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杜伊勒利宫王后楼梯的顶头，有一系列供音讯交流的房间，每天房间里都挤满了文员、秘书、信使，还有部队军官、伙食供应人员、公社官员，以及法庭官员：穿靴子的和带踢马刺的政府信使，等着从这套间的最后一个房间里头传来快讯。朝下看吧：外面有大炮，还有一列列士兵。最顶头的房间曾经是末代国王路易的私人办公室。这里你不能进去。

这个房间现在成了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办公室。该委员会的存在是为了监控部长委员会，是为了加快该委员会的决策。在现阶段，人们把它叫作丹东委员会，他们感到纳闷，在这间绿色的密室里，墙纸也是绿的，他把双肘撑在巨大的椭圆形办公桌上，上面盖了块绿布，他在干吗呢。他觉得这个颜色叫人丧气扫兴，令人心烦。他头顶上的水晶枝形吊灯发出叮当叮当的声音；装了镜子的墙面映出他那公牛般的脖子和带着疤痕的脸。有时候，他朝窗外看去，远眺各种花园。在路易十五广场，这个广场现在叫作革命广场，砍头的机器已经运转。从这个房间里，每当他为和平进行谈判的时候，他就想象，他可以听到桑松谋生的声音；听到机器上运转着的零件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还有铡刀咔嚓的声音。眼下，是部队军官们；至少说，他们应该知道他们该怎么去死。

四月份有过七次行刑；这些数字，毫无戏剧性的变化，要增大。地区委员会要为高喊着逮捕人做好准备，他们办理指控的速度非常迅速，认为，就这样吧，一个人是不冷不热的爱国者，是贵族的同情者，是黑市的牟利者，或者是神父就行。房屋搜查，食品问题，征兵，护照，责难：地区委员会要在哪儿办好逮捕的手续，公社的那些好差事要从哪儿开始，这真难以知晓。有一天，皇宫被警察用警戒线围了一圈，不让人靠近，所有的女孩们被赶在一块儿。她们的身份证被拿走；有个把小时左右，她们站着，一小群一小群地围成了人墙，挡住了抓捕者，她们的脸上施粉之后，硬硬的，一副了无希望的样子；之后，她们的身份证重新发还给她们；她们被告知，她们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这是有惊无险的皮埃尔·肖美特恐怖。

从这里，他得要观察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英国人和瑞典人；俄国人和土耳其人，还有，福芙格·圣-安东尼派；里昂、马赛、万戴派和公共画廊；在雅各宾派俱乐部的马拉和在科德利埃俱乐部的埃贝尔；公社和区委员会，还有革命法庭和新闻出版。有时候，他就这么坐着，想起自己过世的妻子。他无法想象，少了她的夏天将是什么样子。他非常疲惫。他看似远离了雅各宾派，远离了委员会晚上召开的会议。一些人说，丹东正在让他的声誉下滑：他在自暴自弃。其他人说，他不敢。有时候，罗伯斯庇尔过来看看他，惊惊怵怵的样子，一边发着哮喘病，一边不停地扯拉穿得非常一丝不苟的服装的衣袖和衣领。罗伯斯庇尔正在变成他本人的一幅漫画，露西尔评论说。丹东不在家的时候，小路易丝就在他身边转来转去的，他跟德穆兰一家人在一起，几乎是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如同卡米尔曾经有一次跟他在一起生活一样。

眼下，他追求露西尔变成了一种形式，一种习惯。他开始明白，她与他为了获得家庭舒适才需要的、恳切忙碌而又简单的那些女人是多么不同。读了一天的卢梭作品之后，她总是宣布从首都退休，去过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计划，把他们驾车带到乡下，孩子会因为与他们的爷爷奶奶分别哭呀喊呀；在乡下，她总会为孩子的教育起草规划。她的头发顺着肩流水般地垂下，头上戴一顶硕大的草帽，在草地上做一点点半调子般的除草活儿，以此来接近大自然。下午在花园中的一棵苹果树下的秋千上她会阅读一点诗歌，然后，到了九点钟就上床睡觉。

两天过去了，罗伯斯庇尔的教子大喊大叫得令她发疯；她一边发布有关派人送些新鲜鸡蛋和色拉过来的鸡零狗碎的命令，一边快速奔回到科德利埃大街，一路上，为错过了她的钢琴课，或者为了她丈夫是不是已经离开她在担心。你看上去完全像个失败者，她总是这样恼怒地对他说；你一直在吃什么呢，你一直在跟谁睡觉？之后的一个星期便是聚会和熬夜；孩子离开首都到外婆那里去了，护士迅速地跟在后面。

今天她的心境不同了，老早就在那张蓝色长沙发上坐好了位置；她把自己裹在白日的梦幻里，太深了，无人敢来打搅她；无人敢说一个词。有一天，她从梦里惊惊怵怵地说，乔治-雅克，你知道吗，我有时候觉得，我也许完全把革命幻想化了，这似乎太不大可能成为现实。还有卡米尔，如果他是我简单杜撰的什么人物，是在我天性深处唤起的一个幻影，是解决我的不快不满、幽灵一般的第二个自我，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

他想到了这一点，然后想到了他本人的造化：两个死去的孩子，一个被杀害的女人，他相信，她是被自己的不仁不善给害死的；想到了他的和平计划的流产，现在想到了他的革命法庭。

法庭坐落在司法宫殿的边上，位于一间与巴黎古监狱相邻的大厅内：哥特式风格的大厅，云石板铺面。法庭庭长蒙塔雷性格温和，不过，在必要的时候，他会被别人取代。到了后面的秋季，我们将要看到副主席仲马的情景，一个红脸红发男人，有时候处于醉醺醺的朦胧状态，在旁人的扶持之下坐上了位置。他主持审判，面前总有两把子弹已经上膛的手枪摆在桌上，还有，他位于塞纳街上的公寓像座城堡。

法庭有一批陪审员，他们是被证实了的爱国者，是由国民大会挑选的。罗伯斯庇尔的医生苏波尔毕耶尔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法庭、在他的医院和他最重要的病人之间奔走，分散精力。莫利斯·杜普莱也是一位陪审员。他讨厌这份差事，在家中，他对此事从来闭口不提。另外一位，公民雷诺丹，是个干小提琴制作行当的，是在某天晚上在雅各宾派俱乐部造成突发暴力事件的家伙，那是一起毫无原因，但却令人胆战心惊的事件，这样的事件在这些日子里经常发生。他敢于叫板公民德穆兰，在对逻辑感到绝望之后，他突然向德穆兰发起攻击，把他从房间的一头打到房间的另一头。他遭到大厅招领员的一顿暴打，被野蛮粗暴地从法庭拖出去之后，人们甚至还听到他那怒不可遏的咆哮声盖过公共画廊里的喧嚣声：“下一回我要把你杀了，下一回我要把你杀了。”

检察官是安东尼·福奎尔-汀威尔，一个办事利落、长得黑黝黝的男人，他一向占有道德领地：作为卡米尔的堂弟，他不是如此善于炫耀的爱国者，而是一个勤勉得多的人。

该法庭经常无罪释放：起码，在早期的这些日子里是这样。就拿马拉当个例子来说。他受到吉伦特派的指控，公民福奎尔只是敷衍了事，法庭里挤满了从街上过来的马拉派人。该法庭否决了这个官司：一群唱着歌喊着口号的暴民把被告人举到了肩头那么高，进入国民大会，走过大街，进入雅各宾派俱乐部，在那里，他们把这个咧嘴笑着的、瘦小的、蛊惑人心的煽动者坐在大会主席的椅子上，加封为王。

五月，国民大会从骑术学校迁到以前的杜伊勒利宫剧院，为此，剧院被重新装饰。一点儿都没有粉红色概念，有酒窝的爱神丘比特，盒子猩红色的曲线、敷粉和香水，还有丝绸的沙沙声。想一想这番情景吧：笔直的线条，垂直的角度，戴石膏皇冠的石膏雕像，用石膏花冠和石膏橡树做成的石膏雕像。一个供发言人用的正方形讲坛；讲坛后面，悬挂着水平的三面巨大的三色旗帜；讲坛边上，是已逝斯人的纪念像，勒拜乐蒂尔的上半身像。代表们在层次分明的半圆形会场就座；他们没有办公桌和饭桌，因此，也就没有地方可以写字。大会主席有手摇铃、砚台、折叠本；当三千名造反派从福布格大街潮水般地涌入，在他下面的地板上到处乱跑的时候，他们用到他的时候很多。阳光透过幽深的窗户窄窄地溜了进来；在冬日的下午，一张张脸庞影影绰绰的，与毫无敌意的长凳子分辨不清。掌灯时分，这种效果真有魑魅魍魉般的恐怖；他们在地下墓穴中审议，指控从看不见的嘴中一点点地滴下。在更加幽深的昏暗之中，公共画廊在狂喊狂叫。

在这个新大厅内，各路派系在他们原来的位置上重新组合。屠户雷让德勒大声冲着一个布利索派的人叫嚷道：“我会把你宰了！”“说我是一头公牛，首先，”这位代表说，“要通过法令。”一天，一位布利索派的人踉踉跄跄地爬了九级台阶，尴尬地走上讲坛：“这简直像爬上断头台啊，”他抱怨道。左边的人感到开心，冲着他大嚷大叫：把这个彩排用好。一位困倦的代表把手放到头上，看见罗伯斯庇尔在注视他，连忙把手放下：“不，不，”他说，“他会以为我在想别的心思哩。”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代表——也有一些代表，虽然在公共场合引人注目——总是脸都不刮，领结也不系上，外套不穿就抛头露面；或者，在气温升高的时候，他们总是丢掉上流人士的这些标志。他们装出那些男人的作风，那些以在后院水泵下冲澡的方式开始他们早晨的男人；那些在去干十个小时的体力活儿的路上，常在街道角落处的酒吧边上，远远地停下，为了喝上一口烈性酒的男人。但是公民罗伯斯庇尔对这些男人来说却成了活生生的指责；他依然穿着带扣的鞋子，穿着橄榄绿有条纹的外套。这跟他在革命的第一年穿的那件外套会是同样一件吗？他不是个随意浪费外套的人。虽然公民丹东把惹怒他的那件厚颈子硬麻布给扯掉了，但是公民圣-约斯特的领结却变得更高更挺，看起来也更标致了。他虚戴了一只单耳环，不过，与其说他像个海盗，不如说更像个患有轻度精神错乱的商业银行家。

不同区的委员会被安置在年深月久、废弃不用的教堂内。共和国口号用黑色油漆涂鸦在墙上。从这些委员会，你拿到你的公民资格证件，证书上注明了你的住址、职业、年龄和外貌：还有一份交给城市委员会。

女商贩拿着装了麻布的大篮子，挨家挨户地走，叫卖商品；麻布下面是新鲜的鸡蛋和黄油，它们令人满意多了。为了争取获得更多的酬劳，木场里的男人总是在罢工，生火的木柴价格是1789年的两倍之高；家禽可以买到，是在午夜；为了拿到低价，要在德·伏伊咖啡馆后面的胡同里购买才行。

一个孩子拿着一块面包，经过市场；一名帽子上系着三色绶带的妇女把他摔倒，抢走了他的面包，并把面包撕成碎片，然后把碎片摔得远远地，一边还说，因为她没有，她也不想让别人得到。市场上的女公民们向她指出这种行径是愚蠢的；她冲着她们大声叫骂，并对她们说，她们都是贵族，而且不久，所有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妇女要被绞死。

罗伯斯庇尔倚靠四个垫子支撑着坐。他现在处于疗养期，又显得年轻了。卷曲的红棕色头发上没有敷粉。床上到处都是文件。房间里散发着淡淡的橙子皮的味道。

“苏波尔毕耶尔医生说，不，不，你不可以吃橙子，公民。可是我又不能吃别的东西。他说，你吃水果上瘾了，到了这般程度，结果，我对你没法子负起责任。马拉给我捎来一张便条。我亲爱的考蕾莉娅，你能给我再多拿些凉水吗？不过，我的意思是很凉的？”

“当然，”她伸手去拿茶缸，东奔西跑的样子。

“做得好，”卡米尔说。

“是啊，不过我只好不停地想到越来越难以得到的东西了。我以前一直告诉过你，女人不过是件该死的烦人的东西而已。”

“是的，可那时候你的经历不过就是书本上的东西而已。”

“把你椅子搬到这边来。我的嗓音不大能提高多少。我不知道在新大厅我们要干什么事，我知道以前那里是个剧院，可现在好多了。我们将来能听到的唯一几个人就是乔治-雅克和雷让德勒。在凡尔赛宫，我的嗓音够糟的，之后在骑术学校，现在在这里——四年来，我喉咙一直在疼啊。”

“别说了。今晚我还得在雅各宾派俱乐部发言。”

他反对布利索的宣传册子交付印刷，而且俱乐部——今晚——将会投票决定重印和再发行这本册子。不过，他们想要见到他本人，听到他的声音。罗伯斯庇尔明白：一个人必须被别人看到和听到才行。“我真是生不起病哪，”他说。“布利索怎么样？大家最近在附近见他见得多吗？”

“不多。”

“维尼奥德呢？”

“不多。”

“如果他们这么平静，他们一定是在谋划什么事。”

“你姐姐夏洛特正到楼下。我今天为什么能听到所有东西的声音？”

“莫利斯已经不允许人们工作了。他觉得我头疼。不管怎么说，这是好事儿。艾蕾奥洛莉只好待在楼下，看住夏洛特别上来。”

“可怜的夏洛特。”

“是的，不过，我觉得，艾蕾奥洛莉也挺可怜的。虽然我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你也许要请丹东别对她这么粗暴。我知道，她是个相当平凡的人，但是每个女孩都有权利对没有见过她的人隐瞒实情呀。丹东总是不停地跟人家说。请他不要议论她。”

“再派个信使。”

“告诉我，”罗伯斯庇尔厌烦地说，“为什么他不过来看我？我指的是丹东。把我的话告诉他，他非得要使这个委员会转起来才行。他们都是爱国者，他必须动员他们。现在唯一能够拯救我们的就是一个强大有力的中央权威，部长们都是代码而已，国民大会是假的，因此，中央权威必须是委员会。”

“嘘，”卡米尔说。“想想你的喉咙。”

“吉伦特派试图通过煽动省份与我们对抗，从而使整个国家无从管理，因此委员会必须要密切注意——告诉他，部长们如果得不到委员会同意，绝不可以采取任何行动。每天他必须拿到一份来自不同部里的书面报告，不过这又怎么样，这是个好主意吗？”

“马克西，我知道你感到失落，因为你要发表演说，可是你该好好地休息休息才是，不是吗？当然，如果委员会由丹东管理，大家不会在乎委员会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不过，委员会是选举性质的，是吗？”

“假如他要保持当选，那么他就能当选。顺便问问，他怎么样？我的意思是，他本人？”

“闷闷不乐。”

“我觉得，他会想到再婚。”

莫利斯·杜普莱开了门。“你的水，”他低声说。“对不起，艾蕾奥洛莉——我是指考蕾莉娅——在楼下逗你姐姐开心呢。你不想见她，是吗？是的，当然，你不想见她。你的头怎么样？”

“我的头不疼了，”罗伯斯庇尔大声说。

“嘘。我们得让他站起来，”杜普莱朝卡米尔发出嘘声。“今晚他要错过听你演讲的机会了，真遗憾。我会在那里的。”卡米尔用手捂住脸。杜普莱在他肩头拍了拍，踮着脚尖出去了。“别让他发笑，”他从门口说。

“哦，这蛮好笑的，”罗伯斯庇尔说，之后，不管怎么说，还是开始笑出了一点。

“刚才关于马拉，你说什么来着？他给你捎过一张便条？”

“是的，他也病了，他不可能离开他的屋子了。你听说过那个安妮·戴洛瓦妮的姑娘吗？”

“现在她做出了什么事？”

“她在杜伊勒利宫花园发表演讲，一群妇女朝她袭击，来自公共画廊里粗暴凶狠的妇女。出于某种只有她本人才知晓的原因吧，她把自己与布利索和他的党羽帮派联系在一起。我不会相信布利索会为此感到高兴。她找错了听众对象，我不知道，可是也许她们觉得她是个什么时尚女人，侵犯了她们的领地。好像，马拉恰巧从那里经过。”

“因此他便加入到其中了？”

“他把她给救了。他冲进去，要那些妇女们住手，对这位医生来说，这真是难得一见的骑士风度，是吗？他觉得她们也许会把她杀了。”

“我希望她们把她杀了，”卡米尔说。“原谅我一会儿，因为有必要说这句没用的话。这件事我无法忍受。我永远不会原谅这个婊子在8月10号的所作所为。”

“哦好了，路易·苏鲁，当然，这些年来我们了解他。可是他最后站错了立场，是吗？”罗伯斯庇尔重新把头垂下，靠在枕头上。“之后，她就那么干了。”

“这真是一件说来让人觉得歹毒心狠的事。”

“这件事也许会落到我们身上。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服从我们的判断，服从我们的良知，而且，如果我们的判断和良知引领我们朝着什么方向行走，我们也许只好为此受苦受难。毕竟，布利索或许诚实可信。”

“可我刚刚写好这本宣传册，说布利索是法兰西共和国的阴谋家——”

“因此，你已经说服自己了。今晚你要这么说服雅各宾派人。肯定，执政时期，他的人已经犯了错误，做出了愚蠢的行动，而且还犯下了刑事上的玩忽职守罪过，我们必须把他们从政治生活中消灭掉。”

“可是马克西，你本想在九月份把他们杀了的。你试着要成立法庭的。”

“我原本认为，趁他们还没破坏之前，最好就把他们消灭掉。我当时想到可以拯救一些人的性命……”他动了动双腿，有些文件滑落到地板上。“这是一个精心考虑过的判断。还有，丹东，”他略微笑了一下，“从那时候起就一直对我加以提防。他觉得我是个无法预测的野兽，手里拿着打开自己笼子的那把钥匙。”

“可是你说布利索也许诚实可信呀。”

“卡米尔，我们是根据结果判断，而不是根据意向判断。很有可能，他对你今晚要告他的罪行不会承认，可我就是要让你这么去做。我想把他们从国民大会赶出去——至于我自己，如果事情就到此为止，我会感到高兴。伤害已经发生，借助于迫害他们，我们无法挽回过去。不过人民不会这样看待此事。没法指望他们这样看待此事。”

“你要救他们。如果你愿意。”

“不。在革命当中，有些时期，活着就是犯罪，而且，人民必须知道，该怎样去抛头颅洒热血，假如他们被要求这样去做的话。也许有人要求得到我的头。如果这个时刻来到，我不反对这样去做。”

卡米尔走开，边走边转身，还顺着莫利斯·杜普莱支好的隔板纹理用手摩挲着。墙上的架子上方是他雕好的一幅令人好奇的图标：一只硕大威猛的老鹰正伸着爪子，像是罗马人的老鹰。

“这样的英雄主义，”卡米尔慢条斯理地说，“而且也是穿着睡觉的衬衫。政策是理性的奴婢。使人类理性自相矛盾，以政策名义，建议干那些被理性用道德名义所禁止的事情，这真是一种亵渎。”

“你这么说，”罗伯斯庇尔疲惫地说，“不过，你已经被腐蚀了。”

“被什么腐蚀？被金钱吗？”

“不是。被腐蚀的方法不止这一种。你可以被友情腐蚀。你的情感真是太……太强烈了。你的憎恨太突然、太强烈了。”

“你是指米拉波，是吗？你永远不会放过这个话题。我知道，他以前曾利用过我，而且他是利用我播散情绪——这种情绪——结果证明——他并不相信。可是现在你——结果证明——恰恰跟他一样。你不相信‘你让我’说出的一个词语。我觉得这实在难以接受。”

“某种程度上说，”罗伯斯庇尔耐心地说，“假如我们要超越像苏鲁这样的人，还有这位姑娘，我们就得要避开我们个人所相信、所期待的陷阱，要把我们自己当成已经被塑造成型的各种命运的工具。你知道，即使我们根本没有来到人世，还是要有一场革命的。”

“我不认为我相信这样的说法，”卡米尔说。“我认为，相信这样的说法等于伤害到我在宇宙中的位置。”他开始把文件从地板上捡起来。“假如你真要让艾蕾奥洛莉生气，我指的是考蕾莉娅，”他说，“你可以不停地把文件摔到地板上，然后再向她们要文件，像孩子那样。洛洛特看到这个阴谋诡计开始的时候，她会让路的。”

“谢谢你，我要试一试。”一阵咳嗽。

“圣-约斯特过来看你了吗？”

“没有。他受不了疾病。”

罗伯斯庇尔眼睛下面，在皮肤的衬托之下，有些深紫色的斑点。卡米尔记起他姐姐在去世之前那几个月的样子。他把这个想法支走了；拒绝拥有这个想法。“你，你和丹东，都没事。我得走了，要在雅各宾派俱乐部吞吞吐吐地说上两个小时，有可能又要被那个疯狂的制作小提琴的家伙撂倒，然后被各色各样的生意人踩死。虽然丹东把晚上都泡在跟他的新女友培养感情上，可你却在这里躺着，发着不算太高的烧，假如你是命运的工具，而且任何人都可以替你来充当这个工具，你为什么不度假呢？”

“噢，可是我们个体的命运是我们命运的某种关怀。假如我度假，布利索、罗兰和维尼奥德就要开始谋划把我的头砍掉。”

“你说过，你不在乎。你还想有点儿昂首阔步地去接受人家砍头。”

“是的，不过有些事我要首先把它们做完。一想到这，假期就不会非常愉快，是吗？”

“圣人不度假，”卡米尔说。“我倒更情愿认为，虽然我们都是命运的工具，但是别人干不来。因为我们像圣人一样，我们是某一神圣目的的实现者，而且内心充满了上帝的恩宠。”

夏洛特也走在外出的路上。她现在得到的接待比她该得到的还要糟，他心想。他们站在奥诺雷大街，眼泪从她眼里溢了出来，顺着她那乖戾的猫样的脸往下流淌。“如果他知道我是什么感觉，他不会这样对待我的，”她说。“那几个魔鬼般的女人正把他变成我们大家无法辨认的东西。她们使他舒适满足，她们使他无时无刻不考虑自己，他是多么不错。是的，他活得不错，可他并不需要人家告诉他。哦，他根本没有常识，他根本没有分寸感。”

他把她带回到科德利埃大街。安莱特在那里。她非常仔细地把夏洛特打量了一番，听她诉说她的苦衷。这些日子她看上去总像个要给别人忠告的人，可偏偏就是没人来。

那天晚上，在雅各宾派俱乐部的画廊里，大家正过来坐到预订的座位上。“这将是一场胜利，”洛洛特说，随着下午在慢慢地过去，惊慌开始在他的内心搏斗了，像是装在袋里的猫儿们一样。

这是什么类型的惊慌呢？他可以跟小提琴制作者搏斗上无数次：这不成问题。他讨厌的是大场合让人毛骨悚然的这种感觉；这个小时正在临近，这个小时的分分秒秒正在滴滴答答地过去；那种收起文件、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向讲坛，带着一种可以感觉到的自我膨胀，还有他一离开自己座位便能觉察到的飒飒的、充满敌意的响声。克劳德说过，“现在你就是政府”；但是，那句话说得不是很对。中间和右边的大多数代表们认为，他不该是国民大会成员，就凭他的极端看法和宣扬暴力就该把他排斥在大会之外；他站起来准备发言的时候，他们高喊，“灯柱律师”和“九月革命杀手”。有些日子，这种情形使他产生一种洋洋自得的感觉，滋生了他的傲慢态度；还有些日子，这种情形使他觉得自己有毛病，感到寒心彻骨。你怎能预先知道，今天将是怎么样的一天？

在吉伦特带来他们指控马拉的消息那天——那天就是这些倒霉的日子中的一天啊。他们的支持者挤坐在长凳子上；当你抬头朝山岳派仰望时，他们都远远地走开了，这真令人发怔。谁会为疯狂、有害、令人讨厌的马拉去大声疾呼呢？他会。他们一定预料到了这一点，因为这些喧嚣声是精心策划好的。我们要审判马拉，他们高呼，还有你，跟他一起。还有比这要多得多的话，是用平常的口气说出的：饮血者。他们高喊，趁我们还没把你拽下台，从讲坛上滚下；历时四年的革命过去了，可他还是处于同样的威胁之下，跟他从前在皇宫、警察当时围拢上来一样。

他尽可能在他的位置上站得时间长一些，可是主席感到无能为力，用手势表示他无计可施。代表们对马拉怀有的感情是极度憎恨和恐惧，此时此刻，他们把这些感情迁移到他的身上了，他意识到了——一个人必须要一直意识到——这些代表不是毫无武装地坐在这儿开会的。换上丹东，他会恐吓他们出去，他会主宰他们，迫使他们把嘲讽骂人的话语咽回到喉咙里去；可他没有他的那些能力。他不再试图说话，对着高声呼号的长凳子瞟了老大一会儿之后，他自己感到心满意足：朝着主席点了点头，把头发往后一推，心想，“好了，马拉医生，给他们第一滴血吧。”

当他摇摇摆摆地走回到山岳派的凳子上时，丹东不在那儿，罗伯斯庇尔不在那儿；他们不想卷入此事。既害怕马拉、又讨厌马拉的佛朗索瓦·罗伯特正朝别处看去；法布尔朝他瞥了一眼，扬扬眉，咬着嘴。安东尼·圣-约斯特对他皮笑肉不笑。“这费了你不少神，是吗？”卡米尔已经凶巴巴地说了。他已经极度希望到外面去呼吸少一点敌意气氛的空气，可是，如果他立刻走出去，右边的人就会把这一点添加到他们的胜利单子上：我们不仅使马拉的主要支持者保持了沉默，我们还把他从我们的会议大厅赶出去了。

间歇之后，他能选择自己出去的路了，他来到杜伊勒利宫的花园。四年来，他一直待在发霉的没有空气的房间；四年来，充满了勾心斗角和担惊受怕。乔治-雅克认为，革命就是从中捞钱的东西，可现在革命正在索要其自身的成本。绝大多数同事都爱上了酒精，有些人好上了鸦片；有些人还得了很多奇怪的、突如其来的疾病；还有一些养成了在白天上班过程之中突然放声大哭流泪，样子不像男人的习惯。马拉是个失眠者；他的堂弟福奎尔，也就是检察官，私下里对他说，他每天夜里都被死人在街上跟在他身后的噩梦惊扰。照一般标准，他正在非常有效地应对；可是，他还是没有准备好碰到像今天这样的难受不安。

这时，他意识到有两个人跟在他身后。他拿定主意之后，转身面对他们。是两个守卫国民大会的士兵。他们离他近到三步之隔的范围了。他把手放在心口。他被自己声音中那个小小的平平的音调吓住了。“肯定，你们过来抓我。我想国民大会刚刚颁发了这个命令。”

“不，公民，不是这样。假如我们过来抓你，人数会不止我们两人。只是我们看到你独自一人走到这儿，我们知道，现在是充满邪恶的时刻，我们注意到良民勒拜乐蒂尔被人打倒死去的样子。”

“是啊，当然。你们可做的事情并不是很多。除非有人提示你们要英勇无畏地去挡别人的道？”他满怀希望地说。

“我们也许要抓个什么人，”士兵说。“一名杀手。我们一直在提防这些阴谋家们，你知道，正如公民罗伯斯庇尔对我们所说的那样。现在——”他犹豫了一下，转向他的同事，试图要记起他打算要说什么话。“哦是啊——我们能主动护送你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吗，公民代表？”

“坟墓，”卡米尔说。“坟墓。”

“就是，”第二个士兵说，“你能把手从你放在外套口袋中的手枪上拿开吗？这样使我紧张。”

那天——也是在奇怪的绝望之中第二起事件——不是他希望要记住的一个日子。今晚在雅各宾派俱乐部，他将多半在友人中出现。丹东会在那里，因此他会在他身边，坐在他平常坐的位置上。丹东能够保持沉默，不动声色，他知道，一个人是无法把自己的紧张通过谈话或者通过开玩笑消除掉的。时间到了，他要慢慢走向讲坛，因为爱国者们会从座位上走出去拥抱他，而且是从画廊漆黑的地方，那里聚集着无裤党人，会有掌声和粗厉沙哑的鼓励他的喊叫声。之后便是沉默；当他开始时，他要把前面要说的话仔细考虑好，这样，他便可以控制说话会出现的结结巴巴的倾向，这样，他便可以绕过词语，把它们挑出来，填进其他的词语当中，他会觉得，毫无疑问，这件事是如此一桩无比混乱的差事，没有人知道别的人在说什么。以前在凡尔赛，没有人知道；现在还是没有人知道；几年过去，当我们离世，他们会因为努力要听见我们的声音感到厌倦的，他们会说，这重要吗？在历史的沉默中，我们用我们微弱的肺，用我们的口吃，还有，我们为了别的事情而设计的房间，已经选好了我们自己的位置。

商廊：

吉力： 先生，可怜可怜我们吧。

丹东： 可怜？你们为什么需要可怜？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已经想过，这对你们来说算是一次好运。

吉力： 我们只有一个孩子。

吉力太太： 他想把她杀了，就像他杀死他的第一个妻子一样。

吉力： 安静。

丹东： 哦，让她说。让她把这话从她的系统中掏出。

吉力： 我们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她。

丹东： 我对她有一定的感情。

吉力太太： 至少，你也许要有这份器量说你爱她。

丹东： 对我来说好像这是你们几年来想要弄清楚的什么事。

吉力： 有更加合适的人选。

丹东： 那由我来决定，是吗？

吉力： 她才十五岁。

丹东： 我三十三。这样的婚姻每天都在完成呀。

吉力： 我们原以为你超过三十三的。

丹东： 她嫁给我不是为了我的容貌。

吉力： 为什么不娶个寡妇，有经验的人呢？

丹东： 在哪方面有经验？你知道，如果你认为我有如此巨大的色欲，这不过是我装出来的一个谜，我真的非常正常。

吉力太太： 求求你。

丹东： 或许，最终你还是该把这个女人从房间送出去。

吉力： 我指的是在抚养孩子方面的经验。

丹东： 孩子们都跟她有感情。正如她跟孩子们有感情一样。问问她。此外，我不要中年妇女，我想要更多的孩子。她知道该如何管家理家。我妻子以前教过她。

吉力： 可是你接待很多重要客人。她不懂全部的门道。

丹东： 我决定好的事对他们来说都是够好的。

吉力太太： 噢，你是活在这个世上最为傲慢的人。难以置信。

丹东： 好了，如果你们确实为我朋友感到难过，你们可以一直下楼，给她提提建议。如果你们觉得自己胜任。瞧，如果她要，她可以拥有很多用人。我们可以搬到一个更大的地方去，从各方面来说，那样也许是件好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待在这里，习惯吧，我想。我是个富人，她得要做的事，就是说，她要什么，那么她就可以得到什么。她的孩子和我第一次婚姻生的孩子会平等地从我这里继承财产。

吉力： 她不是为了卖给人家。

丹东： 她可以拥有一栋私人小教堂，如果她要的话，可以拥有她自己的神父。只要他是个忠于宪法的神父就行。

路易丝： 先生，我不是按照平民礼仪嫁给你。我不妨现在就告诉你。

丹东： 我的爱人，请你再说一遍？

路易丝： 我的意思是，好了，我会在城市大厅，体验那种愚蠢的结婚仪式。不过，有位还没有宣誓的真正的神父在场，一定也是一场真正的婚姻。

丹东： 为什么？

路易丝： 否则那就不是一场合适的婚姻。我将会生活在罪恶的状态之中，我们的孩子将会成为私生子。

丹东： 小傻瓜——难道你不知道上帝是个革命者吗？

路易丝： 一位合适的神父。

丹东： 你知道你在要求什么吗？

路易丝： 也许根本不知道。

丹东： 你最好再想想。

路易丝： 我是努力让你做正确的事情。

丹东： 这我理解，不过当你做了我老婆时，你会按照要求去做你的事，你现在就可以开始。

路易丝： 这是我提出的唯一的条件。

丹东： 路易丝，我不习惯有人给我提条件。

路易丝： 这算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吧。

他们主动攻击马拉的斗争遭到失败之后，吉伦特派的代表们成立了一个新委员会，目的是为了调查那些——他们说——对国民大会权威人士持有偏见的人。该委员会逮捕了埃贝尔。不同区和公社给该委员会施加压力，迫使它释放他。5月29号，不同区的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长期会议”——这个术语是一个多么细腻而且充斥了危机的发音！5月31号，警钟在凌晨三点响起。城门关闭。

罗伯斯庇尔：“我邀请人民在国民大会自行游行，驱除腐败代表……我宣布，我已经从人民那里接受了捍卫他们权利的使命，我把任何打断我或者拒绝让我讲话的人都当成我的压迫者，我宣布，我要领导一场反对主席和试图使我保持沉默的所有成员的反抗。我宣布，我本人要惩罚叛徒，我承诺，要把每一个阴谋家当成我的私敌……。”

国民大会主席伊纳德，一位吉伦特派人：“假如国家代表竟然遭到袭击，那么，我以整个国家名义向你宣布，巴黎将会完全被毁，人民将会沿着塞纳河两岸去搜寻，为了弄清巴黎是不是曾经存在过。”

“最近几天来，人们一直不在家里睡觉，”布卓说。“这不安全。你想到过现在离开吗？”

“没有，”玛侬说。“我没有想过这样做。”

“你有个孩子。”

她把头重又靠到垫子上，露出她那光滑白皙的喉咙，好让他注意到。“那”——她闭上眼睛——“不可能获准来影响我的行动。”

“对于大多数女人而言，那会。”

“我不属于大多数妇女。这你知道。”她睁开眼睛。“你觉得我没有感情吗？不是那样的。不过，在这里，超越我感情的东西正处于生死攸关当中。我不会离开巴黎。”

“很多区都已处于暴动状态。”

“你害怕了？”

“我感到耻辱啊。局势居然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毕竟，我们为此努力，而且希望过呀。”

没精打采的那个时刻过去了；她站了起来，脸上光彩照人了。“别放弃！你为什么那样讲话？我们在国民大会占有大多数。罗伯斯庇尔认为他能干出什么事来与我们这么多人抵抗？”

“对于罗伯斯庇尔会干出什么事来，你根本不应该低估。”

“想一想，在三月田广场那个时候，我曾经把我家给他当作避难场所！我尊敬他。我过去认为，他就是所有符合逻辑、合情合理、有头有脸的事物的堡垒啊。”

“你不是判断受他误导的唯一之人，”他说。“罗伯斯庇尔从来没有原谅过他自己给朋友带来的伤害，从来没有原谅过自己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善意帮助，也从来没有原谅过他们中的一些人拥有他并不拥有的才华。我亲爱的，你做出了错误选择，你本该把你的手伸出来交给丹东的。”

“那个流氓让我反感。”

“我说的不是字面上的意思。”

“我可以告诉你丹东在想什么吗？你们当中好像没有人知道。在他眼中，你、我丈夫、布利索、你们所有人——你们就是一群举止温和、表演告一段落的知识分子。为他效力的一帮人是欲壑难填、阿谀逢迎、愤世嫉俗的食人动物——一帮为毁灭而毁灭的家伙。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用鄙夷不屑的样子对待你的原因。”

“不，玛侬，那不对。他主动要求谈判过。他主动要求停火停战过。我们拒绝了他。”

“话，你是这么说，可事实上呢，你知道，跟他谈判是不可能的。他制定条件，他期望你跟他们合伙。最后，他总是如愿以偿。”

“是的，可能你说得对。因此剩下的没有多少可谈了，是吗？可是我们，玛侬——我们已经一无所有。”

“关于一无所有这事儿，”她说，“那就是，丹东无法把它抢走。”

国民大会外，武装游行示威。大会里面，来自不同区的代表们，手里拿着他们想要驱逐或者禁止的代表名单。但是，大多数人不愿失控。罗伯斯庇尔面色惨白，有如有一回从他手中逶迤滑落的白纸一样。为了撑住自己，他抓着讲坛。他在每一个句子之间都做费力的停顿。维尼奥德大声喊道，“那么你结束吧！”罗伯斯庇尔的头猛然向后一甩，“是的，我要结束你的狗命！”

两天后，国民大会被巨大的人群包围了，大多数人手中拿着武器，快速估算一下，这个人群足足有八万人之多。走在人群前头的是国民卫兵，他们带着刺刀，还有大炮。这些人的要求就是驱除二十九位代表。其中有布卓、维尼奥德、裴迪昂、罗维、布利索。看来卫兵们和无裤党人想要把这些代表囚禁起来，直至他们同意才会罢休。埃罗·德·塞谢尔，那天是论坛的主席，带了一帮大厅里的代表们来到了外面；希望这个姿态会减缓彼此之间的敌意。炮手们站在大炮旁边。他们的指挥官在马上朝下面瞪着眼睛，对国民大会主席说了一通冗长的话。他要明白，他，埃罗已经被看成是爱国者了；不过，他要明白，人民将不可战胜。

埃罗笑了，是一种抽象的微笑。他和他的同事们正准备结束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这份将要永远给法国带来自由的文件：就是在这里——“一个人完全把握了形势，”他评论说，声音几乎听不到了。行走在漫长的游行队伍前面，他把受到围困的人群重新带回到会议大厅。很多不错的无裤党人此刻正躺在长凳上，与山岳派那边的代表们互相说些表扬的话，那些代表完全知道眼下正在发生什么事，他们只是懒得惹起风生水响而已。

代表库颂，这位坐在轮椅上的圣人，发言了：“公民们，所有国民大会的成员现在应该保证获得自由。你们已经出去，向着人民行进了。你们已经到处发现他们的善良和大度，他们不可能威胁到他们代表的安全了——但是，他们对于妄图奴役他们的阴谋者感到怒不可遏。既然你们认识到了你们审议的自由，我动议对受谴责的代表应该指控这一法令。”

罗伯斯庇尔用手抱住头。考虑到圣人已经喷出不大可能的荒唐之言，或许，他在发笑？或许，他此刻又感到身体不适了？没人敢发问。疾病的每一次发作都使他变得异常坚强，好像是。

玛侬·罗兰在主席的前厅度过了一天，她在等待，头上戴了块黑纱巾。维尼奥德一个小时连着一个小时地给她带来坏消息。她已经给国民大会写过一份发言稿，她希望这份发言稿能在大会上被宣读。维尼奥德说，“你自己能看得出形势是个什么样子了。在眼下这个动荡不安的格局继续的时候，没有人会对代表们讲话。作为一个女的，你可以得到稍微多一点的尊敬，但是坦诚地说——”他摇摇头。

她在等待。接下来的一回，他进来的时候，他说，“一个半小时，也许吧，不过我不能承诺。我也不能承诺你将受到什么样的接待。”

一个半小时？她已经离家太久。她不知道她丈夫现在何处。可是——她还是成天介地在等候，她要再待得稍微久一些，再忍耐一些。“我不怕，维尼奥德。也许，我能讲出一些你不能讲的事。警告我们的朋友，”她说。“告诉他们要准备支持我。”

“玛侬，他们大多数人不在这里。”

她为他的话感到一怔。“那么他们在哪里？”

他耸了耸肩。“我们的朋友有精神，不过恐怕他们没有耐力。”

她走了，要了辆出租车去罗维家。他不在家。又要了辆出租车——到自己家。大街上拥挤不堪，马车是在以行人的步速挪动。她大声叫司机停车。她从车里爬了出来，给司机付了钱。她开始疾走，之后便上气不接下气了，那块黑色纱巾缠住她的脸拉拽着，宛如小说中带有负罪心理的女人跑步去跟她的情人会面一样。

在她屋子的大门口，门房一把抓住她胳膊；先生已经锁好门，出去了，他到房东的公寓去了，就在后面那儿。她捶了捶门。罗兰已经离开，他们说。到哪里去了？沿着这条街上的一栋屋子去了。“太太，歇会儿，他会安然无恙的，喝杯葡萄酒吧。”

她在空荡荡的火炉前面坐下；毕竟现在是六月了，夜空晴朗，静谧，而且暖和。他们给她端来了一杯葡萄酒。“我不要度数这么高的，”她说。“加点水兑一兑。”不过，她的头还是同样感到眩晕。

他不在隔壁的屋里；不过，她在过了隔壁的那栋屋子里找到了他。她发现他在地板上踱步。她感到惊讶。她已经想象过，他那颀长、皮包骨头的身架勾在椅子里，咳嗽着，咳嗽着。“玛侬，”他对她说，“我们一定要回去。瞧，我有朋友。我有计划。我们今夜就要离开这座该死的城市。”

她坐了下来。他们给她端来一杯巧克力，上面浮着奶油。她说，“这东西喝起来不错，”这么丰富的饮料滋润了她的喉咙，有许多词语已经死在喉咙里头。

“你明白吗？”他说。“没有虚假英雄主义的问题，没有坐等良机过去的问题。我被迫采取措施来挽救自己，以防万一，在将来哪一天我必须恢复职位。假如我对这个国家还有一点用场，我就必须保存自己。你明白吗？”

“我明白。我本人，我今夜必须回到国民大会。”

“不过玛侬——想一想你自己的安全，想一想我们孩子的安全。”

她把杯子放下。“多奇怪，”她说。“现在还算不晚，可是感觉好像已经晚了。”他们的生活正在他们身边被远远地推开。他们像是一座空房子里的访客；当搬家的人已经完成任务，给你留下的就是空空的地板，破碎的瓷器上被遗忘的那部分，还有被你搅起的那些灰尘。他们像是咖啡馆里最后的用餐人一样，当时钟伴着威胁一起响起、服务人员在清清嗓子的时候，你就必须现在结束谈话，你就必须把账单撕走，然后走到外面，来到寒气凛冽的街头。她干净利落地站了起来，穿过房间，走到他的身边。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她身子向上，亲了亲他的面颊，同时用嘴唇触摸了他头下面的骨头。

“你背叛过我吗？”他说。“哦，你背叛过我吗？”

有一阵子，她用手指堵住他的嘴唇，然后用自己的面颊抵住他的面颊，刹那间，她闻到了他那染病的肺里淡淡的恶臭味道。“从来没有，”她说。“现在你要多多保重。别喝酒，别吃没有烧烂的肉。别接触牛奶，除非你能从别处买到干净的。吃一点水煮白鱼。如果你感到烦躁不安，就喝一点缬草浸液。胸部和喉咙要保暖，别出去淋雨。喝点热东西有助于你睡眠。给我写信。”

她在身后轻轻地把门带上。她再也不会见到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