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号：丹东盛气凌人地坐在椅子上，头朝后一甩，嚣张地大笑起来。路易丝吃了一惊。她一直在为家具的事发愁呢；他总是向她保证说，钱，有的是，换上新家具就是了。“我跟委员会分手的那天，”他说，“我看到了某件我认为我从未见过的事——我看到法布尔·德·伊格朗汀失语了。”丹东有点头晕；经常地，他总是斜着身子走到桌子对面，捏着他新婚妻子的手。“所以，法布尔，还是被吓得目瞪口呆了，是吗？”

“不，不，”法布尔毫无把握地说。“不错，我不希望这件事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跟圣-约斯特一起在委员会任职。不错，如你所言，罗伯特·林德当选了，他是位立场坚定、我们可以信赖的爱国者。还有，艾郝尔特已经当选，他是我们的朋友……”

“你还是不信哪。瞧，法布尔，我是丹东，你能在脑子里把这件事想一想吗？委员会或许需要我，可我不需要委员会。现在，允许我提议，给我本人敬酒，因为没有别的人有这份福气这么做。为我干杯——新近当选的国民大会主席。”他朝露西尔举起杯子。“现在再来干杯，”他要求道。“为我的朋友韦斯特曼将军干杯，祝愿他在旺代抵抗叛军旗开得胜。”

他真幸运，在上次那场战役失败后，让韦斯特曼将军重新获得了指挥权，露西尔心想；韦斯特曼没被逮捕，真幸运啊。“为了马拉的那颗神圣之心，干杯，”丹东说。路易丝朝他恶狠狠地看了一眼。“对不起，我的爱人，我不是故意亵渎神灵，我只是在重复大街上可怜的受骗暴民说过的话而已。喏，又一次，假如那个婊子根据自己的计划在行动，如她所宣称的那样，难道这不恰恰证明了我一直说过的那句话，女人没有政治感觉吗？她本该去找罗伯斯庇尔或者找我的。”

哦，别那么说，露西尔恳求他。与此同时，她发现，把厨刀砍进他那些厚实的层层肌肉和脂肪，很难想象得出来。丹东朝桌子下面看了看。“卡米尔，”他说，“你使用的一滴墨水抵得上马拉体内的全部鲜血啊。”

他又把杯子一次次地斟满。他还要再喝一瓶，露西尔心想，那时候，或许他会立刻睡着。“还要为自由干杯，”他说。“将军，举杯。”

“为自由干杯，”迪龙将军说道，动了感情。“假如你知道我的意思，但愿我们长久地自由自在地享受自由。”

7月26号：罗伯斯庇尔坐着，头弓着，双手在膝盖间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痛苦的画面。“你明白吗，”他问。“我一向抵制这样的参与，我一直在拒绝任职。”

“是的，”卡米尔说。从昨晚开始，他头疼了。“形势变化了。”

“现在你明白了——”罗伯斯庇尔已经形成细小的面部痉挛，这令他感到伤心；太经常性地，他总是中断他正在说着的话语，用手摁住面颊。“显然一个坚定的中央集权……在敌人从四面八方进攻的情况下……你知道我一直在捍卫委员会，一直懂得需要委员会……”

“是的。别道歉了。你已经赢得选举，不是犯罪。”

“有些帮派——我可以说埃罗，我可以说雅克·卢克斯——他们希望法国没有强大的政府。他们利用市井之人自然而然生发的不满情绪，把它们充分地发泄出来，尽可能制造这些麻烦。他们提出了一些只能叫作是极端革命的措施，那些对于讲究体面的人来说好像令人作呕、令人感到受到威胁的措施。他们令革命声誉扫地。他们妄图通过极端手段来扼杀革命。这就是为什么我把他们称做是敌人的特务的缘故。”

“显然，他不认为委员会和你的看法同样重要。”

“把这记下，”罗伯斯庇尔说，“我不追求职务。公民嘎斯巴林突然生病了，这件事就轮到了我。我确实希望他们不要开始把它叫作罗伯斯庇尔委员会。我应该只是众多……当中的一员而已。”

一名最好的朋友离开了委员会。另一名最好的朋友在委员会任职。卡米尔习惯了当试验性质的听众，聆听罗伯斯庇尔反复操练的各种演讲。自1789年以来，情况一直如此。自从在杜普莱夫妇屋里那次充满情绪的时刻以来——“你一直在我心中”——他感觉到他期望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东西。罗伯斯庇尔正成为那些人当中的一员，与那些人结伴同行，不可能感到片刻的轻松。

两天之后，公安委员会被授予颁发拘捕令的权力。

雅克·卢克斯，追随他的人在不断增多，他宣布，他的新闻报纸的新作者是“马拉的幽灵”。埃罗向雅各宾派建议，如果马拉需要一位继承人，如果贵族需要另一位受害人，他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个毫无才干的小家伙，”罗伯斯庇尔说。“他怎么敢？”

8月8号，西蒙娜·艾瓦纳德出现在国民大会律师协会上慷慨激昂地抨击领导无裤党人叛变的几个家伙。她说，她的所有观点都是由那位烈士，也就是她丈夫，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讲出来的。这是一次流利自信的鸿篇大论；只是偶尔有时候，她停下，越发仔细地朝她的笔记瞥上一眼，好把罗伯斯庇尔那既细小又不匀称的笔迹辨认清楚。

过了一个星期，公安委员会又增补一名委员：拉扎尔·卡尔诺，是罗伯斯庇尔第一次在阿拉斯军事学院遇到的军事工程师。“我没有专门与军事人员有所交往，”罗伯斯庇尔说。“他们好像个个胸怀壮志，好像有些奇怪的重要大事。不过他们的确是必不可少的魔鬼。卡洛特一向，”隔了好久，他才补上一句，“好像清楚他在谈什么。”

就这样，卡尔诺后来以胜利的组织者出了名；而罗伯斯庇尔也成了卡尔诺的组织者。

革命法庭庭长被捕的时候，取而代之的是公民赫尔曼，阿拉斯律师协会的后起之秀。这些年以前，难道他不是唯一领会罗伯斯庇尔讲话意义的人吗？“我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他对杜普莱太太说。

“你觉得你现在是什么人？”她问他。

出局的主席被宪兵带走了，与此同时，革命法庭实际上还在开会。福奎尔-汀威尔喜欢戏剧；他堂兄丝毫没有独享的权利了。

内政部长辞职的时候，这个职位的两个竞争对手是埃贝尔和一位现在有些名气的律师约勒·巴雷。后者被任命了。“当然，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要任命他，”埃贝尔说。“他曾是丹东的行政文员。我们的机构变得这么庞大，所以，我们自己实际上什么工作都没做，我们只是让手下随从代表我们行使权力。他还有别的文员德芙格在外交事务办公室。巴雷与丹东和小偷一样厚颜无耻，正如，”他补充说，“丹东和杜姆雷兹一样。”

“屁话，”丹东说。“对他来说，拥有整个战争事务办公室的所有人手，把他所谓的报纸发行给部队，难道这嫌不够吗？”

他在雅各宾派俱乐部证明了自己的权威；他赢得了掌声。他离开讲坛时，罗伯斯庇尔站起来讲话了。“没有人，”他对俱乐部说，“有权对丹东表现出丝毫的批评语气。任何想要诋毁他声誉的人必须首先在精力上、在力量上以及在爱国热情上证明是他的对手才行。”

掌声更多了。有些成员站了起来。丹东受到掌声的鼓励。他把四肢摊在凳子上，领结也没系，脸也刮得很不干净，垂着头。罗伯斯庇尔受到掌声欢迎。他把衣袖拍拍整齐，仿佛像十字架标志的什么仿造品，他朝仰慕他的人不住地点头，朝俱乐部成员显示出他那并不自信的微笑。之后，公民卡米尔获得了掌声，大概仅仅为了表示他存在。这就是他所喜欢的，是吗？他回到了中央舞台，这个革命情人，这个可怕的孩子，总是沉溺在自己的胡思乱想之中。大概在某个地方，在长凳子上，小提琴制作人雷诺丹匆匆地跑了过来，拿着他那令人难忘的垂直钩子；不过，眼下唯一的危险就是爱国者的热情，他来了个熊抱，把他撂倒了。第二次，他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靠着莫利斯·杜普莱的肩头，给压垮了。他想起了第一次，当时他从巴蓓特那里历尽了千难万险才得以逃脱。

“为什么你看上去这般愁眉苦脸呢？”丹东问他。

“我为你们之间保留的这份和谐关系发愁。”他比划了一个小小的手势，说明他现在是如何保留它的；好像鸡蛋那么大小，而且，和鸡蛋一样脆弱。

八月下旬，征兵工作来临，卡斯汀将军（旧政权下面的德·卡斯汀伯爵）丢了性命；这倒激励了其他人。26号那天，伊丽莎白·杜普莱嫁给了代表菲利普·勒巴：一个显然算不上潇洒英俊，但却是一位出色的共和派年轻人，他天性快乐，忠诚，坚定。“最终嫁出去了！”卡米尔说。“多么令人释然的一件事！”罗伯斯庇尔感到惊讶。不错，他赞成这桩婚事，可她才十七岁啊，他说。

面包店外，排队的队伍变得骚动不安起来。面包价格虽然便宜，但数量不多，而且质量低劣。蒙塔纳德的代表查伯就新宪法问题跟罗伯斯庇尔叫板了。他当着他的面挥舞文件。“新宪法未能把讨饭现象从共和国消灭。它未能给那些没有面包的人确保提供面包。”

罗伯斯庇尔在路上被人拦住。这是他心中最美好的愿望：确保那些没有面包的人得到面包。除此之外的每一个目的都可以分成碎片，分离，消灭。当然，这个目的简单，可以实现吗？可是，因为有了这些挡道的小问题，他还是没法解决更大的问题。他说，“我希望我能做到。我希望在我们身边不再有穷人出现。不过我们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努力吧。”

“你的意思是，这个委员会使用我们赋予它的全部权力——”

“你赋予委员会一些权力，但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你拿我们不可能回答的问题来控告我们。你已经给了我们——比如说——一支需要供给的征兵部队。你指望从委员会获得一切，可你却嫉妒它的权力。假如我能创造出面包和鱼的奇迹，我认为，你要说，我们行使的权力超出了我们的法定权限。”他抬高了声音，以便那些周围的人能听到。“假如没有面包，那就谴责英国封锁吧。谴责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吧。”

他走开了。他从没喜欢过查伯。他努力使自己不要对他怀有偏见，因为查伯，如大家所言，长得像只火鸡：红红的、斑斑点点的，而且臃肿不堪。他曾经当过圣方济会托钵僧。难以想象，他会恪守自己的宣誓：清贫和圣洁。他和代表朱利安都是为了消灭非法投机倒把活动而成立的委员会成员。罗伯斯庇尔觉得，根据使小偷……的原则，把他们安置在那里。不巧的是，朱利安是丹东的朋友。他想到捧在卡米尔窄窄的手掌之间的那只鸡蛋了。他们说，查伯正在考虑结婚。她是个犹太人，是两个叫作弗雷的银行家的姐姐；至少说，他们声称这是他们的名字，而且他们还是从哈布斯堡过来的难民。结婚之后，查伯就要成为富人。

“从原则上讲，你讨厌外国人，”卡米尔对他说。

“当我们处于跟欧洲其他国家交战的时期，这好像强调的不是一个不好的原则吧。所有这些英国人，奥地利人，还有西班牙人，他们想要在巴黎得到什么呢？他们在别处一定有死党。人家说，不过就是做做生意罢了。我问我自己，什么类型的生意呢？他们为什么要留在这里，用价值连城的文件获取报酬，服从无裤党人的命令呢？在这座城市，要由干洗衣活儿的妇女们确定肥皂价格。”

“噢，你为什么要这么想？”

“因为他们是间谍，是杀手。”

“你不懂金融，是吗？”

“是的，我不可能什么都懂。”

“经常从每况愈下的局势中可以捞很多钱。”

“冈鹏是我们政府的金融专家。他硬要把情况向我解释。我要提醒他。”

“不过你已经形成你自己的结论了。我觉得你会赞成根据怀疑把这些人囚禁起来这一做法。”

“外来之敌。”

“是啊，现在你这么说——不过，事情要到此为止吧？每进行一次拘留收容，法律都会背离正义。”

“你必须看到——”

“我知道，”卡米尔说。“国家紧急，特别措施。你不会说，我对我的敌手已经心慈手软。我从来没有畏葸不前过——偶尔，你为什么推迟审判布利索派的人——不过，如果我们自己表现得像暴君一样，打击欧洲暴君有何意义呢？这样做，在任何方面有何意义呢？”

“卡米尔，这不是暴君专制——我们正在行使的这些权力，我们也许从来不需要运用它们，或许，不止好几个月，我们也许都不需要运用。这是为了我们的自我保存。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你说，你从未畏葸不前过，可我已经畏葸不前了——我一直在畏葸不前。你认为我嗜血成性吗？我以为，你本会信赖我来做这件正确的事的。”

“我的确是——是的，我的确这么认为。不过，你控制了委员会，还是，你只是他们的公共战线？”

“我怎么能控制他们呢？”他把手一甩。“我不是一个独裁者。”

“你故作惊讶嘛，”卡米尔评论道。“假如你没有控制，就是圣-约斯特在牵着你的鼻子走？我问你这个问题，就是要提醒你，不要错过把握大事的机会。假如我认为这是专制，我会告诉你的。我有这个权利。”

你明白革命归根到底是什么吗？一个更具讽刺意味的浓缩点：粗鄙之人现在成了部长、成了善解人意的老朋友了。到九月份为止，法庭已经把二百六十名受到指控的人带上了法庭，不到三十六人被判处了死刑；这个比率要开始变化了。虽然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但是人力资源越来越少；在任何时刻，幸存者感到他们彼此相识已经很久了。

卡米尔知道，今年夏天他已经干了一件糟糕的事；他本该把亚瑟·迪龙交给共和国审判的。与此同时，他已经展示出自己的个人权力。可是，当早晨变得清新，当过冬的圆木已经备好，当淡淡的金色阳光照射在公共花园纸一般的树叶上时，他感到的恰恰是孤立。心里丝毫没有特定的目的，他便在稿纸上随便做了个标注：

裴休斯说，在图勒岛，维吉尔把该岛称为终极图勒岛，距离大英帝国有六天的行程，既没有陆地，也没有海洋，只有三种元素的混合物，在这种混合物上面，不可能步行，也不可能搭乘工具行走；他把这座岛屿当成他亲眼目睹过的东西在谈论了。

1793年9月2号：无裤党人选区（以前以植物园为人所知）在国民大会的发言如下：

“难道你们不知，除了生理需要之外，没有财产基础吗？……应该给个人财富确定一个上限……没有人应该能够拥有超过使用规定数量的犁能够耕耘的土地……公民不应该允许拥有超过一家商店或车间……勤劳的工人、商人或者农民不仅应该能够获得他本人的基本生存所必需的那些物品，而且应该能够获得也许增加他幸福快乐的那些东西……”

安东尼·圣-约斯特：“在欧洲，幸福是个新思想。”

9月2号，土伦人已经把他们的城市还有他们的海军拱手交给英国人的消息传到了巴黎。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叛国行为。法国失去了十六艘快速军舰，在这条战线上部署的六十五艘战舰已经失去了其中的二十六艘。去年这个时刻，阴沟里，血流成河。

“瞧，”丹东说。“你用这个。你不要老是让它冲着你来。”从国民大会会议厅里传来的喧哗成了单调的怒吼，被时不时的尖叫打断。“你控制住这个。”他的手指绕着什么东西在做折叠手势：咽喉吗？“作为一名九月的大屠杀者，我从来没有感到这么受欢迎过。”

罗伯斯庇尔开始说什么了。

“你得大声讲话，”丹东说。

他们在其中的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空空的，积满了灰尘；他们从由漆黑的甬道组成的养兔场进去了，辩论大厅通向这些甬道。就他们几个，不过他们没有感觉到，因为暴民的动荡不安，以及他们近距离的肢体接触，差不多能闻到他们身上的气味了。卡米尔和法布尔贴着潮湿阴冷的远处的墙壁消失了。1793年9月5号：无裤党人在他们的代表中间举行了一场示威游行，或者叫作骚乱暴动。

“我说，丹东，你为什么斜靠着门呢？”

“阻止圣-约斯特进来，”丹东很快说道。千万别解释。罗伯斯庇尔张开了嘴巴。“现在要安静，”丹东说。“埃贝尔和肖美特组织的。”

罗伯斯庇尔摇了摇头。

“哦，好了，”丹东说，“那样说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也许是无裤党人他们自发组织的，这是我讨厌的一个先例。所以要确保我们行事超前。用一只包裹把他们的要求扎好，然后从山岳派那边把它作为礼物还给他们。经济控制，价格上限——很好。逮捕怀疑对象，很好。然后我们到此为止——不要干预私人财产。是的，法布尔，我知道商界人士会怎么看待经济控制，不过这属于紧急情况，我们只得让步，为什么我要向你辩解？”

“我们必须向欧洲呈现一个移动的目标，”罗伯斯庇尔轻轻地说。

“你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罗伯斯庇尔一挥手，紧张而又不耐烦地把这个问题挥开了。

“你已经接受拘押嫌疑人这个想法了——卡米尔，相关解释一定要等一等。是的，我知道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不过我需要一张纸把立法框定一下。你要保持安静好吗？我现在不想听你讲话。”

“你愿意听我说吗？”罗伯斯庇尔冲着他大喊道。丹东停下。他小心地看着罗伯斯庇尔。

“好的。继续。”

“明天委员会将按时重新选举。我想把考洛特·德·艾尔博瓦和比劳德-瓦恩尼斯增补进去。他们一直在批评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我们想不出别的办法使他们保持安静。是啊，我知道这是一个疯狂的政策。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腰杆子挺直，是吗？委员会需要你回来。”

“不。”

“求你了，丹东。”法布尔说。

“我会全力支持你。我会逼他们扩大你的权力范围。你从国民大会需要什么，只要告诉我一声就行，我会解决的。不过我不会跟你一起任职。整个局势把我累垮了。上帝在毁灭它，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不属于适合在委员干的那种类型的人。我要独立干自己的事。我有一种本能，我喜欢根据自己的本能采取行动。我讨厌你们该死的日程安排，你们的会议记录，还有你们的各种程序。”

“你的态度让人感到格外讨厌，”罗伯斯庇尔对他大声嚷道。

外面的喧哗越来越高。丹东朝噪声方向点了点头。“让我来帮你处理这件事，我可能是唯一可以让他的声音被人家在那边听到的人了。”

“我讨厌你——”罗伯斯庇尔说。他的言词消失了。“每个地方的人民，”他大吼道，“都是善良的，要是他们阻止革命——甚至，比如说，在涂农——我们一定要责怪他们的领导人。”

“你为什么要继续说这个？”丹东问他。

法布尔自己从墙那边发出了声音。“他在努力阐述信条，”他尖叫道。“他认为搞一次他妈的说教的时刻已经到来。”

“要是有更多的德性该多好啊。”罗伯斯庇尔大叫道。

“更多的什么？”

“德性。热爱祖国。自我牺牲。市民精神。”

“有人肯定欣赏你的幽默感了，”丹东把他的大拇指朝噪声方向猛力一甩。“这些畜生懂得的唯一德性就是我每天夜里给我老婆展示的那种。”

罗伯斯庇尔的脸皱成了一团，像个孩子快要流出眼泪一样。他跟随丹东出了房间，进入黑暗的甬道。

“你希望他没讲那句话，是吗？”法布尔询问道。他从墙那边温和地打量着卡米尔。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在他的私人笔记本里这样写道：“丹东对德性这个想法大加嘲笑，把它比成每天夜里他跟他老婆干的那种事。”

丹东一开始发言，游行示威者们就高声欢呼；代表们站起来鼓掌欢迎。掌声持续了老大一会儿才停止，他才好继续往下讲。震惊和感激的表情在他脸上互相追逐；眼下我干了什么正确的事？又一次，他劝诫，他退让，他团结，他支持——他把这一天给挽救了。接下来的一天，当他再一次被选进委员会的时候，罗伯斯庇尔登门拜访了。他脸上表情僵硬，坐在椅边，不肯吃点心。“我过来是督促你要明白自己的职责，”他说。“假如职责这个词对你来说还有意义的话。”

丹东那天性情好。“别跑开，路易丝。你从来没有面对面地见过公民罗伯斯庇尔，是吗？”

“我为如此恭维感到恶心，”罗伯斯庇尔说。他哽咽着把这些话说了出来，与此同时，他的左眼睑开始痉挛性地跳动。他摘下眼镜，把手指用力压在眼睑上。

“你得要镇定，”丹东说。“想想卡米尔，生活了一辈子，说话还结巴。虽然我承认卡米尔的结巴有相当大的魅力。”

“国民大会也许会压倒你。也许会命令你加入到我们当中来。”

“我打算做所有委员会这块肉里的一根刺，”丹东快活地说。

“真的没什么要说了，是吗？人民正在高呼要求审判、清洗、杀戮。你倒更乐意走开。”

“你要我干什么呢？为共和国流血吗？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会支持你的。”

“你要做大会的偶像。你要站起来，发表妙语宏论，用荣耀把自己包装好。好了，让我告诉你，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

“假如你继续这样下去，你会把自己弄出病来的。”

“你怪我向圣-约斯特寻求帮助。至少说，他没有把他个人的快乐当成革命的奠基石。”

“谁说我那样做了？”

“我希望，至少你要尽量在大庭广众场合对我说话文明吧？”

“我会主动表示友好的，”丹东承诺道。

罗伯斯庇尔坐在政府的马车上，离开了他家门口。两个人高马大的男子在他旁边爬进了马车。“保镖，”丹东一边从窗户注视着，一边在说。“终于他们胁迫他了。他被怀疑耍奸使诈，要把他的人马插进公安委员会。实际上，他宁愿被人暗杀。”他伸手去摸路易丝。“对他硬要让自己过上这种艰难痛苦的生活来说，这种结局将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游行示威那天，无裤党人领袖雅克·卢克斯被捕了。有一段时间，对他没有采取任何法律程序，不过当他终于要被传唤至法庭时，他在狱中自杀了。九月，作为管治的一种形式，到处都在实施恐怖。新宪法要被取消，直至战争结束。9月13号那天，丹东建议所有委员会应该更换，将来，委员会成员应由公安委员会任命。有一阵子，他和罗伯斯庇尔站在一起，好像是在对山岳派那边的掌声共同致谢。“行了吧？”他对罗伯斯庇尔说，罗伯斯庇尔镇定回答说，“行，这样好。”

法令通过了。这个时刻过去了。现在，丹东心想，我们应该鞠躬从舞台上走开了。困倦像只寄生虫一样，好像从他骨子里一下子突然发作了。

第二天早晨，他发现自己几乎都没力气从枕上抬头。他记不清前一天发生了什么。他的记忆已被掏空，取而代之的是铅一般的在不停跃动的疼痛。疼痛之中，有些事件飘忽而过，那些事件毫无联系，有些是好些年前发生的。他不知道这些事件发生的日期。他觉得他看到加布丽艾尔走进房间，低着头在看他，把他的枕头抹抹平整。只是后来他才记起，加布丽艾尔已经不在人世。

几个医生过来了。他们彼此争论不休，仿佛他们的性命就取决于这件事一样。安琪莉可到的时候，路易丝的脸变形了，在沙发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成了一团。安琪莉可让人把孩子们送到他们叔叔那儿去，让路易丝喝了点温热的牛奶。之后，她把医生们打发走。苏波尔毕耶尔留了下来。“他应该从巴黎滚出去，”他说。“像这样的人需要呼吸他自己的空气。他把整个成年生活都耗费在与时代精神对抗上。他滥用自己的力气，把身体素质搞垮了。”

“他身体会好起来吗？”路易丝说。

“哦会的。不过他一定要在这座城市的外面才能恢复健康。国民大会必须给予缺席假期。女公民，我可以给你出点主意吗？”

“当然可以。”

“他生病的时候，别跟任何人讨论他的事情。别信赖任何人会把他的利益放在心上。”

“我不会。”

“远离是非争论。女公民，你喜欢表达你的看法，这大家都知道。这样做，你给他增加压力。”

“我只说良心话。也许这次得病是天意。他必须放弃革命。”

“没这么简单啊。我的天，巴士底狱沦陷的时候，你才十二岁。”

“加布丽艾尔身体虚弱。”

“那不是我对她的看法。她把自己限定在自己的圈子里。”

“我想把他从他自己那里拯救出来。”

“奇怪，”医生说。“罗伯斯庇尔也有同样的决心。”

“你认识罗伯斯庇尔？”

“非常熟悉。”

“他是个好人吗？”

“他诚实、谨慎小心，他总想救人性命。”

“以他人的性命作为代价。”

“有时候这是无法避免的。他为之感到懊悔。”

医生耸耸肩。“我不大了解。他们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这重要吗？”

这当然重要，就在他离开时，她喃喃自语道。医生们被安琪莉可的媳妇们取代了，她几乎都不认识的那些强壮而又果断的女人。他们四处耍她玩她，然后送她上楼，在她自己的旧房间里睡觉。她爬了出来，坐在楼梯的台阶上。她真盼望见到加布丽艾尔，回到她的圈子里。你没怀孕，是吗？她母亲问她。她能明白她母亲的思维方式；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要是他的身体真的朝更坏方向转变，要是他死了，我们能多快地让她脱身呢？如果我没怀孕，她说，那倒不是因为缺乏同房试验。她母亲哆嗦了一下。他是个野人哪，她说。

警察委员会的大卫和另一位代表一起喊起来了，说，有公事要见丹东。安琪莉可把他们带到门口。他们离开的时候，放了几句狠话，但是没有胆量，叽里呱啦为他们批准说了几句。安琪莉可用意大利语说了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她说，他们始料未及，他恢复过来的时候，居然活得轻松。

在德穆兰夫妇的公寓里，法布尔坐着，使自己陷入了惊恐之中。“假如我们想要锁定价格，”他说，“那么我们就必须锁定工资。我想知道的是，一个间谍每天官方的正式工资是多少？求求你，当这么多身强力壮的家伙都被雇为委员会的间谍时，我们将如何赢得胜仗？”

“他们在监视你？”

“当然他们在监视我。”

“你告诉罗伯斯庇尔了吗？”

法布尔气急败坏地看着他。“告诉他怎样？告诉他什么呢？我的事情这么复杂，我夜里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想让他们向我本人解释一下。我受到了骚扰。我正被迫陷入困境。你觉得那个好管闲事的小孩会让我见到乔治吗？”

“不会的。不管怎么说，他为什么要听呢？如果你没法告诉罗伯斯庇尔，乔治他为什么要操心呢？”

“有原因。”

“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把他的名字扯进去了？”

“不。我的意思是，他对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我本该以为情况正好相反，我本该以为你的一个义务是，你应对股票市场无能为力，不要让他承担其中的任何后果。”

“不仅仅是这个，这是——”

“法布尔，别告诉我，我宁愿不知道。”

“你那样对警察说将无济于事。”

卡米尔把手指放在嘴唇上。露西尔进来了。“我听到了，”她说。

“不过是法布尔的突袭战术罢了。他惊慌失措了。”

“这是一个晦气的表达，”露西尔说。

法布尔跳了起来。“你在迫害我。你的双手并不如此干净。我的天啊，”他说。他把手指从他的喉咙上面拖过。“卡米尔，当你在两张凳子之间摔倒的时候，没人会把你扶起来的。他们只会站着大笑。”

“他在编造隐喻，”露西尔说。

“整个事情——”法布尔用双手做了个形状，然后突然使这个形状爆炸——“整个事情正像腐烂的水果一样在四分五裂。”突然，他失去了自控。“卡米尔，看在上帝的分上，在罗伯斯庇尔面前替我恭维几句吧。”

“好，没问题，”卡米尔赶忙说。他想安抚他，阻止他在露西尔面前继续这样表演下去。“把声音降低，用人们会听到你的声音的。你要我对罗伯斯庇尔说什么呢？”

“假如我的名字要暴露，”法布尔边说边吃力地呼吸，“就说我已经和你进行过的谈话，我一直是个爱国者。”

“坐下，你自己要镇定，”露西尔建议道。

法布尔六神无主，朝四周张望。他抓住帽子。“得走了。露西尔，求你了。送我本人出去吧。”

卡米尔跟在他后面。“菲利普，”他低声说，“有很多罗伯斯庇尔所说的小鱼，他们非得坐实之后，你才需要发愁。争取逃过这一劫。”

法布尔的嘴张开出一个小缝。“你为什么那样叫我？你为什么喊我的名字？”

卡米尔笑笑。“保重，”他说。

他回到露西尔那里。“你在嘀咕什么呢？”露西尔问。

“安慰。”

“你不该对我保密，求求你。他干了什么事？”

“在八月份——你已经听说过东印度公司了吧？天哪，因为我们已经从中捞了不少钱。你还记得股票价格下跌，然后股票价格又上扬——这不过是在合适的时候买和卖的事情罢了。”

“我爸爸提到过这件事。他说他指望你在股市上干得出色些。我爸爸尊重你们的内部信息，但是，他说，在我那个年代，当然，他们会干脆被叫作骗子，不过，在我这个年代，全国委员会那些威严、品德高尚的成员存在并不是为了互相处理事务。”

“是的，我能想象得出来你爸爸那样说话。他知道事情是怎么经营的吗？”

“可能知道。不过不要试图向我解释。只要把事情的后果告诉我就行。”

“公司必须清算。在国民大会上针对应该如何清算已经有过讨论。也许清算方式不会完全按照大会计划的那样实施。我不知道。”

“不过你确实知道，真的？”

“不知道具体的细节问题。好像法布尔也许犯了法，这种情况在我们早期交易中没有出现过，要么他也许打算犯法。”

“不过他说话的样子好像是受到了你的威胁，还有丹东。”

“丹东也许要受牵连。法布尔说，你明白，调查丹东的事情也许不是件好事。”

“当然，”她努力想寻找某种策略来表达这件事。“难道丹东不会躲过——我的意思是，他擅长转移别人的指责吗？”

“法布尔是他朋友，你明白。我们还在部里的时候，我想警告他关于法布尔在僭越或多或少的许可界限。他说，‘法布尔是我朋友，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人生风雨。我们彼此也互相了解很多。’”

“所以乔治会保护他？”

“我不知道。我不想他们两人告诉我有关这件事的情况。如果他们告诉我，我会感到有义务要告诉罗伯斯庇尔，他会感到有义务要告诉委员会。”

“也许你应该。告诉罗伯斯庇尔。假如有危险，你可能会被扯进去，如果你是揭发这件事的人，情况会更好些。”

“不过那样是在帮委员会的忙。我可不愿意帮委员会的忙。”

“假如委员会成了我们唯一严格管治的机会，不去帮忙，难道不是不负责任吗？”

“我讨厌严格管治。”

“什么时候大审判开始？”

“很快。丹东现在还没法妨碍处理。他病得很厉害。罗伯斯庇尔不会开始，不会单独开始。”

“我觉得我们还是欢迎这些审判吧？”

“怎么不欢迎呢？保皇派，布利索派……”

嫌疑犯法。嫌疑犯是那些人：他们以任何方式帮助专制（保皇派专制、布利索派专制……）；他们无法表明他们履行过公民义务；他们虽然没有挨饿，但是却没有表示明显的支持方式；他们所在的选区已经拒绝给他们办理公民证书；他们已经被国民大会或者大会代表从公共职位上开除；他们属于贵族家庭，而且没有证据说明自己一以贯之、非同寻常的革命热情；或者他们已经移居国外。

后来，据公民德穆兰称，根据该法律，有二十万人遭到了拘留。每一选区的监察委员会将要草拟嫌疑犯名单，搜走他们的文件，把他们羁押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些地方将被称为“国家大厦”——女修道院、清空的城堡、空荡荡的仓库。考洛特·德·艾尔博瓦想出一个更妙主张。他建议把嫌犯赶到很多埋有地雷的屋子里，之后，这些屋子可以被炸毁。

自从他当上委员以来，考洛特不再批评公安委员会了。他一走进委员会大厅，要是可能的话，公民罗伯斯庇尔就从另一扇门走开。

国民大会法令：“法国政府具有革命性质，直至和平……恐怖乃例行公事。”

安东尼·圣-约斯特说：“你必须惩罚那些在革命事物中消极被动之人，以及对革命无所作为之人。”

“因此他们改了历法，”丹东说。“这对于一个无能为力的人来说真是太过分了。”

“是的，”卡米尔说。“一个星期现在有十天。对于战争活动而言，这更干脆，也非常好。我们的日期现在从共和国创建那天算起，所以我们现在处于第二年的第一个月份。可是法布尔被要求为每个月份想出一些富有诗意但是荒唐滑稽的名称。他计划，第一个月份应该叫作葡月。然后今天嘛，”卡米尔皱了皱眉头，“是的，今天就要叫作葡月19号。”

“在我家里今天仍然是10月10号。”

“你最好学会这个历法。在正式信件上我们应该采用这个历法。”

“我一点没有打算，”丹东说，“写什么官方信件。”

他下床了，不过说话行动都是慢腾腾的；偶尔，他靠着椅背把头向下低垂，把眼睛闭上一阵子。

“跟我讲讲有关靠近敦刻尔克的战斗情况，”他说。“我离世的时候，这里正在被当成共和国的伟大胜利而受到人们的欢呼。现在我听到欧查将军已经被捕。”

“委员会跟战事办公室聚在一起商量过。他们判定，他可能会给敌人带来更大的伤害。他们正用叛国罪名控告他。”

“不过，恰恰就是委员会任命他的。我觉得国民大会里要有好戏可看了。”

“是的，不过，罗伯斯庇尔唱的是最精彩的部分。”

“他已经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委员会成员了。”

“他负责委员会，他样样事情都做得兢兢业业。”

“我必须让他去做。他们说我现在适合于旅行。你要是——闲上几天，愿意出来到阿希斯吗？”

“没有空闲的日子。”

“我知道那个阶段的重要变化。你已经看到罗伯斯庇尔其人太多了吧。”

“乔治，你了解代表朱利安的情况吗？”

“不了解。”

“路易丝不让你获得任何消息吗？”

“我不认为朱利安做的任何事情对她来说似乎有丝毫重要性。我不认为她知道存在这么个人。”

“警察已经突袭过他所住的公寓。他们搜走了他的文件。”

他睁开眼睛。“还有？”

“查伯把我带到了一边。他说，‘我已经把一切统统烧毁，你知道。’我认为，有个消息有人要捎给你。”

丹东驼起身子向前。他眼中突然出现了专注的神情：像是玻璃杯破裂了一样。“法布尔？”

“法布尔一直感到惶恐不安。”

“法布尔脾气容易激动。”

“我也是，乔治-雅克，我也是。指望我干什么吗？我觉得法布尔犯了伪造罪。东印度公司被清算的时候，我以为是为了公司利益，有些文件被证明是伪造的。这些文件成了国民大会的法令，而且只有一个代表能够这么做。查伯卷进去了，也许还有其他六个人。我认为他们本人并不知道是谁实际上造了假。朱利安也许会责怪查伯，查伯也许会责怪朱利安。他们有些秘密，一个套着一个。”

“不过法布尔向你坦白了吗？”

“他想要坦白，但是我不会让他说。我告诉他，我不可以知道。我现在告诉你的就是我所能想出的办法。警察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出他们的结论。为了搜集证据，花费的时间将会更长。”

丹东闭上眼睛。“收获注定是有的，”他说。“我们没有办法了，只有把身体保暖好准备过冬。”

“还有些事情你应该知道。”

“给我统统说出来。”

“佛朗索瓦·罗伯特遇到麻烦了。她什么都没告诉你吗？”

“她也不会知道那件事情重要。他没有卷入这件事当中吧？”

“是的——这是最为滑稽好笑的事——他被指控在黑市上做过交易。八桶朗姆酒。为了他的商店。”

“看在上帝的分上，”丹东说。他捶击了一下椅子扶手。“你给了他们创造历史的机会，可是，他们更乐意当杂货商。”

路易丝跑了进来。“你不该让他心烦意乱。”

“我让他们赚了大钱。我没有请他们耗费力气。我把他们晋升到职位上，我满足了他们小小的梦想。我请他们办的所有事情就是他们投票，一次偶尔的演讲，如果他们选择要当小罪犯，他们别把我扯进去。”

“朗姆酒是小事。可东印度公司不小啊。不过，还有，佛朗索瓦·罗伯特是我们的同僚。这对我们有影响。请你把你老婆打发走，好吗？”

“要求你保持平静，”她反抗说。

“路易丝，你可以从我们身边离开。我会保持平静的。我承诺。我现在完全平静了。”

“你们想不让我知道什么吗？”

“没有人不让你知道什么，”卡米尔说。“不值得烦心。”

“她是个孩子。她不懂。她不知道这些人是谁。”

“正是我们自己的选区，科德利埃选区，在斥责佛朗索瓦。大会同意你的看法，这是小罪。他们拒绝取消他的赦免权。否则——严惩不贷。现在他和路易丝非得悄悄地逃走，努力被人遗忘。”

“这是多么可怜的结局，”丹东说。他表情郁闷。“巴士底狱沦陷之后，我回想过那些日子，《国家晴雨表》报纸就在商店后面经营，想起那个小小的路易丝把长得好看的鼻子朝空中竖起，然后忽然跑开，对着印刷商大声责骂——你知道的，佛朗索瓦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我总是说，‘去干这个，这个，这个；去把砖头系到你的靴子上，然后跳进塞纳河’，而‘他总是’”——丹东摸到了想象中的刘海——“‘立刻，乔治-雅克，我不在家的时候，你需要买东西吗？’上帝啊，这是多么可怜的结局啊。你见到他的时候就告诉他，假如他记不住他还认识我，我会感激不尽的。”

“我不见他，”卡米尔说。

“我们自己的选区，卡米尔。哦，我本该把雅各宾派俱乐部交给罗伯斯庇尔的，就在小河我自家的那一边待着。我本该抓住我自己区里的权力不松手的。现在谁在管理？埃贝尔。我们老科德利埃派本该抱成一团的。”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我们老科德利埃派……自从巴士底狱沦陷到现在，已有四年，四年三个月了。感觉像是过去了二十年。丹东坐在这里，身体超重，眉头一直紧锁着，只有天知道，他的内脏里到底在出现什么情况。罗伯斯庇尔的哮喘更严重了，大家禁不住注意到他的发际正在往后退。埃罗鲜嫩的皮肤不像原先那么鲜亮了，还有他那双下巴，露西尔对之下过该死的判断，这预示了一个双下巴、令人失望的中年。法布尔出现呼吸困难了；至于卡米尔，他头疼得更加严重，在他的小骨头上，他几乎都留不住一点肉了。此刻他抬头看看丹东：“乔治-雅克，你认识一个名叫孔德的人吗？只要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是。在诺曼底，我曾雇用他做政府事务代理人。为什么要问？”

“因为他在巴黎露面了，而且提出了什么指控。说你跟布利索的人联手，要把约克公爵推上王位。”

“约克公爵？主啊，”丹东痛苦地说，“我原本以为只有罗伯斯庇尔才会梦想到像约克公爵这样完全异想天开的事情的。”

“罗伯斯庇尔感到深深的不安。”

丹东慢慢地抬起头来。“他使你相信这事了？”

“没有，当然没有。他说这是场破坏爱国者声誉的阴谋。不过，我们现在还有埃罗在委员会，这是件好事。趁他还没有带来任何伤害的时候，他已经让人把孔德逮捕了。就这因为这件事，大卫代表警察委员会前来拜访你。不过是个形式罢了。”

“我明白。‘早上好，丹东——你是叛徒吗？’‘当然不是，大卫——跑开，回到你的画架去吧，’‘那事儿我会做的——涂鸦还有一半没有完成呢。很快就好！’是那一类形式吗？我认为，对于罗伯斯庇尔来说，这等于是火上浇油？这助长了他产生巨大阴谋的想法？”

“是的。我们觉得孔德一定是个英国特务。毕竟，我们跟我们自己推理——我们想入非非地假定情况也许是真实的——然后，我们跟我们自己推理，这个毫不起眼的伯爵，这个用人，这个下人，怎么会知道像丹东这么个人的计划的全部内容呢？那就是我们推理的过程，罗伯斯庇尔和我。”

“卡米尔，我知道你的意思，”路易丝警告性地说。“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问他，这里面是否有什么情况？”

“因为这样荒唐，”卡米尔发脾气了。“因为我对其他人忠诚，要真是这样，他们会把他杀了。”

路易丝往后退却了一下。她的手颤颤地放在她的喉咙上。卡米尔立刻看出了她的难处：她既想，又不想他死。

“路易丝，别管它，”丹东说。“现在就去保证我们的行李已经打点好就行。”他的声音里不知不觉地透出了疲惫。“你一定要稍微学会区分辨别——这是一个荒唐的故事。事情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言。这是诽谤中伤。”

她犹豫了。“我们还去阿希斯吗？”

“当然。我已经给他们写了信要指望我们到的。”

她离开了房间。

“是的，当然你必须走。”卡米尔把脸避开。“你在回避大审判，是吗？”

“到这儿来。”丹东朝他伸出一只手。卡米尔装作没看到。“我讨厌这座城市，”丹东说。“我讨厌人。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来，换换空气？”他心想，我已经失去他了，我已经把他丢给罗伯斯庇尔了，还有那个罕见的、持续令人心寒的环境了。

“我会给你写信的，”卡米尔说。他走过房间，用他的嘴唇碰了碰丹东的面颊骨。这感觉像是他能做到的最小的表示了。

他们抵达阿希斯的时候天色已晚，天气越来越凉了。他双脚一接触到地面，他就感到源自太阳的力量正在损耗，土壤正在失去夏日的温暖。他伸出手臂去找路易丝。“这里，”他说。“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

她一边把旅行披肩裹在身上，一边抬头好奇地望着这栋别墅房子，看着牛奶般浓稠的黑暗正从河边蔓延过来。“不，不是这里，”他说。“不是在这栋屋子里。是在附近。现在过来，”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已经到了你们奶奶这里了。你们还记得吗？”

愚蠢的问题。不知什么原因，乔治总在想，他的孩子们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要大，他期望他们记性好。他妈妈去世的时候，佛朗索瓦-乔治才一岁；现在已长成一个又大又粗的孩子了，他抓住他继母。用他的鞋跟在她孱弱的肋骨四周击打。安东尼，因为激动，变得又累又没力气，抱着他爸爸的脖子吊着，像一个从失事的船上被打捞上来的孩子。

安妮·玛德琳的丈夫把火把举得高高的。她过来了——这是路易丝头一回看到这些令人吃惊的姐姐们——在她的脚上跑呀，绊呀，像个女学生似的。“乔治，乔治，我弟弟乔治！”她猛地扑向了他。他的手臂把她围成一圈。她把头发往眼睛外面拨开，在他的两个面颊上亲吻，然后从他的拥抱中挣脱开来，搂起她孩子当中离她最近的那个，然后把小男孩举起来，仔细地端详。这就是曾经把他从公牛脚下拉出来的安妮·玛德琳。

玛丽-塞谢尔到这边来了；她的契约解除了，她回家了，她到了她该到的地方了：难道他没说过他会照顾她的吗？她依旧保留着她修女般的举止仪态；她试着把双手合起，放到她再也不穿的修女服饰的衣袖里。皮埃尔蕾特到这里来了，她个子高，笑眯眯的，脸圆嘟嘟的，是个老处女，比巴黎绝大多数女牧师更有女监护人的仪态。安妮·玛德琳生得最晚的一个孩子把口水流在她肩上。他们把路易丝围住，拥着她；她们这么做的时候，感觉到了加布丽艾尔的丰满肉身许下的鬼魂诺言。“我的小鸽子！”她们边说边笑。“你这么年轻啊！”

这些姐姐们一头扎进了厨房。“可怜的小东西！这么地被责任缠住！根本没有乳房！”

“难道你不觉得他会把露西尔那个家伙带过来吗？那个黑眼睛姑娘？他要把她与她那个黑眼睛丈夫分开吗？”

“不会，那对魔鬼般的夫妇。他们天生就是一对。”姐妹们笑得前仰后合。德穆兰夫妇的来访曾经是她们生活中的快乐时刻；她们一边巴不得他们再过来，一边在心里产生一种相似的对都市的畏惧。

他们开始表演乔治-雅克和他们母亲之间发生的那种情感场面了。“这真是个安慰，”玛丽-塞谢尔呱啦呱啦地说。“在我临死前又见到了你。”

“死？”安妮·玛德琳说。“你这个老骗子，你不会死。我发誓，你会活得比我寿命长。”

“乔治-雅克怎么发誓！”皮埃尔蕾特说。“他怎么发誓！你觉得他已经跟坏人在一起了吗？”

在别墅屋子的客厅里，雷考丹太太的蓝眼睛先是闪闪发亮，继而黯然失色。“女儿，从外面进来吧。在我旁边，坐这儿。”诊断身体的手指塞进了她的腰里。两个月了！可是没有怀孕！死去的那个意大利姑娘通过乔治-雅克尽了她的本分——现在，我们身边有了这么一位有些小里小气的巴黎女人了。

“要是你就是揭发这件事的人，情况也许会好些。”法布尔没听见露西尔这么说过，不过这就是他本人的想法。丹东离开巴黎的那一天，他独自坐在自己的公寓里，与自己要尖叫、要砸墙、要敲墙的欲望进行搏斗，他像是一个得到了很多承诺，但是承诺没有兑现的坏孩子一样。他又一次拿起那份简单的礼貌性的、没有承诺的便条，这是丹东出发之前派人送过来的；他把便条撕成无数细小的纸条，然后一片一片地把它烧了。

在雅各宾派俱乐部开过一场累人的争吵不休的会议之后，罗伯斯庇尔和圣-约斯特肩并肩地走出大厅的时候，他拦住了他们。晚间的会议上，圣-约斯特不大全神贯注；他觉得这些会议毫无要领，虽然他没说出来，但是在他自己心里，他把会议成员叫作观点贩子。他对任何人的观点都不大感兴趣。几天之后，他就要在阿尔萨斯与部队在一起。他正盼望着这一天呢。

“公民们，”法布尔招呼道。“能跟你们说句话吗？”

圣-约斯特脸上表现出来的恼怒在加深。罗伯斯庇尔想到了小小的新历法，便在脸上装出一副冷笑。

“行行好吧？”法布尔说。“有件极其重要的事。你能给我一次私下面谈的机会吗？”

“这是一件冗长的事吗？”罗伯斯庇尔礼貌地问。

“现在瞧瞧看，法布尔，”圣-约斯特说，“我们在忙着呢。”听到年轻的安东尼的语调，罗伯斯庇尔只好又笑了：马克西是我朋友，我们现在不跟你玩了。他半心半意地指望法布尔会往后退一步，透过他的长筒望远镜把圣-约斯特打量一番。不过，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法布尔脸色苍白，显得既急迫又笨拙的样子，在恳求他的注意。圣-约斯特的粗暴已经使他失去了镇定。“我非要见见委员会，”他说。“这是他们处理的事。”

“那么就别大声说它。”

“只有阴谋家才会窃窃私语。”看到自己的机会，法布尔恢复了神志，说话的声音突然变得洪亮起来。“很快整个共和国必定知道我的消息。”

圣-约斯特厌恶地朝他看了看。“我们不是在舞台上表演，”他说。

罗伯斯庇尔感到相当震惊，迅速朝圣-约斯特看了一眼。“法布尔，你说得对。如果你的消息关涉到共和国，它就必须被广播出来。”与此同时，他迅速环顾四周，看看有谁听到了。

“这是公共安全问题。”

“那么他必须到委员会来。”

“不，”圣-约斯特说。“今晚的日程安排要使我们忙到明天天亮。没有一件事不是极其紧迫的问题。没有一件事可以被耽搁下来，我呢，公民法布尔，只好在明天九点之前才能坐在我的办公桌边。”

法布尔没有理睬他，他抓住罗伯斯庇尔的胳膊。“我非得要揭发一场阴谋。”罗伯斯庇尔的眼睛睁大了。“不过，它不会一过夜就熟的——如果我们明天精力充沛采取行动，还会有足够的时间。年轻的公民圣-约斯特需要休息。不像我们上了年岁的爱国者，他还不习惯于熬夜。”

这就错了。罗伯斯庇尔冷若冰霜地望着他。“公民法布尔，我碰巧得知，你绝大多数熬夜的时间都耗在赌场上，同行的还有公民德穆兰争强好胜的怪癖，还有几个名声令人怀疑的女人，这个赌场的存在还不为公社爱国者们所知。”

“看在上帝仁爱的分上，”法布尔说，“认真对待我。”

罗伯斯庇尔把他打量了一番。“这是一场错综复杂的阴谋吗？”

“它影响巨大。”

“很好。公民圣-约斯特和我本人明天要和总安全委员会碰头。”

“我知道了。”

“那样合适吗？”

“警察委员会极为合适。它会加快事情的办理进程。”

“我明白。我们在——会面。”

“我知道。”

“我明白。晚安。”

圣-约斯特不停地在挪腾双脚。“罗伯斯庇尔，人家在指望着你呢。委员会会等你。”

“我希望他们不会，”罗伯斯庇尔说。“我希望，他们会处理这件事。不应该等任何人。没有人是不可或缺的。”不过他还是听了进去。

“此人不值得信赖，”圣-约斯特说。“他是个善于演戏的家伙。他是个歇斯底里的家伙。我毫不怀疑，这场阴谋是他太活跃的想象中的一块遮羞布。”

“他是丹东的朋友，一个经过证明了的爱国者，”罗伯斯庇尔厉声地纠正道。“他是伟大诗人。”他们边走，他边沉思。“我倾向于相信他说的话。他脸色非常苍白，而且他的长筒望远镜不见了。”

这好像，这好像完全过于令人相信了。他紧张、安静、一动不动，他双手手掌朝下，放在桌上，罗伯斯庇尔负责盘问工作。他从桌子的一个角落挪到一处直接面对法布尔的地方，快速挪动的委员会人员笨手笨脚地把椅子拿开，不要挡了他的路；此刻，他们默默地坐着，同时根据他直觉的节拍在踮着脚。他总是厉声要求法布尔停止。他会记录笔记，然后擦擦他的笔，刻意把它放在一边，他总是把手指头在桌面上摊开，抬头对法布尔瞥去一眼，示意他又该开始了。

法布尔身子摊在椅子上。“什么时候，”他说，“在一个月之内吧，查伯到你那儿说，有一场阴谋，我希望你要记住是谁第一个把这些名字给你的。”

“你，”罗伯斯庇尔说，“竟然盘问他。”

法布尔咽了口唾液。“公民，”他说。“做你理想幻灭的代理人，我感到非常难过。你一定相信这些人当中很多人是坚定的爱国者吧？”

“我？”罗伯斯庇尔抬起头来，带着一丝淡淡的毫无喜悦的微笑。“我的笔记本里已经有了这些外国人的名字。任何人都可以看这些名字。我意识到他们腐败，而且危险，不过你现在跟我说起系统的阴谋，说起皮特那里的钱——你觉得我没有看清，没有比你们任何人看得更加清楚吗？经济屠杀，他们在雅各宾和科德利埃俱乐部里宣扬的极端主义者的政策，亵渎神灵、不堪忍受的对基督教的攻击，这致使善良的人民感到不安，导致了把他们拒绝在新秩序之外——你认为我觉得这些事情毫无联系吗？”

“不，”法布尔说。“不，我本该意识到你会为你自己纠正的。你打算下令逮捕吗？”

“我认为不会。”罗伯斯庇尔朝桌子四周围看看，指望没人反驳。“因为我们现在完全意识到了他们的手腕，我们玩得起让他们忙上一到两个星期、搞得他们自身黔驴技穷这个代价。”他又一次环顾四周。“用这种办法，我们将会发现他们所有的同谋。我们会一次性而且永久性地使革命纯洁。你听够了吧？”一两个人点了点头，他们神情紧张，莫名其妙。“我没有，不过，我们不会占用你更多的时间。”他站了起来，用手指尖一起轻轻地拍着文件。“过来吧，”他对法布尔说。

“过来？”法布尔傻乎乎地说。

罗伯斯庇尔对着门用头示意。法布尔站起来，跟在他后面。他感到身体虚弱，颤颤巍巍的。罗伯斯庇尔拐进了一个小房间，这房间几乎没有家具摆设，非常像在近期骚乱的那天他们占领的那个房间。

“你经常在这儿办公吗？”

“随着形势的要求吧。我喜欢有个私人待的地方。你可以坐下，没有灰尘。”

法布尔看到一帮子锁匠、窗户清洗工、拿扫帚的老太太在清扫公共建筑物的阁楼和单间牢房，好让罗伯斯庇尔有些干净的藏身之地。“把门敞开着，”罗伯斯庇尔说，“作为防止有人偷听的谨慎措施。”他把笔记随手扔在桌上；法布尔心想，那是一个学来的姿势，他从卡米尔那儿学到的。“你好像紧张不安，”罗伯斯庇尔说。

“什么——我的意思是，你还有什么更多的情况要告诉我吗？”

“只是你喜欢的内容。”罗伯斯庇尔在顺水推舟。“我们现在可以把一些并不重要的方面澄清一下。弗雷兄弟们的真名。”

“伊曼努尔·杜布鲁斯卡。西格蒙·戈特雷。”

“他们改名换姓，我不感到惊讶，你呢？”

“你为什么不在别人面前问我？”

罗伯斯庇尔没有搭理他。“这个叫普鲁尼的人，埃罗的秘书，我们在雅各宾经常见到他。有些人说，他是奥地利总理考尼兹的私生子。这是真的吗？”

“是啊。噢，完全有可能。”

“埃罗是个异类。他出身贵族，可他从来没有遭到埃贝尔的攻击。”埃罗，法布尔心想：之后，他的思绪便飘回到德·伏伊咖啡馆去了。这些日子好像它习惯于这样了。他一直从他最近的作品中——奥古斯塔在意大利人中正在气息奄奄——给他朗读材料，过后进来了这么一个身高马大、样子粗粗的男孩，硬生生地穿着一套律师的黑色套装，十年前，他在大街上曾给此人画过肖像。现在这个男孩已经养成上流阶层才有的说话带拖腔的风格，而且他谈到过埃罗——“他的长相无可挑剔，他见多识广，皇宫中所有的女士都在追他”——在丹东的身边，他向来就是这么个眼睛大、古里古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此人证明是半个城市婚外恋情的兴趣中心。这些年过去了……万变不离其宗啊……“法布尔，我的话你听懂了吗？”罗伯斯庇尔说。

“哦，很是如此。”

罗伯斯庇尔身体前倾，把手指头交织在一起，成了辫状。法布尔从1787年和1788年的深深回忆之中被人拽了上来，开始出汗。他听到罗伯斯庇尔在说什么，他的话足以令他热血变凉。“因为埃罗从来没有受到埃贝尔的攻击，我觉得他们之间一定有一种共同联盟。埃贝尔的人不仅仅是受到误导蒙蔽的狂徒——他们和你所谴责的所有这些外国分子有接触有联系。他们的暴力言语和行动目标就是制造恐惧和憎恨。他们开始使革命显得好像荒唐可笑，开始着手摧毁革命的可信度了。”

“是啊，”法布尔朝别处看去。“这一点我懂。”

“与这一起齐头并进的是妄图使伟大的爱国者威信扫地。比如说，有关丹东的指控。”

“这再清楚不过了。”法布尔说。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样的阴谋家居然会接近你呢。”

法布尔好奇而又郁闷地摇摇头：“在山岳派人的心中，他们已经获得一些成功。我认为成功激励了他们。查伯、朱利安……所有被信赖的人。自然，一旦这些人遭到审查，他们就会声称我卷入其中，难脱其责。”

“我们给你的命令，”罗伯斯庇尔把他的指尖合在一起，“就是仔细监视你所指名道姓的那些人——特别是你所怀疑的犯有经济罪行的那些人。”

“好，”法布尔说。“嗯——谁的命令呢？”

罗伯斯庇尔抬起头来，一副惊诧的样子。“委员会的命令。”

“肯定。我本应该知道你代表所有人讲话的。”法布尔把身子朝前倾了倾。“公民，我恳求你不要因为查伯说了什么而上当受骗。他和他的朋友们都非常能言善辩，以假乱真。”

“你觉得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是吗，法布尔？”

“对不起。”

“你现在可以走了。”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到下个月，你会看到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罗伯斯庇尔手一挥，和神化的暴君一样，自私地、不容置疑地把他打发走了。门外面，法布尔掏出一条丝绸手帕，在脸上轻轻地点了点。这是他一生中最不开心的一个上午——假如你除去1777年那个上午，那时，他被宣判处以绞刑——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个上午比起他原先想象的要更轻松。罗伯斯庇尔接受了每条建议，仿佛他们只是确认他已经得出的结论似的。“这个外国的阴谋诡计啊，”他一直不停地在说。显然，他对政治感兴趣，对东印度公司几乎压根儿就了无兴趣。如他所预测，这件事情会有结果吗？哦，会有的：因为你可以依靠埃贝尔胡言乱语，依靠查伯欺骗、撒谎、偷盗，依靠肖美特骚扰神父、关闭教堂——现在，每次他们讲话，他们都会从他们自己的嘴里冒出谴责他们自己的话语；他把所有这些独立的线索看成是捻成一团的阴谋，不过，谁知道呢，也许他们就是，也许他们就是吧。他怀疑埃贝尔，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我可以告诫他，不过有何用处呢？不管怎么说，对于这些旧政权之下的人而言，生活就是如此凶险难料，也许，他活在世上的时日已经屈指可数了。

主要的事情就是——他信任丹东。我是丹东的人。所以，也许，我已经为自己澄清了。通过告诉他他想要听的话这个办法。

圣-约斯特看到他的时候笑了笑。“罗伯斯庇尔在里面那儿吗？”

“是的，是的，我刚从他那儿过来。”

圣-约斯特侧肩从他身边过去。他只好贴着墙站直。“把门敞着作为防止有人偷听的谨慎措施，”他大喊道。圣-约斯特在他身后嘭的一声把门关上。法布尔开始哼起调子。他正在加工一部名叫《橘色的马耳他人》的新戏，突然，他脑子里出现一个念头，他可以把这出戏改成一部歌剧。

房间里面，罗伯斯庇尔抬起头来。“我原以为你在为边界之行准备呢？”

“明天。”

“你觉得怎么样？”

“法布尔的阴谋诡计？这与你所有预先考虑的想法吻合。我纳闷他是不是知道了这个情况？”

罗伯斯庇尔忿怒了。“你对此产生怀疑了？”

“为了消灭我们当中的外国人和投机倒把分子，还有埃贝尔派的人，”圣-约斯特说，“任何借口都行。只要你记住法布尔本人不可能被免除指责就行。”

“所以你不信任他。”

圣-约斯特大笑；笑得跟他以前笑的程度一样厉害。“这家伙是个欺骗老手。你明白，他为了纪念从图卢兹学院获得的一次文学奖，自称是‘德·伊格朗汀’吗？”罗伯斯庇尔点点头。“在他声称获得这个大奖的那一年，什么奖项都没颁发过。”

“我明白了。”罗伯斯庇尔把目光移开：含蓄地、偷偷地、朝旁边瞥了一眼。“你不可能搞错。”

圣-约斯特脸红了。“当然不会。我已经调查过。我已经核查过相关记录。”

“毫无疑问，”罗伯斯庇尔温和地说，“他原以为他该拿到这个大奖。毫无疑问，他认为他受骗了。”

“此人把他的整个人生都建立在谎言之上。”

“或许更多的是自欺吧。”罗伯斯庇尔淡淡一笑。“毕竟，虽然我说了这么多，他不是一个伟大诗人。只是一名平庸诗人。这倒是小事，圣-约斯特。你在这方面浪费了多少时间？”得意感从圣-约斯特的脸上一下子就抹掉了。“你知道，”罗伯斯庇尔继续说，“我本人也想得到这些文学奖项当中的某项大奖，某个出类拔萃的、不是地方性质的大奖，在图卢兹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不过，那些奖项都是旧政权之下的做法。”圣-约斯特听上去受到了伤害。“这政权已被打倒，完蛋了。这项大奖出自革命之前。”

“你知道，有过这么一段时间。”

“你和旧政权时期的举止方式和外表结合得太多。”

“这，”罗伯斯庇尔说，“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嘛。”

圣-约斯特看上去好像情愿要退却下去。罗伯斯庇尔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个子比他也许要矮个六英寸。“你想要取代我，换上一个革命更加彻底的人吗？”

“我抗议，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感觉你要取代我。”

“弄错了吧。”

“如果你妄想取代我，我将在这场阴谋之中把你的份儿找出来，我将在国民大会要你的人头。”

圣-约斯特扬了扬眉头。“你被蒙骗了，”他说。“我要到部队去了。”

就在他从房间跌跌撞撞出去的时候，罗伯斯庇尔的声音传到了他那儿：“关于法布尔的大奖，我知道很多年了。卡米尔告诉过我。为此我们大笑过。这件事情重要吗？我是唯一知道什么重要的人吗？我该是唯一做事平衡周全的人吗？”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这样写道：

“在过去两年当中，作为叛国和怯弱之后果，已有十万人遭到杀害；正是我们对叛徒采取了软弱无力的态度，才导致我们前功尽弃。”

司法广场：“堂弟，你好像不开心嘛，”卡米尔说。

福奎尔-汀威尔耸肩。他那黑黝黝的脸已经变成了病态一般。“我们在法庭上待了十八个小时。昨天我们上午八点开始，夜里十一点才结束。真累人。”

“想象一下当囚犯是什么滋味儿吧。”

“那我真的无法想象了，”检察官实事求是地说。“今晚天气不错吗？”他问道。“我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了。”

对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根据死刑指控来审判女人，他毫无感觉了；可是，对于审判在某些人头脑里提出的一些问题，他却真敏感。断头台赋予要死的人一些尊严；考验往往事先来临。他喜欢身体条件更好的囚犯，他不喜欢这个家伙，邋里邋遢的，还需要医生照顾。他安排过一个人站在一边，为她取过很多杯水，可到目前为止，既不需要水，也不需要有味儿的盐。眼下时间已经过了午夜，正在休息的陪审团在这个时刻不大可能为他们的裁决感到痛苦不安。

“昨天，埃贝尔，”他突然说。“乱得一团糟。他跟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为什么非要叫他，天知道。我为我的工作感到自豪。我是个有家室的人，我不想听到那一类事。这个女人在回答的时候表现出了尊严。她从众人那里获得了同情。”

昨天埃贝尔宣称，除了她的其他罪过之外，这个女囚犯还性虐待她九岁的儿子；她把他带到她旁边的床上，教他手淫。他的监护人一看到就逮住了他，埃贝尔说，还有——嘟-嘟，你从哪里学会这些行为的？妈妈教会我的，焦躁不安、受到惊吓的小男孩说。埃贝尔从文件证据上引证，这孩子无忧无虑地签署了有关申明。这孩子的笔迹，是古老的、摇摆不定的笔迹，倒是让公民福奎尔感到了一阵不安。“大家自己都有孩子，”他嘟囔道。公民罗伯斯庇尔何止是嘟囔。“那个蠢蛋埃贝尔！”他勃然大怒地说。“我们一生一世，遇到过把不大可能成立的指控摆到法庭上这事儿吗？如果靠这样做，他还能救下那个女人。”

我感到好奇，福奎尔心想，公民罗伯斯庇尔在入行执业的时候，属于什么类型的律师呢？我笃定，是一颗滴血的心。

他正转身面对他堂兄，就在此时，庭长赫尔曼从黑暗中穿过大厅，走进了一摊烛光里，出现了。烛光照在律师们的身上，照在那位囚犯的椅子上，还有证人站立的空白地带。庭长竖起一只手指，示意福奎尔跟他走。

“要跟肖沃-拉嘎尔德说句话，”福奎尔说。“可怜的魔鬼啊，他也为马拉的女儿辩护。我猜测他的职业生涯什么时候要恢复了。”

拉嘎尔德抬起头。“卡米尔，你在这儿干什么？如果我能在其他什么地方，我是不会在这儿的。”但是，见到他，他还是感到高兴。他对拼命要跟他的客户讲话感到厌烦。她没来。

“我应该在别的什么地方吗？我们中间有些人为了这一天等了很久。”

“是啊——噢，假如这样适合你。”

“我应该认为，看到叛国受惩，这适合我们所有人呀。”

“你是在预先判定。陪审团已经出去了。”

“共和国会输掉这场官司，这不可能，”卡米尔说。他笑了笑。“他们确实把所有最好的工作都给了你，是吗？”

“在巴黎，没有律师比我再有更多的为了不可能的官司进行辩护的经验了。”拉嘎尔德，二十八岁；他想方设法粉饰事情。“我请求宽恕，”他说。“我还能做什么呢？她被指控有现在的身份。她被指控还活在世上。这些指控没法辩护。即便有一个星期天晚上，他们指控我，说，明天上午你到法庭来受审。我向你堂弟要了三天时间。没有机会。她丈夫受审的时候，那些都是更为悠闲的时候。她去接受死刑的时候，要坐在囚车里面。”

“我认为，封闭马车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民主。这是一件人民有权要看到的事。”

拉嘎尔德从侧面看着他。“在你们那个地方，他们养育的都是难以对付的畜生啊。”不过人家可能理解他们，他心想，人家可能觉得他们相当令人放心——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标志——面无表情的福奎尔，律师的律师，还有给了他这份工作、身居高位、性格捉摸不定的亲戚。大家会觉得，对于某些共和国公务员来说，他们更受人喜爱，更受埃贝尔的喜爱，他嘴上说的是下流话，皮肤白得像蛆子一般。在昨天的会议期间，有好几回，他感到身体有病。

“我知道你在考虑谁，”卡米尔说。“一般而言，人的表情从人们脸上划过。我怀疑，埃贝尔已经把他的爪子放在战争办公室的钱上面了，假如我有证据，他将要成为你们的下一个大客户。”

福奎尔匆忙赶了过去。“陪审团要回来了，”他说。“拉嘎尔德，我提前表示我的恻隐之心。”

囚犯由人扶着，走过了大厅，坐到了她的椅子上。有一会儿，她身处黑暗之中；之后，灯光照在她满是皱纹、被打得皮开肉绽的脸上。

“她好像年纪不小，”卡米尔说。“她好像看不清楚她朝哪里走了。我不知道她的视力是这么糟糕。”

“虽然毫无疑问，”检察官说。“那可不能怪我，”他带有先见之明地补充道，“我死的时候，人民将为此怪我。请原谅，堂兄。”

裁决结果毫无异议。赫尔曼把身子向前倾了倾，问囚犯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位昔日的法兰西王后摇摇头。她的手指头在椅子的扶手上不耐烦地移动。赫尔曼宣布死刑判决。

整个法庭里的人全都站立起来。卫兵们上前把囚犯带了出去。福奎尔没有看她离开。他堂兄赶忙过来，帮他理了理他的一堆文件。“明天轻松了，”福奎尔说。“喏，拿着这些东西。某种程度上，你觉得检察官要有个文书。”

赫尔曼朝卡米尔礼貌地点点头，福奎尔向庭长说了声晚安，道别了。卡米尔的眼睛还在看着卡佩的遗孀蹑手蹑脚地退场。“真的，为了到达我们野心的巅峰，这好像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把某个无趣无味的女人的头砍掉而已。”

“我发誓，卡米尔，你变了。我压根儿不知道你为这个奥地利人说过好话。嘿。我通常在公家马车上保持我的尊严，可我需要呼吸空气啊。除非你向罗伯斯庇尔汇报？”

他们一起出现在大庭广众场合的时候，他向来为自己的堂兄而感到自豪。尤其是他看到他跟丹东在一起的时候，他注意到他们两人知道的那些私人暗示，笑话，斜眼看人，还有，他常常看到，丹东健壮的胳膊搂着他堂兄，要么，在某个深夜的公共大会上，看到他堂兄闭着他那双充满危险的眼睛，舒适地斜靠在丹东的肩膀上。当然，跟罗伯斯庇尔在一起的时候，样子就不是那样了。罗伯斯庇尔几乎从未碰过任何人。他的脸总是一副疏远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可是卡米尔却可以在这张脸上弄出一副生动的、和蔼慈祥的表情来；他们有共同记忆，也可能有两人之间的笑话。人们说，他们看到卡米尔使罗伯斯庇尔大笑过，尽管这话感觉像是异端邪说。

此刻，他的堂兄摇摇头。“罗伯斯庇尔现在总是睡着的样子。除非委员会还在开会。样子不像你有输掉的可能，是吗？”

“上帝禁止。”福奎尔把自己的手臂放到他堂兄的手臂中，然后他们出去，走进带霜的凌晨三四点钟的光景。一位警察向他们敬礼。“下一个大客户就是布利索，还有我们已经成功抓获的那帮人。我所有的指控都是根据你所写的东西进行的，你的《秘史》，还有，在你与他在赌博官司问题上争吵之后撰写的有关布利索的另一篇文章。好材料啊：如果你不介意，我会把你的一些表达升华一下。我希望你要在法庭上接受你的荣誉。”

现在回想一下那些后巴士底狱的岁月吧：布利索在卡米尔的办公室内，坐在他的办公桌上。戴洛瓦妮咔嚓咔嚓地进来，在他干巴巴的面颊上植下一个大大的吻。他是我朋友，卡米尔心想；接着就来了那场赌博官司，接着我们就在突然间变成了对立面，他把这场官司当成了个人之间的恩怨；我受不了批评。关于他自己，他清楚这一切；他要么是大发雷霆，要么就是置之不理，他是有点儿生气，或者，或者什么呢？“安东尼，”他对他堂弟说，“我好想知道全部的进攻形式。不过，我好像对防御形式根本一无所知。”

“喏，现在，”检察官说。他丝毫也不清楚他堂兄在说什么，不过那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他伸出一只手，摸了摸他堂兄的头发。卡米尔把头猛地甩开，好像被黄蜂蜇了一下。福奎尔平静地接受了。此时他兴致不错——这桩案子全部结束，他答应要给自己买瓶葡萄酒的，现在正盼望着它呢；在审理大案子期间，他尽量不喝酒。可是他感觉到，要么是睡眠躲开他：要么就是回忆起很多噩梦。或许，他堂兄，他真的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想不睡觉，要唠叨唠叨呢。对于两个从省里来的男孩而言，他心想，这些日子，我们都干得分外出色呵。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过后不久，亨利·桑松为行刑做了些准备，然后走进她的牢房。他就是杀了她丈夫的那个人的儿子。她穿了件白外套，披了块淡色披肩，穿了双黑色长筒袜，还有一双紫色高跟鞋，这双鞋是她在坐牢期间小心翼翼保存下来的。刽子手把她双手捆到了背后，把她的头发剪了，据她女佣说，她觉得要把头发“向上高高地挽起”去见法官和陪审团才合适。她一点都没动弹，桑松不允许钢刀碰到她的颈子。几秒钟之内，多么长的披肩发啊，曾经是蜜一般的色彩，现在却是斑斑点点，粗糙不堪，灰蒙蒙的，躺在监牢的地上了。他把头发捋好，准备烧掉。

死囚押送车在院子里等候着。这是一辆普通的手推车，曾经用来装载木头，现在横在车上的是些厚厚的木板，当座位用了。她一看到押送囚车，便失去了从容。她害怕得张大了嘴巴，不过没有喊出声音来。她请刽子手把她双手松开一会儿，就在他把手松开的那个时候，她蹲在角落处，在一堵墙边上小了便。她双手重又被捆好，之后，人被推进了囚车。在被剪光了的头发和那顶寻常的白帽子下面，她那双疲倦的眼睛在从她四周人们的脸上寻求怜悯。通往刑场的路程持续了一个小时。她没说话。她踩上台阶的时候，那些花钱雇来的冷漠之手使她保持住身体平衡。她身子开始打颤，四肢感到无力。她在两眼什么也看不到的惊恐状态之中，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先生，对不起，”她低声说。“我不是故意那样的。”正午过去了几分钟，她便身首分离了：“这是巴雷·杜彻斯尼体验过的所有快乐之中最大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