人可以做对你们不利的指控。但是，我不会传唤他们。就依照文件证据，对你们进行判决。”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拉克洛瓦克斯问。“什么文件？它们在哪儿？”

他没有得到应答。丹东站了起来。

“自从昨天到现在以来，我们也许再也不能指望他们遵守法律的正当形式了。不过，你向我承诺过，我可以恢复辩护。这是我的权利。”

“丹东，你的权利已被剥夺。”赫尔曼转身面对陪审团。“你们听够了吧？”

“是的，我们已经听够了。”

“那么审判结束。”

“结束？你什么意思，结束？你还没有听我们陈述。你还没有传唤证人。审判还没有开始呀。”

卡米尔站在他身旁。埃罗伸手向前，要去抓住他，可是他朝旁边走开，让过了他的手。他向前，朝法官们走了两步。他举起发言稿。“我坚持要发言。利用这些程序，你们已经剥夺了我的发言权。你们不能不听完人民辩护就要惩罚人民。我要求大声宣读我的陈述。”

“你不可以宣读。”

卡米尔把发言稿在两只手中揉得皱皱巴巴，砸向庭长的头部，精准得令人惊奇。赫尔曼虽然躲开了，但是觉得充满了耻辱。福奎尔站了起来：“犯人侮辱国家司法。根据法令条款，现在也许要把他们从法庭上带走。为了裁量判决，陪审团休庭。”

在障碍物后面，人群已经逐渐离散，为了沿着死刑通道和在断头台的边上坐下。昨晚，福奎尔订了三辆死刑囚犯羁押车：下午三点，三辆死刑犯人羁押车。

两个长官连忙上前扶住法布尔。

“陪审团出去时，我们必须把你带到下面去，公民。”

“请你们把手拿开，”埃罗说，话说得既礼貌又带着威胁。“嘿，丹东，站在这儿没意义。过来，卡米尔——我希望你不要捣乱。”

卡米尔准备极尽所能捣乱。法庭一位长官站在他前面。此人知道——这是他怀有的一点信念——被判处死刑的人是不会还击的。“请跟我们过来，”他说。“请安分守己地过来。没人要伤害你们，但是假如你们不安分守己地过来，你们就会受到伤害。”

丹东和拉克洛瓦克斯开始恳求卡米尔。他绝望地抓住长凳不放。“我可不想伤害你，”这位长官坚决地说。人群中，有部分人开始散去，然后又回头观望。卡米尔蔑视地看着长官。此人试着要把他拽走，但是没成。增援人手到了。福奎尔的目光心不在焉似的停留在他堂兄身上。“看在上帝的分上，把他制服，把他带走，”赫尔曼大声吼道。一怒之下，他把一本书向下掼去。“把他们统统从这里带出去。”

其中一位长官把手伸进卡米尔长长的头发里，猛地把他的头往后一拽。他们听到骨头啪的响声，还有他痛苦不堪的喘气声。过了一会儿，他们把他打倒在地。拉克洛瓦克斯厌恶地把脸转开。“我要罗伯斯庇尔知道，”他们把他从大理石地面上向上拽拉的时候，卡米尔说。“我要他记住这一切。”

“噢，”赫尔曼对福奎尔说，“警察委员会有一半的人在陪审室，因此我们不妨到他们那里去。假如还有犹豫，把英国外交办公室的文件拿过来给他们看看。”

就在庭外，法布尔的力气已经快要耗尽。“停下，”他喘着气高喊道。扶着他的两个长官把他们的手放在他肘下，让他斜倚着墙。他挣扎着要呼吸。三个人拽着卡米尔软弱无力的身体从他面前经过。他眼睛已经闭上，嘴里还在流血。法布尔看到他了；他的脸痛苦地扭曲了一下，突然，他开始大叫。“你们这些畜生，你们这些畜生哪，”他说。“啊，你们这些畜生，你们这些畜生，你们这些畜生哪。”

福奎尔朝陪审团成员的四周看了看。苏波尔毕耶尔避开他的目光。“我觉得这就是有关情况，”他对赫尔曼说。朝瓦蒂尔点了点头。“满意了吧？”

“他们的头断掉时，我才满意。”

“据说人多，不过被动，”福奎尔说。“如罗伯斯庇尔所言，最后他们得不到忠诚。忠诚已经完了。”

“我们要把他们带回法庭，把所有程序再走一遍吗？”

“不，我认为不需要，”福奎尔说。他给法庭长官人手递了一张纸。“把他们带到外头的办公室。这是死亡判决书。桑松的人在为他们理发时给他们宣读。”他掏出手表。“四点钟。他准备得差不多了。”

“我不给你们他妈的宣判机会。我不想听到你们的宣判。我对宣判毫无兴趣。人民要对丹东做出判决，不是你们。”

丹东继续在说，声音高过了法庭长官的声音。结果，跟他在一起的人没有一个听到正在宣读的死刑判决。监狱外的院落里，桑松的助理人员正说着笑话，在互相大嚷大叫。

拉克洛瓦克斯坐在一张木凳上。刽子手把他的衬衫衣领扯开，很快，又把他长得遮住了颈背的头发剪掉。“有人不省人事啦，”一个门卫大喊道。“有人不省人事啦。”

在把犯人和院子隔开的木栅栏后面，刽子手师傅把手举起，表明他已明白。查伯用毯子裹着。脸色发紫。他已处于昏迷状态。只有嘴唇在动。

“他自个儿服了砒霜，”门卫说。“噢，你没法阻止犯人把要求传送出去的。”

“是的，”埃罗对丹东说。“我想了一下。最后我觉得，在这种情形下，自杀等于承认自己有罪。如果他们执意要把你尸体上的头砍掉，像他们现在这样，这就有了值得疑问的意味。我们不该树立这样吵吵嚷嚷的榜样，难道你不觉得？不管怎么说，切断静脉更好。”他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对面的墙上，那里，一场野蛮的打架正在进行。“我亲爱的卡米尔，为了什么目的呢？”埃罗问。

“你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就是你，”其中的一位门卫说。他们终于把卡米尔绑得严严实实了。他们讨论过是不是要出其不意地把他揍昏，但是，如果那样做，桑松会变得烦躁不安，说，他们是他妈的半吊子业余水平。当他们试着摁住他，不让他动弹，要剪掉他的头发时，他的衬衫给人从背上拽开了，一片片碎布挂在他那瘦瘦的肩上。一块发青的瘀伤在他的左颊骨下面在明显地扩散，变大。丹东在他的身边蹲下。

“我们必须把你的手捆好，公民丹东。”

“一会儿工夫。”

丹东把手向下伸去，从卡米尔的颈围拿起那只里面装了一束露西尔头发的木盒。他把木盒放到他那双被五花大绑的手中，然后，用卡米尔的手指头在木盒上面小心翼翼地触摸。

“你们现在可以继续。”

拉克洛瓦克斯在他肋骨上面戳了戳。“那些比利时姑娘值得，是吗？”

“值得。但不是因为这些比利时姑娘。”

埃罗走进第一辆死囚羁押车的时候，面色有些苍白。在别的方面，他的脸上倒没什么明显的变化。“我不必跟盗贼一起去，我就感到高兴。”

“只有素质最好的革命者才会蹲在这个死囚羁押车里，”丹东说。“法布尔，你打算完成这个过程，还是我们在路上就把你埋了？”

法布尔费力地抬起头。“丹东。你知道，他们抢走了我的文稿。”

“是的，那就是他们的全部勾当。”

“我只想完成《橘色的马耳他人》，就这个。里面有如此优美的诗句。现在委员会要拿到这份手稿了，那个畜生考洛特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作品了。”丹东把他的头扶回。“他们将以那个畜生、剽窃专家的名义在意大利剧场上演，”法布尔说。

罗浮码头新港口。押送死刑犯人的囚车摇摇晃晃颠来簸去。他把双脚分开站立着，以保持身体笔直，然后稳住卡米尔正在下坠的身体。卡米尔的泪水透过衬衫渗了出来。他不是在为自己哭泣，而是在为露西尔伤心：也许为他们合二为一的自我在伤心，为他们信札中的天长地久在伤心，为他们的各种姿态，为曾经的各色各样的怪异动作和笑话现在全部失去了、全部消失了在伤心，还有，为他们的孩子在伤心。“你还是没有达到埃罗的标准，”丹东轻声地说。

他扫视了一下人群中的脸庞。沉默，冷漠，他们把囚车的速度放慢。“让我们争取有尊严地死去吧，”埃罗建议道。

卡米尔抬起头，从痛苦的昏迷中突然发出一声，“哦，操他妈的，”他对埃罗说，“别再做这样的贵族。”

大学码头。丹东抬眼朝这里的建筑正面望去。“加布丽艾尔啊，”他喃喃自语道。他仰起头，仿佛期盼着从那儿看到什么人：一张在窗帘后面正在退隐的脸庞，一只举好了准备告别的手。

奥诺雷大街。这是一条漫长的大街。到了大街的尽头，他们冲着杜普莱家屋子拉好窗帘的正面高声咒骂。不过，卡米尔却在极力对着人群说话。亨利·桑松令人恐怖地偷偷地朝他看着。丹东把头低下，小声对他说，“镇定，现在。别再理会那恶毒的胡言乱语。”

太阳正在下山。当我们全部死去的时候，天色马上就会很黑很暗，丹东心想。囚车尾部用无裤党人的服饰遮住，修道院院长克拉维朗正在为行将死去的人默念祷语。囚车拐进革命广场时，他一边在口中念叨有条件赦免的祷语，一边举起手来。

有一点我们无法超越，那就是被常规和想象力所主宰的地方；也许正是在这里，当羁押囚车把里面的货物——现在还活着、还在呼吸的肉身，但是马上就要变成横尸的货物——在断头台上清空的时候，丹东在想象，作为被处以死刑的人当中最伟大的囚犯，他要被留到最后面，卡米尔还在自己身旁。与其说他是在考虑永垂不朽，毋宁说他是在考虑，趁国家铡刀还没有使他们生死别离之前，该怎样使他的朋友把灵魂和身体融为一体十五钟。

然而，情况肯定不是那样。为什么情况会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呢？他们首先把埃罗拽开：准确地说，他们碰了碰他的臂肘，然后领着他，走向他的断头台的那一端。“永别了，我的朋友，”埃罗说，只说了这么一句；然后他们立马把手放在卡米尔身上。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要迅速处置可能让群众感到不安的犯人。

卡米尔此刻突然镇定了。对埃罗来说，看到自己树立的榜样对别人有所教益，真是为时太晚了；然而，卡米尔朝亨利·桑松点了点头。“正如罗伯斯庇尔常说的那样，你得笑笑。此人的父亲曾为了诽谤的事儿告过我状。难道你就不能想一想，我现在受苦受难了？”

他果然笑了。丹东的胃却在翻江倒海：还在呼吸的肉身马上就要变成死尸。他看到卡米尔在跟桑松说话：他看到此人被缚的手中抓着盛放露西尔头发的那只木盒。这只木盒是送给安莱特的。他不可能忘了要把它送出去；临终的心愿才是神圣的，他是从一份值得荣耀的行业中过来的。丹东把目光转移开十秒钟。在这以后，他注视着所有一切，那是生命之血每一次灿烂的闪耀。他注视着每个人的死亡，直至被带到自己的断头台上。

“嘿，桑松？”

“公民丹东？”

“向人民展示我的头颅吧。我的头颅值得这番煞费苦心。”

奥诺雷大街：很久以前，一天，他母亲坐在窗边做鞋带。宽阔的晨曦倾泻在他俩身上。他明白，空隙重要，是线与线之间的间距，而不是线本身，才构成了图案，“给我演示一下该怎么做吧，”他说。“我想学。”

“男孩不做这样的事，”她说。神情镇定而又安详；她手中的活还在继续。听到被排除在外，他喉咙紧了一下。

如今，每当他看到鞋带，即便他眼睛坏了，他就好似看到这个活计中的每一根线。在委员会的桌上，这番情景在他脑海中浮现，迫使他朝远处凝望，远远地，重又回到了他的童年时代。他看见了临窗座位上的那个女孩，她身体浮肿，肚子里怀着死亡：他看见她低垂的头上的光芒了；在她的手指下面，那幅快乐的图案哪儿都没去，正飞向远方。

1794年4月8号的《泰晤士报》这样写道：

罗伯斯庇尔与丹东之间姗姗来迟的和好发生时，我们评论说，这种和好得以发生，与其说是因为他们互相之间存在感情，不如说是因为这两位著名的革命家彼此对对方怀有恐惧。现在，我们补充说，这种和好仅仅持续到两人中最灵活的一方找到了摧毁对手的机会那一时刻。于丹东而言致命的时刻终于到来……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卡米尔·德穆兰曾如此公开地得到罗伯斯庇尔的庇护，结果却在这位独裁者的胜利之中被碾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