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第五章 殉道者、国王、孩子(1793)
对国王进行的审判已经结束。城门已经关闭。人不会无罪执政,国民大会决定。仅仅因为出生就要把路易处以死刑吗?“这就是眼下局势的逻辑嘛,”圣-约斯特冷静地说。
早晨五点。位于万多姆广场的一栋房子里,所有的灯都点了。他们已经派人去叫外科医生过来,共和国能够提供的最好的医生。他们也已经派人去叫艺术家大卫过来,这样,他就可以看到殉道者看上去是什么模样儿了,这样,随着死亡在泯灭他的五官特征,不朽将把他的五官安放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中,他就可以一刻不停地观察。这就是共和国的第一位殉道者,他现在听到各种声音模模糊糊的,有的靠近,半熟悉、半陌生的,有的正在消失,变得遥远;他不同官能的感觉在一刻接着一刻地消失,与此同时,他的葬礼已经在隔壁房间里筹划了。他就是米歇尔·勒拜乐蒂尔,曾经的一位贵族,现在的一名代表。对他来说,至少是在现世此岸,他已经无所作为了。
大卫掏出铅笔。勒拜乐蒂尔长相丑陋,那也没办法呀。五官已在变软;一只胳膊松垮垮地放着,上面也没穿衣服,就像耶稣那只被抬进坟墓的胳膊一样。根据他的身体剪裁的衣服,因为有血,变得硬硬的,发黑了。大卫理了理他的衬衫,在脑子里给这个床上的僵尸重新穿衣。
几个小时之前,勒拜乐蒂尔在平等公园(就像我们这些日子里称呼皇宫一样)里的富力艾尔饭店吃饭。有个人走近他,一位陌生人,不过态度相当地友善,或许是为了祝贺他在投票支持卡佩之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和立场。这位代表和蔼可亲,但是经过很多个整夜熬夜不睡觉之后,显得疲惫倦怠,他在椅子上把身体往后靠;这位陌生人从外套里掏出了杀猪刀,劈进了这位代表的体内,在肋骨下面右手的那一侧。
勒拜乐蒂尔被抬到他哥哥的家中,肠子破了,鲜血喷泻在他的侍从身上,他身上有处伤口,你可以把拳头放进去。“我冷,”他低声说。“我冷。”他们把盖的东西堆到他身上。他低声说,“我冷。”
早晨五点:罗伯斯庇尔还在位于圣-奥诺雷大街上自己的屋子里睡觉。房门锁着,还插上了双门闩。布朗特狗躺在他门外,下巴稍稍张开,它那一双了不起的做着梦一般的爪子,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日子,在抓挠个不停。
早上五点:卡米尔·德穆兰,像他过去多少年以前在路易学院起身一样,从床上滚下,头脑完全清醒。丹东需要做一次演讲,试着强迫罗兰从部长位置上辞职。洛洛特翻了个身,嘴里一边在嘟哝着什么,一边伸出一只手来够他。他帮她把被子塞好。“再睡吧,”他低声说。丹东将用不着这个发言。他将拿着他拳头中皱皱巴巴的稿纸,他一边演讲,一边即兴发挥……可他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非要这样,而是为了经常练习,为了打发时光,直到天亮。
寒冷像把刀子扎在他单薄的黑皮肤上。他安静地走着,摸索着穿过房间,不时把上了冻的水泼到自己脸上。要是他发出任何一点噪音,让莱特就会起来生火,之后告诉他,他胸部虚弱——他却不是这样——之后,不停地给他端上他不能吃的东西。首先,他给家里写上一封信……“你儿子,弑君者。”他伸手去拿几张新稿纸,为这个发言准备。洛洛特的猫呢,试探性地用爪子掸一掸他的钢笔,眼睛充满了怀疑;他用一只手顺着猫弓起的脊背来回地抚摸着,一边观望着拂晓不大情愿地爬上东边的郊区。蜡烛在强劲的穿堂风中噗噗地吐着蜡油,他把头迅速转回,因为恐惧,头绷得直直的;他就一个人,家具黑色的轮廓和雕画刻印映在墙上。像猫一样,轻轻地,他用冰冷的指头擦着他办公桌抽屉里放着的小手枪的枪管。冰冷的雨击打在街上的泥泞中,发出咝咝的声响。
早上七点三十分:在一个小房间里,火炉边上蹲着一位神父,还有临终的路易。“那里高高在上住着一位不可腐蚀的法官……你可以听到国民卫兵正开始集会……我对我的堂弟奥尔良做了什么事,他竟然以这样的方式来迫害我?……我可以忍受一切……这些人到处看到匕首和毒药,他们担心我会把我自己毁了……我正忙,等上几分钟……把你最后的祈福和祝愿给我吧,祈祷吧,它也许会使上帝开心,把我支撑到生命的尽头……克莱瑞,我的男仆,把我的手表和衣服给他……”
十点三十分。外套从桑松助手的手中被夺走,被剪成一块块的碎布片子。革命广场上出售热馅饼和生姜面包。人们纷纷拥到断头台的四周,把碎布片浸泡在溅出的血流之中。
殉道者,勒拜乐蒂尔威严地躺着。
国王路易,被人用生石灰敷好。
在二月份的头一个星期结束之前,法国与英国、与荷兰以及西班牙开战了。国民大会承诺给予希望起来反对侵略的人们武装支持:战争打到城堡,和平就在村舍。财政委员会的康庞:“我们深入敌军领地越远,战争就会变得越昂贵,具有毁灭性。”
国内,食品供应不足,通胀飙升。在巴黎,公社与吉伦特派的部长们斗争,并试图安抚该选区的军事人员;它把面包价格控制在三个苏币,部长罗兰总是不停地抱怨用公家的钱做这样无能的事。在国民大会,山岳派仍然是一批不过是噪声喧嚣的少数。
无裤党人雅克·卢克斯在国民大会律师协会上说:“一定要有面包,因为哪里不再有面包,哪里就不再有法律,不再有自由,不再有共和国。”
骚乱发生在里昂、奥尔良、凡尔赛、朗布耶特、艾当佩,在万多姆,在库尔威尔,以及这里,巴黎城本身。
关于吉伦特派俱乐部,内政部的一名员工杜塔尔德这样说道:
“他们希望建立富人、商人和有产人士的权贵制度……假如我有选择,我应该更喜欢旧制度;贵族和神父们还有些德行,而这些人却一无是处。雅各宾派说什么?有必要制衡这些贪得无厌、道德败坏的家伙;在旧政权下,贵族和神父们构成了他们难以逾越的障碍。可是在新政权下,他们野心勃勃、毫无节制。他们会使人挨饿。有必要设定障碍挡住他们的道路,而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号召暴民出来。”
关于罗兰部长,卡米尔·德穆兰这样说道:
“这些人对你来说只是造反的必要手段;为了实现革命服务,他们注定了要返回尘埃,被人遗忘;他们注定了让他们自己被那些比他们聪明,而且心甘情愿被不辞劳苦管理他们的人领导。根据这些犯罪原理,你的全部行径昭然若揭。”
关于吉伦特,罗伯斯庇尔这样说道:
“他们认为他们是绅士,是革命的正当受益人。而我们只不过是垃圾混混。”
2月10号大清早,路易丝·吉力把安东尼带到了他叔叔维克多家中。这两个婴儿——德穆兰的孩子,还有刚刚过完第一个生日的佛朗索瓦-乔治——将由他们的奶妈来回接送,在当日已经预料的事件中,这位奶妈将尽力过来看看他们不会饿得太厉害。
路易丝跑回商廊,发现安琪莉可拥有了这块场地。她母亲说,“年轻女士,提醒你,要是是在今晚,我们就不想你碍我们的事了。”
安琪莉可对她说,“孩子,别生怨气,你没必要到场。”
接着,露西尔·德穆兰到了。什么都不会使她没必要到场,路易丝充满怨恨地想着。露西尔穿了件黑色羊毛裙,一件雅致的背心;头发用一根三色绶带向上扎好。“上帝在上,”她边说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摊开双腿,好欣赏她穿的马靴的脚趾头。“如果有什么使我觉得讨厌,那就是产科的戏码。”
“如果你能做到,我亲爱的,我认为你会花钱请人由他们给你生孩子了,”安琪莉可说。
“我当然会,”露西尔说。“我真的觉得应该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对付这种事。”
这些女人好像是在找事情让露西尔做,不让她进入她们的谈话中。她听到加布丽艾尔说她“非常可爱、非常乐于助人”。她面颊火烧火燎的。她们不该议论她呀。
后来,露西尔准备要走的时候,她转身对吉力太太说:“别客气,只要你需要我,你知道,我能在半分钟之内赶到这儿。”露西尔的黑眼睛真是硕大无比。“对我来说,加布丽艾尔似乎不是她自己。她说她害怕。她希望乔治-雅克在这儿。”
“那可没法子帮,”吉力太太厉声地说。“他在比利时有他的正经事,好像这件事不能等。”
“不过——派人来叫我吧,”露西尔说。
吉力太太对她敷衍性地点了点头。在她眼里,加布丽艾尔是个善良虔诚的姑娘,曾经受过严重的委屈;露西尔呢,比妓女好不到哪里。
加布丽艾尔说她想要休息。路易丝跟在后面回到了楼上,回到她父母那个逼仄、邋里邋遢的公寓里去了。她坐着,在想克劳德·杜鹏。如果露西尔晓得他对她是多么郑重其事——她是多么快可以做妻子了——她还敢把她当小保姆看待吗?
她母亲溺爱地笑了笑,不过在私底下她却感到胜利了。这么好的一个收获!等过了你的下一个生日之后,她说,那时候我们要开始提到这件事。十五岁太小。只有贵族阶层才在十五岁结婚。
克劳德·杜鹏其人才二十四岁,可他(已经,他父亲说)是塞纳河部门的秘书长了。对于这件事,她觉得难以兴奋。不过,他的相貌还算不错。
半个月前,她已经把他带过来跟加布丽艾尔见了面。她本以为他举止非常优雅轻松自在的;倒不是加布丽艾尔会一开始吓唬人;她能从加布丽艾尔的眼睛里读出赞许的意思来;她高兴得有些不安了,觉得明天她就能跟加布丽艾尔坐在一起,随便不拐弯抹角地谈起克劳德·杜鹏,说,难道你不觉得他是这种人,难道你不觉得他是那种人吗?假如加布丽艾尔真的赞成,假如她像她表面上那样喜欢他,那么也许她就会跟她父亲谈,之后,他们会说,好啊,就你的年龄而论,你向来显得挺成熟的,也许十五岁够大的了?为什么等呢?人生太短暂了。
可是,就在所有一切都在礼貌平静而且令人惊奇地进行之时——忽然冲进了市民丹东和他手下的人员。做了一些介绍。“啊,神童啊,”公民法布尔说。“著名的儿童管理员,来自摇篮的奇迹啊。现在就让我们见识见识。”
随后,他便用他的长筒望远镜看克劳德·杜鹏。
公民埃罗用一种浑浊的眼神凝视着克劳德·杜鹏,似乎无法弄懂他究竟是谁,是干什么的。“加布丽艾尔亲爱的,”他说,然后亲了亲他们的女主人;他坐定,给自己倒了一杯公民丹东最好的干邑威士忌后,便开始大声地用拖长的腔调讲述有关路易·卡佩的趣闻轶事来逗大家开心,当然,他对路易非常熟悉。这种做法已经够糟了,但是公民卡米尔却做得比这还糟:“克劳德·杜鹏,我一直盼望与你见面呢,”他叹了口气,“我就是为了今天的这一刻才活着的。”他在沙发的一个角落处把身子蜷缩起来,把头放在加布丽艾尔的肩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克劳德·杜鹏的脸看:还时不时地继续叹息。
公民丹东使克劳德·杜鹏就部门事务接受一番尖锐的盘问;她没有怪他,这是他工作的方式。克劳德·杜鹏胆识过人,他的回答睿智果断,她心想;但是,当他特别说到要领时,公民卡米尔总是闭上眼睛,浑身哆嗦,好像这对他来说真是太令人兴奋了。“这么年轻,却这么完美无瑕的官僚,”法布尔嘟哝道。路易丝的确感到,假如加布丽艾尔对她还有一些关心,她也许会劝导公民卡米尔把头从她肩上拿开,不要再这么冷嘲热讽了。可是加布丽艾尔好像在享受这种喜悦。她用她背叛爱情的手臂,搂着公民卡米尔,看上去充满了柔情蜜意,但令人反感。
他们一进房间——她无法否认这一点——克劳德·杜鹏好像就萎缩了。他显得普普通通了。一旦公民丹东的问题回答好,他就对他失去了兴趣。之后,克劳德觉得要在他们的谈话中插进一句话都有困难。她觉得是该走的时候了。她站起来,克劳德也站了起来。“别这么快就走,”法布尔喊道。“你会伤了卡米尔可怜的心。”
公民丹东瞅了她一眼。他让她抬头望着他那张令人不安的脸。准确地说,他没笑。
她真够傻,傻到了把这件伤了她感情的事告诉了她母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完全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我不明白,”她母亲说。“上个星期,你跪着哀求我订好婚礼早餐,这个星期,你告诉我,在你在楼下遇到的那一帮邪恶之人旁边,他什么都不是。我们本该让你待在家里,我们绝不该让你跟他们混在一起。”
非常平静地,他父亲提醒她母亲,他的生活归功于公民丹东。
现在,在楼下(她没两三分钟就要上下奔跑),苏波尔毕耶尔医生进来看加布丽艾尔了,接生婆已经到了。安琪莉可·夏庞蒂尔在门口挡住她,“嘘”地一声叫她别进去。“瞧,我的天哪,你认为你要到那里,可你不想。请你相信我好吗?”在这个阶段,夏庞蒂尔太太看上去完全神志清醒。“仅仅从时间来看,一切顺利。现在,跟你一起离开去睡觉吧。到早上,我们就要有个可笑的宝宝跟你一起玩了。”
又是楼上。她感到厌烦愤怒。她是我朋友嘛。我才是她真正的、她最好的朋友嘛;十五岁,我可没办法,我应该跟她在一起,我才是她想要留在她身边的人。她心想,我要知道公民丹东今晚在什么地方:而且是跟谁在一起?她心想,我并没有他们认为的那么多幻想。
下午十点:她母亲把头伸在门口。“路易丝,你下来好吗?丹东太太找你。”她的脸在说,这不符合我更明智的判断。
报复!匆忙之中,她自己绊了一下自己的脚。“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她母亲说。“你准备好了吗?”
“当然准备好了。”
“我提醒你,她身体不行了。生孩子不顺利。她得了——我不知道——一种难受的绞痛。情况不像是应该出现的那样。”
她跑在她母亲前头。他们遇到接生婆正好从房间出来。“你别让这孩子进去。”这位女人说道。“太太,我没法回答……”
“我上个星期就告诉过她,”路易丝哭着,痛苦的样子。“我说我会跟她在一起的。我说,假如出了什么事,我会照顾孩子们。”
“是吗?那么你真是个小傻瓜,是吗?许下了你自己不能兑现的诺言。”她母亲抬起手来,在她头的一侧轻快地点划了一下。
半夜时分,路易丝根据加布丽艾尔本人的要求,离开了她的公寓,又上了楼。她身子摊在床上,半身穿着衣服,半身裸露着。几个女人闭着眼的严肃脸庞出现在她的眼睑后面。露西尔已经在那儿,不再拿什么开玩笑了。她坐在地板上,依然穿着马靴,加布丽艾尔的一只手垂到她手中。
路易丝睡着了。上帝原谅我吧,后来她心想;可我的确睡着了,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自己从我的大脑里给抹掉了,我还在快活地若无其事地做梦,所以,我后来愿意要汇报的情况我什么都没梦到。早晨的头班交通把她吵醒了。时间是2月11号。这栋房子好像相当宁静。她起身,敷衍了事地洗了一下,随便套上了衣服。她推开通向她父母卧室的门,开了一道缝隙;然后朝里望,她看到她父亲还在打呼噜,看到床上她母亲睡的这一边没有被搅动。她喝了半杯带馊味的井水,很快把辫子解开,把头发向外梳了梳。她往楼下跑。在楼梯的落脚处,遇到了夏庞蒂尔太太。“太太——”她说。
安琪莉可身上裹了件披肩,肩头向上拽着,眼睛盯着地上。她推开路易丝,走了过去。她好像压根儿就没看到她;她脸上闪着光亮,有一道道纹路,生气的样子。然后到了楼梯梯级的顶头,她停下。又转回。一言不发;不过,之后,她好像觉得她必须要说什么话。“我们没有她了,”她说。“她走了啊,我的心肝宝贝。我可怜的姑娘已经走了啊。”她走到外面,进了雨中。
公寓里,火没生。位于角落的一张脚凳上,坐着奶妈,露西尔·德穆兰的孩子紧扣在她胸部。她看到路易丝时,抬起头,用手把孩子的脸遮起来。“走开吧,”她对她说。
路易丝说,“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只是在那个时候,这女人似乎才意识到她以前就见过路易丝。“从楼上来的?”她说。“难道你不知道?五点钟。那可怜的女士啊,她一向待我好。耶稣啊,许她安息吧。”
“孩子呢?”路易丝说。她浑身变得冰凉。“因为我说过我会照顾孩子的……”
“一个小男孩。你没法确信,可是我觉得我们不会长久把他留在身边的。我朋友要他,他就住在我旁边。夏庞蒂尔太太说那样好。”
“无论怎么样都行,”路易丝说,“既然已经安排好了。佛朗索瓦-乔治在哪儿?”
“跟德穆兰太太在一起。”
“我去把他找到。”
“他一两个小时就好了。我该把他留在——”
哦上帝啊,路易丝心想。我许过诺言的。很快,她明白,孩子不是道德纽带,而是物质存在,他们有许多脆弱的、不耐烦的生命要求,她没法满足。
“丹东太太的丈夫马上就要回家了,”这个女人说。“他要说该干什么,谁该到哪里。你不用愁坏你的小脑瓜。”
“不,你不懂。”路易丝说。“太太说过,我要照顾好他们。诺言非要兑现才行。”
过了一段时间噩耗才传出去。五天之后,也就是2月16号,乔治-雅克才在家中现身。他妻子已经下葬,不过一直没有时间收拾整理她的衣物;此外,他们一直还在等着他的意愿,仿佛他们知道不要在他前面办事一样,仿佛他们能够料到他那气愤、负罪和悲痛欲绝的情感会强烈爆发一样。
她的衣服有气无力地挂在壁橱里,仿佛是酷刑的受害者。在旧政权下面,女人被活活地烧死,男人在车轮下被碾死;他们经历的痛苦比她还要多吗?他不知道。没有人会告诉他。没有人想他获得任何具体的细节。在这栋死亡之屋,抽屉和箱子呼出清淡的花香。碗橱干净整洁。他发现她保留了许多瓷器。在她去世前的两天,她把一只杯子掉在地上。在塞弗尔,刚才他们还在设计一只新的小咖啡杯子呢。当你啜呷摩卡咖啡的时候,你也许在欣赏卡佩国王滴血的头颅——喷溅金色血滴的头颅,抓在桑松金色手中的头颅。
在她离世的那张床下面,女佣找到了她的一块手帕。一直不见的戒指在他本人的写字台上出现了。一个商人带着她三周之前预定好的织物到了。每天都会出现更多的关于一项半推半就的任务、一场未竟未遂的阴谋的证据。他找到了一本小说,上面标注了她的阅读位置。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