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布丽艾尔：你明白，我只能说我听过的话，还有就是，人家跟我说过的话。我只能对我熟悉的人心中有数，但是，我对他们又不是很有把握。回头看看今夏——我能对你这个好像不会是个天真好玩的人说什么呢？

你会长大成人，但不是你一直被称为具有钢铁般信念的人，不过，你认为，你身边有很多事不会改变，你要一直坚持的信仰不会改变，正在发生、将要继续发生的事不会改变：一个只要你需要它、它就会为你效忠的世界。别上当受骗。

我必须回到我们新生婴儿出世的那个时候了。他出生要比前面的两个来得顺当——不管怎么说，落地落得快。这又是个男孩，健康活泼，肺也不错，和安东尼一样，也跟我死去的那个小东西一样，有着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我们叫他佛朗索瓦-乔治。我丈夫不停地给我买东西——鲜花啦、瓷器啦、珠宝啦、鞋带啦、香草啦，还有我没读过的书。不过，有一天，这让我哭了。我冲他大嚷大喊，这倒不是好像我做了什么聪明的事一样，任何人都可以生孩子，而是要阻止他妄想把我买通。类似大哭大喊的狂风暴雨征服了我，等到风暴结束，我剩下的只有疼痛的眼睛，起伏不定的胸部，还有疼痛不已的喉咙。我的记忆似乎已经被擦得干干净净，假如我的女佣凯瑟琳没有告诉我我说了这些话，我都不会相信发生过这么回事。

第二天，苏波尔毕耶尔医生来了。他说，“你丈夫告诉我你身体不是很好。”我只是累坏了，他说。怀孩子是件非常紧张的事。很快我就感觉到好多了。不过，不，医生，我非常礼貌地对他说，我认为我再也不会感觉到身体好起来了。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把孩子贴到我胸口，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感觉到奶水在流，我就感到，泪水开始从我眼里往外漏；我母亲来了，看上去公事公办似的，严肃认真，说，他应该交给护士，因为我们这样让彼此都不愉快。对小孩来说，离开巴黎更好，她说，夜里不会大哭，吵醒他们父亲。

当然，她说，你结婚的时候，你在另一个世界度过你的头一年或者头两年。只要你有个好男人，一个你喜欢的男人，你就会感到对自己满意舒适。那个头一年或者头两年，你成功地让你的问题离你远远的——你认为你不受别人的规矩的约束。

“为什么该有规矩？”我说。我听上去恰恰像露西尔。那就是她说过的话——为什么该有规矩？

“可是她要有自己的孩子，”我说。“然后什么？”

我母亲不需要请求解释清楚。她只是拍拍我的手臂。她说，我不是那种乱来事的姑娘。这些日子，我得那么经常有人跟我说——否则，谁知道呢，我也许会忘了，乱来个什么事？我母亲又一次拍了我——这一回是我的手——并说起如今的女孩子们的事。如今的女孩子浪漫，她料想。她们存有稀奇古怪的幻想，她们以为，男人在婚礼上发完誓，他会说到做到。她那个年代，女孩子们都明白，说是一回事，做是另外一回事。你一定要慢慢学会做实际安排。

她自己曾找过奶妈，一个亚当岛那儿来的令人开心、做事细心的妇女。虽然她令人开心，虽然她做事细心，可我不喜欢把孩子丢开。露西尔和我一起来接这个妇女，看一看她是否愿意给她孩子当奶妈；是的，她愿意。多好的安排啊！多么实际啊！露西尔现在只差几个星期就要临盆了。他们在她身上还在乱来；你从来没见过这样乱来的事。可是她自己喂养这小东西没有问题。她丈夫和她母亲已经不允许她这么做了。毕竟，她有更严格的职责要履行；有聚会要参加。而且迪龙将军将来更情愿她的胸脯保持适中可人的尺码。

我不是真的责怪露西尔，虽然我说话也许听起来像是在怪罪她。她是弗雷农的情人，这不是事实，虽然他就这样慢慢地、久拖不决地迷上了她，这使弗雷农感到痛苦，而且使得其他所有人也感到痛苦。依我看，她跟埃罗一起，只是进行一些平常的社交上的例行公事——领着他向前，然后把他拉走。有时候，埃罗看上去有点疲惫，好像他对这档子事有相当多的经验一样——我觉得他是在皇宫里获得这些经验的。露西尔盯着他的部分原因是，她想回到卡洛琳·芮美那儿，她刚刚结婚、还没学会全部诡计的时候，卡洛琳使她感到如此困惑不解。哦，当我知道露西尔怀孕的时候，我感到如释重负！我心想，起码这样把事情推迟了。不过，我不希望再有一次推迟。我观察乔治。我看到他的目光跟随着她走。我不期望任何人拒绝他。如果你认为对我来说那是不可能采取的态度，那么这恰恰表明，你对他了解不够充分。也许，你仅仅听他演讲过一次。或者在大街上从他身边经过。

只有一回，我确实冒昧闯入，跟露西尔的母亲说了话，试图缓和这个局面，因为我觉得局面需要缓和嘛。“她——”我吃不准我要说什么。“她跟卡米尔一起，过得非常艰难吗？”

杜普莱希斯夫人用她惯有的那种方式扬了扬眉毛，那样倒使得她显得更聪明了。“不过是她想要的那么艰难，”她说。

不过后来，我对这一切感到非常恶心，我对自己的未来会是啥样感到后怕，就在我转身离开的时候，杜普莱希斯夫人伸出她那纤细的戴戒指的手，一把抓住我的衣袖——我记得是这样的，像是一把小钳子抓在衣服上，不是在皮肤上——然后告诉我这位矫揉造作的女人曾说过的为数很少的真事实情。“我希望你确实相信，所有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外。”

夫人，我本想说，你把一个怪物抚养成人，不过这对她来说并不公平。相反，我说，“她怀孕了，这也挺好。”

杜普莱希斯夫人嘴里嘟哝道：“以退为进。”

整个今夏，就像自1788年以来所有的夏天一样，我们公寓里满是来来往往的人；名字怪怪的，脸也怪怪的，过了几个星期，他们当中有些人就不像原初那么怪了，但是，坦率地说，有些人变得更怪了。乔治经常外出，作息时间也没规律；他在皇宫、在家里，以及在饭店里办些晚宴。我们招待那些被他们称作布利索派的人，虽然并不经常是布利索其人。关于他们称为“可可女王”的内政部长妻子，他们说了不少不厚道的话——有个笑话是法布尔起头的。其他人开完雅各宾派和科德利埃俱乐部的会之后，深更半夜才回来。有赫雷·埃贝尔——根据他在新闻报纸上的名字，大家把他叫作巴雷·杜彻斯尼。乔治说，“我们得忍耐这些人。”有个叫肖美特的人，肮脏粗陋，尖嘴猴腮。他讨厌贵族们，他还憎恨妓女，这两件事过去常常在他的脑子里混淆在一起，非常严重。他们谈到武装整个城市、打击奥地利人、打击保皇派人的必要性。“当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乔治说。

我心想，他谈起话来就像为形势所迫，可真实情况是他在打自己的算盘，在小心翼翼权衡事情的利弊风险。他只犯过一次错误——去年夏天，当时我们只好逃难。你会说，究竟那是怎么一回事呢？从巴黎仓皇出逃几个星期，然后就是大赦，然后一切和从前一样继续。可是，设身处地想一想吧，在枫特蕾的那个夏夜，告别，努力自我克制，什么都装笑脸，明明知道他就要去英国，心里担心他也许从此不会过来。这一切只是表明，不是吗？每当你觉得你已经到了运气最坏的时候，事情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到什么程度呢？生活比你可能计划或者想象的还要错综复杂，难以预料。失去丈夫有许多方式。你可能在很多层面上会失去他，比喻的层面上和实际的层面上。我是在所有层面上都失去了，好像是。

一张张脸来来去去……曾经是乔治的兼职文员的比劳德-瓦恩尼斯遇到过这个演员卡洛特，卡米尔把此人叫作“世界上比最糟还要糟得多的家伙”。（这些日子他这么说了很多人。）他们是一对般配的人，带着一模一样的不满表情。罗伯斯庇尔回避埃贝尔，对裴迪昂冷淡，只对维尼奥德客气谦让。布利索叽叽喳喳地说，“我们一定要努力回避个性。”肖美特不愿意跟埃罗搭讪，对此埃罗宣布毫无损失。法布尔通过他的望远镜审视着每一个人。弗雷农谈到了露西尔。雷让德勒，我们的屠夫，说，他从布利索派那儿什么都没捞着。“我没受过教育，”他说，“可是，我是你们能觉得我是要多好就有多好的爱国者呀。”佛朗索瓦·罗伯特对大家和颜悦色，觉得他有一番事业要开创；自从去年夏天以来，当他被投进监牢里面的时候，所有的战斗都已经从他那里消失了。

罗兰先生从来没来。马拉也是。

六月的第二个星期，政府中出现了危机。国王与部长们不合作，与他们对着干了，罗兰的妻子给他写了一封恐吓信，教导他恪守自己的职责。关于这件事的对错，我什么都没说——这不是在我这个位置的人该说的，是吗？——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肯定，有些耻辱国王无法接受、无法屈服，哪怕就是再也不当国王。路易一定这样想过，因为他解散了各部。

我丈夫的朋友们谈论过爱国者的各个部门。他们说这是国家灾难。他们有办法把灾难变成对他们有利的东西。

将军杜姆雷兹没被开除。我们明白他与皇宫交情非同寻常。不过他登门拜访了我们。我感到惭愧。乔治大步流星地走过来，朝着他吼叫。他说，他要把对上帝的畏惧放到皇宫里，还说国王必须与王后离婚，打发她回奥地利去。将军离开的时候，脸色苍白到嘴唇。那天这事儿过后，他就辞职了，回到了部队。乔治比奥地利人更让人害怕很多，卡米尔说。

后来，来了这封拉法叶特写给国民大会的信，告诉他们要打压俱乐部，关闭雅各宾和科德利埃，或者其他……或者其他什么呢？他会把部队朝巴黎开进？“就让他露面吧，”乔治说。“我要把他撕成小小的碎片，把他的残肢断体扔到王后的卧室里去。”

国民大会不敢采取行动反对俱乐部——但是，甚至就是为了这个建议，我知道爱国者们都会采取报复行动。这些危机好像存在着某种模式。路易丝·吉力对我丈夫说，“丹东先生，将来会有朝一‘日’吗？”

“哦，你觉得怎么样？”他似乎开心。“也许我们应该进行第二次革命？”

她转向我，一副既带着嘲讽又感到颤栗的样子。“你丈夫想当国王吗？”

我们公寓里的来来往往得要小心进行才是，所以肖美特从没有遇到过维尼奥德，埃贝尔的路线从来不会和雷让德勒的路线交叉。这对我来说是个考验；对于用人来说也是个考验。我意识到明天，或者后天的气氛中包含的紧张……罗伯斯庇尔过来了；坐好，叙叙普通的家常。他看上去跟以前一样，像是从盒子里拿出的裁缝的模特儿，这么的样子正式、这么的修饰妥帖、这么的温文尔雅。不过，除了他那带条纹的橄榄绿外衣之外，他脸上还带着一丝现在似乎从来没有离过他脸上的微笑；这微笑里包含着紧张，这是他克制自己不要骂人的方式（卡米尔说的）。他对孩子问长问短；他开始讲安东尼的故事，还说，他在一两天之后就要讲完了……所以，这个故事不是那么糟，我心想，我们要活下去……在这么一个干净的一丝不苟的人身上，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罗伯斯庇尔是多么喜爱孩子，喜爱猫和狗啊。只是我们其他人把这个令人发愁的微笑加到了他脸上。

现在时间已经相当晚了。裴迪昂是最后一个走的。我一直没有碍事挡道。我听得见书房门开了。我丈夫在他肩上猛地拍了一下。“时间算得准啊，”他说。

“别担心，我会把一切扼杀在摇篮中，”市长说。“我会露面，但是，不要太早。事件顺其自然发展还有时间。”

现在就他单独一人了，我心想，他们都走了。可是，当我靠近书房门时，门又关上了。我听到卡米尔的声音：“我原以为你要采取公牛战术的。现在是狮子战术。那就是你说的话。”

“是的，我是。不过只是当我准备就绪的时候。”

“你没有听到公牛们在说当我准备就绪的时候。”

“嘿，你啊——我才是公牛专家。你没听到他们说什么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成功的原因。”

“难道他们就没有一点咆哮发怒？”

“那不算真正成功之人。”

有一阵停顿。接着，卡米尔说：“不过你不是听凭运气吧。如果你要把某个人杀了，你就不是听凭运气。”

“把国王杀了关我什么事？假如圣-安东尼区想要把他杀了，这个区会做的。明天，或者在将来某个日子吧。”

“或者根本不会。所有这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的宿命论。事件是可以控制的。”卡米尔听上去镇定，但却非常疲惫。

“我喜欢做事不要仓促，”乔治说。“我想要与拉法叶特一起把事情给解决掉。我不想一下子在四面八方开战。”

“但是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

乔治打哈欠了。“如果他们杀他的话，”他说，“他们会把他杀了的。”

我走开了。我的勇气丧失了。我不想听。我打开一扇窗。我从没记得夏天是如此炎热。街上有些喧闹，每天夜里，你并不是什么都得不到的。一队巡逻的国民卫兵们在街上耀武扬威地走着。当他们靠近的时候，他们放慢了步子。其中一个相当清晰地说，“丹东的住处。”一定有新来的人，他们正把这个地方向他指认。我把头缩回，接着便听到他们走远了。

我回到乔治的书房门口，把门推开。他和卡米尔坐在空荡荡的火炉两边，一言不发，只是彼此凝视着对方的脸。

“我打搅你们了？”

“没有，”卡米尔说，“我们刚刚看着对方的脸。我希望，你刚才在门口听话的时候，你不会被你听到的话弄得不舒服吧？”

乔治大笑。“是吗？我不知道嘛。”

“这像露西尔一样。她拆我的信，然后陷入恐惧状态。是我可怜的表妹，露丝·戈达尔这时候引起的麻烦。她每周从吉斯写信过来。她婚姻不幸。她现在希望嫁给我。”

“我觉得我会建议她认命，”我说。我们大笑：感到惊讶呀，人怎么可能认命呢。紧张气氛被打破了。我看着乔治。我从来没见过这张令人感到恐怖的脸。对我来说，真的这是一张善良的脸。卡米尔看上去和六年前乔治带到咖啡馆的那个男孩没什么区别。他站了起来，很快把身子前倾，吻了我的面颊。我心想，我听错了，我误解了。政客和杀手之间是有距离的。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想想那些可怜的傻瓜们吧，”乔治在分手时对他说。

“是的，”卡米尔答道。“坐在那里，等死吧。”

骚乱的那天，我没出去。乔治也没有。直到七八点钟，才有人过来。接着我就听到白天发生的故事了。

来自圣-安东尼和圣-马塞尔的人在雅各宾派和科德利埃俱乐部煽动分子的带领下进入了杜伊勒利宫，他们手里拿着武器，人数成千上万。雷让德勒是其中的一位领导；他当面侮辱国王，然后回到这里坐在我的客厅，吹嘘这件事。也许国王和王后本该在他们的桶板和叉子下死掉的，但是事情并没有那样发生。我被告知，他们在一扇窗户里待了几个小时，与那个小太子和他姐姐一起，还有国王自己的亲姐姐伊丽莎白夫人一起。人群从他们身边鱼贯似的过去，嘲笑他们，好像他们是乡下集市上的怪物一般。他们强迫国王戴上一顶“自由之帽”。这些人——从阴沟里出来的人——给国王递上便宜的葡萄酒，强迫他为祖国健康干了那瓶酒。这样的事情持续了几个小时。

到最后，他们依然活着。仁慈的上帝保护了他们，至于说那位本该保护他们的人——裴迪昂，我是说，巴黎市长——到了今晚他才露面。他再也无法体面地等候的时候，便带着一群代表去了杜伊勒利宫，把这群暴徒赶出了皇宫。“然后呢，你知道出了什么事吗？”维尼奥德说。我给他递了一杯冰的白葡萄酒。时间是晚上十点钟。“当他们全都走了的时候，国王把那顶红帽子从头上一把扯了下来，摔在地板上，然后用脚在上面踩。”他朝我点头致谢，文文雅雅。“令人好奇的事情是国王的老婆表现得只能被叫作有尊严。这真是不幸，但是，人民却不像以前一样反对她了。”

乔治勃然大怒。他大怒，这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场景。他撤掉领结，在房间里到处大步走着，他的喉咙和胸口汗涔涔的，闪着光亮，他的声音把窗户震得摇摇晃晃的。“这个他们的所谓革命已经成了浪费时间。爱国者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呢？一无所有。”他瞪着眼睛把房间扫视了一下。他看起来好像谁要是反驳他他就揍谁似的。外面，从河流方向的那边传来某种遥远的叫喊声。

“如果真是那样——”卡米尔说。可是他没法说出来，他没法把单词说出来。“如果这次革命完蛋的话——我觉得它就一直完蛋了——”他用手蒙住脸，一副对自己感到厌恶的样子。

“嘿，卡米尔，”乔治说，“没时间等你了。法布尔，请你把他的头撞到墙上去。”“这是我正要说的话，乔治-雅克。我们再也没有时间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正是这个威胁，或者正是因为他突然看到了未来，卡米尔才恢复了他的声音：不过他开始用短小而又简单的句子说话了。“我们必须重新开始。我们必须策划政变。我们必须废黜路易。我们必须控制。我们必须宣告共和国成立。我们必须在夏天结束之前完成。”

维尼奥德显得不安。他顺着椅子的扶手在溜手指头。他从一张脸望到另一张脸。

卡米尔说，“乔治-雅克，你说你没准备好，但是现在你必须做好准备了。”

玛侬丢了职位。丹东的一个短语不停地在她身边回响：“法国的自然边界。”这些日子，她花了几个小时思考过低地国家和莱茵河的地图。恰当地说：她难道不是一名最重要的战争政策倡议人吗？要发现一个人的自然边界更不容易呵……

当然，他们怪她，那些头脑简单的爱国者们；他们说，正是因为她的信路易才解散了各个部。一派胡言：路易只想要个借口，这就是全部。她只好准备面对他们的各种指责，指责她干预，指责她从中插手，指责她把政策讲给罗兰听。这是多么不公啊。他们过去总是一起工作，她和她丈夫，调动了所有的才华和精力，在她丈夫还不知道自己的想法之前，她就知道了他的想法。“通过我来翻译解释，”她说，“罗兰什么语义思想都没丢失。”互相交换眼神。总是，交换眼神。她真想在他们几个男人自鸣得意的脸上抽上几下子。

唯独布卓一个人好像明白她的心思。他抓住她的手，摁了一下。“玛侬，别把他们当回事儿，”他低声地说。“真正的爱国者知道你的价值。”

他们要恢复原职；这是她的看法。可是他们一定要为之战斗才行呀。6月20号，这个所谓的杜伊勒利宫的“侵略”——它已是一场大溃败了——是一场笑话了。从最初到最后，它都运作不当；而且，运作不当好像就是规则似的。

这些日子下午的时光，她就在骑术学校的公共画廊里，咬着牙听人辩论。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女子大步走进来，身穿一件猩红色的骑马服，腰带上面别了一支手枪。玛侬吓了一跳，在四下里寻找引领员；可是除了她之外，没人认为这个场面有什么问题。这位年轻女子在大笑；她的四周围了一帮支持者；她在长凳上坐下，主人一般，然后用手背抹过剪得短短的像个男人发型的棕色卷发。她的一帮人鼓掌欢迎维尼奥德；他们直呼他的名字；他们对其他的代表大声喊叫；然后他们一排排地传递苹果，吃完之后把果核扔掉。

维尼奥德走过来跟她说话，她为他的演讲祝贺，不过语气却有所保留。他得到的表扬太多了。朝着这个陌生的一身红色的姑娘，他只是颔首致意。“那位是戴洛瓦妮，”他说。“会不会你以前没有见过她？她在春季给雅各宾派俱乐部演讲过，讲述自己在奥地利人中经历的种种考验。他们把论坛让给了她。能讲同样经历的女人可不多呵。”

“她们到底是些什么人？”维尼奥德说。“妓女。”

当然，她原本会猛地击打他的下巴。可是，看一看他给她提供的东西——再一次友好地吸纳她到这个阴谋中来，还有一份新的声明，她笑了笑。“妓女，”她说。

露西尔孩子的身体已经侧向左边，在使劲踢她。她几乎无法让自己站成大致笔直的姿势了，更不用说，对访客表示客气了。“见鬼，”她边说边盯着戴洛瓦妮的外套看。“穿这么一件红色衣服，难道你就不热？难道现在不是你该把它脱下的时候吗？”事实上，她能看得出，衣服里子已经磨破，上面还有街上的灰尘，甚至红色也不像从前那么鲜艳了。

“卡米尔在回避我，”戴洛瓦妮抱怨道。她在房间里踱步。“自从我回到巴黎以来，他跟我的交流还不到两个单词。”

“他忙，”露西尔说。

“哦，是啊，我确信他忙。忙着在皇宫里打牌，忙着跟贵族们吃饭。有这么多的香槟要喝，有这么多愚蠢、脑子简单的婊子要操的时候，人家怎么会想到要跟老朋友一起度过白天的这段时光呢？”

“包括你也是，”露西尔嘴里小声嘀咕道。

“不，我不包括在内。”戴洛瓦妮停止踱步。“从来就不包括我在内。我从来没跟卡米尔睡过觉，或者跟杰罗姆·裴迪昂睡过，也没跟旁的报纸上点名道姓提到的两打男人当中的任何一个睡过。”

“报纸总是什么东西都登，”露西尔说。“请你坐下。你穿着你这件红衣服在踱步，快让我疯了。”

戴洛瓦妮没坐。“路易·苏鲁总是什么都登，”她说。“这篇肮脏的《信徒的行为》。为什么苏鲁逍遥法外，那才是我想要知道的？他为什么没死？”

露西尔心想，也许，我可以装作要临盆了。她拼命地发出轻微的呻吟声。戴洛瓦妮没有注意到。“卡米尔能够脱离干系，”她说，“为什么是这样？苏鲁嘲笑我的时候，他跟他一起嘲笑我，他们头靠头，编出更多的诽谤罪，给我捏造出更多的情人，他们合谋使我受到人家的嘲笑和鄙视，可是没人对卡米尔说，瞧，你跟苏鲁混在一块儿，所以你怎么能做爱国者呢？露西尔，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不知道，”露西尔摇摇头。“这是个谜。我觉得——你知道的，在家庭中，怎么常有一个比别的孩子更难对付的孩子呢？噢，也许在革命中也是那样吧。”

“可是，露西尔，我受过不少罪。我当过囚犯。难道就没有人理解这一点吗？”

哦，上帝啊，露西尔心想，看起来好像戴洛瓦妮今天下午是不肯离开了。她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她能看到戴洛瓦妮快要哭出来了。她发出咔拉咔拉的声音，把一只手放在她的大臂上，轻轻地把自己的身体压到那张蓝色长沙发上。“让莱特，”她喊道，“我们还有冰块吗？给我拿些凉的，给我拿些甜的。”在猩红色的布料里，这姑娘的皮肤又热又潮。“你病了吗？”露西尔问她。“亲爱的小安妮，他们拿你怎么样啦？”就在她用一块叠好的手绢压到这姑娘的太阳穴时，她好像是从天使的高度看到了自己，于是在心里想，我是一个多好的圣人般的年轻女人啊，正在清理这个撒谎者呢。

戴洛瓦妮说，“昨天我努力想跟裴迪昂说话，可是他却装作没看到我。我想要布利索的人给予我支持，可他们装作我不存在。而我确实存在啊。”

“当然，”露西尔说。“当然，你存在。”

戴洛瓦妮垂下了头。泪水在她面颊上干了。“你小孩什么时候出生？”

“下个星期，医生说。”

“我有过孩子。”

“什么？你有过？什么时候？”

“她死了。”

“对不起。”

“她本会是——哦，我不知道。这些年过去了。你记不清了。在巴士底狱沦陷之前的那个春天，她死了。不，不对——在1788年，她死了，我从没见过她，几乎从来没有。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意大利、英国，我都从那里给她寄钱。可是那并不意味着我心狠，露西尔，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爱她。我确实爱她。她是我的小女儿啊。”

露西尔让自己放松地坐回自己的椅子上。她把手安放在她自己孩子走形的、看不见的身体上面。她脸上露出了紧张神态。戴洛瓦妮的语气里有种东西——有种非常难以定位的东西——暗示着，她也许在弥补这个损失。“你那小姑娘的名字叫什么？”

“佛朗索瓦-路易丝。”戴洛瓦妮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某一天我原本就是为了她想来的。”

“我知道，你会的，”露西尔说。沉默。“你想要讲讲有关奥地利人的情况吗？是那样吗？”

“哦，奥地利人。他们真是奇怪。”戴洛瓦妮把头向后一甩。她笑了，笑声是捉摸不定的、是强装出来的。令人震惊的是，她很快打断了话题，切换到另外一个话题上去了，从一种情绪过渡到另外一种情绪上去了。“他们想要知道我的人生历程，打我出生以来我的整个人生。在这样一个年份、月份、日期，你在哪里？——我记不清楚，我总是说——那么，‘允许我们帮你记忆，夫人’，之后，会出来几张纸，一些我要在上面签字，一些发票，一些洗衣单，或者一些典当商的票据。它们把我吓了一跳，那些纸片子；这好像是我的全部人生似的，从我学习写字那时候起，这些得到恩宠的奥地利人就已经派间谍在到处跟踪我了。”

露西尔心想：如果这些情况总体上都是事实的话，关于卡米尔的情况，他们知道些什么呢？或者关于乔治-雅克的情况，他们知道什么呢？她说，“噢，你知道，那不可能是真的。”

“那么你怎么解释它呢？他们有一份从英国来的文件，一份我与这位意大利歌唱老师签署的合同，此人说，他会提拔我。是的，我只好同意他们的说法，那是我的签字笔迹——我记得我签过字的——当时的想法是，他给我上课，提高我的唱歌技巧，然后我从我的音乐会费用里支付他的上课酬金。现在，我签了那份文件，露西尔，是在一个雾蒙蒙的下午，在伦敦，在索霍区，在迪恩大街我老师的家里。所以，告诉我，告诉我，假如你能把这一切理出头绪来，那份文件是怎么从迪恩大街到了位于考夫斯坦监狱官的办公桌上的呢？它怎么能到那儿去的呢，除非这么多年一直有人跟踪我？”突然，她又大笑，那种令人心烦不安的愚蠢的咯咯咯大笑。“在这份文件上，你知道，我签了我的名字，在名字下面写着‘安妮·戴洛瓦妮，斯宾斯特’。那些奥地利人说，‘他是谁呀，这个英国人，这位斯宾斯特先生？你跟他秘密结过婚吗？’”

“所以道理就在这儿，”露西尔说。“他们对你的情况并不了解，是吗？这个考夫斯坦，什么样子啊？”

“它是从乱石中冒出来的，”戴洛瓦妮说。她的情绪又变了；她说话轻柔镇定，像个修女在回首人生似的。“从我窗户那里，我看到山脉。我有一张白色的桌子和一张白色的椅子。”她蹙了蹙眉，仿佛在努力回忆。“他们把我关起来的时候，我一开始唱歌。我把我熟悉的每一首歌都唱遍了，每一首咏叹调，每一首儿歌。我唱到最后一首的时候，又从头开始。”

“他们伤害你了吗？”

“哦，没有。一点都没有。他们礼貌，他们……温柔。每天他们给我送吃的，他们还问我最喜欢吃什么。”

“可是，安妮，他们从你那里想要得到什么呢？”她想要补充一句，“因为你不是个什么重要人物呀。”

“他们说我组织了十月革命，他们想知道谁给我付钱这样干的。他们说我骑在大炮上到了凡尔赛宫，还说我带领妇女冲进皇宫，说我手里拿着把剑。你知道，没这些事儿。我当时已经在那里，在凡尔赛了。我已经租了个房间，所以，我可以每天到国民大会，听那些辩论。是的，我出去和那些妇女们谈话，和那些国民卫兵们谈话。不过他们冲进皇宫的时候，我在自己的床上还没睡醒呢。”

“我觉得有人可以证明那一点，”露西尔说。戴洛瓦妮凝视着她，一副不解的样子。“没关系，”露西尔说。“我是开开玩笑。情况是，安妮——到现在，你必须认识到——既然巴士底狱已经沦陷，你实际上做过什么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们说你干过什么。你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把过去单独拣出来，这样对你没用。一旦你开始在众目睽睽之下生活，人们就会把很多行动和言辞归咎到你身上，你得要忍耐。假如他们说你骑大炮上，那么，我恐怕你真的这样做了。”

戴洛瓦妮抬头看看她。“我做了吗？我做了。”

“不，我的意思是——”哦，上帝在诅咒啊，露西尔心想，她并不聪明灵光，是吗？“不，你没有做——哦，难道你还听不明白吗？”

戴洛瓦妮摇摇头。“他们问过我有关雅各宾派俱乐部的情况。问过谁得到了钱、谁说了什么。我并不了解有关雅各宾派的情况。不过我有理由。他们就是不喜欢我的回答。”

“你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本以为我们永远见不着你了。”

“人家说，我应该把这些经历写成一本书。可我没受过教育。露西尔，我不能写书，就像我不能登上月球一样。你觉得卡米尔会为我写本书吗？”

“安妮，那些奥地利人为什么要放你走呢？”

“他们把我带到了维也纳。我见到了总理，国王的总理，在他的私人房间。”

“是的，可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然后他们把我带回到列艾伊。到了我出生的地方。我原以为我习惯旅行的，可它们就是地狱，这些行程——哦，他们设法对我友好，可我想要在路边躺下，一死了之。我们抵达列艾伊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些钱，他们说，我想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我说，甚至巴黎吗？他们说，是啊，当然。”

“这些我们都知道了，”露西尔说。“这情况在去年十二月份的《监视人》报纸上报道过。我们还保存着这份报纸呢，我放在什么地方了。我们说，‘因此，她在回家的路上了。’我们感到惊讶。隔三差五地，有些谣言说，奥地利人把你绞死了。可是，恰恰不是那样，他们放你走了，还给了你钱，是吗？你奇怪为什么卡米尔现在跟你保持距离吗？”

作为一名出色的律师，她已经把自己的官司了结了。可是，难以相信——正如大家都这么想、但是没说出口一样——这位姑娘已经同意做间谍了。如果卸掉武器，撤掉红色，那么，她似乎一点没有受到伤害，无可救药，甚至连神志都不是非常清醒。“安妮，”她说。“你应该考虑离开巴黎。到某个安静的地方去。直到你恢复健康。”

戴洛瓦妮很快抬头看她。“露西尔，你忘记了，我曾经让记者把我赶出去。我让路易·苏鲁把我踢出巴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露西尔，我在一家客栈有个房间，距离任何地方都有好几英里，鸟儿在歌唱，那就是你需要疗养的地方。那些夜晚啊，我吃得好睡得香。后来有天夜里，我醒来，有几个男人在我的房间，他们是些我不认识的男人，他们把我拖了出去，拖进了黑暗之中。”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走了，”露西尔说。恐惧触及她的喉咙底部；恐惧触及她的胃部深处，把它冰凉的手指放到了她的孩子身上。

“拉法叶特在巴黎，”法布尔说。

“这我听到了。”

“丹东，你知道了？”

“法布尔，我什么都知道了。”

“那么你什么时候要把他撕成小小的碎片？”

“法布尔，克制自己吧。”

“可你说过——”

“一点炸药自有其用途。它鼓舞别人。我正在考虑拜访我在枫特蕾的岳父岳母等家人呢，一到两天。”

“我明白。”

“将军有了计划。要行军到雅各宾派俱乐部那里，把他们封了。报复6月20号的事。他希望把国民卫兵和他一起带过去。万一有情况，没人能够证明我与6月20号的事情有干系——”

“嗯，”卡米尔说。

“——不过我更喜欢回避任何不妥。那样会一无所成。”

“不过肯定，此乃慎重之事。”

丹东有耐心。“这并不慎重，因为我们知道了他的计划。”

“我们现在怎么知道的？”

“裴迪昂告诉过我。”

“谁告诉裴迪昂的呢？”

“安托瓦内特。”

“亲爱的上帝啊。”

“是啊，他们愚蠢，是吗？当拉法叶特成了唯一一个还愿意为他们做事的人时。这就使得你想知道有关对付他们的智慧了。”

卡米尔抬起头来。“对付他们？”

“伙计，对付他们。抓住你能抓住的东西。”

“你不是当真吧。你没有对付他们呀。”

“法布尔，我说话当真吗？”

“是的，你说话当真。”

“现在，法布尔，这事让你发愁了？”

“从顾虑的意义上说，没有。我觉得这事让我害怕。担心可能的复杂后果。”

“从顾虑的意义上说，没有，”丹东重复道。“让他害怕了。有顾虑了。多美好的概念。卡米尔，要是你把我们的这次谈话跟罗伯斯庇尔提，我就要你的性命。我的上帝，”他说。他一边走开，一边在拼命地摇头。

“提什么呢？”卡米尔说。

拉法叶特的计划：对国民卫兵进行盛大检阅，在检阅典礼上，将军要视察部队，国王要亲临现场接受致意。之后国王退出，拉法叶特要对部队进行长时间的训话，因为，难道他不是他们的第一个、最光荣的指挥官，难道他没有天然的权力再次掌控他们？之后，以宪法的名义、以君主的名义、以公共秩序的名义，拉法叶特将军将要采取行动，匡正首都秩序。倒不是他得到国王热情的支持；因为路易担心失败，担心这件事的后果和影响，而且，王后也冷冷地说，她宁可等死，也不愿意被拉法叶特救下。

裴迪昂一旦愿意，行动就会很快。在检阅开始之前的一个小时，他干脆取消检阅：听任大炮部署和他们各自的安排，靠自然混乱的状态来抗衡任何宏大计划。将军被留下，跟副手们一起走过一条条街道，受到老派爱国者们的欢迎。他被留下来评估形势：选择离开巴黎的道路，到前沿去指挥他的部队。在雅各宾派俱乐部，代表库颂被人用轮椅推到了论坛，斥责将军是个“伟大的骗子”；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把他称为“祖国的敌人”；布利索和德穆兰先生竞相把骂人的脏话堆砌到这位英雄身上。科德利埃派的人从短期度假归来，他们很多人发现，抓住绘制的将军人像放火焚烧是明智的，同时，除了对这个穿着制服的玩偶身上吐痰，噼里啪啦地殴打之外，他们还为未来炮制了口号。

安莱特说：“假如她活过这一回，你会好吗？”七月的早晨，阳光，令人神清气爽的微风。卡米尔朝窗外看了看，看到了科德利埃大道，他的邻居们正在四处忙碌，生活按照它痛苦而又寻常的方式在继续；在商廊听到印刷厂在工作；看到妇女停下脚步在道路上闲谈，他在努力想象其他生活的类型或者其他死亡的种类。“我已经不再跟上帝做交易了，所以，难道你就不想从我这里写一份讨价还价的东西，安莱特？”

安莱特心想，他看上去极其痛苦；脸色苍白，身体摇摇晃晃的，相当不能接受他老婆要生孩子、生孩子将要伤害到她身体这个事实。真的，这真有意思，又是多少非常普通寻常的事情卡米尔不能或者不会接受啊。我要把刀子朝里稍微放一点，安莱特在心里想，就是一到两英寸吧；这些日子你倒不是经常使他处于不利的情形；“你是在戏弄婚姻啊，”她说。“你们两个都是。这是婚姻不是游戏的那一部分。”她等待着。

“如果她有个三长两短，”卡米尔说。“我会死。”

“是的，”安莱特从椅子上疲惫地站了起来。他是在午夜睡的觉，但是到了凌晨两点就被弄醒了。“是的，我差不多相信你会这样。”

她现在回到了她女儿那里。露西尔还是感到高兴；那是因为她不知道情况将会变得有多糟糕。她在心里想，我能把她从这一次中救出来吗？当然她能。七年前，她本来可以顺了自己的意。在那件事情上，假如他还有想她的时候，她现在就会被卡米尔记住，只是把她作为他过去生命中的一个女人罢了，一个他愿意为她只好付出额外艰辛的女人罢了，可是，他再也不是她生命中的一部分了，他将成为她在报纸上读到的有关他的情况的某个人。相反，她一直坚持自己可贵的德行，她的女儿嫁给了灯柱律师，现在她正处于阵痛状态。她在孔代大街和科德利埃大街之间来回地穿梭，每天守护着那种令人恶心、令人毁灭的、你只在书本上读过的情事。当然，人们会把它称为各种不同的事物，可是，她却把它称为情事。她觉得她活得年岁够大的了，可以知道她在说什么话。

“我们必须请你离开这里”她说。“出去散个步吧。呼吸点新鲜空气。你为什么不去看看马克西呢？他向来充满让人踏实放心的理智和日常智慧。”

“恩，”卡米尔因为紧张看上去病怏怏的。“单身汉总是这样。立刻派人来找我，好吗？就在那个时刻？”

“安莱特说我一定要走开，她说我播散恐慌。我希望你不介意我在这个时候过来。”

“我预料到了，”罗伯斯庇尔说。“我们应该在一起，你和我。我得去把白天的事务做起来，不过我会在一两个小时之后回来。这家人会照顾你的生活。你想下来跟他们家的女孩子说说话吗？”

“哦，不，”卡米尔说。“跟女孩子说话，我已经戒了。看看它导致什么后果吧。”

对罗伯斯庇尔来说，微笑真难。他伸手向前去捏卡米尔的手。奇怪了，可真是。他通常避免碰到别人。卡米尔猜想，某种心理上的紧急情况快要发生了。“马克西，”他说，“你快要处于比我还糟糕的状态了。假如我是在播散恐慌，你就是在扩散灾难。”

“会好起来的，”罗伯斯庇尔用一种很不令人信服的语调说。“是的，是的，会好起来的，我觉得是这样。她是个健康的女孩，身体结实，没有理由相信要出什么事吧？”

“绝望了，是吗？”卡米尔说。“甚至都不能为她祈祷。”

“你为什么不能呢？”

“我认为上帝不会听那一类祈祷。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不是吗？”

“上帝接受各种各样的祈祷。”

他们面面相觑，隐隐约约地感到震惊。“在这里我们位于神明之下，”罗伯斯庇尔说。“这一点我相信。”

“我不能说这一点我相信。虽然我确实觉得这个想法令人感到慰藉。”

“不过，如果我们不位于神明之下，万物为什么存在呢？”罗伯斯庇尔现在看上去格外震惊。“革命为什么存在呢？”

卡米尔心想，对于乔治-雅克而言，革命是为了从中捞钱。罗伯斯庇尔自己回答了。“肯定，革命是为了把我们带进上帝想要我们拥有的那种社会。为了使我们获得公正和平等，使我们达到人性的完美充实。”

哦，我的天哪，卡米尔心想。这个马克西，他相信他说的每句话。“我不想冒昧地知道，上帝打算赐予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对我来说，听起来好像你已经到裁缝那里定制了一个上帝。或者让他编织了一个上帝或者什么的。”

“一个编织的上帝。”罗伯斯庇尔摇了摇头，感到惊奇。“卡米尔，你真是原创思想的源泉哪。”他把双手放到卡米尔的肩头。他们用一种谨小慎微的方式互相拥抱。“位于神明之下，我们将继续愚蠢下去，”罗伯斯庇尔说。“两个小时之后，我会回来，那时候，我们将跟你坐在一道，我们将会讨论神学或者别的什么，一起消磨时光。万一出了什么事儿，给我捎个信。”

卡米尔单独留了下来。他心想，这次谈话发生了最为神奇的变化。他把罗伯斯庇尔的房间四下瞧了瞧。简朴，相当小，一张失眠者的硬床，一张简易的白木饭桌当作罗伯斯庇尔非常干净整洁的书桌在用。上面只有一本书，一册小小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认得出，这就是罗伯斯庇尔一直随身携带的那本书，放在他外套里的那个口袋中。今天他忘了。他的日常惯例被搅乱了；因为他过分伤心了。

他把书拿了起来，仔细地看着。书上拥有某种特别的魔力，这种魔力已经把它自己传递给罗伯斯庇尔了；就单单这么一卷，别的都不会。突然，他想到一个念头。他把书在富有想象力的听众面前举起。他用罗伯斯庇尔的阿希斯的地方口音说：“一个杀手的火枪子弹的受害人，这册《社会契约论》拯救了我的性命。注意，爱国者同胞们，这颗致命的子弹是怎样被不朽的让-雅克不朽的言辞的不朽的低廉的布装封面挡开的呢？处于神明之下——”他正准备继续讲到威胁国家的阴谋，阴谋，阴谋，阴谋，阴谋，可是，他突然感到虚弱无力，头昏眼花，他明白他应该坐下。他把一张草垫椅子拉到了桌旁。这张椅子和他以前站在上面的那张一模一样，当时，他对着皇宫里的那群暴民在演讲。我不认为我能受得了这么张椅子了，他心想。它把我吓煞了。

他有份演讲稿要起草。他心想，如果我能写上一点，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自我控制啊，不过，我认为我不能。他站了起来，朝窗外看了一会儿。莫利斯·杜普莱的工人已经在下面的院子里取水送水了。他们看到他在注视他们，便抬手朝他打招呼。他可以下楼去跟他们说话，但是，他也许会遇上艾蕾奥洛莉。或者他兴许会碰到杜普莱太太，她总是把他堵在她的那个客厅里，期待着他与她交谈，吃点什么。他惧怕那间客厅，连同客厅里那个巨大的物件——你只能那样称呼它们了——红木家具，乌得勒支的天鹅绒做成的深红色窗帘，旧式的垂挂物，还有客厅里那只散着带熏烟热气的搪瓷火炉。这是一个让希望在里面死亡的客厅。他想到了那只深红色垫子，然后果断地用它盖住艾蕾奥洛莉的脸。

他写发言稿了。他写好了一段。然后把它划掉。再重新开始。他觉得过去了一段时间。之后，门上传来小小的摩擦声：“卡米尔，我能进来吗？”

“可以。”

哦，为什么那样子？坐立不安的。

伊丽莎白·杜普莱。“你忙吗？”

他把笔放下。“我要写份发言稿，可是我的注意力没法集中。我妻子——”

“我知道。”她把门轻轻地关上。巴蓓特。那个傻姑娘。“那么你愿意我留下跟你说说话吗？”

“那，”卡米尔说，“很好啊。”

她笑了。“哦，卡米尔，你语气酸溜溜的。你不是真的觉得那样很好，你是觉得那样无聊。”

“假如我觉得那样无聊，我会那样说的。”

“你人长得帅，又大名在外，但是在这个屋子里，我们不大看得出来。我姐姐艾蕾奥洛莉说，你从来没有迷人过。尽管——我得承认——我自己经常想要对艾蕾奥洛莉不客气，可是我是家里最小的，在我们家，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就是要对长者礼貌有加。”

“非常正确，”卡米尔说。他非常严肃认真。他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老是在笑。后来，突然他能理解了。她小的时候相当漂亮。不管怎么说她相当漂亮。比她那几个姐姐要好些。

她在床沿坐下。“马克西平时经常谈到你，”她说。“多多了解你真好。我觉得你是这个世上他最喜欢的人了。可是，你跟他不一样——你认为为什么会是那样呢？”

“一定是我的魅力，”卡米尔说。“这是显而易见的，是吗？”

“你知道，他对我们都很好。像个大哥似的。为了我们他顶撞我们父亲。我们的父亲是个暴君。”

“所有孩子都是这么认为的。”他为自己的话大吃一惊。当自己的孩子形成自己的意志时，他会如何对待自己的孩子呢？十几岁的孩子，处于中年的他：关于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可能出什么事儿。他心想，我想知道，当我妈妈怀我的时候，我爸爸在干什么呢？保准儿，他是在忙他的《法律百科全书》。保准儿，当我妈妈在临盆阵痛中拼命高喊的时候，他正在做索引。

“你在想什么呢？”她问。

他情不自禁地微笑了。她在多大程度上暗示，她也许开始了解他了？女人总有专门的时间问这样的问题，通常是在做爱行为发生之后；不过，他认为，她们就连在做女学生的时候都非要操练。“哦，没什么，”他说。（她也许会习惯了这种惯常的回答。）他感到不安。“伊丽莎白，你妈妈知道你在楼上吗？”

“你应该叫我巴蓓特。那是我的昵称。”

“可是她知道吗？”

“我不晓得她是不是知道。我认为她出去买面包了。”她用一只手在裙子上抹了一下，往床后坐得更远了。“这重要吗？”

“人家也许想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呢。”

“假如他们找我，他们会大声叫我的。”

停顿。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你妻子很漂亮，”她说。

“是的。”

“她喜欢怀孕吗？”

“我想你也觉得怀孕无聊。”

他闭上了眼睛。他几乎确信他说得对。他又睁开眼睛。他要肯定她没动静。“我觉得我现在得走了，”他说。

“可是，卡米尔。”她的眼睛变圆了。“假如你走，有关婴儿的消息也许会捎过来。你想要立刻就知道，是吗？”

“是的，是的。那样的话，也许我们就不该待在这里了。”

“为什么不？”

因为我觉得你是在企图勾引我嘛。除了还没把你的衣服脱光，你在这方面做得再明白不过了。而且，有可能，你在一分钟之后就会脱光衣服。“你非常清楚，为什么不，”他说。

“人家可以在卧室谈话。人家可以在卧室举办聚会。举办整个大会。”

“是的，当然他们可以。”到现在为止我该走了。

“不是在担心出什么差错吧？你觉得我漂亮吗？”

你不能说出来，我没那么说。她也许要哭，变得永远冷漠，死的时候还是个老处女。噢，你不能那样说，但是，你可以说出比那更难听的话。“伊丽莎白，你经常这样吗？”

“我不经常到楼上。马克西这么忙碌。”

哦，一个十足的小聪明，他心想。在圆脸型的中产阶级处女当中，这是一种类型的范儿，这种类型的姑娘，你在十六岁的时候，为了她们，你给自己惹下了不少麻烦。现在也许又要惹了。

“我不想要你，”他温柔地说。

“那不重要。”

“你说什么？”

“我说那不重要。”她从床上跳下，朝他走了过来；她那双小小的滑溜溜的脚没有弄出一丝声响。她站在他身边，把一只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肩上。“你在这里。我在这里。”她抬起一只手去拉她的头发，头发从发针里松散开，抖落出来。鼠棕色的头发现在是乱蓬蓬的了。她脸颊上的潮红色……“现在想走吗？”她说。因为那个时候她会碰巧下楼跟在他后面，那儿会有（他知道这些糟糕透顶的聚会）艾蕾奥洛莉，还有侄儿，还有莫利斯·杜普莱——他站起来时，在镜子里面看到了他的脸，发现那张脸带着怒气，好像犯了罪似的，迷迷惑惑的样子。她朝后移动，倚着门，对着他的脸在发笑：再也不是这个家中最不重要的人物了。

“哦，这真是好笑，”他说。“这真是难以置信。”

她更加贴近地注视着他。她有着偷猎者的一张面孔，在检阅大清早猎物的架子。

“你脑子里没有浪漫插曲，”他说。“你只想见到鲜血。”

“哦，”她说，“那么我们没什么共同之处吗？”

虽然她还是个小姑娘，可她的双脚却站得坚定而又牢固；她使自己变成了很沉的抵抗力量。就在他把她从门上拽开的时候，披在她双肩上的三角巾滑落，打结松开了，飘落到地板上。他在心里想，我想知道杜普莱夫人的裁缝觉得她怎么样呢。这么沉甸甸、雪白的、鼓突突的少女酥胸。“瞧，”她说，“我现在的状态。”她一把抓住他的手，把它放到了裸露的喉咙底部。他能感觉到脉搏在她皮肤下面一颤一颤的。“你现在摸到我了，”她说。她的脸在等着挨揍。他想要揍她。然后她会尖叫。亲爱的上帝啊，我一定要告诫人们要防范她，他心想。他在脑子里把要告诫的人想了一遍。

“现在你不妨摸摸我，”她说。“我们相当安全。门上有锁。不妨来得再深一点。”

他把三角巾从地板上捡起来，绕着她的肩给她披好，这么做的时候，把她抱得紧紧的，他的手指掐入她肘上方的胳膊里。“我要喊你姐姐了，”他说。“也许你身体不舒服吧。”

她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你在害我，”她晕乎乎地说。

“不，我没有。把你的头发夹好。”

真是奇怪，他还有时间去注意她脸上的表情——那不是犹疑不决，也不是愤怒，而是不满和委屈。她使自己从他紧紧的拥抱之中挣脱开，气冲冲地朝窗户那边走了过去。她的脸唰地红了，她在做深呼吸，在大口地吸气。他来到她身后，稍稍摇了摇她的身子：“别这样。你会让自己生病的，你会晕过去的。”

“是的，是你那样解释的。不然，我现在可以大声叫喊。没有人会信你说的话。”

在他们下面的院子里，锯木头的声音已经停止，男人们正抬头朝屋里望。他们的脸庞，对于卡米尔来说，都是模糊不清，可是他能想象得出他们额头上的每一道皱纹。莫利斯·杜普莱正在慢慢地朝这屋子走来，一秒钟之后，他会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抬高，尖声尖气地在质询：杜普莱的声音是压低了的，不过急迫：一个尖厉的瘦小女人的哭喊声：越来越近的脚步声，爬楼的脚步声。

他浑身发冷。她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心想，他们都信她的话。此刻，就在窗户下面，有像是一小群人的东西出现了。他们所有人都是杜普莱的人，而且都在抬头朝上望着；他们的脸，他心想，充满了期待。

门突然被冲开。莫利斯·杜普莱堵在门口；他是个能量大力士，衬衫衣袖卷得高高的。他伸出双臂，这个出色的雅各宾派的杜普莱，想出一个完全新奇的句子，一句世界历史上从来没人说过的话：“卡米尔，你有儿子了，你妻子安然无恙，现在请你回家去。”

门口是微笑的海洋。卡米尔站着，努力克制自己的恐惧。你不需要说话，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说，他们会认为你太高兴了，太惊诧了，连话都说不出来。伊丽莎白已经转身面对他们。她灵巧地毫不唐突地动了动，正把衣服拉直。“祝贺啊，”她轻松地说。“对你来说，这是多大的成绩啊。”

“马克西米连有教子了，”杜普莱太太说，笑盈盈地。“请求上帝保佑，他将来有一天能有自己的孩子。”

莫利斯·杜普莱用双臂锁住卡米尔。这是一个恐怖而又有力的、具有爱国性质的拥抱，是雅各宾与雅各宾的拥抱，卡米尔的脸被压在杜普莱肩头那块牛肉般的肉上面。他把这份感情也操练了一遍，把脸压到有些湿乎乎的、粗麻布几乎没有遮住的白皮肤上：你最小的女儿是个正在演练的强奸犯。不，他心想。那样真的不行。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他们只会大笑。眼下要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回家，回到露西尔那里去，在这之后呢，务必小心，要非常非常检点。

第一件令他感到安慰的事就是，妻子产子花费的时间比人们担心的要少得多——从开始算起，前前后后十二个小时；第二件令他感到安慰的事就是，这个瘦小的黑发孩子，正顺着她的胳膊躺着呢。她感觉到和孩子是如此靠近，拥有的爱是如此纯洁，她几乎说不出话来；她心想，他们告诫过你要当心各种各样的事，可是没有人提醒过你这样的事啊。无论如何，她几乎说不出话来；她累了，就要死去一般地累，头都几乎无法抬起来。

人们持有多么不一样的看法啊！每经历一次收缩，她母亲就握住她手，一边使劲用力地抓住她，一边眨着眼睛说，露西尔，做个勇敢坚强的姑娘，要勇敢坚强。助产婆说，你叫得好厉害啊，像一朵花，如果你想的话，可以把天花板叫得掉下来，我确信你丈夫付得起吊天花买石膏的费用。你不可能取悦于每个人。每次她一想到要试图尖叫，下一阵子的撕心裂肺的痛苦就使她气接不上来。加布丽艾尔·丹东把身子倾在她身体上方，说了些话——不用疑问，一些有意义的话——肯定，在某个时间，安琪莉可也在那儿，嘴里在用意大利语嘟哝咒语？但是，有一阵子说了几分钟——不管怎么说，整整好几串的秒数——她不知道是谁在那里说话。她是在另一个世界中活着：一个毫不妥协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四周是深红色的墙壁。

刻意地，认真地，卡米尔把早上的其他事情抛到了脑后。把虚弱瘦小的人挨着自己的肩抱住，他在低声地发誓：我一定会好好待你，无论你想做什么稀奇古怪、愚蠢可笑的事，在我这里都没问题。克劳德朝婴儿瞅了一眼，希望卡米尔不要主动把孩子递过去。“我想知道他看上去像谁，”他说。

卡米尔说，“在这方面，钱不少。”

克劳德本想向他女婿说一声衷心道喜的话，可现在却把嘴闭上了。

“7月14号，我们为什么不推翻路易呢？”昔日的奥尔良公爵询问道。

“哦嘿，”从前的吉力伯爵说。“你这么喜欢做这个富于感情的动作。我要跟卡米尔讲一讲，看看他能不能麻烦安排一下。”

公爵不易觉察出其中的讽刺味道。他不快地抱怨了一声。“这些日子，每次你跟卡米尔谈话都要耗费我一笔小钱哪。”

“你不知道贪婪从哪里开始的。最近这三年来，你给了丹东多少钱？”

“我不会说。不过，假如我们这次失败，就连一个小小的暴动都要超出我的财力范围了。一旦路易失败，你不认为，是吗，这一回，他们要把我从王位上骗下来吗？”

德·希勒雷本想指出，他已经把自己的机会抛掉一次了（他本想说，通过听到我妻子菲丽切蒂说的话）；但是菲丽切蒂和她女儿帕米拉已在去年秋天离开这儿，到英国去了，由一向有用、一直令人充满感激的杰罗姆·裴迪昂目送着安全通过了英吉利海峡。“让我想想，”他说。“你有没有买通布利索派人、罗兰派人、吉伦特派人？”

“难道他们不一样吗？”菲利普看上去大为吃惊。“我本以为他们都是一样的。”

“你很有把握你可以给乔治·丹东的钱比皇宫能给他的钱还要多吗？超过他随时从共和国赚到的钱吗？”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吗？”公爵的声音听上去是厌恶了；有一会儿，把话题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完全忘记自身的角色了。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气馁。可是，我清楚，丹东觉得我们应该等待来自马赛的志愿者们。”

他们都是挑选出来的坚定的爱国者，为了参加巴士底狱的庆祝活动，这些马赛男人，行进到首都，他们一边行进，一边唱着他们新的爱国歌曲，他们意志坚定，咬紧牙关。等到天亮的时候，像一支漂亮的长矛走向不同的选区。

“马赛人……在他们这种情况下，我给谁付钱呢？”

“年轻的、当地名叫查尔斯·巴尔巴洛克斯的政治家。”

“他要多少钱？我们能搞定他吗？”

“哦，见鬼。”德·希勒雷闭上眼睛。他觉得累了。“自从2月11号以来，他一直在巴黎。他在3月24号与罗兰夫妇见过一面。”拉克洛对巴尔巴洛克斯正在萌发的自命不凡将记录备案，然后把他归到“女性化”这个栏目当中，上面还要打个小星星，以示着重强调。“这值不值得，你想过没有？”德·希勒雷说。

这是菲利普不会费脑筋去想的事。任何阴谋诡计，任何不要脸皮，任何荼毒生灵，什么事情都值得，只要最终你当上法国国王就行。之后，菲丽切蒂过来了，真把他给弄糊涂了——真是，她说得没错，因为当上国王，之后很快就要死去，这不值得。可现在，已有多年了，他已经被周围的人安置在一条航道上了；他一直被他们玩耍戏弄，被他们操纵摆布，不论他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没有时间去安排另外一个人了；他快要破产了。

“不过该死的丹东，”他说，“我竟然让他对阿涅斯得手了。”

“没有人‘让’他得到什么，”查尔斯-阿莱克斯说。“丹东只是拿到了。”

“但是他也必须给予呀，”菲利普说。“人们要从他那里拿到东西。他会给予他们什么呢？”

“他会给予他们人手一张选票。那可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东西。”

“我觉得他们会喜欢这个东西的。他们会到大街上来要这个东西。”公爵叹了口气。“还是一样，7月14号本来挺好。”每当他回顾1789年的时候，他就心想，那些日子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他把那个想法说了出来。

“你的少不更事的年代啊，”查尔斯-阿莱克斯说。

7月10号，宣布紧急状态。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军事分队，征兵亭子上面插满了三色小旗。从她卧室的窗户那儿，露西尔可以听到丹东在追求他本人的征兵动机，好几英里长的地方，要数他最是起劲。她看到，孩子脸上第一个清晰的表情看上去很像是厌恶。每当她身体好到可以旅行的时候，她就到位于皇后镇的那个农场去。卡米尔在周末的时候去，在那里起草一篇很长的演讲稿。

公社总委员会在7月24号召开会议，聆听他的演说。这是丹东宣言——全民选举和全民责任，每一选区的公民都享有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集会的权利，武装自己的权利，可以动员起来反对颠覆和即将来临的袭击。当卡米尔预言君主专制将在几天之内就要垮台的时候，丹东双臂交叉，与他身边最近的同僚们交换眼神，故作惊讶。

“谢谢你，”皮埃尔·肖美特说。“那正是我们想要听到的话。”

赫雷·埃贝尔朝他点点头。他擦了擦胖嘟嘟的粉白双手，对事情进行的状态表示满意。

市政大厅外，有一大群人。卡米尔一出来，人群中便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声音震耳欲聋。丹东把一只沉重的大手落在他的肩头，认为这样的人气应该到处分享。“这跟一年之前的情景迥然不同啊，”卡米尔说，“那时候，我们在四处亡命。”他朝着向他表示美好祝愿的人们挥挥手，并朝着他们做了个飞吻的动作。群众大笑，推推搡搡地向前，要来抚摸他，仿佛他是一颗吉星、一个幸运的护身符一样。他们把自己的红帽子抛向高空，开始用其中最为血腥的一个版本唱起《革命成功有希望》。之后，他们唱起了新歌曲《马赛进行曲》。

“奇怪的动物，”丹东温和地说。“让我们希望一周或者两周之后他们就这样表现吧。”

盟军总指挥布朗斯维克公爵在颁发文件、宣言和意向声明书。他呼吁法国人民向来犯之敌放下武器，不要抵抗。所有抵抗的城市将沦为废墟。每一位代表，每一个国民卫兵，还有巴黎的每一位政府官员都应当认为自己对国王和王后的安全负责。如果对王室做出任何暴力举动，一旦盟军进入巴黎，所有当事人都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他们不必希望获得宽恕。如果六月份再对杜伊勒利宫发起一次进攻，巴黎这座城市将受到绝对破坏，巴黎居民将被行刑队全部歼灭。

丹东和卡洛琳·芮美一道儿站在皇宫楼上的一个窗户边上。窗户下，卡米尔正在对着群众朗读盟军宣言。“难道他不好吗？”卡洛琳说。“我一定要说，法布尔在那方面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布朗斯维克已经把我们需要的东西给我们了，”丹东说。“告诉人民，他们将要在集体行刑中遭到枪杀，告诉人民，德国人将要把他们抛进集体坟墓——那时候，他们还想要什么？”

他用一只手搂着卡洛琳的腰肢，她呢，用手指头抚摸着他的手，把它推了回去。窗户下，人们在高声叫喊；为他们对欧洲的决定高声歌唱；一波接一波的欣喜若狂，一波接一波的藐视不屑，一波接一波的怒不可遏。

（于伏塞-圣-吉尔曼大街上卓陂的家中。咖啡馆阴谋史上的一天。）

丹东： 我觉得你们大家都互相熟悉。

雷让德勒： 继续吧。这不是晚餐聚会。

丹东： 假如有人怀疑，这就是雷让德勒。这位高大绅士名叫韦斯特曼。他老家是阿尔萨斯，我们已经相熟一段时间了。他是从前的部队军官。

法布尔 ［对着卡米尔］：他离开部队已有好久。卑鄙的皇宫骗子。

卡米尔： 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一种人。

丹东： 这是安东尼·福奎尔-汀威尔。

雷让德勒： 你让我想起了某个人。

丹东： 福奎尔-汀威尔是卡米尔的堂弟。

雷让德勒： 也许有很小的相似之处吧。

法布尔： 我本人看不出。

埃罗： 也许他们是隔得很远的堂弟堂兄。

法布尔： 你不一定要样子长得像你亲戚。

埃罗： 也许他会说话。

法布尔： 也许你有高见要表达，卡米尔的堂弟？

福奎尔： 福奎尔。

埃罗： 天哪，你不指望我们记住你的名字吗？我们要一直叫你“卡米尔的堂弟”。这样对我们来说容易，可对你来说却是个耻辱。

弗雷农 ［对着福奎尔］：你的堂兄有点怪兮兮的。

法布尔： 他是大屠杀的一名凶手嘛。

弗雷农：他是个魔王。

法布尔： 他正在学习投毒。

埃罗： 还有希伯来语。

弗雷农：他通奸。

埃罗： 他是一个该死的、丢人现眼的家伙。

［停顿。］

法布尔： 明白了？他没有一点堂兄感情。

弗雷农：你们家族引以为豪的地方在哪里？

福奎尔 ［满不在乎地］：这也许都是真的。我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卡米尔了。

弗雷农：有些方面是真的。通奸和希伯来语。

法布尔： 他也许是个杀人魔王，我有一次看到他与德·赛德谈话。

埃罗： 德·赛德不是杀人魔王呀。

法布尔： 哦，我原以为他是。

埃罗： 卡米尔，你为什么现在学习希伯来语？

卡米尔： 这与我在教堂神父方面的工作必然有联系。

丹东： 哦上帝。

卡米尔 ［对埃罗低语道］：注意他的眼睛靠在一起有多近啊。他的第一任妻子在神秘兮兮的情况下死了。

埃罗 ［低声地］：真的？

卡米尔： 我从不杜撰。

丹东： 福奎尔先生自己表示乐意做任何事情。

埃罗： 他一定跟卡米尔有关系。

雷让德勒： 我们能继续谈筹划吗？［对着福奎尔］ 他们把我当个白痴看待。正是因为我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你堂兄用几门外语对我进行嘲笑挖苦。

福奎尔： 那些是你不讲的外语吗？

雷让德勒： 是的。

福奎尔： 那么你怎么知道的呢？

雷让德勒： 你是律师吗？

福奎尔： 是的。

丹东： 现在我要说一个星期左右吧。

奥尔良公爵的住处莫苏：公爵的晚餐桌上失去了欢乐气氛，凄凉自不必说了。查尔斯-阿莱克斯看起来一副沮丧的样子——是因为秃顶，还是因为保皇派的威胁恐吓呢，公爵没法说。他那双痛苦不安的眼睛在塞满了芦笋和龙葵的鸽子胸脯和骨头上面游移；然后移到了他的客人身上，之后在罗伯斯庇尔身上落下。他看上去跟他在1789年那时很像，公爵心想：同样的裁剪得一丝不苟的外套（实际上是同样的外套），同样的敷粉恰到好处的头发。这与木匠的晚餐桌一定是相当不同，菲利普心想。他在那里坐得这么笔直吗，他吃得这么少吗，他在心里记住了什么吗？在他酒杯边上放了一杯水。公爵身子几乎是腼腆地前倾，之后碰到了他的胳膊。

菲利普： 我觉得……或许事情出了纰漏……保皇派的力量非常强大……危险就在眼前。我打算离开这儿，到英国去，我恳求你跟我一道儿走。

丹东： 现在想要退出的杂种，我要把他的喉咙割断。操他妈的事情都组织好了。我们正在进行。

裴迪昂： 我亲爱的丹东，出了不少纰漏。

丹东： 你就是其中一个吧。你的人要国王把他们的部长职位还给他们，那时候他们将会感到高兴。那就是他们对眼下事情感兴趣的全部目的。

裴迪昂： 我不知道你说的“我的人”是指什么。我不是任何帮派的成员。帮派和党派对民主而言都是有害的。

丹东： 告诉布利索吧。别告诉我。

裴迪昂： 现在皇宫的防御工作正在部署。有三百名绅士准备保卫。

丹东： 绅士？我感到后怕。

裴迪昂： 我只是告诉你一声而已。

丹东： 越多越高兴。他们晕过去的时候将会互相绊倒。

裴迪昂： 我们没有足够的弹匣了。

丹东： 我会从警察那里给你弄些。

裴迪昂： 什么？正式地？

丹东： 我是第一检察官代表。看在上帝的分上，我能处理好像弹匣这么简单的事情。

裴迪昂： 皇宫有九百名瑞士卫兵，有人告诉我他们个个都是善射而且忠于卡佩的家伙，他们不会放弃。

丹东： 保证不允许他们储备军火。好了，裴迪昂，这些都不过是技术问题而已。

裴迪昂： 还有国民卫兵问题。我们知道，很多卫兵支持我们，但是他们不会仅仅分道扬镳，他们必须根据命令采取行动，否则，我们就会处于完全意料不到的情形之中。我们允许曼大侯爵接管部队当指挥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犯了错。他是个十足的保皇派分子。

［菲利普心想，等我当了国王，我们将终止在谴责的意义上使用保皇这个词。］

裴迪昂： 我们得把曼大干掉。

丹东： 你是什么意思，干掉他？杀掉他，伙计，杀掉他。人死不会复生。

［沉默］

丹东： 技术问题。

卡米尔·德穆兰写道：

为了确立自由和国家安全，一天的无政府状态比开十年的国民大会还要顶用。

伊丽莎白夫人：

没什么好愁的。丹东先生会照顾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