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君主都死了，男暴君和女暴君。你会认为，要有一种自由的感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感觉了；露西尔发现，她并没有这种感觉。有关王后最后几个小时的具体情况，她已催问过卡米尔，因为她迫切地想要知道，她与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是匹配相称；不过他似乎不情愿说起这事儿。最后，如她非常熟悉的一样，他说，什么都不能吸引他亲临行刑现场。她说，你真是个伪君子。你应该去目睹你的行为导致的后果。他凝视着她。我知道人是怎么死的，他说。他朝她行了一个旧政权时代的鞠躬，非常令人反感，也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之后便拿了帽子出去了。他很少跟她吵架，不过他用神秘兮兮的销声匿迹来报复他本人，销声匿迹持续的时间在十分钟与几天之间。

在这个小时之内他回来了：他们能办一场晚餐聚会吗？通知说得非常优雅大度，让莱特酸溜溜地说。不过呢，要是你有钱，又晓得到哪儿买东西，数量充足、质量上好的食品总能够买到的。卡米尔又不见了，还是外出买东西的让莱特弄清了到底要庆贺什么；那天下午，国民大会已经听到，奥地利人在瓦缇尼斯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战役中被打败了。

所以，那天晚上，为了最新的这场胜利、为了最新的指挥官，他们这才畅饮举杯。他们谈到抗击位于旺代的叛乱分子的进展，还谈到了抗击在里昂和波尔多叛军的成功。“在我看来，好像共和国正在无比地繁荣昌盛，”她对埃罗说。

“消息是蛮好，是的。”不过，他皱了皱眉头。他在忙碌着；他已经要求委员会在圣-约斯特之后把他派到阿尔萨斯去，现在他很快就要离开，也许就在明天。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她问他。“少了你，我们将会觉得无聊。你今晚能来我真高兴。我原以为你会在委员会工作不来的呢。”

“这些日子，我对他们来说还有一点用场。有关情况，他们能不告诉我就不告诉我。我从报纸上获悉的情况倒是更多。”

“他们再也不信任你了？”她吃了一惊。“出了什么事？”

“问问你丈夫吧。他有不可腐蚀之人的耳朵。”过了几分钟之后，他起身，感谢他，然后解释说，最后时刻的准备已经做好。卡米尔站起来，亲亲埃罗的面颊。“很快回来。我居然这么特别地想念我们之间定期交换遮遮掩掩骂人的话呢。”

“我猜测很快就要这样了。”埃罗的声音变得紧张起来。“起码，在边界，我可以做些有益的工作。我可以看到敌人，知道他们是谁。巴黎现在正成为一块供捡垃圾之人待的地方。”

“我道歉，”卡米尔说。“我能看得出我在浪费你的时间。我能收回我的亲吻吗？”

“我发誓，”有人懒洋洋地说，“如果你们两人将来一起上了断头台，你们将会为了谁先谁后争吵不休的。”

“哦，我觉得我应该占上风，”卡米尔说。“虽然我无法想象断头台放在哪一边。我的堂弟决定行刑顺序嘛。”

有一阵哽咽的声音，有人把酒杯重重地放下。法布尔盯着他们看看，脸涨得通红的。“这可不是好玩的事，”他说。“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坏品味，甚至连好玩都谈不上。”

一阵沉默，就在这一段时间的沉默当中，埃罗撂下了几句话再见了。他走了之后，谈话重新开始，由法布尔起头，有勉强的喜乐气氛。聚会早早地结束了。后来，躺在床上，露西尔问，“出了什么事？我们的聚会从来没有这么失败过，从来没有。”

“哦，”卡米尔说，“毫无疑问，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文明终结。”接着他补充说，“大概是因为丹东不在吧。”他从她那边翻身，可是她知道，他躺着，并没睡着，他在谛听夜间这座城市的各种声音：黑眸子直视着墨一般的黑暗。

第二天，她拜访了艾蕾奥洛莉。假如艾蕾奥诺莉真是罗伯斯庇尔的情人，拜访一点也不会使她更开心，一定再也不会优雅大方。她把谈话转移到卡米尔身上并不傻。

“他呀，”她厌恶地说，“能让马克西做每一件他要他做的事，除他之外，再也没有旁人能让他做他们要他做的事了。他就是向来非常彬彬有礼，而且忙碌。”她把身子前倾，想要把她的痛苦诉说一通。“他起得早，处理来信。然后就去国民大会。到杜伊勒利宫，交涉委员会的一些事务。然后再到雅各宾派俱乐部。夜里十点钟委员会开会。到第二天天亮之前他才回家。”

“他把自己压得非常紧。可是你指望什么呢？他就是这么种人。”

“他永远不会娶我。他说，只要眼下的危机一结束。可这场危机永远不会结束。露西尔，危机会结束的，是吗？”

几个星期之前，在大街上露西尔和她母亲见到了安妮·戴洛瓦妮。她们彼此都发愣了一会儿，才互相辨认出来。戴洛瓦妮美貌不再了。她瘦；脸干瘪下去，仿佛掉了一些牙齿。她打她们身边经过；眼里闪烁着什么，可她没吭声。露西尔觉得她可怜兮兮的——这个时代的受害者啊。“现在没有人会觉得她有姿色了，”安莱特说。她笑了。她最近几年的生日，用她的话说，已经平安无事地度过。绝大多数男人还饶有兴致拿眼瞅她呢。

又有一回，她在几个下午都见到了卡米尔。现在他经常远离国民大会。蒙塔纳德派的很多人因为有事没有参加大会；许多右翼代表，那些投票反对国王死刑的人已经放弃他们的公职，从巴黎逃走。七十多个代表署名抗议关于开除布利索、维尼奥德，还有其他人的决定。他们现在被关在监牢，只有罗伯斯庇尔手下几个做事尽职的人才使他们没有落到法庭手中。佛朗索瓦·罗伯特处于斯文扫地的状态，菲利普·艾佳力岱在等待审判；考洛特·德·艾尔博瓦身在里昂惩治叛军；丹东在享受乡下的空气；圣-约斯特，还有巴蓓特的丈夫，菲利普·勒巴，正和部队在一起；委员会的工作负担常常使罗伯斯庇尔困在杜伊勒利宫。卡米尔和法布尔对于计算空荡荡的职位已经感到厌倦。没有什么人，他们非常喜欢，他们也不大想用高调把别人镇住。因为马拉已经去世。

晚餐聚会过去了几天，戴洛瓦妮在科德利埃大街上露面了。她衣服披在身上；看上去没有洗澡，神情有些绝望。“我要见卡米尔，”她说。她养成了说话的时候把脸从你那边转开的习惯，仿佛她在进行一场私人独白似的，你没法插进她的独白中。卡米尔听到了她的声音；他一直坐着，无所事事地在发愣。“噢，我的天，”他说，“你已经堕落。如果这就是你在女性美方面所能做到的，那么我觉得我更喜欢你从前的样子。”

“你的样子依然优雅，”戴洛瓦妮边说边朝墙上看。“那是什么？那个雕刻画？那个女人打算把她的头让别人砍掉。”

“那是玛利亚·斯图亚特，我妻子钟爱的历史人物。”

“多奇怪啊，”她没有声调地说。

“坐下，”露西尔说。“你想来点什么？喝点暖和的东西吗？”她满心满肺都是对她的怜悯；应该有人喂她吃的，给她梳头，告诉卡米尔别用那副样子跟她说话。“你情愿我离开你这儿？”

“不，没关系。你想在这儿，就在这儿。或者走。我不在乎。”

她慢慢走到光线更好的地方时，露西尔看到了她脸上的块块疤痕。几个月前，她知道，她在大街上遭到一帮女人的暴打。她经受了多少痛苦啊，露西尔心想；上帝保护了我。她喉咙一紧。

“我想要的东西费不了多长时间。”戴洛瓦妮说。“你知道我的想法，是吗？”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卡米尔说。

“你知道我赞成哪一方。布利索的人本周要接受审判。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位，布利索的人。”她的声音里没有丝毫激情。“我相信他们所代表的东西，他们已经努力要做的事情。我不喜欢你的政治，我不喜欢罗伯斯庇尔的政治。”

“就这个？这就是你到这儿来的目的？”

“我要你去，立刻就去选区委员训斥我呀。我会跟你一起去的。我不会否认你针对我说的那些话。我会完全重复我刚才说过的话。”

露西尔：“安妮，你怎么啦？”

“她要寻死，”卡米尔说。他笑了。

“是的，”她用同样低声无力的声音说。“我确实要寻死。”

露西尔从房间这边走到她那边。戴洛瓦妮把她的手推开，卡米尔朝她凶巴巴地看了一眼。她一边坐回，一边从这个人看到那个人。

“这容易，”卡米尔说。“你到大街上去，高呼‘国王万岁’就可以了。他们会立刻把你逮起来。”

安妮抬起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摸了摸眉毛。一块白色的印记表明，那里的皮肉曾被打得开裂过。“我做了一个演讲，”她说。“就出了这档子事。他们用鞭子抽我。他们朝我肚子上踢，还用脚踏在我身上。我本以为我当时就完蛋了。可是当时死的方式真是痛苦啊。”

“到河里试试，”卡米尔说。

“训斥我。让我们现在就到选区去。这样做，你会感到高兴。你想报仇雪恨。”

“是的，”他说。“我确实想报仇雪恨，可你为什么居然得到了文明终结的好处呢？我也许讨厌布利索的人，可是他们不该把他们的名字与像你这样的混蛋扯在一块儿呀。不，戴洛瓦妮，你可以死在大街上——像路易·苏鲁那样。你在哪里找到那条大街，你就可以在哪里死去，从不管是谁那里把死亡的消息传出去。我希望你等上好长时间。”

她的表情没有变化。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眼睛扫过地毯之后，她说，“我求你。”

“滚开，”卡米尔说。

她点头。她的脸避开了，戴洛瓦妮步态吃力而又缓慢地朝门口走去。露西尔大声喊她回头。“她打算去寻死。”傻乎乎地，她在她后面用手指着，好像是为了使自己的意思清楚似的。

“哦，她没有，”卡米尔说。

“哦，你真是缺德，”露西尔低声地说。“假如有地狱，你会在里面被烧死的。”门关上。她匆匆地穿过房间。她想要打伤他，让他心里受伤，好弥补从屋里出去、走进雨中的那个幽灵一般的人。他表情冷淡，抓住了她的手腕，把她制服了。她整个身体都在颤抖，眼泪奔涌出来，泪流满面。“对不起，”她说。“你不可能干她所说的事，这真是荒唐啊，可是一定有法子帮她，让她想活下去吗？大家一定要活下去才行哪。”

“这不对。每天远离大街的地方都有人加入进去。他们等待巡逻的队伍过来，然后，他们高声呼喊，要太子或者要罗伯斯庇尔把头砍掉。有很多死亡在等待着。她不过是非得选择死亡罢了。”

她把自己从他手中挣开，跑进了卧室，嘭地把门关上。她胸口起伏不定，心脏往上直跳，咚咚地蹦到了喉咙。有朝一日，这些墙壁会因为我们的脑子里和身体里所有拼死拼活的激情断裂的，有朝一日，这屋子会倒塌。会有土壤、尸骨和野草，为了弄清楚我们曾经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将会阅读我们的日记。

雾月9号，司法大厅。布利索显得苍老多了。他更像纸一般，佝偻着身子，两侧的鬓毛已经退得更远。德·希勒雷显得老态龙钟了；眼下，他昔日赌博的热情到哪里去了呢？他不会在这件事的结果上打赌；这是铁定了的事。只是，有时候，他纳闷，他怎么会变成一个布利索派的人呢。他应该坐在菲利普身边；菲利普，这个幸运的恶魔，还有一个星期的活命时间。

他把身子朝前倾。“布利索，你还记得吗？我们都是卡米尔的婚礼证人。”

“我们也是，”布利索说。“不过，那时候，你知道，罗伯斯庇尔也是。”

维尼奥德，向来对自己的衣着不拘小节，今晚却是纤尘不染，好像要显示囚禁和审判不会摧垮他的精神似的。他脸上谨慎地不带任何表情；他不会露出蛛丝马迹，也不会让折磨他的人获得丝毫的得意。今晚布卓在哪儿呢？公民罗兰在哪儿呢？裴迪昂在哪儿呢？是活着，还是死了？

时钟敲响了十点一刻。外面一片漆黑，下着雨。陪审团回来了；旋即，他们被法庭的官员们包围了。公民福奎尔，他的堂兄跟他一起，从大理石地上轻松地走过，进入了灯光之中；有二十二个裁决将要宣布，二十二个死刑将要宣读，之后，他才能回家吃上一顿迟到的饭，喝上一瓶葡萄酒。

他堂兄卡米尔的脸色非常苍白；他声音颤抖，感到忐忑不安。六天了，他，福奎尔，一直在陪审团引用他堂兄的断言，对联邦主义派的合谋进行指控，对君主派的阴谋诡计进行指控。偶尔，某个著名的表达掉落到他们耳朵上的时候，所有的被告如同个人一般便转身看看卡米尔。他们的样子俨然早就排练过似的；毫无疑问，他们已经排练过了。这真是一个负担，福奎尔觉得。他已经预定好囚车；一旦有了二十二个被告，你就得当心这些细节问题。

福奎尔在想，此番场景具有某种戏剧性的特征，或者具备了让艺术家泼墨的元素；瓷砖的黑白颜色，蜡烛光芒的闪耀，遍地都是三色的光怪陆离。烛光触摸到他堂兄的脸了；他拿了张椅子。陪审团领头的站了起来。一个文员从一件文档中轻轻地弹出一扎死亡宣判书。在检察官后面，有人低语说，“卡米尔，怎么啦？”

突然，从被告队列中传来了一声尖利的呼叫。被告人跳了起来，卫兵们把他们团团包围，法庭官员扔下文件，急忙从座位上攀爬。其中一名被告，名叫查尔斯·瓦拉宅，从他凳子上朝后滑倒了。人群中妇女那边传来了喊叫声，她们奔将过去，要看一看出了什么事；卫兵们拼命地要拦住旁观者。

“这是怎样的结束方式啊，”一位陪审团的成员说。

维尼奥德，脸上依然没有表情，朝雷阿迪医生示意其中的一个被告。雷阿迪跪在摔倒的人身边。他手举一把长长的匕首，一直到匕首的手柄那儿都是血淋淋的。检察官很快从他手中夺走匕首。“针对这种情形，我要说几句话，”福奎尔埋怨道。“他也许是拿匕首冲我来的。”

布利索坐着，身子松垮垮地向前，下巴抵在胸口上。现在，瓦拉宅的鲜血在黑白瓷砖上拖了一道猩红色的印记。有一块地方被清理好了。瓦拉宅显得细细小小的，已经彻底死了，两个宪兵过来收尸，把他抬走。

这场戏剧还没有结束。公民德穆兰正试图走出法庭的时候，突然觉得天旋地转，跌倒在地，不省人事。

雾月17号：以公民艾佳力岱而闻名的菲利普被执行死刑。吃最后一顿饭的时候，他吃了两块大肉，许多牡蛎，喝了好大一瓶波尔多葡萄酒的大部分。为了走上断头台，他穿了件白色的凸纹马甲，绿色长袍外套，还有黄色鹿皮裤：很有英国风格。“好了，我的好伙计，”他对桑松说，“让我们赶紧完事，好吗？”

行刑者。自从恐怖状态开始实施以来，他的行政费用一直以惊人的速度在飙升。他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支付七个人的开支，很快，他要一天雇用十二辆手推车。之前，他雇用两个助手和一辆车便可对付过去。他能给出的那种价钱不会吸引人家来干这种活计。为了捆绑他的客户，他只好自掏腰包，买绳子，后来，自己垫钱去买那些大柳条篮，用来收尸。起初，他们觉得砍头会是个有油水可捞的干净行当，不过，一旦你在一天当中有了二十个或许三十个人头要砍的时候，规模问题便来了。那些当权的人明白，哪怕就是一个被砍掉头颅的人身上要流出多少血呢？血把一切都给糟蹋了，把东西腐烂掉，尤其是他的衣服。下面的人没有意识到，可是，他有时候被血喷得浑身都是，一直喷到他的膝盖上。

这可是一件重活计。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他已经事先想好自己寻死，他可能会成为麻烦，也许，服了毒药，突然倒地，或者失血，之后，你会弯腰弯背，尽量把他拉到铡刀下面的位置上。最近，公民福奎尔坚持说，他们砍了一个尸体，大家都觉得做了许多不必要的工作。还有，要砍死残疾人或者畸形人，也是个麻烦；你不出大汗，不喘大气，就没办法把他们绑在厚木板上，之后，观望的人群（但是他们不会看到很多）感到无聊乏味，便开始发出嘶嘶的声音或者吵着要轰你下台。与此同时，排队的队伍越来越长，站在队伍最后头的人变得更加不耐烦，开始大声喊叫或者昏倒。如果所有的客户都年轻，又是男的，身体壮实而且健康，他遇到的问题要少一些，不过，他们当中归到这一类的人是少之又少，这真让人感到惊讶。住在附近的公民们抱怨，他没有撒下足够数量的锯木屑把血污吸干，而且抱怨味道极其难闻。机器本身安静、高效、可靠；可是，不消说，他得掏钱请人把铡刀磨得锋利呀。

他正在努力使这项操作尽可能地高效，提高操作速度。福奎尔不该抱怨。就拿布利索派来说。二十一人，再加上一具尸体，在三十六分钟之内彻底搞定。他不会抽出一个技艺娴熟的人来计算时间的，不过，他已经让一个态度友好的旁观者拿着表站在了一边：万一他听到有人抱怨。

过去，行刑者受人尊敬。他也受人敬仰过。有一条特别的法律禁止人们用难听的话骂他。有正常的观众过来，看他熟练的活计，他哪怕费上一点力气，他们都会欣赏。人们来到刑场旁观，因为他们要来呀；不过，有些上了年岁的妇女，为了战争在编织着什么，你能看得出她们拿了钱才坐到那里的，而且，她们巴不得马上就走开，然后把好处领尽；国民卫兵们，非要参加，看了几天这样的场面之后，个个恶心得跑开了。

有一回，行刑者请人做了一场特别的弥撒，为死刑犯人的灵魂做超度祈祷；可现在你不可能这么做。他们现在就是一张名单上的数字。在此之前，你感到，死亡还是有差别的；对你的客户而言，这意味着一次特别的个体生命的了结。为了他们，你早早地起身，然后做好祝祷，然后穿得一身红，摆出一脸冰冷的神色，最后为你的外套剪上一朵花戴好。可现在呢，他们像小牛一样，被人家用农用手推车装过来，嘴像牛嘴一样低垂着，目光呆滞，从宣判到被驱赶到刑场，再到死亡，他们被这个速度惊吓得只好任人宰割；这再也不是一门艺术；更像是在屠宰场干活。

“我一边听着隔壁房间里的笑声，一边写下这些话……”

从他们把她带进牢房的第一天起，玛侬就一直在写东西。她非得记录一次申辩，一个信条，一本自传。过了一段时间，她手腕发疼，寒冷中手指头都僵直了，她总想哭。每当她停止写作，任由思绪停留在过去自身而不是思考表达过去的方式时，她便感到，在她的内心敞开了一片巨大的渴望空白：“……我们已经一无所有。”她总是躺在自己监牢的床上，直视着黑暗，有意识地让自己与英雄主义相配。

每天，她盼望着他们过来，告诉她，她丈夫被捕，告诉她，他被控制在某个省里的小镇上，告诉她，他在往巴黎的路上，准备跟她一起经受审判。可是，要是佛朗索瓦-列奥纳德被捕了，怎么办？也许他们根本不会告诉她。这就是小心谨慎的代价，这就是行为端正的代价；他们这么谨慎小心，举止这么善良，结果呢，连她最亲密的朋友都不会认为，布卓与她私人有任何关系。

她住的牢房里一无所有，冷飕飕的，不过还算干净。一日三餐有人送进来给她；可是，她已经决定绝食至死。渐渐地，她减少进食，知道他们会把她带走送到另外一个权当监狱医院的房间。对她来说，坚持的希望是，她会获准在布利索审判的时候去作证；为了这一线希望，她必须坚强，因此她又开始吃饭了。

也许，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诡计？她不知道。虽然审判在进行，但是她已被带进了司法大厅，关在一个侧间，有人看守。然而她根本没有见到被告，根本没有见到法官和（像他们那样的）陪审团。看守她的其中一个人给她带来了瓦拉宅自杀的消息。一个人的死会带动另一个人去死。维尼奥德说起的那个镇定冷静、皮肤光滑、刺死马拉的姑娘究竟是什么人？“她虽然把我们给杀了，但是她教会了我们该如何去死。”

他们推迟了对她本人的审判，也许是因为他们希望抓住罗兰，把他们放在一起经受考验。当然，一个人可能恳求怜悯；可是，她的生命还不值得把她为之而活着的所有理想都牺牲掉。此外，根本就得不到什么怜悯。从丹东那里？从罗伯斯庇尔那里？卡米尔·德穆兰在布利索审判的时候一直处于一反常态的情绪之中。他说过——很多人都听到了，看守她的人告诉过她——“他们都是我朋友，是我写的东西把他们给害死了。”不过，毫无疑问，雅各宾派的人手还没有把他从地板上捞起来的时候，他就已经为之悔恨了。

就在那一天她被转移到门房监狱的时候，她意识到，她会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和丈夫了。单间牢房就在革命法庭所在的大厅下面；这是最后的阶段了，即使罗兰现在被捕，他还没到巴黎的时候，她就会死去。11月8号，也就是雾月18号，根据那个骗子法布尔·德·伊格朗汀的估算，她在法庭上出现了。她穿了白色套装，棕褐色的头发垂下，给它自身采集并积累了那天午后的阳光。福奎尔办事讲究效率。就在同一天晚上，她被五花大绑押进了一辆囚车。凛冽的寒风把她的面颊鞭打出颜色，她在绸缎衣服里面打着寒战。天色越来越暗，不过，她还是见到了在天空衬托之下的那台机器，那个阴森森的刀刃的几何图形。

一位目击证人这样说道：

“罗伯斯庇尔马上慢慢地走上前来……他戴了一副眼镜，眼镜可能是遮住他那病态变形的脸用的。他的话虽然说得慢条斯理，但是稳重而又谨慎。他使用的表达是如此之长，结果，每次当他停顿，向上抬抬眼镜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他没什么话要多说了，可是，在他缓缓地、搜索一般地把会议厅每一部分的观众扫视之后，他总是重新调整好眼镜，然后，在他的句子上面再添上更多的表达，原来的句子已经长得无比了。”

如今，每当他在人们的后面出现，他们总是跳将起来，既吃惊又感到负疚。这就像他时常所感觉到的恐惧已经传导给他们了。既然他不是自然而然地步履沉重，他便纳闷，他该做些什么才能给他们提醒呢，咳嗽，猛撞到家具上？他知道，他们还没有见到他的时候，就已经认为他在那里谛听了；之后，他们所有的自我怀疑和叛逆性的半心半意的念头便出现在他们的外表了。

在委员会会议上，他经常一个人默默地坐着；他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他们身上，但是，当他不发表任何评论的时候，他知道他们怀疑他在监视他们，怀疑他在记录什么；他确实这么做过；他记录了很多事情。有时候，他发表看法时，考洛特无趣地反驳他；罗伯特·林德显得非常严肃，好像他对此有保留看法似的。他总是冲着考洛特厉声地斥责，弄得他只好一言不发。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看法呢，他拥有某种威信，因为他以前就认识他？他的同事们总是互相交换眼神。有时候，他总是从考洛特的公文包里抽出几份文件，抽出一些指挥官们的投诉，说他们的手下得了痢疾或者缺少鞋子，或者他们的马匹快要死于草料匮乏。他总是很快就念完这些文件或者投诉，然后把它们摊在桌子上，像个赌徒在桌子上把手摊开一样，他的眼睛盯着考洛特；我纳闷，他总是说，你是否觉得你在岗位上尽责尽力，求得完美了？

他的同事们发言时，罗伯斯庇尔就坐着，窄窄的下颌撑在他的拇指和前指上面，脸斜向天花板。关于一天接着一天的政治，关于舆论的好与坏，关于大会的处理以及得到了大多数支持的事，他们什么都不会对他说。他想起了上学的日子，那时候，他总是在一些更富有活力的人的影子里拼命读书；他想起了阿拉斯，在那里，他曾经被他家里的一些声明欺骗，曾经被当地的县官打倒在地，因为他的政治见解遭到当地律师协会聚餐俱乐部的投票反对。

他不像丹东；他不想回家。这儿就是家：在午夜的灯光下走进雨中的大街上。不过，有时候他们在谈话的时候，有一会儿，他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已经心在别处了；他想起了那些灰绿色的草坪和宁静的小镇广场，还有一排排的杨树在秋风中弯着身子。

雾月20号。在从前以巴黎圣母院著称的那栋公共建筑里举办了一场“理性节”。那些宗教性的美化饰物，如同人们喜欢的叫法那样，已经从建筑里被清除了；一座纸盒做成的希腊神庙在中殿竖起来了。歌剧院的一名女演员打扮成理性女神被册封为王，与此同时，群众唱起了《革命成功有希望》这首歌曲。

迫于埃贝尔派的压力，巴黎主教在国民大会上露面并宣布了他的军事无神论。代表朱利安、曾经做过新教的神父同时利用这个场合宣布了自己的军事无神论。

代表克鲁兹（一位激进人士、一名外国人）发表声明说：“宗教人士乃堕落之禽兽。他和那些为了商人和屠户的利益被养大、等着被剪毛，然后被烧烤的动物相似。”

罗伯斯庇尔从大会回家。他双唇苍白，眼睛因为气愤而显得冷漠。有人要遭罪了，艾蕾奥洛莉心想。

“假如没有上帝，”他说，“假如没有上帝，那些一辈子在艰辛和穷困中生活的人该怎么想呢？这些无神论者认为他们可以消除贫穷吗？他们认为共和国可以成为人间天堂吗？”

艾蕾奥洛莉从他那儿转身走开。她没有傻到希望他给她一个亲吻。“圣-约斯特确实这么认为，”她说。

“我们无法向人民保证面包。我们无法保证公正。我们应该夺走希望吗？”

“听起来好像你只需要上帝，因为他能填补你政策中的空白。”

他凝视着她。“也许吧，”他慢吞吞地说。“不过，安特瓦妮，你明白，他认为所有事情通过希望就能实现——每一个个体完善自己，做一个更加完美的人，一个更有德性的人，之后，随着每一个个体的变化，社会也就变化了，可是，这要花上——什么？一代人的时间？问题是，艾蕾奥洛莉，当你陷于具体细节的时候，你就看不到这一点了，你无时无刻不为了给部队提供靴子在发愁的时候，你就想，每天我都有什么事没有做好呀——而这开始看上去好像是个巨大的失败。”

她把手放到了他的胳膊上。“我亲爱的，这不是失败。这是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唯一成功。”

他摇了摇头。“我现在不能总是用这么绝对的字眼来看待这件事。我希望我能。我有时候感到我正失去方向。丹东明白，他知道该怎么谈起这件事。他说，你犯了一些错误，你取得了一些成功，那就是政治的内涵。”

“愤世嫉俗嘛，”艾蕾奥洛莉说。

“不，这是一种看法——这是他看待这件事的方式，你确实有你的一般原则在指引你，但是你非要最为充分地利用出现的每一种形势才行。现在圣-约斯特，他的想法不一样了——在他看来，你非要在每一个具体的环境中瞧准一个机会，让你自己的原则运作起来才行。对他而言，一切都是用来表达更宏大的观点的机会。”

“你的立场呢？”

“哦，我只是”——他把手甩了出去——“举棋不定。只有在这里，带着这个问题，我确实知道我的立场在哪里。我不会有这种不宽容，我不会有这种顽固，我不会让质朴人民的终生信念被半调子们从他们下面被夺走，这些半调子们不懂信念意味着什么。他们把神父当成冥顽不化之人，而他们才是冥顽不化之人，他们想要阻挠弥撒被神父念祷出来。”

“你不会容许这样的，”她在心里想。如果他们不再让步退却，那就意味着要动用法庭了。她自己没有相信上帝的秉性；或者，不管怎么说，她并不相信有一个乐善好施的上帝存在。

在楼上的房间里，他给丹东写信。他把信仔细地读了一遍，然后细心地修改，正如他修改每样东西那样，在上面仔细画线，提炼语义，陈述要点。他对此还是感到不满意；他把信撕成了碎片，因为他没有过分生气而不小心翼翼，之后又重新写了一封。他将请求丹东回到巴黎，帮他击垮埃贝尔。他想要说，他需要帮忙，但是又不愿意让别人凌驾于他之上：需要一位盟友，但是又不愿意被他主宰控制。

甚至写到第二稿，他还是不满意。为什么他就没想到请卡米尔写呢？卡米尔可以简单地把他的情况陈述一下，那天更早的时候，他已经这么简单地表达过了：“我们不需要游行，不需要串珠和文物，可是我们确实需要令人感到慰藉的希望，当处境极其不利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这种想法，从长远的角度看，当处境变得更为不利的时候，有人能够设法原谅我们。”

他低下头坐着。你得笑一笑嘛；神父巴拉尔蒂尔会说什么呢？当一切都说了做了，两个善良的天主教男孩，我们做得对。别介意他这么多年没有听弥撒了，别介意，卡米尔如果没有触犯《圣经》上的每一条戒律，他就觉得一周时间被浪费了。真的奇怪，你怎么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回到了当初的起点呢。也许，当然不是；他记得卡米尔被神父普罗亚特抽打他头四周围的情景，因为他把普卢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当成了弥撒。“我刚刚读到一个令人兴奋的章节……”他总是说。在那个年代，普卢塔克权当是令人刺激的读物。难怪卡米尔从神父那里溜开的时候总是不见人影呢。他们要求我们要做超越人类的什么人。可我呢，继续在挣扎，努力要做他们想要我们成为的那种人——尽管我并不知道我当时正在这么做，尽管我以为我完全是根据另一种信条在生活。

他的更放松的情绪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他让自己写第三稿了。大家是怎么给丹东写信的呢？他拿出他的丹东笔记本，然后仔细地阅读。读完之后，他觉得一点也没得到更多的头绪，反倒有了更多的忧郁了。

让-马利·罗兰正藏在卢恩。那天，11月10号吧，当他妻子被处决的消息传到他这儿时，他离开了自己的藏身之地，走了大约三英里的路出了小镇。他手里拿着带剑的拐杖。他在一条废弃不用的胡同停住。胡同靠近一个苹果园，他坐在树下。这里就是那块葬身之地了；他没有必要再走远了。

地面硬如铁块，树干碰到人，冷丝丝的；冬天快要来临了。他试了试；第一眼看到他自己的血令他感到不快，使他病倒了。可是，这儿就是那块葬身之地啊。

后来的某个时候，这具尸体还是被找到了，是由一个过路人发现的，此人一开始把他带到一个睡着了的、一大把年纪的人那里。要说他死了多少个小时，这是不可能的；要说他是不是被锋利的铡刀刀刃吓得面色惨白，这也是不可能的；他费了老长的时间才死去。

11月11号，大雨如注，市长白力被处决。根据民众的要求，为了这个场合，断头台在三月田广场上立好，正是在这里，在1791年，拉法叶特朝人民开枪。

“卡米尔，”露西尔说，“有位侯爵要见你，”卡米尔从《上帝之城》一书上抬起头，把头发从眼睛上面抖了出去。“不可能的事吧。”

“噢，那么，一位从前的侯爵吧。”

“他样子体面吗？”

“是啊，非常体面。好了吧？那么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突然，经历了这么些年之后，她对政治压根儿就没了兴趣。维尼奥德临终前的那几句话还在她脑子里不停地滑过：“法国革命，像萨杜恩一样，把自己的孩子吞噬了。”这句话正成为她好像赖以生存的一句口号和喜爱的口头禅。（难道父亲的威权不值一钱？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抱怨他们现在赚不到钱，我可没有烦恼。他们是我的朋友，我写的东西把他们杀害了。）每天夜里，这些话滑过她的梦境，她发现，在谈话当中，它们不知不觉地跃升到她的嘴边上，成了最后五年流行的观点了。（这是完全组织好的，无罪之人没有一个感动。我讨厌态度坚决的政府。没什么可发愁的，丹东先生会照顾我们。）她坐在公共画廊里，和路易丝·罗伯特一起吃着糖果，不再参加国民大会的辩论。有一回，她去了革命法庭一趟，看堂弟安东尼欺负他的受害对象；一次就足够了。

“对身份有些困惑，”德·赛德对卡米尔说。“我本该把我作为皮克选区一名官员的证书派人给送来的。我思想上在开小差。把一个人斥责为怀疑对象这就够了。”他伸出一只又小又软绵绵的手，抢走了卡米尔的书。“虔诚的阅读，”他说。“我的天啊。这与什么……没有关系吧？”

“晕倒了？哦没有吧。只是正常的消遣而已。我在写一本关于教堂神父的作品。”

“各司其职，”德·赛德说。“我们作者必须互相警惕，难道你不这样认为？”

眼下他五十出头，人小小的，身子笔挺，发灰的棕色头发越来越少，眼睛淡蓝色的。他正在发福，不过走路的时候依然优雅。他穿着黑色衣服，脸上是一副恐怖主义政客那种紧张的、心怀鬼胎的表情；他拿着一卷文件，上面系着鲜艳的三色绶带。“黄色插图？”卡米尔指着卷宗问道。

“善良的上帝啊，”德·赛德说，震惊的样子。“你把你自己看成是我的道德上司，是吗，灯柱律师先生？”

“噢，我是绝大多数人民的道德上司。我懂全部理论，我有全部的伦理良知。恰恰就是在我的行为当中缺失了什么。请问，我可以把圣人奥古斯汀请回来吗？”

德·赛德环顾四周，要找一张桌子，用圣人的气势压倒他。“你让我感到吃惊，”他说。卡米尔看上去开心的样子。“我原以为你或许想要告诉我有关你经历这些悔恨的情况，”侯爵说。他拿了一张椅子。

卡米尔想了一刻儿。“不是……我不认为我会。不过你可以告诉我有关你的情况，随你便吧。”

“巴士底狱，”德·赛德说。“这完全是双刃性质的，是吗？就拿巴士底狱沦陷来说。它让你出了名。我向你祝贺道喜。它表明了道德败坏之流是如何发迹的，甚至道德一半败坏之流是如何获得截然不同的好处的。此外，不管他们是谁，对于人类而言，这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就我而言，骚乱还没开始，我就被赶走，当时走得这么匆忙，我把我的新小说手稿给落下了。在美好的星期五那天，我出狱了——卡米尔，过了十一年的时间啊——我的稿子哪儿都找不着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可以告诉你。”

“什么东西？你的小说？”

“《所多玛一百二十天》。”

“噢，天哪，”卡米尔说，“这已经不止四年了，难道你没时间把小说重新写出来？”

“根本不是一百二十天，”侯爵说。“这是想象力的功劳，在艰难时代很难复制。”

“你来有何贵干，公民？肯定不是过来说起你的小说吧？”

侯爵叹息了。“就是来表达我的看法。关于这个时代的看法，你知道的。我喜欢审判布利索的时候发生的事。就想想在所有那些健壮之人的怀抱里，像他们一样，你在恢复神志吧。因此，现在你有什么看法？——你认为不杀布利索的人有可能吗？”

“我原先不认为有可能，但是现在我认为可能——是啊，我们当时也许可以处理好的。”

“即使在马拉死了之后？”

“我认为至少有可能是那姑姑自己干的。她声称是她干的。可就是没人听她说话。布利索的审判持续几天了。他们得到允许说话。他们传唤证人。这全在报纸上给报道了。正是来自埃贝尔的压力才阻挠了报道，否则，我们还可以一直争论下去。”

“原来是这样，”德·赛德说。

“不过，在将来，辩护人不会再有那些权利了。这被看成是非探索性的、非共和的行为。我担心把审判缩短带来的后果啊。我认为很多无须杀害的人正遭杀害。可是杀戮还在进行啊。”

“还有判决，”德·赛德说。“法庭里的判决。你明白的，我赞成决斗、复仇、激情犯罪。可是恐怖机器操作的时候根本没有激情。”

“对不起，我不完全清楚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你最初写的东西是这么地毫无怜悯之心，这么完全缺乏陈词滥调——我当时对你还抱有希望。可是现在，你正开始重新寻找你的脚步。忏悔。不是吗？你知道，九月份我还是我们区委员会的秘书。不是去年的九月：是刚刚过去的九月，那时候我们把这些囚犯杀了。关于流血的方式，具有某种纯洁的、革命化的，而且是绝对恰当的东西——速度、恐惧。可是现在，我们得到的是陪审团的裁决，还有剪发，还有囚车。在死亡之前，我们还有律师辩论。人总有一死，这是自然规律；这不应该是你反驳的内容。”

“我相信，我搞不明白你为什么来访时把这些垃圾带到我这里来。”

“我认为，对你来说——至少就你目前的思维框架而言——只是法律程序才使杀戮变得好接受。如果审判公正公平，这就更好接受了；如果证人遭到欺负，审判遭到缩短，那么这就不大好接受。不过，对我来说，这一切完全无法接受，你明白。他们越是辩论，这种情况就越糟。我再也没法进行下去了。”有一阵子的停顿。“你正在写些什么呢？”侯爵问。“我的意思是，除了你的理论著作之外？”又被误解了；他那双胆怯的、苍白的眼睛像是一只垂老的、等待陷阱的野兔眼睛一样。

卡米尔犹豫了。“我在考虑写。我必须明白我得到什么样的支持。这真困难。我们知道有一些阴谋，我们的全部生命被他们吞噬了。我们不敢对我们的挚友无忧无虑地说话，也不敢信任我们的妻子、父母，还有孩子。这话听起来有离奇剧的味道吧？这像是处于皇帝提比略统治之下的罗马了。”

“我不知道，”德·赛德说。“不过，如果你这样说，可能就是。我去过罗马，你知道吗？浪费时间。他们围绕大圆形剧场建起了这些小小的教堂，把这地方都给毁了。我看到了教皇。俗不可耐的化身。不过，我还是认为提比略更坏。”他抬起头。“你会怎么处理我的观点？”

“关于教皇？”

“关于恐怖。”

“我认为，如果我是你，我会把这些话放在自己的心里留着。”

“可是我没有，你看得出来。我在我所在的区会议上说过，恐怖必须停止。我料想，他们会很快将我逮捕。到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我告诉你，亲爱的公民卡米尔——我无法忍耐的不是死亡。而是判决，法庭里的判决。”

11月20号，丹东回来了。他的口袋里装着来自罗伯斯庇尔、法布尔、卡米尔的信。罗伯斯庇尔的信有歇斯底里的色彩，法布尔的，听上去眼泪汪汪，卡米尔的信只是怪兮兮的。他克制住要把它们折小、当护身符的欲望。

他们在公寓里重新把自己安顿好。路易丝抬头看着他，有些责备。“你在考虑出去吧。”

“不是每天，”他说，“公民罗伯斯庇尔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请我陪他。”

“整个这段时间你一直都在考虑巴黎。我相信你一直在渴望回来。”

“看看我。”他抓住她的手。“我知道我是个傻瓜。我一到这里，就想要在阿希斯。一到阿希斯，就想要在这里。不过，我要你明白，革命不是游戏；一旦我选择了，我就可以离开。”他的声音非常严肃正经；他把手伸到她的腰肢上，把她往自己身上拉。天啊，他是多么爱她！“在阿希斯，我们避免谈这个话题，我们谈些简单的事情，不过，这可不是游戏，也不是什么我投身于它就是为了从中谋取自己的好处或者获得满足感的事。”他的手指头在抚摸她的嘴，非常轻柔，堵住了她想要说的话。“曾经是这样，是的。可是我们现在得非常仔细地思考，宝贝儿。我们得要仔细考虑这个国家会出什么样的事。还有我们。”

“所以这就是你一直在做的事。仔细考虑。”

“是的。”

“现在你要去见罗伯斯庇尔吗？”

“不是直接去。”他把下颌抬起来。他的情绪又一次是世故的、开玩笑性质的了；他正从她的身子抽身离开。“在见到他之前，我需要消息灵通。罗伯斯庇尔，你知道，常常大骂那些不及时了解大事的家伙。”

“那样让你感到烦心吗？”

“不怎么烦心，”他乐滋滋地说。他吻了她。现在他们更多的是在讲条件。依照他选择的条件：虽然他感觉到——而且这也伤了他的心——她对他感到畏惧。“回来了，难道你就不能稍微高兴些吗？”

“是啊，我也觉得这样。回到了我们自己的街上。乔治，我不能跟你妈妈在一起生活。我们将来得有我们自己的房子。”

“是啊，我们会那样做的。”

“你愿意开始着手这件事吗？因为我们不想在巴黎待更长时间，对吗？”

他没有答话。“我在这里不会时间太久，”他说。

他绕着角落走了一圈，花费了分把钟的时间，在这一分钟之内，他应付着跟六个人打了招呼，拍了几个人的背，趁还没有人能拦住他谈话的时候，他匆匆地赶路。到了天黑的时候，这个消息将会传遍整个城市：他回来了！就在他正准备进入德穆兰夫妇的建筑里时，他意识到有个新的什么东西——一个说不清的细节，在他的眼角不停地打搅他。他往后退了退，把头抬起。在他头顶上方，刻在石头上面的是这样几个字：马拉大街。

有一会儿，他突然产生要绕过角落转身，爬上楼梯，对用人们大喊，要他们不要麻烦打开他的行李，他们早晨就要回到阿希斯去的冲动。他抬头看到他头顶上被灯光照亮的窗户。要是我上去就到那儿，他心想，我再也不会自由了。要是我上去就到那儿，我会决心跟随马克西，去跟他联手，杀了埃贝尔，或者跟他一起进行管治。尽管只有天知道这件事该如何处理，我还是决心要把法布尔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我再一次让自己处于遭到暗杀的威胁之下；我就重新开始这些血海深仇，重新开始这些谴责吧。

他的脸变硬了。不能仅仅因为他们变换了这条大街的名字，你就站在大街上对你生命中的最近五年进行质疑；你不能让它改变未来。不，他心想——而且，第一回他把它看清了——关于放弃、关于回到阿希斯去种地，这是一场虚幻。我一直在对路易丝撒谎：一旦进去，永不出来。

“感谢上帝，”露西尔说。“我还在想着去找你呢。”

她的嘴唇擦着他的面颊。他一直准备要仔细盘问她有关卡米尔和罗伯斯庇尔的情况，可是，相反，他说，“你多漂亮啊。我相信我已经忘了。”

“五个星期之后？”

“我真的永远不会忘记。”他抱着她。“你这么迫切地要看到我出现，真可爱。你该来阿希斯。我真想你过来。”

“路易丝不愿意，或者你妈妈不愿意。”

“那样给了她们要谈话的共同话题了。”

“我懂。糟糕成那样吗？”

“灾难。路易丝太年轻，城市气息过重，体形完全不对。你好吗？”

“哦上帝——我们融为一体了。”她要从他的怀里抽身出来，可是他抱住她不放，把她的腰肢搂得更紧。她是多么地坚强啊，充满了斗志；他相信她的无所畏惧。

“没有再怀孕吧，洛洛特？”

她摇摇头。“感谢上帝，”她补充道。

“你想要我再给你生个儿子吗？”

她扬扬眉头。“你自己有贤妻要照顾，我想。”

“我一生可以照顾不止一个女人。”

“我本以为你已经把我抛弃了。”

“绝对没有。你是我的荣耀之点。”

“可是在离开之前，你就已经放弃了。”

他心想，我现在体力又恢复了。“想要改革没什么好处，是吗？你不能改变我爱上某个人吧。”

“你并不爱我。你只是想要得到我，之后再谈起这件事。”

“最好不要像其他人一样，得到你，然后再说起这件事，”

“是啊。”她把前额抵着他的胸口。“我一直傻乎乎的，是吗？”

“非常傻。你的情况已经无法逆转。现在，我的老婆从来不会相信你的任何一点好处。就诚实一回，跟我上床去。”

“你来就是为了这个？”

“本来不是，可是——”

“我为此高兴。我不打算听你的话，此外，一会儿之前，卡米尔进来了，一下子倒在床上，在拼命地苦思冥想。”

他吻了吻她的头顶。“看着我。”他记得，三十分钟之前，他对妻子发出的正是这个相同的请求。“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所有事情都乱套了。”

“我会把所有事情都解决好的。”

“求你了。”

卡米尔躺着，头埋在胳膊里。“洛洛特？”他说，头也没抬。丹东在他身边坐下，抚摸着他的头发。“哦，乔治。”

“你不惊讶？”

“没什么使我惊讶，”卡米尔有气无力地说。“别这样，这是一个月当中我遇到的头一件好事。”

“那么就从头开始。”

“你收到我的信了？”

“那信没多大意义。”

“不是。不是，可能不是。那我能完全看得出来。”

他翻身坐了起来。丹东大吃一惊。五个星期之后，最近五年假装的成熟全都消失了；从卡米尔眼中看他的这个人就是1788年那个受惊的邋遢男孩。

“菲利普死了。”

“公爵呢？是啊，我知道。”

“查尔斯-阿莱克斯死了。瓦拉宅就在我面前把自己刺死了。”

“我听说了。他们给我带过信儿。不过，要把这件事儿搁一会儿。把有关查伯和那些人的情况告诉我。”

“查伯和他的两个朋友已经从国民大会被开除了。他们被捕了。代表朱利安已经不见，他逃跑了。瓦蒂尔在问些问题。”

“是他，现在？”安全总委员会的头目正在给自己捞个搜捕嫌犯效率极高的名声。“大审判长，”人们这么叫他。他六十岁左右，脸又长又黄，还有，手也又长又黄，很多的指节。“问哪一类的问题呢？”丹东说。

“有关你。有关法布尔，还有你的朋友拉克洛瓦克斯。”

法布尔枯燥的、言辞不多的坦白书还装在丹东的袋子里。他已经做了……他本人似乎并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事。是啊，他修改政府的文件，是他亲自修改的，而且，修改的部分已被印刷出来，作为部分文本；不过后来又有一次，不知道是哪一位再对修改的部分做了修改……单单想一想这件事就够你累的了。结论可能是，相对于某个更为老到的犯罪类型，法布尔是那个伪造之人，一名普通的犯人而已。所有迹象表明，罗伯斯庇尔对正在发生的事毫不知情。

他把注意力重新回到卡米尔身上。“乔治，瓦蒂尔显然认为，他要把有关你他妈的事情给揭发出来。我现在避开法布尔，自己过日子。警察委员会已经把查伯叫了进去。他当然痛斥阴谋的说法。为了刨根究底，赛德跟他一起去的。那事儿没人信。法布尔已经被要求写一份关于此事的报告。”

“关于东印度公司吗？法布尔已经？”丹东心想，这事儿变得彻底荒唐起来了。

“是的，还要写关于此事的政治影响。罗伯斯庇尔对欺诈和股市交易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谁在他们背后，他们获得的指示来自何处。”

“可是为什么查伯立刻谴责法布尔呢，为什么他不说从一开始法布尔就跟我一起参与此事呢？”

“那样说，他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到时候，他们会一起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所以查伯没有吭声，认为法布尔也许会因此感激他，在报告中为他开脱。你看，又做了一笔交易。”

“查伯真的认为，法布尔将来会依然清清白白吗？”

“他们指望，你利用你的影响把他拽到清清白白中来。”

“太乱套了。”

“不管怎么说，现在情况完全更糟。查伯斥责法布尔，还有所有人——唯一可取之处就是到目前为止，无人相信他的话。瓦蒂尔质疑过我。”

“质疑你？他自己做得有点过分。”

“哦，不过非常不正式。一个爱国者对另一个爱国者吧。他说，公民，没有人认为你做过什么可疑的事，不过，你也许做过什么刁钻滑头的事？他的看法是，我要把所有相关的情况告诉他，之后会感觉好得多。”

“你说了什么？”

“哦，几乎没说什么。我睁开眼睛，说，我，刁钻滑头的事？那天我的口吃非常严重。我在谈话中说到很多回马克西的名字。瓦蒂尔把他的名字划掉的时候，感到害怕。他知道，如果他对我施加压力，我会投诉。”

“干得好，”丹东阴森森地说。不过他明白他所处的困境了；这不仅仅是他如何处理法布尔的问题，更是关于卡米尔的良心这个更大的问题。

“我对罗伯斯庇尔撒了谎，”卡米尔说。“不过暗示性地。我不喜欢这样，你知道的。这样做，我下一步行动的理由就不那么牢靠了。”

“那倒是。”

“我担心有更坏的消息。埃贝尔已经出来，讲述去年你们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拉克洛瓦克斯在比利时捞了很多钱进腰包。他声称有证据在手。他也说服了雅各宾派向大会请愿，把执行任务的拉克洛瓦克斯和雷让德勒从诺曼底拽回来。”

“他说雷让德勒干了什么吗？”

“他是你朋友，是吗？我到罗伯斯庇尔那里去了，说我们必须停止恐怖。”

“你那样说了？”

“他说的，我完全同意。当然，他停止了，他憎恨杀戮。只是我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明白……所以，我说，埃贝尔权力太大。他在战争部和公社根深蒂固，他把自己的报纸发行到部队——而且，埃贝尔不会同意停止恐怖。这触及他的自尊，他说，要是我想停止恐怖，我会的，即使我非要首先砍掉埃贝尔的头。噢，我告诉他，这件事你先考虑二十四个小时，然后我们再决定该如何对他发起进攻。我回家起草了一份反对埃贝尔的宣传册。”

“你从来不吸取教训，是吗？”

“对不起。”

“你在为吉伦特派哀号。他们的垮台你起了作用。”

“可是这就是埃贝尔，”卡米尔不解地说。“看，别把我搞糊涂了。埃贝尔就是停止恐怖的障碍。假若我们把他杀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杀别的人了。可是，罗伯斯庇尔——在那二十四个小时之内，他开始拖延。他过来了，十分焦躁不安，而且严厉。我回去时，他说，‘埃贝尔权力很大，不过他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假如他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下，还是会非常有用的。’”两面派的杂种，丹东心想；他要干什么呢？“‘如果我们找到妥协的办法，’他说，‘这样也许会更好。我们不想发生任何不必要的流血。’有一回我为圣-约斯特祝愿，我真的觉得，他打算那么干，你知道，到了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个厌恶的手势。“圣-约斯特也许可能促使他采取什么行动。”

“行动？”丹东说。“他不会采取行动。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要采取行动。不必要的流血，哦我的妈呀。暴力，多么可悲。他用他那正直品格把我累死了。那个混蛋，连煮鸡蛋都不会。”

“哦不，”卡米尔说。“别，别。”

“那么他想要干什么呢？”

“他不会被拴在一个观点上。去看看他。只是得到他的话。别争了。”

丹东心想，不过，他们过去就是那样说我的。他把卡米尔拽到怀里。他的身体好像怪兮兮的，而且充满了危险，是用影子和钩子做成的。卡米尔把头埋在他的肩上；然后说，“你真是个既令人惊愕又是玩世不恭的人。”

有一时半会儿，他们都没说话。之后，卡米尔从他怀里脱身，抬头看着他。他把手轻轻地搁在丹东的两个肩上。“你曾经想到过，就像你对待他一样，马克西对你感到同样本质上的蔑视吗？”

“他鄙视我？”

“这是他非常容易感觉出来的东西。”

“不，我从来没那样想过。”

“噢，整个世界并不是由你的雄心抱负所驱动。算不上人民的人，自然而然觉得他们自己就是你的上司。他非常卖力地为你争取生活费。他受不了，可他有博爱之心。要么情况就是恰恰相反。”

“人家对分析他的性格都感到厌倦了，”丹东说“好像人家的性命取决于他的性格似的。”

他本打算回到路易丝那儿待上一个小时的。他站在商廊的角落。他已经习惯跟她谈话，把发生的事和说过的话重新给她讲述一遍，等待她的评论。他告诉过她一些他从来不会对加布丽艾尔说的事；她不想参与的态度和知识的匮乏使她对他来说很有价值。可是刚才，没什么好说的。他在心中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沉重。他看看自己的手表。有可能，虽然可能性不大，不可腐蚀之人在这个时候会在家里，他在过河时伸腿的这会儿功夫，他可以考虑一下要说什么话。他抬头朝自己亮灯的窗户瞥了一眼，带着报复心大步走开，进了夜色之中。

灯点亮了，在屋与屋之间逼仄的胡同里，在绳子上面，晃来晃去的，令人头晕眼花，或者挂在铁做的支架上。现在，灯比革命之前更多了：是与阴谋家较量的灯光，是与造假者搏斗的灯光，是与布朗斯维克公爵的漆黑之夜战斗的灯光。1789年的时候，他们一直挂着一盏贵族灯，他曾经问过，“你觉得这盏灯今后会照得更亮吗？”路易·苏鲁听到自己仍然活着这个消息时，表现出惊讶：“每当我经过灯柱，我就看到灯光朝我虎视眈眈地照射过来。”

两个小男孩从他身边经过，一副乡下人的脸，活泼可爱，还流着鼻涕；他们正在把兔子卖给城里人，他们抬着这些动物，把它们倒挂着，放在扁担的两头，它们是在田野里被套子逮住的，扎好的捆子上还是血迹斑斑的。有人要抢劫他们的东西，他心想，到了那时，他们既没钱，扁担上也没兔子；他们从他身边经过时，那些毛茸茸的尸体在摇晃的骨头上显得瘦单，肉也不多。两个女人在小饭馆的门口大吵，拳头叉放在屁股上。河流成了一个满是污秽之物的渠道，黄黄的，泥灰色的，在冬天的时候向上攀爬，仿佛一场继发性的疾病开始了。

马车是新的，而且特别显眼，因为它小巧玲珑；即使是在阴霾之中，你也能看出新油漆上面鲜亮的色彩。他朝一张圆圆的苍白的脸瞥去一眼，赶车的从他身边收起沉重的辔头，发出吱吱的响声；辔头上面是车主呱呱的声音。“我亲爱的丹东，是你吗？”

他不情愿地止住脚步。几匹马对着寒冷潮湿的晨曦在湿兹兹地呼吸。“埃贝尔，是你吗？”

埃贝尔把头伸了出来。“果然是你。人家认得出你的身子骨。我亲爱的丹东，天黑了，用这副民主的样子在大街上走，你去哪里？不安全。”

“难道我不是看上去好像还能照顾自己的样子？”

“当然能，可你没有意识到，有一帮一帮的武装抢劫者——我能不能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

“除非你准备走你来的那条路回去，否则就不要了。”

“当然。不麻烦。”

“好了。”他对车夫说。“你知道罗伯斯庇尔家吗？”

从埃贝尔的声音里听到了一丝颤抖，他获得了满足。“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两个小时前。”

“一家人吗？家人都好吗？”

“埃贝尔，你真是个非常令人扫兴的人，”丹东边说边自己对着他，坐在升得很高的座位上，“所以在别的方面伪装也没有什么用。”

“是的，我懂。”埃贝尔发出一种神经质的咯咯笑声。“丹东，你也许听说了有关我做的几场演讲吧。”

“攻击我的朋友。”

“别那样说，”埃贝尔责备道。“毕竟，假如他们没有什么值得羞愧难当的——我只是给他们一个机会，显示一下他们是什么样的爱国者而已。”

“他们已经显示过了。”

“不过，肯定，我们当中竟然没人为使我们的行为接受审查害怕？关键是，丹东，我不喜欢你认为我是在批评你，批评你本人。”

“我不认为你会胆敢那么做。”

“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之间策略性的联盟——”

“我可以秘密地和海绵形成一个策略性的联盟。”

“好了，把这件事考虑考虑吧，”埃贝尔说，没有一丝恶意。“顺便问一下，卡米尔状态不好，是吗？就那样晕倒了。”

“我会把你的关心转告他。”

“选择了一个最不好的时刻。人们都在谈着呢——我觉得非常可以理解——他为自己在打倒布利索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感到后悔。心肠软，马拉过去常常这么说他。虽然看起来害怕的样子与他过去的行为并不吻合。1789年。私刑。嗯。我们说到点子上了。现在那么——我该怎么表达呢？公民罗伯斯庇尔在这一个月成了一条滑溜溜的鱼。难以对付。要小心哪。”

“谢谢你用车把我带到这儿，埃贝尔。”

丹东从马车上晃悠悠地下来。埃贝尔白皙的脸出现在他的身旁。“劝卡米尔休个假，”他说。

丹东耸了耸肩。“随你便，”他说。“继续驾车，”他对车夫喊道。站在街上的时候，他想在巴雷·杜彻斯尼的后面骂人，追上他，一拳打在他的脸上。敌意就从这里开始了。

“那么你的小妹妹对婚姻生活有何看法？”丹东问起艾蕾奥洛莉。

艾蕾奥洛莉一下子脸红得发黑了。“我认为还好吧。菲利普·勒巴不算太有出息。”

他心想，你这个可怜的、心怀仇恨的令人失望的母牛。“我能找到我自己的办法，”他说。

他敲门的时候，没有应答。他把门推开，径直走进罗伯斯庇尔充满挑衅的注视目光中。他坐在办公桌边，上面放着钢笔、墨水，还有一个小小的笔记本。

“装着不在这儿，嗯？”

“丹东。”罗伯斯庇尔站了起来。他脸上稍微变了色。“对不起，我以为是考蕾莉娅敲门的呢。”

“噢，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你的女士朋友啊！坐下来，放松吧。你刚才在写什么呢？给别人写情书？”

“不是，事实上，我——没关系。”罗伯斯庇尔信手把小笔记本轻轻地合上了。他在办工作桌边坐下，双手合在一起，处于非常紧张的祈祷状态中。“我一周之前可以跟你谈谈的，丹东。查伯过来见我了。我——噢，你以前怎么看查伯这个人？”

丹东注意到了他用的是过去时态。“我现在觉得他是个红脸小丑，头上戴着一顶自由的帽子，帽子下面的脑袋很小。”

“他的这桩婚事，你知道……弗雷兄弟明天将要被捕。正是这桩婚姻把他给陷进去了。”

“嫁妆，”丹东说。

“正是这样。这两个所谓的兄弟是百万富翁。可查伯呢，他完全喜欢那样——他是个耳根发软的人。好了，怎么不是呢？他保留了太多一成不变的四旬斋习惯。”

丹东仔细看着罗伯斯庇尔。他的态度软下来了？可能。

“倒是这个姑娘，我为她感到遗憾，这个小小的犹太女孩子。”

“是啊，不过那个时候，”丹东说，“他们说，她不是他们两人的妹妹。他们说，她是从维也纳的一家妓院给赎出来的。”

“他们会什么都讲，是吗？我确实知道一件事——自从他离开她以来，查伯的用人生了他的孩子。这就是去年九月份对雅各宾派谈起私生子权利问题时说得如此令人动情的这么个人。”

丹东心想，你永远没法说得清楚什么事情会让罗伯斯庇尔最难过：叛国、挪用公款或者好色。“可是——查伯过来见你了，你刚才说过。”

“是啊。”罗伯斯庇尔摇摇头，为人类的状况感到开心。“他随身带了个袋子，他说里面装了十万法郎。”

“你应该数一数。”

“尽管我知道，里面全是废纸。可他还是和往常一样继续说起阴谋策划人，我说，‘你有什么文件证据吗？’他说，‘我有啊，不过，’”罗伯斯庇尔发笑。“‘它全是用隐形墨水写的。’然后他说，‘这一笔钱是给我贿赂公安委员会用的，因此，我认为要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带给你。我能行动安全吗？我觉得我应该从这个国家出去’。”

“不是用隐形墨水写的？”丹东问。“谈关于哪一——”他从口袋里掏出罗伯斯庇尔的信，把它落在他们之间的办公桌上。“好了，我的老朋友——所有这一切是关于如何处理埃贝尔的吗？”

“啊，”罗伯斯庇尔说。“卡米尔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感到有点惊慌失措。”

“我懂。所以我一路赶来，因为你有了一点儿惊慌。”

“我破坏你的假期了？对不起。但是你现在好多了。”

“好得可以战斗了。我正试图弄清楚战斗在什么地方。”

“你知道的，”罗伯斯庇尔清了清喉咙，“我真的认为在新年之前，我们的处境也许相当有利。只要我们把土伦收复。巴黎这儿把我们当中那些反宗教的狂热分子给清除掉。你的朋友法布尔在所谓的商人这方面干得不错啊。明天我打算把从雅各宾派俱乐部被开除出去的人数达到四个。”

“关于？”

“普鲁尼，这个为埃罗工作的奥地利人。还有三个埃贝尔的朋友。把他们排除在俱乐部之外等于使他们瘫痪了。这对其他人来说等于是个警告。”

“我必须指出，最近从俱乐部开除人已经成为逮捕的前奏。不过卡米尔说，你主张结束恐怖？”

“我不会这么表达——完全这么表达——我的意思是，过一两个月之后，我们也许会轻松，可是，还有很多外国特务，我们务必把他们排除在外。”

“除此之外，你赞成回到正常的司法程序，把新宪法介绍进来？”

“我们还处于交战状态，那是难处。处于非常严重的交战状态。你知道国民大会说过什么吗——‘法兰西政府就是革命性的，直至取得和平才行。’”

“‘恐怖就是例行公事？’”

“或许，这是用词不当。你会觉得民众在四处转悠，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不过情况不是这样。剧院和往常一样对外开放呀。”

“为了上演爱国戏剧。它们把我烦透了，爱国戏剧。”

“它们比剧院以前提供的节目更加有所教益。”

“你怎么会知道的呢？你从来没去过剧院。”

罗伯斯庇尔冲着他直眨眼睛。“噢，从逻辑上讲，好像一定如此。我不能样样监察。我没时间到剧院去。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刚才的论点上——你必须理解凭我个人的身份，我不喜欢眼下一直正在发生的事情，不过我得承认，从政治上说，这是必要的。现在如果卡米尔和我非得处理委员会里的事，还要尽我最大的可能使我自己与……重归于好。我看待这件事的方式……从外部来说，我们的形势好多了，可是从内部来说，我们仍然有急迫之事；我们依然有旺代的叛乱者，而且还有一个首都的阴谋者。革命可不是天天安全啊。”

“你知道你想要的恰恰是什么吗？”

罗伯斯庇尔绝望无助地抬起头来看着他。“不知道。”

“难道你就不能把这个问题想出来？”

“我不知道最好要做什么。我好像被人们包围了，这些人声称获得了所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办法就是涉及屠杀更多的人。现在帮派比我们摧毁布利索之前还要多。我在尽力使它们处于分离状态，阻止它们不要互相毁灭。”

“如果你想要停止行刑，在委员会上你会得到多少支持呢？”

“罗伯特·林德肯定没问题，可能还有库颂和圣-安德烈：巴雷尔也许吧——我从来不知道巴雷尔在想什么。”他不停地在数指头。“考洛特和比劳德-瓦恩尼斯会反对任何调和政策。”

“天啊，”丹东若有所思地说，“公民比劳德，这个粗野高大的委员会的人。他过去常常转悠到我办公室，在1786和1787年，我过去常常给他一些起草答辩状的活儿干，所以，他能够做到灵魂和身体没有分裂。”

“是啊。毫无疑问，他绝对不会原谅你。”

“埃罗怎么样？”丹东说。“你已经把他忘了吧。”

“没有，没有忘记。”罗伯斯庇尔避开他的目光。“我认为你知道他再也不会获得我们的信任了。我相信你会与他断绝联系？”

就让它过去吧，丹东心想：就让它过去吧。“圣-约斯特呢？”

罗伯斯庇尔犹豫了。“他会把这看作是弱点。”

“难道你就不能影响他？”

“也许吧。他在斯特拉斯堡取得了显著成绩。他总是倾向于认为他是在正确的路线上尽职尽力。当人民与部队在一起的时候，巴黎的一些性命对他们来说似乎并不重要。其他人——我大概可以把他们拉到我们这边来。”

“那么除掉考洛特和比劳德-瓦恩尼斯。”

“不大可能。他们得到所有埃贝尔派的支持。”

“那么除掉埃贝尔就是。”

“我们又回到了恐怖政策。”罗伯斯庇尔抬起头。“丹东，你还没有说起在这件事中你自己的立场。你一定有了看法。”

丹东大笑。“如果你对我更了解的话，这一点你不能如此肯定。我会等待我的时刻。我建议你也同样如此。”

“你知道只要你在大庭广众露面就会遭到袭击？关于你的比利时风险公司，埃贝尔已经在暗示什么了。我担心，你的病主要被当成是神秘兮兮的什么东西。人们都在说，你已经带着赃款移居到瑞士了。”

“那么，我们就需要一点团结了。”

“是的。我会为你说话，当然，利用每一个机会。让卡米尔写些什么，你觉得？让他脑子远离一些事？我告诉过他，要他远离审判。他非常感情用事，是吗？”

“你这么说起来，好像对你来说，他感情用事让你感到吃惊。好像你仅仅是在上周才遇到他的。”

“我认为，他感情用事的程度对我来说确实令我吃惊。卡米尔的感情好像无法控制。像大自然的灾难一样。”

“那可能有用场，否则那就可能是令人讨厌的事了。”

“丹东，这话听起来玩世不恭嘛。”

“是吗？好，也许是。”

“那么也许关于卡米尔对你的感情，你感觉到玩世不恭了？”

“不是，我倒是感激。我认命。”

“这是我们在你身上观察到的性格特点，”罗伯斯庇尔饶有兴致地说。

“那是尊贵的复数吗？”

“不，我的意思是，我和卡米尔。”

“你们常常讨论我？”

“我们讨论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不过，这你知道的。没有人比我们再亲密无间。”

“我接受你的反驳。我们和卡米尔的友情都是高级的。哦，他的所有的友情都是同样的！”

“我看不出来它们可能会是什么样的，真的。”

“是的，感觉迟钝，你感到高兴。”

罗伯斯庇尔把下颌撑在手上。“我是感到高兴。因为为了保持卡米尔的右翼，我只得牺牲很多。这就像我人生中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样。多少天我在叫喊，‘别告诉我吧’，还有，‘在我进房间之前，把那件事掩藏起来吧’。”

“我不知道，关于你自己，你知道那样做。”

“哦是啊。我本人不是一个伪君子，但是我在其他人身上滋长了虚伪。”

“肯定，你一定。罗伯斯庇尔不撒谎，不欺骗，不偷盗，不醉酒，不交媾——太多太多了。他不是一个享受主义者，不是一个获利最大的机会主义者，也不是一个违背诺言的人。”丹东咧嘴笑了。“不过所有这些优点有什么用？人家并不向你学习。相反，他们只是把羊毛拉到你的眼睛上——欺骗你。”

“他们？”罗伯斯庇尔轻声地重复着。“说‘我们’，丹东。”他笑了。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在他的私人笔记上这样写道：

我们的宗旨是什么？

为了人民的利益运用宪法。

谁有可能与我们对抗？

富人和腐败之徒。

他们会采用什么方法？

诽谤和虚伪。

什么因素总是促使他们使用这些方法？

普通民众的无知。

什么时候人民能够接受教育？

当他们够吃，当富人和政府不再贿赂，用诡计多端的巧舌和笔墨来欺骗人民；当他们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一致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永远不会。

法布尔： 那么你要怎么办？

丹东： 我不愿看到你受人家的侮辱。这会影响到我。

法布尔： 不过你的计划——你一定有计划了？

丹东： 我确实有，不过，没有要求你一边绕着城市转，一边说丹东有计划了。我想要跟国民大会的右翼势力讲和。罗伯斯庇尔说，我们必须团结，而不是分裂——他说得对。爱国者不该互相折磨。

法布尔： 你指望他们原谅你把他们的同事头砍掉吗？

丹东： 卡米尔将会展开宣传运动，主张宽容仁慈。最后，我要获得谈判之后的和平，脱离经济控制，回到宪政。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你没法实施这个计划，因此，我们只好巩固委员会的力量。把罗伯斯庇尔留下，把考洛特、比劳德-瓦恩尼斯，还有圣-约斯特除掉。

法布尔： 现在你承认你错了吧？你绝不该让自己在去年夏天从委员会被人家选出去的。

丹东： 是的。我当时应该听你的。好了，首先，你承认了你的错误，然后你开始挽回错误的损失。我们大家都在把埃贝尔看成是一个没有才能的御用文人这个方面犯了错。我们还没有从错误之中缓过神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把部长们和将军们笼络在手下了，更不必说笼络那些暴民乱民。要打败他，需要勇气，还要有运气。

法布尔： 然后停止恐怖？

丹东： 是啊。事情发展得太过头了。

法布尔： 我同意这种说法。我要瓦蒂尔的热气从我的颈项上离开。

丹东： 这对你来说就意味着一切吗？

法布尔： 嘿，伙计。对你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不是你现在变得心慈手软了吧，是吗？你还没有温顺纯和吧？

丹东： 没有？也许，我是。但是，我拼命努力，让自己的利益符合国家利益。

法布尔： 你又要治理江山了，乔治-雅克？

丹东： 我不知道。我还没决定好我要得到什么。

法布尔： 上帝啊，你最好很快就拿定主意。你要对付他们所有人哪。这很危险。你得随时拥有机智。你不能半睡半醒地投身其中，否则你会把我们全给毁了。我不知道，你好像对此没有多大兴致。你好像不是从前的自己了。

丹东： 正是罗伯斯庇尔他让我感到困惑。我有这种感觉，他一直在隐瞒他的赌注。

法布尔： 哦……就让卡米尔甜蜜起来吧。

丹东： 是的，我当时在想……如果卡米尔陷入了麻烦，我指的是更多的麻烦，罗伯斯庇尔只好站出来为他辩护，那就意味着他本人下决心了。

法布尔： 是的，多好的主意。

丹东： 卡米尔做什么，这倒没关系。罗伯斯庇尔总是为了他要把事情摆平。

法布尔： 这一点我们可以信赖。

法布尔·德·伊格朗汀说：肯定，当你的整个儿名字融入谎言，你还在继续寻求你的真实性要得到保证时，你其实就是在不停地寻找自尊的源泉。

东印度公司生意不景气时候，我早就停业不做，直到我把价格提高。价格合理的时候，我犯了罪。不过，多小的一个罪过啊！包容我吧。我可以求你给我一会儿你的耐心你的善意吗？你明白，这不完全是钱的问题。

我要他们说：你是一个权大势重的人，法布尔！我想看看，他们给我的保护出了多高价格。他们买的恰恰不是我的金融眼光。卡米尔已经说过，我的脑子里完全装满了油彩和老旧的标题册子，脑筋应该就在那些东西上面；就我而言，我总是被生活和老掉牙的戏剧情节多么地相似所吸引。他们想要的就是我的影响力，就是那个丹东的亲密朋友能得到的地位。间接地说，我确信，他们认为他们也在收买丹东。毕竟，我公司里的同事以前跟他打过交道。我不愿意你认为，东印度公司的生意是孤立发生的事件。伪造只是凶恶行为的逻辑延伸，只是货币的进一步投机和部队合同的进一步欺诈。在法律一边走错了一小步除外；在这样的时代，对于像我这样的人而言，只要站在任何法律错误的一边，情况就糟了，任何法律。现在是白痴诗人站在一边，另一边就是丹东，还有不可腐蚀之人在孩提时代冒险时就无法分离的那个伙伴；看上去多么沾沾自喜啊。

我担心我看不到这件事的良好结局了。有一段时间——你也许已经疏忽了——丹东和我放弃了自我利益。那是我看破红尘的一段时间，我的意思完全是，几秒钟的功夫一个决定就作出了；我不是说，之后，我们各行其是，或者说做得更好。我们计划应该如何打赢沃尔姆兹时，我们说过，我们再也不提此事，哪怕就是为了保命也不要提起。

现在呢——从我们互相承认我们不会做什么事这个时刻起——我们就开始朝毁灭的方向倾倒了，像是大清早病怏怏的两个醉鬼一般。因为他所持的信念导致了机会主义者付出昂贵的双重代价；每次他赋予信任时，他就要流出一点血。沃尔姆兹为共和国扭转了局面；自从那时候起，法国人就已能够在欧洲昂起头来了。

眼下丹东从来不会弃友不顾的。如果这句话听起来让人感到作呕，我道歉。换句话说——而且，这对你来说也许有些道理吧——近年来，我从火中拖出来的便笺上面，每一道痕迹都通向位于树林心脏地带的丹东。埃贝尔对于拉克洛瓦克斯在比利时履行外交使命的所有指控同样也适用于丹东。这一点，埃贝尔知道。瓦蒂尔会把我抖出来。他也要丹东如此。为什么？我认为他冒犯了他的礼仪观。瓦蒂尔是个道德主义者；我认为，福奎尔同样也是。这是让我感到难过的一个倾向。上帝知道我们冒了什么样的风险，上帝知道丹东的所作所为。上帝和卡米尔。上帝会守口如瓶。

我开始谴责阴谋时，为了洗白自己，我怎么知道罗伯斯庇尔会利用我说过的每句话呢？他在爱国主义的心脏地带寻找阴谋：上帝帮帮我吧，我提供了阴谋。假定它存在，而且每句话和每一行为好像都证明了它的存在，结果呢，有时候大家当然感到纳闷——假如罗伯斯庇尔正确，我是个傻瓜，情况会怎样呢？假如我认为是在皇宫咖啡馆里捏造出来的某场共同骗局真的就是在白厅编织的巨大阴谋，情况会怎样呢？

不，不——我不会想到这就是。一个人将会因此变得疯狂的。

某种程度上说，我希望他们进来把我逮捕算了。这听起来也许荒唐，但是逮捕才是唯一阻止我不要折腾，不要把事情搞得更加复杂的办法。一想到这，我头就疼；我变得如此忧郁沮丧。正是这样的等待使我感到惶恐不安，追捕中的停顿吧；不停地动吧，那向来是我的座右铭，我整个一生的座右铭。也许，这是瓦蒂尔的一个伎俩，或者也许他们一直要等到他们想出别的什么事情来、什么更糟糕的事情来；或者等到丹东决意为我辩护？

我担心，假如情况这样下去，我永远完成不了《橘色的马耳他人》。这可是一部好戏啊，里面有些非常值得感到荣耀的诗句。也许，偏偏就是这个巨大的成功，总与我擦肩而过。

丹东呢，最近这几天，看上去更像是一只脏兮兮的、塞得鼓鼓的熊，不像是在什么国家之间挑拨离间的什么人物。这么多的人被行刑处决这件事好像对他的影响很大。他花了许多个小时就是在思考；你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思考啊。

卡米尔：他们绝不会把腐败指控锁定在他的身上，我不认为他们会这么做。根据兔子的说法，他和杜普莱希斯在他们自己的那个农场上度过许多个惬意的下午，详细讨论过他获得的轻易得手的赃物的细节：所有的在严格意义上合法的事，还有那些不光明正大的事。那是他们唯一的一次接触点。

可是我在这儿，又一次陷入了辱骂之中。实际情况是，当我看到卡米尔看上去遭到了如此打击，带着他那种过分敏感得荒唐的耳朵，我就想要抓住他，摇他，说，我也在受苦啊。如果他知道德·赛德已经在所有事情上把他抛开，罗伯斯庇尔要一边扯他的头发，一边还要呕吐。除非丹东突然而且很快采取什么措施——可是，我敢指望什么呢？

如果他瞄准了政变，我不会要求他时机尚未成熟便采取行动的。我不会指望，救我一条性命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一次偶然的好处。所以就把这个心思丢掉吧，在菲利普·法布尔的一边：我基本上说是个卑微之人。

最近两三个星期以来，我感觉不舒服。他们说，我们注定了要有一个温和的冬天。我希望如此。我咳嗽得厉害。我想去看看苏波尔毕耶尔医生，可是我吃不准我会听他的裁决。我指的是他在医学上的诊断；他是革命法庭的一个陪审员，不过，有了那种裁决，我就不会有选择了。

我没有胃口，我胸口疼痛。哦，好了，也许这很快就会没事的。

丹东到了国民大会，为那些失去生活依靠的神父们请求国家补助：

假如一个神父连生存的东西都没了，你还指望他干什么呢？他会死去，或者加入旺代的谋反派中，或者成为你们的不共戴天之敌……你们非得用理性和清醒的方式改变你们的政治诉求……一定要没有不宽容，没有迫害。［鼓掌］

丹东： 慌慌张张的肖美特。我要把他的理性崇拜强行灌输给他。我们应该结束这些反宗教游行了。在国民大会的每一天，我们只好听神职人员单调无趣的队伍行进，把他们的灵魂像在洗衣房一样绞出，大弥撒持续多久，我们就要听他们起誓放弃他们的信仰多久。凡事要有个限度，我要告诉他们，这个限度已经到了。

卡米尔： 你离开的时候，有几个无裤党人拿着一颗头进来了。他们说这是圣人丹尼的头。他们说这是迷信时代的可怕文物，他们想要把它脱手。我倒愿意得到它。我想要把它拿给圣-约斯特看看。

丹东： 一帮蠢货。

路易丝： 我不会把公民罗伯斯庇尔看成信教之人。

丹东： 从你的意义上说，他不是。不过，他不想看到迫害，他也不需要无神论被拔高，变成一项政策。哦，不过有一件事他非常喜欢，程度大大地超过发动革命。

卡米尔： 俗不可耐的化身！他的雄心更高！

丹东： 圣人马克西米连？

卡米尔： 他压根儿再也不谈上帝了。他谈的是神王。我认为我知道那人是谁。

丹东： 马克西米连？

卡米尔： 正确。

丹东： 嘲笑人民，你会陷入麻烦。圣-约斯特说，嘲笑政府首脑之人就是嫌疑犯。

卡米尔： 对于那些嘲笑圣-约斯特的人来说，给他们保留了什么命运呢？断头台对他们来说算是太好。

罗伯斯庇尔到雅各宾派俱乐部去了：这是低调演讲，与意义无关、逐渐消失的停顿现在变成了一种惯用技巧，具有催眠效果：

“丹东，他们控告你已经……移居，跑到瑞士，带着你……腐败得来的赃物。有些人甚至还说，你就是让路易十七登上王位的那个阴谋魁首，因为你明白……你将做摄政王……现在我……已经注意到丹东的观点——因为我们有时候意见不同——我已经密切注意到这些观点，有时候……带着敌意。诚然……他在怀疑……杜姆雷兹在这个方面动作缓慢，他在反对……布利索和他的同谋之时，没有显示出自己绝不姑息的态度。但是，如果我们并不总是……完全同意……我必须得出结论，他背叛了他的国家吗？据我最充分的了解，他一直充满热忱，为他的祖国效忠尽力。如果丹东受审，我在这里也就是受审……让所有那些要发表反对丹东的演讲的人现在就到……前面来吧。让他们站起来，那些比……我们更加……爱国的人。”

“如果你能多给我几分钟，”福奎尔-汀威尔说。他的举止肯定表明他没有浪费多少时间。“家族感情嘛，你知道的。”

“哦是吗？”

福奎尔心想，她是多有价值的东西啊；对我们家族的人而言，她是太好的东西。“我可以坐吗？”他说。“一件值得懊悔的事——”

“出了什么事？”她说。他满心欢喜地注意到，实际上，她把那只怜爱的手放到她的喉咙上了。

“不，不——我的描述没错。从你所害怕的这个意义上说，他没有出事。”

她心想，你怎么会知道在什么意义上我害怕呢？她正对着检察官坐下。“噢，那么，堂弟？”

“我亲爱的，你搜集了巴纳夫的名字？他是国民大会的一名代表。他在监狱待过一段时间。今天我们把他的头砍掉了。他与安托瓦内特有些秘密勾当。”

“是啊，”她说。“我认识他。可怜的老虎。”

“你意识到了你丈夫对这个叛国者有感情吗？”

她迅速抬起头来。“请你把法庭上的那一套放到一边去。我不是站在被告席上。”

福奎尔把手朝上一甩。“我可不是故意吓唬你。”

“那可不是你做的事。”

“那么，我惹你生气了，对不起。不过巴纳夫是个叛国者，这是一桩被坐实了的事实。”

“我能说什么呢？叛国就是背叛，所以在背叛之前，一定有某种信任和接受状态。巴纳夫从来没有装作是个共和派。卡米尔尊重他——我觉得这是互相的。”

“对我堂兄来说，尊重是他要得到的这么稀缺的东西吗？”

“噢，是的，我认为真是这样。”

“尽管他有很多能力？”

“人民并不尊重作家，是吗？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可以不要的那些东西之一。像钱一样。”

“我不认为，政治新闻记者有望为他们的艺术做出很多牺牲。除了真实性之外。但是，这还是微不足道啊。”

“我不这样认为。以前我们可从来没有讨论过。”

“噢，也许，这不是微不足道，但是我没有时间看它。”他心想，革命突然充满了好争好斗的女人。这儿就是这么个皮肤白皙的美女，她浑身武装了她丈夫那一套装腔作势的样子；大家听到了那个笨人艾蕾奥洛莉·杜普莱的很多故事；大家听说过丹东的儿童新娘。他认为，对他们本人来说，他们是傻瓜；救你性命的办法就是远离革命；作为女人，他们这样做是有借口的。“但是发生了，”他说，“好像如果不跟他讲话，你丈夫不会让巴纳夫去死。他来到门房监狱，正好巴纳夫快要迈进囚车。我所站的地方听不到他们说话，我留心着要保持这样。可是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注意到，你丈夫一听到要恰如其分地惩罚这个叛国者的时候，便表现出最栩栩如生的痛苦和悔恨。”

“公民福奎尔，听到一个大家在快乐时期结识的人死亡的消息，难道大家不可以表示一下痛苦和悔恨吗？有禁止这样的一条法律吗？”

福奎尔用赞许的表情看着她。“我看到他们拥抱了，”他说。“我可是不得已看这个场面。当然，我不会在这件事上做出自己的解释。我应该提醒他们，要绑好人家的手。我想不出这样的事当时怎么就被疏忽了。这就是事情怎么发生的问题。在如此展示对叛国者的友谊方面，做什么解释，很多人无法帮得上忙。”

“你还有人心吗？”她用低低的声音问。

“我尽我的责任，我亲爱的，”他迅速地说。“现在你根据我的话告诉我的小堂兄，他的态度非常危险。不论他是被人家误导得够呛产生了什么感情，他可付不起这些过分感伤表现的代价啊。”

“为什么竟然连同情心都要隐藏？”

“因为他正在害他的朋友。如果那些朋友们希望改变他们的政策，无疑，他们要为他们自己这样说话呀。”

“我觉得你也许听到他们这样说话了，不久吧。”她心想，我也不应这么说；可他让我气愤呀，他那张拉长的脸，他那副虚伪的样子。他只是担心他也许会把饭碗丢了。

福奎尔凄然地笑笑。“如果他们齐心协力说，我会感到惊讶。可怕的丝毫放松将会导致委员会分裂。只有委员会正在把事情聚拢合并起来——收入、部队、食品供给。”

“委员会的组成可能会有变化。”

“真的吗？那是丹东的计划吗？”

“你在给什么人当间谍？”

福奎尔摇摇头。“我不是什么人的特务。我是法律代理人。所有的阴谋都从我手上经过。委员会，你知道的，因为遭到阴谋的攻击才形成了现在的团结。我不知道假如相信阴谋政策有变化，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此外，有些成员，到现在为止，很自然是被吸引到作为一个机构的委员会中来的。当然，战争是委员会存在的主要原因。此外，他们说，丹东需要和平。”

“罗伯斯庇尔也是。他一直想要和平。”

“啊，不过他们能在一起共事吗？罗伯斯庇尔要求牺牲拉克洛瓦克斯和法布尔。丹东不同意跟圣-约斯特共事。情况就是这样。互相表扬是再好不过了。当他们到了超越表扬的阶段时，就让我们看看他们如何处理吧。”

“那么前景不乐观了，堂弟？”她轻松地说。

“我所有的前景都不乐观，”福奎尔说。“也许，这是我的工作性质。”

“你要建议我丈夫该做什么呢？我的意思是，假定他愿意接受你的忠告。”

他们俩都笑了。各人都明白这种事情的不可能性。福奎尔想了一会儿。“我觉得，我要建议他完全按照罗伯斯庇尔所说的那样去做——要一点不少，当然，也要一点不多。”

一阵停顿。露西尔感到心烦意乱；第一次，他把某些可能性放进了她的头脑中。她把自己吓了一跳，问：“你觉得罗伯斯庇尔的命会保得住吗？”

“你的意思是，我认为，他人太善良了，命不可能保得住？”福奎尔站了起来。“我不做预测。使一个人成为嫌疑犯就够了。”他亲了亲她的面颊，是以叔叔亲小姑娘的那种举止方式。“我亲爱的，集中心思，考虑保住你自己的性命吧。我也是。”

丹东 ［在国民大会］：我们必须惩处叛国者，但是我们必须区分错误和犯罪。人民意志就是，恐怖就是例行公事，但是恐怖必须指向共和国的真正敌人，而且仅仅是指向他们。一个缺点就是，缺少革命活力之人不该被当成罪犯。

代表法尧： 我确信，丹东不是有意使用了某些我觉得惹人生气的表达。在一个人民需要铁石心肠的时期，丹东请求他们显示心慈手软。

蒙塔纳德： 他没有！他没有！

主席： 保持秩序！

丹东： 我没有使用那个词。我没有建议对罪犯表示宽宏大量。我要求对他们采取强劲有力的行动。我谴责阴谋家！

在卢森堡，昔日的圣方济托钵僧查伯不愿意让国家状态成为他的精神负担。诚然，他思念他可爱的新娘，可是，一个人得要睡要喝要吃呀。11月17号，他吃了面包，喝了汤，吃了四个肉饼、一块鸡肉、一只梨，还有一些葡萄。18号，面包、汤、煮牛肉，还有六个云雀。19号，他省掉了云雀，取而代之地要了一只鹧鸪；12月7号，又吃了一块鹧鸪；接下来的一天，吃了一块鸡肉加松露。

他写诗，还让公民贝纳德绘制了一幅微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