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心想：大使们给了我一件头疼的事。每天，白天有一部分时间，他都在默默地注视着地图，在脑子里把整个欧洲大陆翻来覆去地想，土耳其、瑞典、英国、威尼斯……别让英国参战。恳求并祈祷中立吧。别让英国海军舰队参战……可是，到处都有英国特务，谈论屠杀和造假……是的，肯定，罗伯斯庇尔说得对，英国从根本上来说对法国采取敌视态度。可是，要是我们卷入了那种战争，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不能摆脱它吗？他悻悻地觉得，不能，我们盼着要度完那些有生之年哪。

自他离职以来，这样的一些情况他不再直接关注了。不过，还是有足够繁多的事情让他忙碌：审判国王的压力，布利索派人的愚蠢和分裂不团结。甚至在《杀罗伯斯庇尔》演讲之后，他对他们的美好愿望还是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并不想要自己被人家从这场斗争中给拽出去；可是，他们已经把他所有的选择都给剥夺了。

不久，也许就在一年之内，他希望离开巴黎。或许，他是在欺骗自己，但是他希望把这一切都交到别人手中。随着普鲁士人被赶走，那些屋子和农场都得到了，给了他。还有孩子们——安东尼正在结结实实地长大成人呢，佛朗索瓦-乔治是个胖胖的、容易知足的孩子，他不会死。还有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在阿希斯，加布丽艾尔对他会更理解。不论他干什么，不论他们的看法有多大分歧，他觉得，他对她还是专一的。在乡下，他们又将成为芸芸众生。

恰恰是在有太多的酒要喝的时候他才为自己设想出如此简单的未来。每逢这些时刻，在他身边的卡米尔总是坚持要他矫正他的这些梦想，这就使他处于倏然泪下的状态，或者使他自认为已经坠入了权力的陷阱而大发雷霆，这样的情况如此频繁地出现，真可怜。在别的时刻，他是否相信这样的未来……他几乎无法明白，自己追求露西尔就是因为这种情形造成的多重反应。然而，这样的情形还在继续……

“我不喜欢宫殿。在家里我感到舒心。”加布丽艾尔这样说。这种感觉的某个版本似乎普遍存在吧。卡米尔与他的工作人员分别时感到开心，他的工作人员与卡米尔分别时也感到开心。如丹东所说，现在我们可以找到其他不少要操心的事。露西尔却没有完全分享这种普遍存在的感觉。她已经享受从宏伟的楼梯台阶上大刀阔斧地冲下去，享受看得见的权力行使了。

至少说，一回到家，有加布丽艾尔做伴，有路易丝·罗伯特做伴，她感到轻松释然。最近几个星期，路易丝把她小说家的想象力运用到这一家上了——小说家们具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啊！“瞧，”她说，“卡米尔脸上的喜悦和饶有兴致的表情，每当丹东当他的面俯身屈就地殴打他老婆的时候！你们离开这儿的时候，为什么你们三人没有一起建立一个家庭？难道这不是快要发生的事吗？”

“还有，”法布尔说，“我可以来吃早饭吗？”

“我，”路易丝说，“对你们表演的这一出戏感到恶心，男人爱上了他最好的朋友的老婆，多么悲惨啊，等等，做人是多么可怕啊。悲惨吗？你快没法让咧嘴的笑容从你脸上消失了。”

是啊，这是真的；他们几乎没法了，而且，还包括丹东。幸运的是，因为这位天才作家的发泄，加布丽艾尔人一直待在别的地方。过去，加布丽艾尔一直对她友好客气；可是现在呢，她变得极其令人恐惧。因为这一次怀孕，她身体发胖了很多；她动作慢条斯理，说自己无法呼吸，说这座城市令她窒息。幸运的是，加布丽艾尔的父母把在枫特蕾的房子刚刚卖掉，搬迁到塞弗尔去了，然后买了两栋位于公园里的房子。一栋将由他们自己住；还有一栋将给他们的女儿和女婿使用，随他们的便吧。夏庞蒂尔一家从来没有受过穷，不过，可能性是，乔治-雅克已经把钱存好；他只是不想人们知道在这些日子里他花了多少钱。

露西尔在心里这么想，加布丽艾尔有逃离的可能；可是在她位于科德利埃区大街的公寓里，她却一声不响、一言不发地坐着，摆着个孕妇刻意做出的姿势。有时候她哭；路易丝·吉力跌跌绊绊地下楼，嗅几声鼻子，一起加入到这种哭泣中。加布丽艾尔在为自己的婚姻，为自己的灵魂，为自己的国王哭泣啊；路易丝哭泣，她认为，是为了一只被撕破的玩偶，或者是为了街上一只被碾翻在地的小猫。无法忍受啊，她心想。男人才是更好的伴。

完成了在梅兹的使命之后，弗雷农安然无恙地到了家。从他的新闻，你根本不会知道，兔子曾经是名绅士。他是一名出色的作家——这个行当渗透在他的血液里了——不过，他的观点持续不断地变得更加充满暴力，仿佛这是一场较量似的，而他非常渴望赢得这一场较量；有时候，你无法把他的作品和马拉的作品区分开。尽管他的暴力凶残是新近才有的，但是，她的其他美男子却把他看成是一个他们对他无所畏惧的人。然而，有人听到她曾经急急切切地问过他：“你愿意一直在那儿吗，万一我需要你呢？”他回答说，他愿意在那儿，直到天荒地老：反正就是那一类的话吧。问题是，一周过去了又是一周，他还是老家庭朋友的身份。所以，周末的时候，他可以出来到位于共和镇的农场。在那里，他总是到处尾随着她，试图单独得到她。可怜的兔子啊。他的机会是零。

有时候，要记住有位弗雷农太太和埃罗·德·塞谢尔太太真难。

晚上，雅各宾派开会的时候，埃罗前来拜访。讨厌的家伙，他称他们可怕的、讨厌的家伙。事实上，政治让他着迷；不过他不觉得政治会让她着迷，于是他便开始在她的心里拨动起那根唤起她支持的弦。“他们在讨论经济控制，”他总是说，“以及如何平定这些荒唐好笑的无裤党人中扇阴风点鬼火的家伙，他们总是不停地抱怨面包和蜡烛的高价格。埃贝尔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嘲笑他们，还是跟他们斗争。”

“埃贝尔正走红呢，”她总是甜甜地暗示，他呢，总是说，“是啊，在公社里，埃贝尔和肖美特都是这样的一股力量——”之后，她总是到此为止，觉得有些蠢，同时还意识到他又一次被甩到了一边。

埃罗是丹东的朋友，他和山岳派坐在一起，不过，他无法修复一条单独的贵族之路。“不仅仅是你的演讲，你的举止，而且还有你深邃的、贵族式的整个思维方式，”她对他说。

“哦，不，不。肯定不是。是非常现代的。非常共和的。”

“比如，你对我的态度。在革命之前，要是你居然朝我这边瞅上一眼，我会模拟，装作羡慕得平躺在地上，这一点你无法从脑中抛开吧。要是我做不到，我的家人就会迫使我做。而且，朝着那一方面，这也许不是模拟。那时候的女人就是这么个思维方式。”

“真要是那样，”他说，“肯定，就是那样，它是如何影响我们今天的情形呢？”（他觉得，女人是不会改变的。）“我不是在极力对你行使什么特权。我只是要你明白，你在你的人生中拥有快乐。”

她把双臂在胸口交叠起来。“利他主义！”

“亲爱的露西尔。你丈夫对你做过的最坏的事就是使你说话讽刺别人、挖苦别人。”

“我一向说话讽刺挖苦呀。”

“我觉得难以相信。卡米尔操纵别人。”

“哦，我也这么认为。”

“他一向试图使人们相信他对别人毫无伤害，这样在背上刺上一刀对于他们而言就是更大的一个心悸。圣-约斯特，此人我丝毫也不羡慕——”

“哦，换掉这个话题吧。我不喜欢圣-约斯特。”

“我纳闷，为什么是这样？”

“我不认为我喜欢他的政治。他常常让我担惊受怕。”

“可是他的政治就是罗伯斯庇尔的政治呀——这意味着他们是你丈夫的政治、是丹东的政治。”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好看了。圣-约斯特的主要目的好像是提高人民素质，按照他脑子里的某种计划路线，这个——我一定要说——他向我们其他人阐述起来有困难。眼下，你不能告卡米尔和乔治-雅克试图提高人民素质。事实上，大多数时候恰恰相反。”

埃罗显得若有所思的样子。“露西尔，你并不笨，是吗？”

“噢，我过去是笨。可脑子越用越灵。”

“问题是，面对圣-约斯特，卡米尔开始要把他当成对立面了。”

“肯定他要这样——在每一个层面上。我们也许染上了实用主义的色彩，不过，使我们想起我们的原则只需要有性格冲突就够了。”

“哦，亲爱的，”埃罗说。“我本来计划来一场诱惑的，今晚。我们没想到已经被甩到一边去了。”

“你也可以到雅各宾派俱乐部去嘛。”她朝他嫣然一笑。埃罗看上去神情沮丧。

只要他在巴黎，迪龙将军总会登门拜访。他魁梧身材，栗子头，还有使自己显得越来越年轻的诀窍，见到他真是件开心事。沃尔米这一仗无疑打得对他有利；没有什么像胜利一样令人振奋了。迪龙从来不谈战争。他总是在下午登门拜访，那个时间，国民大会正在召开。他的方式是这般有趣，结果只得把他的方式提升到战略这一层面了。她感动得与卡米尔讨论起这件事，他赞成，这真是奇迹般的旁敲侧击。因为虽然关于卡米尔的不忠，兔子丢下了令人伤心的暗示，还因为，埃罗冲她发火，她必定不会幸福，说他可以改变这种状况，但是将军只是坐着，给她讲讲故事，关于在马丁尼克的生活，或者关于在革命之前既富丽奢华但又愚蠢的皇宫生活；他给她讲述，他可爱的跟露西尔年龄完全一样大的女儿是如何受到告诫永远不要站在强烈的灯光下面，以免她熠熠发光的皮肤使人老珠黄的女王怀恨在心。他给她讲述他疯狂显赫的法国-爱尔兰家族的历史。他零零星星地给她讲他的第二任妻子劳拉独特的性格特征，还有过去不一样的貌美虚荣的情人各种各样的怪癖。他描绘了西印度群岛的动物物种，那里的炎热，大海的蓝色，绿色葱茏的树木交缠在一起，绵延到大海的山坡，还有各种刚刚发芽就被风吹落的腐烂的花儿。他还描绘了侍奉特巴戈总督（也就是他本人的别号）愚蠢之极的盛典仪式。总之，他告诉她，对于一个过去显赫的家族成员、一个从不为金钱和其他一切发愁、一个长相格外迷人、举止优雅，而且具有高度适应能力的人来说，生活曾经是多么愉快。

从那里开始，他会继续告诉她，她嫁的是一个多么真正特别的年轻人。他还能用长到让人羡慕的程度引用卡米尔文章中的一些话：有一定的准确度。假如他的所作所为不是刑事犯罪，或者不管怎么说不算过分犯罪，他向她解释——向她——想到卡米尔这样敏感的人应该容许他做他完全喜爱做的事。之后，非常频繁地，他总是搂着她，设法吻她，对她说，亲爱的、可人的露西尔，让我跟你好好做爱吧。她说不行时，他总是一副不信的样子，然后问她为什么她不更好地享受生活。当然，她觉得卡米尔不会在乎吗？

这些绅士们，他们所不了解的，他们所不明白的，就是——噢，关于她的所有一切，真的。他们对于她为自己精心设计的折磨并不了解，对她每一天每一周都在上面延伸的跳板并不了解。她非常冷静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如果卡米尔出了事怎么办？如果怎么办——坦率地说，如果有人把他给谋害了怎么办？（天知道，如果她是杀手，她会受人诱惑去干的。）肯定，她之前已经问过自己这个问题，自从1789年以来，这个问题成了她的心思；不过，眼下她对他的痴迷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为此，她没有做好一点准备；有关一对爱恋之人惯常的做法是，过了一年的疯狂期之后，情感渐渐沉淀下来。甚至没有人向她暗示，她可以继续恋爱，恋爱啊，直至你对爱情感到相当厌恶，精神上厌倦了，被掏空了，好像你在日复一日地把元气丢掉一样。假如卡米尔不在这儿——假如他永远不在这儿——在她面前躺着的会是个半人半鬼的东西，为了义务，她被拽出去，病怏怏的、冷冰冰的，踉踉跄跄地迈向死亡；她身上重要的那部分将会死去。要是他出了什么事，我就自杀，她心想；我就使我的自杀官方化，这样他们会把我葬了。我母亲会照顾孩子。

当然，她没把这个折磨计划说出来。那样人们会觉得她傻乎乎的。这些日子，卡米尔几乎总是把自己的弱点组织成优点。雷让德勒责怪他没有在国民大会多做发言。“我亲爱的雷让德勒，”他说，“不是人人都有你这样的好肺嘛。”你是在犯大错误、不礼貌、自命不凡，他的微笑表明。他在山岳派上的同事信赖他，解释马拉的胡言乱语，唯有他和弗雷农与此人相处要好。（马拉有位新对手，一个大嘴无裤党的前任神父自称是雅克·卢克斯。）

“你比你的时代超前了两个世纪啊，”卡米尔对他说。马拉，脸色在一天一天地变得更加难看，背在一天一天地变得更驼，朝他眨了眨眼。这也许是欣赏的眼神吧。

卡米尔现在想要的是一个没有布利索派人参与的国民大会，还有就是，对国王和王后进行审判。进入1792年的冬天，他变得如饥似渴、乐观自信。他在家里的时候她就感到高兴；她可以做自己的仿制手艺，这个手艺（她母亲和姐姐都赞成）现在接近完美的境界了。他不在家里的时候，她就坐在窗户边上注视着，寻找他。她用一种非常单调的语调跟大家说起很多有关他的事情。

没有人对联军感到害怕，起码说，就今年而言吧：或者只有军需官监视面包发霉的问题，还有纸做鞋底的靴子，注意农民朝政府银行的纸币上吐痰并伸出爪子要兑换金子。共和国比她的孩子还要年轻啊，这孩子，他的视野主要还是趴着的，用圆圆的、黑曜石一般的眼光打量着这个世界，不分一切地在微笑。罗伯斯庇尔登门来看他的教子情况如何，他母亲的老朋友下午过来了，把他们的手指头给他抓抓，给他讲讲他们自家孩子小时候一些无聊的故事。卡米尔抱着他，四处转转，朝他低语，向他保证，他的人生之路应该铺展得平坦，向他保证，他的每个想法都应该得到关注，向他保证，因为他先天明显的聪颖，他会永远不需要到远方说不清滋味的学校去上学。她母亲对这小东西够操心够折腾的了，领他看猫、看天空、看树木。可是她认为，虽然她为这种感觉感到羞耻，但是她不想把这孩子的脑子里摆满家具；她是位签了短期租赁合同的房客。

要到马拉住的那栋房子去，你要走过两家商铺间一条逼仄的甬道，穿过一方小小的庭院，庭院角落处有一口井。庭院右边是个石头台阶，台阶上面有铁做的扶手栏杆。走上去就是一楼。

你敲过门之后，一定要经受一个或许是两个马拉的女人的检查。这会费上一些时间。艾伯汀，某个无法想象的童年时期的姐姐，是个凶残的挨饿受饥的女人。艾瓦纳德长着一张恬静的瓜子脸，棕色头发，一张正经大方的嘴巴。今天，她们对于她们的访客没有设防。样子是显而易见的；人民之友坐在自己的客厅里。“我喜欢你朝我这儿奔过来的样子，”他说，言下之意就是他压根儿就不喜欢那样。

“我没奔，”卡米尔说。“我是弯着腰偷偷摸摸过来的。”

家中的马拉。西蒙娜，这位精通普通法的妻子，在他们面前放了壶咖啡，又苦又浓。“如果这是谈论布利索派人犯罪的事情，”她说，“你要在这儿待上一些时间的。你要不要蜡烛，让我知道一声就行。”

“你在这里代表你本人吗？”马拉说，“或者你是被派来的？”

“人人都会觉得你不喜欢有客人到你家来。”

“我想知道是不是丹东或者罗伯斯庇尔派你来的，或者是谁。”

“我觉得他们俩都会欢迎你帮布利索的忙。”

“布利索使我恶心。”马拉总是这么说：这么个家伙使我恶心。他们也是这样，他们已经是这样了。“他总是这么表现，仿佛他在掌控革命，仿佛革命是他缔造出来的什么东西——他确立自己作为外交事务专家的地位，只是因为，为了回避警察，他已经无可奈何地逃离国家很多回了。要是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才是专家。”

“我们非得从每一方面向布利索进攻，”卡米尔说。“革命之前他的生活，他的哲学，他的同僚，从1789年5月到最近的9月，在每一次爱国危机的时刻，他的行为表现——”

“在我的《奴隶制度的枷锁》一书英语版方面，他欺骗了我，你知道。他跟出版商合谋盗版我的著作，我压根儿没见过一个子儿稿费。”

卡米尔抬头看了看。“上帝啊，你不想要我们拿这个来告他吧？”

“而且自从他去了趟美国——”

“是的，我知道，从个人角度讲，他没有吃苦受难，不过那不是问题的要害。”

“对我而言，这就是要害。我吃足了苦。”

“革命前，他是一名警察特务。”

“是的，”马拉说。“他是。”

“把你的名字和我的一起放到宣传册上吧。”

“不行。”

“合作，就一回。”

“人以群分，”马拉说，一字一眼地。

“好，我会单独干。我只想知道他是否对你做了什么，什么真正伤人的事。”

“我的人生向来根据最高原则行事处世。”

“你的意思是没有人知道有关你的全部情况。”

“别想得罪我，”马拉说。这是个明明白白的有用忠告。

“让我们继续吧，”卡米尔说。“我们可以把他在革命之前的所有行径检举揭发出来，这些行径都是对有了年纪的未来的同志有意的背叛，对他的君主制度宣言刻意的背叛，这一点我要把报纸剪辑好核实一下：他在1789年7月举棋不定——”

“哪一点？”

“噢，时时刻刻，他浑身都有那种心惊肉跳的样子，有人肯定会记得他的举棋不定。记得那时候他与拉法叶特的来来往往，他在卡佩一家妄图逃跑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还有，在这之后，他与卡佩女人和国王的秘密来往。”

“好啊，好啊，”马拉说。“到目前为止，非常好啊。”

“他妄图屠杀8月10号的革命，还有他错误指责某些爱国者卷入了巴士底狱的杀戮行动。他宣扬具有破坏性的联邦主义政策。当然记得，在革命早期，他与某些贵族交往密切——比如，米拉波，还有奥尔良。”

“你相信他们记忆不到位，这让人感动啊。我敢说，这是对的。不过虽然米拉波死了，可奥尔良还在国民大会任职，就在我们身边。”

“不过，我早就考虑在前，也就是说，到了明年春天。罗伯斯庇尔感到菲利普的职位不牢靠。他认识到他为人民做了些服务，可他却情愿所有波旁王朝的人都离开法国。他想要菲利普把整个家人都带到英国去。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养老金，他说。”

“什么，我们可以给菲利普一些钱？多么新奇！”马拉说。“不过是啊——明年春天——你说得对。让布利索派人把他们的伎俩再玩弄六个月。然后啪的一声结束了。”马拉显得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我希望我们能够指控他们所有人——布利索、罗兰、维尼奥德——指控他们给审判国王制造了障碍，拖延了对国王的审判。甚至可以指控他们投票是为了让他活命。又一次，我考虑在前了。”

“当然，也许有其余一些人希望拖延，希望有障碍，希望这样希望那样的。在路易·卡佩这件事上。”

“我觉得我们可以让罗伯斯庇尔处理他对死刑的畏惧。”

“是的，不过，我考虑的倒不是罗伯斯庇尔。我觉得你会发现，到了那个时刻，丹东本人会不在现场。我觉得，身在比利时的将军杜姆雷兹的活动会把他支开，这完全有可能。”

“什么活动，具体说？”

“不久，比利时肯定要有一场危机。我们的部队是在解放这个国家，还是在吞并这个国家，或者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两者兼做呢？将军杜姆雷兹是为了谁在进行占领呢？为了共和国？还是为了无能失效的君主制度？或许是为了他自己？得有人去把情况理出个头绪来，得有个具有终极个人权威的人去一下才行。我不能看着罗伯斯庇尔把他手头的文件活儿丢下，跑到那里去，在泥泞中跌跌爬爬地跟随部队到处活动。更多的倒是丹东这类东西——高层骗子、抢劫、军事分队，还有占领区的所有女人。”

马拉讲出所有这一切时用的是慢条斯理、阴阳怪气的拖长的腔调，这腔调只有他本人说出来才有令人不寒而栗的效果。“我会告诉他的，”卡米尔说。

“这件事你做。至于说布利索，在某些方面看看他，显而易见，他一直都在密谋与革命对抗。可他和他的亲信们，把他们自己的根扎得根深蒂固，要把他们从公共生活中驱除出去需要勇气啊。”

现在他已经习惯了马拉说话的语流，这让他抬起头看了看。“你的意思确实是说，我觉得，把他们从公共生活中驱除出去？你没有比这更坏的意思了，是吗？”

“但是当一个人想象你开始面对现实时，”马拉说。“或者，这是你的两个令人恶心的大师的什么希望吗？九月份的时候，罗伯斯庇尔知道，在危急时刻，非得要采取什么措施；可是从那时候到现在，哦，他变得非常讨喜了。”

卡米尔坐着，头托在手上。他把一卷头发绕着指头缠起来。“我了解布利索有好长时间了。”

“自从我们诞生的那个时刻起，我们就已经知道恶魔，”马拉说，“不过我们容忍恶魔不是因为那个原因。”

“那不过是在编造表达。”

“是的，十足的守财奴。”

“真可怜。国王总是把自己的敌手杀死，可我们竟然与我们自己的敌手论起理来。”

“在前线，人们因为犯错而丧命。为什么政治家却竟然得到更为仁慈的待遇呢？他们造成战争。他们该死无数次，他们每一个人。除了叛国罪之外，我们能用什么来审判他们呢，除了用死亡，你还能用什么来惩罚叛国罪呢？”

“是啊，我明白。”卡米尔开始用指甲在他们面前积了灰尘的桌上画起了图案，不过，当他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时，他停下了。

马拉笑了。“卡米尔，有一段时间，贵族们纷纷簇拥到我的屋子里，想要我给他们治治痨病。他们的马车有时候把街道都拥堵了。我自己有辆漂亮马车。我的衣着一尘不染，我因为举止镇定、优雅大方而为人所知。”

“肯定，”卡米尔说。

“你那时候还是个学童，你现在对此一无所知了。”

“你治过痨病？”

“有时候。有足够的信念的时候。告诉我，你们创办科德利埃俱乐部的人现在还一直到那里去吗？”

“有时候。其他人管理。那不成问题。”

“无裤党人已经占据了。”

“实际上是的。”

“可你却升迁到更高的圈子里了。”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过，我们还是能够应付街上的聚会的。我们不是客厅里的革命家。一个人不必非在肮脏环境中生活——”

“够了，”马拉说。“恰恰就是这一点，我为我们无裤党人感到激动。”

“雅克·卢克斯，这位神父——不过，这不是他的真名吧？”

“哦，是的——不过，那么，也许你觉得马拉不是我的真名吧？”

“这没关系，是吗？”

“是的。不过像卢克斯这样的白痴转移人们的思想。当他们应该思考使革命纯洁化的时候，他们却在鼓励他们抢劫杂货商的店铺。”

“总有个人随时摆出受压迫的穷人领袖的姿态，”卡米尔说。“我不知道这样做有啥用场。穷人的状况并没有改变。恰恰就是那些认为穷人的状况可以改变的人常常被后代所敬佩。”

“正是这样。他们所不能认识到、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就是，穷人，像是成群的动物，将要被迫经历这场革命和别的每一场革命。如果我们等待无裤党人，1789年我们会在哪里呢？我们在咖啡馆掀起了革命，然后把革命带上了街头。现在卢克斯想要把革命一脚踹到阴沟里。而且他们每一个人——卢克斯和所有那群暴民——都是联军的特务。”

“你的意思是，有意地？”

“因为他们道德败坏，或者因为他们愚蠢，只要他们为部队的利益效忠就行，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做了。他们从内部屠杀革命。”

“就连埃贝尔也开始公开反对他们了。愤青，人们这样称呼他们。极端革命党人。”

马拉在地板上吐了口痰。卡米尔猛地跳将起来。“他们不是极端革命党人。他们根本不是革命党人。他们是返祖分子。他们的社会改良思想是天上的一个神祇，这个神祇每天都把面包往下扔。可是，像埃贝尔这样的傻瓜不会明白这一点。不，我跟你一样，对巴雷·杜彻斯尼没有多少感情。”

“也许埃贝尔是个秘密的布利索派分子？”

马拉苦笑。“卡米尔，你进步了，你进步了啊。埃贝尔已经坏了你的名声，我觉得——是的，时候一到，你会要他的头。不过，在此人之前，会有别的一些人先倒下。让我们，如那些女人所言，让我们过完圣诞节吧，之后，我们看看我们能干什么，好使这场革命在正确的路线上进行。我纳闷，我们的大师们是否认识到我们是什么样的资产？你，带着你讨喜的微笑，我呢，就拿着我锋利的刀。”

关于罗兰夫妇，埃贝尔和巴雷·杜彻斯尼这样写道：

几天前，六个无裤党人委派代理一行来到老骗子罗兰家中。不巧的是，他们赶到的时候，正巧碰上了晚饭上菜……我们无裤党人经过走廊，进了好德行罗兰的前室。他们无法从站满前室的走狗人群中走路。拿着最精致的炖重汁肉丁的厨师们大喊，“当心，让让路，这些都是好德行罗兰的两道正菜。”有些端着好德行罗兰的开胃菜，有些端着好德行罗兰的炒肉，还有一些再次端着好德行罗兰的下酒小菜。“你们需要什么呢？”好德行罗兰的男仆问起这位代表。

“我们想跟好德行罗兰说几句话。”

男仆去给好德行罗兰捎信儿，罗兰出来，看上去闷闷不乐，嘴中食物塞得满满的，手臂上还有块餐巾。“共和国当然一定处于危险之中，”他说，“对我来说，有义务放下这样的晚饭。”……长着一张混凝纸般的脸和一双空洞洞眼睛的罗维，朝着好德行罗兰的妻子瞥了几眼，色眯眯地。委派代理中的一员试着从无灯的食品储藏间走过，结果却打翻了好德行罗兰的甜点。一听到甜点损失的消息，好德行罗兰的妻子一边撕扯自己的假发，一边大发雷霆。

“埃贝尔就变得非常愚蠢，”露西尔说。“每当我想到把那些臭名昭著的胡萝卜上给乔治-雅克吃的时候！”她把报纸递给卡米尔。“无裤党人会相信这个吗？”

“哦是啊。他们相信每一个词。他们不知道埃贝尔拥有一辆马车。他们觉得他就是巴雷·杜彻斯尼，他们相信他抽烟斗，造火炉。”

“难道就没有人教育开导他们？”

“埃贝尔和我都应该成为同盟。成为同事。”他摇了摇头。他没有提及跟马拉在一起的下午。绝大多数情况之下，他不想自己的妻子知道他脑子里正在想什么。

“所以你一定要走？”莫利斯·杜普莱说。

“我能干什么呢？她是我姐姐，她认为我们该有个我们自己的家。”

“可这就是你们的家呀。”

“夏洛特不懂这一点。”

“记住我的话，他会回来的，”杜普莱太太说。

关于罗伯斯庇尔，吉伦特派人孔多塞这样写道：

大家纳闷，为什么有这么多女人追随罗伯斯庇尔呢。这是因为法国革命成了宗教，罗伯斯庇尔成了神父。显然，他的权力完全在于女性这一边。罗伯斯庇尔布道说教，罗伯斯庇尔审查禁止……他无所依靠，毫无身体需求。他只有一个使命——谈话——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谈话。他对雅各宾派俱乐部进行冗长说教，只要他能吸引到那里的一些信徒，当他或许会损害到自己的权威时，他便保持缄默……他给自己带来了一个苦行的名声，这种苦行接近圣人品格。他被女人们、被弱者们追随，他清醒地接受他们的膜拜和崇敬。

罗伯斯庇尔： 现在我们已经进行过两次革命。在1789年和去年的八月。可是革命好像并没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多大变化啊。

丹东： 罗兰，布利索和维尼奥德依然是贵族啊。

罗伯斯庇尔： 噢——

丹东： 我是说，从这个词新的意义上来说。革命是一片伟大的语义战场啊。

罗伯斯庇尔： 也许我们还需要来场革命。

丹东： 别四处观望。

罗伯斯庇尔： 相当需要。

丹东： 可是按照你有名的见解，你对荼毒生灵有所顾虑吗……？

罗伯斯庇尔［没有多大希望地］：难道没有暴力，变革就不能深远吗？

丹东： 我看不出本人有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

罗伯斯庇尔： 天真无邪之人遭罪啊。不过那时候没有天真无邪之人。也许这不过是句陈词滥调。从舌头上滚出来的。

丹东： 所有这些阴谋家怎么办？

罗伯斯庇尔： 他们才是该遭罪之人。

丹东： 你们怎么对付阴谋家？

罗伯斯庇尔： 让他们接受审判。

丹东： 如果你知道他们是阴谋家，可你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他们，怎么办？如果作为一名爱国者，你仅仅是知道，怎么办？

罗伯斯庇尔： 你必须能够使它在法庭上有根有据。

丹东： 假定你不能呢？你也许不能利用你最强大的证据。这也许是国家秘密。

罗伯斯庇尔： 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得放过他们。不过这样会倒霉。

丹东： 会的，是吗？假如奥地利人就在大门口呢？出于对他们的尊敬，你把这座城市奉送给他们吗？

罗伯斯庇尔： 噢，我觉得你……你非得改变法庭上的证据标准。或者扩大阴谋的定义。

丹东： 你会的，是吗？

罗伯斯庇尔： 这样做不就成了一个用小过顶大罪的榜样了？我通常不会玩这个简单、非常舒适、非常小儿科的概念欺骗——不过，我知道，与法国人民对抗的一场成功阴谋可以导致大屠杀。

丹东： 背叛正义本身就是非常大的罪恶。它没有留下丝毫可以修正的希望。

罗伯斯庇尔： 瞧，丹东，我不知道，我不是理论家。

丹东： 这我倒知道。你是个实践家。有关你试图在我背后确定的鬼鬼祟祟的小规模屠杀，所有情况我都知道。

罗伯斯庇尔： 你为什么纵容一千人死亡，然后却对两个政治家畏畏缩缩呢？

丹东： 因为我认为，我了解他们，罗兰和布利索。我不了解那一千人。你把这叫作没有想象力。

罗伯斯庇尔： 假如你不能在法庭证明情况，我认为你可以不用审判就可以拘留你的嫌犯。

丹东： 你真的能吗？恰恰就是你们这些理想主义者，造就了最好的暴君。

罗伯斯庇尔： 进行这样的谈话似乎有点为时晚矣。现在我非得从事暴力活动，还有其他类似的手段。去年我们就该讨论这件事了。

过了几天，罗伯斯庇尔回到了杜普莱夫妇的家里：因为连续三天三夜没睡觉，他的头在咚咚地发涨，一只巨手在使劲地拧着自己的肠子。脸色如粉笔一样苍白，而且在不停地颤抖，他与杜普莱太太一起坐在小房间里，那里挂满了他的肖像。他不大与其中任何一张相像；他觉得自己再也不会显得健康了。

“一切都像你离开这儿的时候一样，”她说。“已经派人去找苏波尔毕耶尔医生了。你压力很大，而且你无法忍受生活中有人打搅。”她用自己的手捂住他的手。“我们一直像失去亲人的人一样。艾蕾奥洛莉快不吃饭了，我从她那里掏不出两个单词来。你千万不要再离开了。”

夏洛特过来。不过他们告诉她，他睡觉的时候吹着了穿堂风，她应该行行好，小声说话。等他身体好到能够接待访客的时候，他们会让她知道的，他们说。

十一月的最后一天，在塞弗尔：加布丽艾尔已经点好了灯。他们单独在一起；孩子们在她母亲的屋里头，马戏团被抛在科德利埃大街后面。“你要去比利时吗？”她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今晚露面的原因；把这消息告诉她，然后走人。

“你记得韦斯特曼，是吗？韦斯特曼将军？”

“是的。此人法布尔说是个骗子。8月10号你把他带到我们家里来过。”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不管怎么说，不论韦斯特曼是个什么人，现在他是个重要人物，他，作为杜姆雷兹的信使，已经从前线回来。这可能告诉你情况是多么紧迫。”

“难道政府信使就不能这么快？作为晋升的结果，他的鞋跟上有了翅膀？”

“他亲自过来，是为了留下形势严峻这么一个印象。我觉得如果杜姆雷兹能够抽身，他会亲自过来的。”

“那告诉我们什么情况下韦斯特曼可以抽出身来。”

“这好像是在跟卡米尔谈话嘛，”他抱怨道。

“是吗？你知道你自己慢慢学会了一些他做作的样子吗？我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把手四处挥得这么多。他们说，要是你养了一只宠物狗，过一段时间，你就会长得像宠物狗一样。这一定是同样的情况。”

她站起身，挪到窗户那边，往外看着带霜的清冽冽的草坪；一轮十一月的细小月亮向她露出了一张失落的飘移不定的脸。“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她说。“这好像是一生的时光啊。”

“你喜欢新房子吗？你在这儿舒服吗？”

“哦是的。不过我觉得我在这里不会感到太多的寂寞。”

“你宁愿回到巴黎去？公寓里更暖和。我今晚就带你去。”

她摇摇头。“我在这儿挺好。我有自己的父母。”她抬头望着他。“不过，乔治-雅克，我会思念你的。”

“对不起。这是回避不了的事啊。”

黑暗正在房间的角落里积聚。火苗向上闪烁；影子时而跳跃，时而俯冲，掠过他黝黑的带疤的脸庞。小心翼翼地，他保持双手不动，左拳放在右掌心，身体向前，对着暖和的地方弓着，双肘摆放在膝上。“杜姆雷兹有问题，我们知道好长一段时间了。他无法得到供给，英国人用伪钞假钱潮水般地冲击法国。杜姆雷兹说正在跟战争办公室吵架——他不喜欢人们在巴黎安然无恙，但是却打听并质疑他在战场上干什么。国民大会并不期望看到他维持现存秩序，如他现在所做的一样——他们期待革命得到传播。这是一个复杂局面，加布丽艾尔。”他伸手向前，在火上加上了一块木头。“山毛榉木头嘛，”他说。“火烧得旺。”一只猫头鹰从小灌木林里呼呼地飞了起来。看门狗在窗下发出了怨声。“不像是布朗特嘛，”他说。“布朗特只是观望不出声。”

“因此有了紧急情况？杜姆雷兹说，需要有人过来，到现场看看他的问题吗？”

“委员会里的两个人已经出发了。代表拉克洛瓦克斯和我明天就要去。”

“谁是拉克洛瓦克斯？”

“他是……噢……一名律师。”

“他的名字叫什么？”

“让-佛朗索瓦。”

“他多大了？”

“我不知道——四十吧。”

“他结婚了吗？”

“一点都不了解。”

“他看上去什么样子？”

丹东想了想。“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瞧，在旅途中他可能会告诉我他的人生经历。如果他说了，我回来的时候再把它告诉你。”

她坐下，把她的椅子朝周边一拉，好保护她的面颊不受火苗热气的烘熏。半边的脸庞在暗影中，她说，“你要离开多久？”

“很难说。我也许甚至一周之后就回来。你可以放心，我们不会浪费时间，这里还有路易的审判要向前进展。”

“你真的这么急于从事杀戮活动吗，乔治？”

“这就是你如何看我的吗？”

“我不知道该如何看你，”她身心疲惫地说。“我肯定，像比利时，杜姆雷兹将军，以及别的每一样事，这比我知道的还要复杂。不过我知道，随着国王一死，这一切都将要结束，除非有人具备了你的影响，取代了他的作用。整个国民大会都要审判他，你说，我知道你可以影响国民大会。我知道你的权力。”

“罗伯斯庇尔好些了吧？”

“是的，至少说，今天他在国民大会演讲了。”

“他现在还和杜普莱一家住一起吗？”

“是的。”丹东坐回到椅子上。“他们不让夏洛特跟他在一起。我听到的是，她派自己的用人拿了些果酱过来，但是杜普莱太太不让那姑娘进屋。她捎了个信儿回来，说，她不想他被人毒死。”

“可怜的上了岁数的夏洛特，”加布丽艾尔半笑不笑的。他脸上露出了轻松释然的神色。她的注意力被转移到这个琐屑的家常事务上了：他情愿她到那儿去呢。

“现在才两个月。或许一周吧。”距离这个孩子出生，她的意思是。她把自己从椅子上推开，走过了房间；她对着夜色拉上厚厚的窗帘。“你起码要回来跟我们一起看看今年的到来吧。”

“我会尽量。”

他走的时候，她把头重新摆放好，靠着垫子，眯了一会儿眼睛。时钟滴答滴答地继续朝着凌晨的时间走去，余火呼哧呼哧地进了铁炉子。外面，猫头鹰的翅膀拍打着凉嗖嗖的空气，小动物在灌木丛中厉声地尖叫。之后，追逐的声音便进了她的梦中，她依次轮流地变成了猎人和猎物。

一月份，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大会上这样说道：

这里无情可求。路易不是辩护人，你们不是法官。假如路易能够被审判，路易就能够被释放；他就能无罪。但是，假如路易能够被释放，假如路易能够被推定无罪，革命变成了什么？……支持或者反对一个人，你们没有裁决要定，但是要采取公共安全措施，要执行神明行动……路易必须死，国家才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