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侬·罗兰坐在窗户边上，把脸颊侧了侧，想要捕捉十月下旬太阳正在消退的温暖。她缓缓地、仔细地把缝针从破旧的衣布中穿过。即便处于我们这样的情形，这样的活儿也是由家里的用人来做。不过，什么事儿做起来总比不上你亲自动手那样好。尔后，她又埋头干活。能有什么比一块麻布更舒适、更普通呢？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中？如她丈夫所说，既然“打击已经降临”，就还有更多的缝针线打补丁的需要，就还有更多的修修补补将就将就的需要。

到底是什么包含这些家务活儿的隐喻呢？是她抵制他们，还是他们抵制她？中心已经遭到磨损，破了，成了线条；因此，将边缘变为中心。“革命就会有希望了，”她笑了。她不是缺少幽默的人，她喜欢在心里想。

她丈夫，现在五十大几了，有溃疡病，肝脏也有些小毛病，多亏她的精心伺候，她意志力顽强，他的病情才没有恶化、变成废人。他以前当工业稽查官；眼下在1791年9月新政权之下，他的职位已被废除。他们曾为旧政权的灭亡鼓掌欢呼过；他们不是自私自利之人；可是，当你断了退休金，前头的日子只能过穷酸的上流社会生活时，你的鼓掌欢呼一定会止住的。

你一直生病，她寻思，巴黎夏天的炎热使你身体发烧，精力衰竭，三月田广场的流血使你感到恶心。“我亲爱的，这一切对你来说真是过分；看看你已变得会激动了。我们必须把一切抛开，回家去吧，因为没有什么再比你的健康重要了，而且，在克劳斯，你向来心情淡定。”心情淡定？她心情淡定吗？自从1789年以来？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重新回到这个位于布琊莱山区破败的小庄园、回到蔬菜苗圃的缘故，回到褪了色的、吊吊挂挂的东西当中的缘故，回到来他们家后门征求意见的那些贫困妇女当中的缘故，回到使用草药习惯的缘故。在这里（她读了很多卢梭的作品），人与自然、人与四季和谐相处。然而，这个国家正被窒息到毁灭的程度，她想要……她想要……

不耐烦地，她猛地把椅子从窗户那边拖开。她全部人生的光阴都是在当看客，当旁观者；可这个角色给她带来的却是一无所有，甚至连哲学意义上置身于物外这个礼物都没有。读书学习也没带来这个礼物，自我分析没有，甚至连园艺也没有，她在心里苦笑，寻思着。有些人会觉得，在自然过程中，这种情况一定会来到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妻子和母亲的人生中。镇定一些吧，内心淡定一些——可是，可能性小呀。甚至在怀上孩子之后，你的血管里还是血气正浓，而不是母乳充沛。面对人生，我没有被动呀，我认为我将来也永远不会被动，更何况——鉴于近期发生的一些大事——我为什么应该被动？

比如，最近的这次不幸；当然，她不会因此而倒在这次不幸下。他们刚从巴黎返回，他们一定还要回去。要么他们必须拿到一笔退休金，要么就一定要在新政权之下获得一个新职位。

罗兰对这趟旅程不抱期望。不过，她心想，巴黎在召唤我去。我本来就是出生在那里。

她父亲的商店位于时钟码头，离新桥近。他是个刻匠，这是个时髦的行当，拥有时髦的客户，而且，他还有一副打造好的、与这个时髦行当般配的举止方式，他说话果断，但是又相当地会取悦别人。艺术家和匠人，他两者都是，又都不是。

她受洗后的名字叫玛丽-让娜，但一直叫玛侬。她哥哥和姐姐都已不在人世。善良的上帝把我留在这个世上一定有个什么理由：某个特定的目的吗？她仔细端详着她的父母，用一个没心没肺的孩子的眼光权衡他们的不足，权衡他们煞费苦心地装出的斯文。他们对她过分关心，也许是有点怕她吧。她上过很多音乐课。

十岁的时候，她父亲给她拿来几篇关于教育年轻人的论文，理由是，只要书名是关于教育的书籍都是她所需要的那类读物。

这个聪明的孩子，这个漂亮的孩子，这个对她来说一切好东西都配不上的孩子；有一天，他们把她一个人丢在作坊，这是多么粗心？不过，这男孩，这个徒工（十五岁了，他的个头对他的年龄来说过于挺拔，是个新手，脸上有雀斑）向来举止得体，不会伤害别人。时间是在傍晚。他在灯下干活，她就站在他身边，看着他做活计。他抓住她的手时，她没感到什么不安。他抓了一会儿，玩弄她的手指头，斜着头，朝她灿烂地微笑；然后用力把她的手摁在干活的长凳上。

在凳上，她碰到了奇奇怪怪的肉，一块潮湿膨胀、翘得很高的肉，有它自身的生命活力，还在抖动。他握紧她的手腕，然后把椅子转过来，面对着她。她看见她触摸到的那个东西了。“别告诉旁人，”他低声地说。她把手拽开。她的双眉向上飞扬，成了卷毛，不停地在她的前额上跳跃。之后，她大步跑远，在身后嘭地把门关上。

在楼梯上，她听到她妈妈在喊她。总是有腿要跑，总是有活儿要干——之后，她再也无法想起那块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她办完妈妈吩咐的事情，一脸的迷乱，胃在翻江倒海。她什么也没说。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这也是她后来觉得难以理喻的地方，因为她无法相信，她是个心地歹毒的孩子，她回到了作坊。是的：她抓住了这个机会。她很少给自己找借口；好像在那些日子里，她已经决定四处转转，对自己的本性睁只眼闭只眼算了。只是好奇心而已，她那长大的自我在心里说：这是受到过分保护的孩子那份天然的好奇心吧。不过，后来，她那长大的自我却总是说，你当时找到借口，你现在还在找借口。

每天傍晚，这男孩都跟她家人一起吃饭；因为他这么年幼，而且远离亲人，他母亲总是为他焦心。她无法在他面前表现出异样的举止；否则他们会为此感到纳闷，也许还要问出不少问题。毕竟，如果他们问的话，我没做错什么事呀，她总是这样对自己说。可她开始在心里寻思，生活是否公平呢；人们没做错事的时候，是否不会经常受到责备呢。当然，在童年时代，情况是这样；每天总有打错了的巴掌，还有托儿所里的不公。她心想，成年生活会不一样，会更理性。现在她就处于成年生活的边缘。她走得越近，生活看上去就越危险，人们好像按照理性做事也就越少。一个令人烦恼的、内在的声音告诉她：你没错，可是，有人能使你看上去好像是你做了错事。

有一回，他低声地对他说：“我没给你看你妈妈还没看过的东西。”她把下颌向上一扬，张开嘴巴，要制止他的鲁莽无礼。可这个时候他妈妈过来了，拿着一碟面包，还有一碗色拉，然后他们肩靠肩地在一起吃饭，好孩子，那个怕羞的孩子，眼睛只盯着桌布，为了色拉、奶酪和面包，感谢上帝。

在她四处躲藏的作坊里，他们之间有了一种紧张，有了一根被拉紧的无形的线。当其他人在场保护她的时候，也许她还在跳进跳出，这已经使他受够了吗？她总是不断地想到那块奇怪的肉，没有眼睛，白白的，在颤抖，像是刚刚诞生的什么东西一样。

有一天，他们确定他们单独在一块儿了。她与他保持一段距离；她不会又像上次那样钻进他的圈套了。这一回，当她站着，朝窗外看的时候，他从她后面靠近了。他把手悄悄地从她腋下向上，然后把她往后拽至他的膝盖处，之后把她压倒在事先精心摆好的椅子上。她的裙子被他向上掀开了；他立刻在她的双腿之间抚摸她。然后他那满是雀斑的一只胳膊，虽然瘦得不成样子，但却充满了吃奶的力气，锁住了她的身体；他那只手勒成了拳头。她眼睛向下注视着这只拳头；他把她抱在那里，像是抱了一只洋娃娃，毫无生命，她漂亮的嘴唇张开了，而他却在呼哧呼哧地吸气，接着是喘气，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不是她明白这是心满意足；只是这种活动的某种高潮已经达到了，因为他把她松开了，嘴里嘟嘟哝哝地说了几句心不在焉的好话，之后，就再也没看过她一回（后来她觉得），他是非常刻意地把她往后抱的，这样，他就不需要看到她的表情是愉快还是惶恐，她是不是在笑，或者她是不是惊愕得喊不出声音了。

她奔跑；之后，很快就听到第一声迅速的恳求，想要知道她出了什么事。她开始语无伦次地讲述她的经历。她边讲，泪水边从眼里奔涌而出，之后，她双腿虚弱无力，于是她让自己踉踉跄跄地走到一张椅子边上。她母亲的脸好像在恐惧中分裂、飞扬了。她伸手去够她，重新把她从椅子上拽起来；她妈妈的手抓住她的胳膊，力气大得要把她捏碎了一般。她使劲地摇着她，她，这个宝贝孩子，在厉声尖叫，她问了她些问题：他干了什么事，他摸到你什么地方了，把他说的每一个单词告诉我，每一个单词，别怕，告诉你妈妈（整个过程，她无时无刻不在摇她，她那张变形扭曲的脸一点点从她的脸上离开了），他让你摸他了吗，你流血了吗，玛侬，告诉我，告诉我，说呀。

她沿着大街拖着步子在走，一边走，一边像个三岁的孩子在哀号。在教堂里，她母亲一把抢过钟绳，如果你杀了人，或者要死，只要拽一下钟绳，神父很快就会过来，然后，神父立刻过来，给你宽恕，这样你就不会遭到诅咒。他的确过来了……她母亲把她拽进后面的小屋，把她一个人独自留在昏暗之中，她喘气的声音，像个上了年岁的人发哮喘病时呼吸一样。

她父亲听着，侧着他好使的那只耳朵，倾听他认为是受到性侵犯的孩子痉挛般的一声接一声的抽泣。

蹊跷的事是这样：他们没有把这男孩开除。他们害怕丑闻。他们害怕，一旦此事为人知晓，所有的恶作剧也许全会归咎到她身上。她只好每天看见这男孩，虽然他不再跟她家人一起吃饭了。她知道，她现在成了一个该受责备的人了。这不是一个旁人说什么或者想什么的问题，这成了一个在心里要跟他和好的问题，一个不可能发生的问题。她母亲说，情况可能要更糟得多；她母亲说，不管那样意味着什么，只要她身子完璧无瑕就好。她母亲劝诫她，别再硬想那件事了；有一天，当你长大成人嫁出家门的时候，事情好像就不会这么糟了。可是，不管她多么努力，或许如此努力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她确实想过这件事。她总是脸红，在心里感到颤抖，这时候她总是不自觉地动一动，头甩一甩，身子缩一缩。

她二十二岁那年，她母亲过世了；从此，早上，她负责家里的日常运转；下午，她学习——精通意大利语和园艺，拒绝接受爱尔维修的制度，使自己在数学上有所进益。晚上，她阅读古典历史，闭着眼睛，坐在书旁边，双手还摆在书页上，梦想着自由。她老是想，强迫自己去思考人类的伟大之处，思考精神的进步和高贵，思考兄弟友情和自我牺牲：思考所有摆脱肉身的人类德性。

她阅读布封的《自然历史》；她觉得，书中的一些段落必须省略掉，有些书页，她翻得很快，因为它们包含了她不需要的内容。

这男孩离开他父亲的活计七八年之后，她又遇到过一次。那时候他刚刚结婚；她发现，他是个极其普通的年轻人。这次相遇短暂，来不及进行私人交谈，不是她希望她能有时间跟他交谈，而是他对她低声说，“我希望你现在不再怪我。我当时没有给你带来丝毫的伤害。”

1776年，她的人生改变了。就是在那年，美国宣布独立，而她却要把她的感情收紧。曾经有不少提亲的，大部分是商人，年纪在二十几岁和三十出头。她对他们都非常有礼貌，不过非常、非常令他们泄气。婚姻成了她回避、不再去考虑的事。家里人开始感到绝望。

但是那年的一月，让-马利·罗兰出现了。他个子高，受过良好的教育，到过许多地方旅行，有父亲般的善良和老师般的正经。他属于少数贵族阶层，可他是五个儿子当中年龄最小的；有些土地，还挣些钱，仅此而已。他是个管理人员：属于刚刚诞生的那种房地产类型的管理人员。他以稽查人员的身份到欧洲旅行过。他懂得有关漂白、扎染、做鞋带和利用泥炭作为燃料的知识；懂得有关弹药制造、猪肉疗效和镜片打磨的知识；懂得有关物理、自由贸易和古希腊的知识。立刻，他就感受到她本人对知识的渴求了，起码对某种类型的知识的渴求吧。起初，她没留意到他那奇怪的、满是灰尘的外衣，磨坏的里子，还有，鞋不是用鞋扣而是用旧绶带固定；当她留意到这些细节时，她心想，遇到一个相当没有虚荣心的男人该是多么惊奇。他们的交谈非常诚恳，从头到尾都是俏皮话，还有谨言慎语的客套。

他吻了她的指尖，不过那是礼貌性的。他在房间的另一边，与她相对而坐。他什么都不想尝试。他的样子有如一尊圣·保罗雕像，身子向下弓着，在你的下颌底下咕咕地在叫。

他们书信往来了，那些又长又吸引人、要花半天时间构思写作，还要花一个小时阅读的书信。起初，他们就普通的感兴趣话题写一些充满睿智的随笔。过了几个月，他们写到了婚姻内容——它的神圣性、它的社会功效性。

他去意大利待了一年，之后在出版了六卷的作品中汇报了他的旅行经历。

1780年，经过了充满思考而且各不相同的四个年份之后，他们结婚了。

新婚之夜，通过书信交流已不可能。她不知道她认为要发生什么样的事。她不让自己去想起学徒，想起他用手乱摸乱抓的事，或者去构建一个关于到底在她后面发生了什么事的理论。因此，她对他的身体、对他那长着稀稀拉拉正在变白的胸毛而且空落落的胸脯、对他猴急猴急地拽着她贴近的那个身体，对那份穿透处子的刺痛，还没做好心理准备。他的呼吸变了，她把自己的头向上放到他的肩上时，她问，“那是……？”可是他已经从她那儿滚到一边去了，睡着了，他那张开的嘴巴还在黑暗中呼吸。

第二天他醒来，把身子斜倾到她身上，既抱歉又关心地问：“你昨晚是完全无知吗？我可怜的亲爱的玛侬，要是我知道……”

孩子（他们俩都这么认为）证明婚姻是有道理的：欧多娜，在1781年10月4号出世了。

她有一种她为之感到骄傲自豪的能力，在几分钟内，她能抓住复杂事物的本质。给她出道题目，就让我们说，布匿战争吧，或者蜡烛制造吧，一天之内，她会给你做出满意的解释；几周之内，她就能建起自己的工厂，或者为希庇鸥·艾弗里卡奴斯起草一份作战方案。她喜欢在他的工作上帮他的忙，这，对她来说是份享受。她从最低级水平开始，先抄写他想要学习的段落。之后，在做索引方面，她试了试自己的身手，证明自己不仅细心，而且能干；再之后呢，她就把自己储存的记忆和锲而不舍的好奇心运用到他的研究课题上了。最后，因为她写字流畅而且优雅从容，她便开始帮他起草报告、撰写信件了。哦，索性让我干那件事吧，她总是说，当你还在第一段上面支支吾吾的时候，我已经能够把它润色好了。我亲爱的，聪明的小姑娘，他总是说，少了你，我今后怎么办？

不过，她心想，我要的不仅仅是表扬这份奖赏；我要的是宁静的生活，可是，我要转到一个更大的舞台上去。了解那个赐给女人的地位，我才会称心如意，在尊重这个地位的同时，我要得到男人的尊敬。我需要得到他们的尊敬和他们的认可；因为我也制订计划，我也推理，我也有我自己对于法国现状的各种看法。她希望，她可以通过某种不知不觉的过程把这些想法输入到国家立法者的头脑中：如同她把这些方法输入到她丈夫的头脑中一样。

她想起了七月的一天：苍蝇聚成一团一簇的，在病房的一个窗框上嗡嗡地叫着，白纸上面是她丈夫的黄脸，还有她的婆婆，一个八十五岁的专制君主，在角落里点着头，她的呼吸像是在吹口哨一样。她穿着灰色裙子，在打量着自己：因为年老体恙，再加上天热，头脑昏聩，端着草药茶悄悄地经过房间。窗户外夏天在固执地向前。

“夫人？”

“安静。什么事？”

“夫人，巴黎传来的消息。”

“有人病了？”

“夫人，巴士底狱倒了。”

她把茶杯掉在脚边，任其粉碎。后来，她心想：我是故意这么做的。罗兰从打盹中惊醒，从枕头上抬起头。“玛侬，发生了什么可怕的灾难？”

旧政权在角落处醒来了，冲着有人打搅她，她一边嘀嘀咕咕地在叫喊，一边用凶恶的眼神把她儿子的老婆纵欲无度的快乐看死了。

现在，她开始为新闻报纸撰写稿件：先是给《里昂快报》，然后给布利索的报纸《法国爱国者》。（她丈夫和布利索这两年最后终于有了书信联系。）她总是署名“里昂女士”或者“罗马女士”。1790年6月，她收到一封漂亮的信，如果字迹不是非常容易辨认的话，信的意思是要为《法国革命报》复印她的一篇文章在征求她的同意。她立马就同意了：那个时候她还不了解这家报纸编辑的性格。

在巴黎，伟大的机遇已经来到，她抓住了这个机遇。她已经使自己成为对爱国者来说有用的人物。不论是醒来还是睡着的时候，她都在梦想这么一个机遇；在她寂寞的学习时间里梦想它；肚子里怀着欧多娜的时候，她一边望着挖墓人在阿米恩的一块公墓干活，一边梦想着它。罗兰夫人沙龙。因此，也许，在细节上，这个梦想令人失望。男人都不重要，他们轻佻，他们思想错误，她只好咬着嘴唇停止干预，那样会使他们的威信降低。可是，这才是开始呀；很快，他们将会再次走上通往巴黎的道路。

最近这几个月，她一直没有让自己脱离当下的局势。她靠的是在一只上了锁的抽屉里保存的几封来自布利索的信，来自罗伯斯庇尔的信，还有来自那个既严肃而又漂亮迷人的年轻代表佛朗索瓦-列奥纳德·布卓的信。从这些信里，她得悉三月田的事后影响。他们已经告诉她（她总是讨厌只晓得个大概，可是事件紧迫得这么厉害。），路易是怎么恢复王位的，怎么发誓要坚持宪法的；拉法叶特，不再担任国民卫兵的指挥官，他是怎么为了一个部队的职位而离开巴黎的。新立法大会已经召开，先前的代表被禁止参加。于是，布卓回到自己在伊文努斯的家。没关系；他们可以继续信件往来；毫无疑问，他们会再次会面的。

他们的朋友布利索现在还是代表：亲爱的工作如此卖命的布利索。罗伯斯庇尔并没有动身到自己的故乡去。他还在巴黎，重建雅各宾派俱乐部，还带来一些新代表，向他们介绍辩论的规则和程序，这就使得国民大会本身的辩论相形见绌了。罗伯斯庇尔，一个勤勉之人；可是，他还是令她感到失望。

大屠杀那天，她给他捎了个音信，主动提出要把他藏在自己的寓所里。不过，她没有收到回音。后来她听到他被一个经商的家庭接纳了，现在就跟他们住在一起。危险时刻根本没到来的时候，她觉得无聊、失望。她看着自己蔑视一个政权；她看着自己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把国民卫兵的嚣张气焰给震慑住。

也是在这一次的流放中，她带着某种兴趣跟踪了丹东先生和他友人的事业。获悉他抵达英国的时候，她感到如释重负，而且希望他就一直在那里待着。不过，她还要寻找情报；一旦有了大赦的谣言，丹东先生就会重新回来。为了参加立法大会，他有胆气表现自己；而且在一次选举会议中间（她已经听到了），一名官员拿着抓他的逮捕令赶到了。他遭到暴民的言语谩骂和身体毒打，这些伤害似乎在他的所有活动中都伴随着这位律师，之后，这位官员被送进了阿拜耶监狱，在那里，他在专门关过丹东的那个牢房里被囚禁了三天。

大赦令已经通过，但是选举人员已经看透这个乡巴佬的鬼把戏。丹东遭到拒绝之后，退回到他的省里反省，眼下，他拿定了主意，他想要当检察官代表。凑巧的是，他在那里也将遭遇挫败。（她希望）法国被流氓统治的时间还遥远得很呢。

为了将来……一想到在巴黎愚蠢的人民当中再一次出现为国王和王后欢呼的事儿，她就心烦气恼，仅仅是因为他们把他们的名字签署在宪法上：好像他们忘记了这些年来的专制和贪婪，忘记了在去瓦恩尼斯道路上的背叛一样。路易跟外国列强狼狈为奸，那么多的情况对她来说再明朗不过了；将会有战争，如果我们不首先出击，我们就是愚蠢。（她把手上的衣服布料转了一下，用针勾住线圈，好打一个结头。）作为共和国，我们必须就像雅典人斯巴达人一样开战（她伸手去拿剪刀了。）路易非要被废黜才行。杀了更好。

之后，贵族统治将会永远结束。

过去一直就是这样的统治……

又有一次，很久之前，她外婆曾带她到位于马莱的一个屋子去拜访一位贵妇，她跟这位贵妇有些熟悉。有个脚夫鞠着躬，把她们领进门；沙发上斜靠着一位年迈的妇女，她穿着透明睡衣，长着一张愚蠢的脸，上面敷了脂粉。一只小狗从窗帘里窜出，竖起笔直的腿，在弹跳，还汪汪地冲着她们乱叫狂吠；贵妇人摆了摆样子，朝小狗骂了声，然后示意她外婆坐到一张低矮的凳子上。出于某种原因，在这个家里，人们用她外婆少女时用的名字称呼她。

她本人被丢在一旁，站着，既感到炎热，又不出声。因为那天清早，她外婆在她头发上施加折磨，她的头皮依然疼得厉害。这个老女人在垫子上面不住地挪动，她那颐指气使、令人好奇、未加修饰的嗓音里，不住地发出锯齿般的声音。玛侬被要求往前走走，她穿着笔挺的、最漂亮的裙子，向她点头行屈膝礼。因为那次行了屈膝礼，三十年后，她至今还没有原谅自己。

浑浊的眼睛在注视着她。“信教，是吗？”贵妇人说。

狗的气势减弱了，在她身边呼哧呼哧地吸气；一块被丢弃的挂毯躺在沙发扶手上面。她垂下眼睛，“我想履行我的职责。”

她外婆在凳子上痛苦地腾挪。老妇人拍拍她带系带的帽子，好像她在镜子前面一样；然后她把刻薄的目光又转向玛侬，并开始问她问题，学校教本上的问题。当她带着刻意的礼貌回答正确时，这老东西轻蔑地笑了笑。“是个小学者了，是吗？你认为那就是男人所要的东西吗？”

一问一答的形式结束了。她仍旧站着，在这个缺少空气的房间里感到头晕了。她非得听到列举她的优点和缺点的话才行。已经有了漂亮身段了吧，贵夫人说；仿佛要暗示，等她长大，她会发胖。菜黄的肤色嘛，贵妇人说；最终，你的肤色可以变得光鲜。“告诉我，我亲爱的，”她说，“你曾经买过彩票吗？”

“没有，夫人，我不信运气游戏。”

“她是个多么正经的学究啊，”老东西把音调拖长了说。一只手猛地窜出，像用了持骨虎钳一样，抓住她细小的手腕儿。“我要她给我买张彩票。我要她抓个号码，你明白，然后把彩票拿到这里交给我，她要亲自把它交给我。我认为她有手气。”

在街上，她在上帝洁净的空气中吞咽着。“请问，我不需要回去，是吗？”她想奔跑回家，回到她的书本，回到书本中那些通情达理的人那里去。

即便现在，每当有人说到“贵族”这个词，每当他们提到“一个贵妇人”或者“一个有头衔的女士”时，她的脑子里唤起的就是那个恶毒赌徒的画面。不仅仅是那个系着带子的帽子、刻薄的眼神，或者令人窒息的话语。而是四处弥漫的浓烈的麝香味，那种盖在（她知道）她颓败体表上的含着芳香的臭气。

真的，彩票。在共和国下不会再有赌博了，她心想；不会再允许赌博了。

巴黎：“瞧，”法官对法院文员说，“他们是否要把约翰浸礼会的会士留下，这我不管。他们已经违反了游戏规则，我要判他们六个月的刑期。不过，为什么你认为德穆兰已经回到律师协会了呢？”

“为了钱呗，”文员说。

“我原以为奥尔良给他们付了很多钱。”

“哦，公爵已经完蛋，”文员欣喜地说。“德·让利太太现在英国，拉克洛已经回到了他的政府，那些情人们正在讨好丹东。当然，他们从英国政府拿钱。”

“什么，你认为英国已买通了丹东？”

“我认为他们一直在给他们付钱，不过，这不是一回事儿。他们是一帮肆无忌惮的家伙。在这个国家，过去是一个当你给人行贿时你才可以信赖他的诚实的时代。”

法官在椅子上坐立不安地动来动去。文员说话变得精辟了；要是这种情况发生，他们总是晚到家。“而且，”他说。“跟手头的事情有关。”

“啊，是啊，德穆兰先生。他接受了他岳父的投资建议，从事巴黎城市债券业务。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

“的确是这样，”法官动情地说。

“眼下，当局已经查封了他想作为另外一份收入来源的那份报纸。”

“他不大可能变穷。”

“他有钱，不过，还想得到更多。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这方面，他和我们其他人一样。我明白，他在股票市场玩。他在那方面等待有所回报的同时，还想从律师协会现在可以拿到的丰厚酬劳中获得补偿呢。”

“有人告诉我，他讨厌这个行当。”

“可现在不一样，是吗？现在如果他入会有困难，我们就得坐着等他把话说完。我们有些担心——”

“不是我，”法官底气十足地说。

“他能干。”

“这一点我并不否认。”

“每当制鞋商发现警察干涉他们的享受时，他们就请他们自己的人来打官司，这有多方便哪。亚瑟·迪龙，德·希勒雷，那一帮家伙，他们已经唆使他干这档子事了。”

“而且，他相当公开地跟他们有来往了——你会觉得爱国者——”

“他的多数事情我要忍耐。毕竟，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现在就是革命嘛。不过，我相信有一些低声的埋怨。不过毕竟——这是巴黎，不是日内瓦。”

“我相信你本人就是个好赌之人。”

“那是顺便说说而已，”文员轻松活泼地说。“也许，像德穆兰先生一样，在个体的私人生活中，我对限制国家干涉感兴趣。”

“你同意他的看法？”法官说。“很快我会看到你站在桌上用靴子踢人了；一个身穿家织裤子的无裤裆党人，一顶红帽子戴在你那令人尊敬的秃头上，一把叉子挨着你身后的墙壁放着。”

“极有可能，”文员说。“这些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嘛。”

“我要忍耐很多，可我不会允许你像巴雷·杜彻斯尼一样抽烟斗。”

卡米尔对着他的客户做了个小小的手势，手势里包含着悔恨和歉意，然后把笑脸转过来，对着法官。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面面相觑，任由他们的肩头松耷了一些。“你们逃不过坐牢的，”他们的辩护律师告诉过他们了，“所以，我们不妨利用你们这个案子来讨论一些更宏大的问题。”

“我希望请求法庭——”

“起立。”

律师踌躇了一下，站了起来，若无其事地走到法官那边，近距离地注视着他。“我要请求同意公开我的观点。”

法官压低了声音。“你打算引起某种公开辩论吗？”

“是的。”

“得不到我的同意，你不可以那么干。”

“这是个程序，是吗？我只是礼貌而已。”

“针对根据事实做出的判决，你有什么要争论的吗？”

“没有。”

“根据法律的判决呢？”

“没有法律判决。”

“那根据什么？”

“我反对利用法庭作为国家干涉的道德说教工具。”

“真的？”法官身子向前倾了倾；他喜欢为一些大而空洞的话争论。“正如你好像已经把教堂从现实图景中抹去一样，假如法律不那么做，你打算使人们成为他们该当成为的人那样吗？”

“谁该说人们该当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假如人们选举他们的律师——这个现在他们正在做——难道他们不会为了交给他们的那个任务争辩吗？”

“可是，假如人民和他们的代表是由腐败社会形成的，他们将如何做出良好的决定呢？假如他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社会，他们该当如何形成道德社会呢？”

“我们过去常常是通过神圣恩典这个机构实施的。不过，这一点新宪法并没有说明。”

“你要错到什么程度才行？”法官说。“我原以为，你们这些家伙都是从事人类道德再生事业的。你没有跟你的友人保持步调一致，难道这不让你感到焦虑吗？”

“自从革命之后，你就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了，不是吗？”

他似乎还在等着应答。法官却感到惴惴不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