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性格决定我们的命运，”菲丽切蒂·德·让利说。“因为这个原因，普普通通的人就没有命运，他们属于运气。一个有原创思想、漂亮聪明的女人应该拥有一个充满许多非同寻常事件的人生。”

现在我们是在1790年。一些事件降临到加布丽艾尔身上——其中有些事件非同寻常。

今年五月份，我给丈夫生了个儿子。我们叫他安东尼。他好像身体结实，不过，我的第一个孩子也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根本不谈我们的第一个儿子了。可是，有时候，我知道乔治还在想念他。泪水涌现在他的眼里。

我要告诉你，在这个更加宏大的世界上还发生了别的事。一月份，我丈夫和我们的屠户雷让德勒一道儿被选进了公社。我以前没说过这件事吧——我现在压根儿什么都不说了——可是，他毛遂自荐，要竞选岗位，我感到惊讶，因为他一直都在批判公社，最为重要的是，在批判白力市长。

就在他去上任之前，马拉医生的事情来了。马拉羞辱当局过于出格，结果当局发出了逮捕他的命令。他当时就待在我们区的福特雷艾尔宾馆里。他们派了四个官员去逮捕他，可是有个女人跑过去，预先给他通风报信，结果他逃跑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乔治竟然会对马拉这么关心。他通常把马拉医生的报纸带到家里，然后，在阅读过程中会大喊大叫，“糟粕！糟粕！糟粕！”随后便把报纸扔到房间的对面，或者扔到火里去，如果他凑巧正靠近火炉站着。可是，不管怎么说，他说，这是原则性的事。他告诉区国民大会，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任何人都不许遭到逮捕。“在这里通行我的法令，”他说。

马拉医生躲起来了，有一阵子，我心想，这将是这家报纸的末日了，我们将得到一些安宁。可是，卡米尔却说，“好啊，我认为我们应该互相帮忙，我确信，我能让下一期的报纸准时出版。”结果下一期的报纸羞辱市政大厅的人物，语气更加猛烈毒辣。

1月21号，现在，我们的营长威利特先生前来紧急要求与乔治面谈。乔治从办公室出来。威利特先生把手中的一张纸挥了挥，然后说，“拉法叶特之令。逮捕马拉。头等大事。我干什么呢？”

乔治说，“在福特雷艾尔宾馆四周拉好警戒线就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郡长的官员们又拿着逮捕令过来——后面还跟了一千人。

乔治勃然大怒。他说，这是动用外国部队进行侵略。全区的人都出来了。乔治找到营长，走到他那边，说，“你认为这些部队到底有什么鸟用？我要敲警钟。我要让圣-安东尼出来。我可以把两千名武装人员调到大街上，就像那回一样。”说完，他在那人鼻子底下打了个响指。

“把头伸到窗外，”马拉说。“看看，你是否能听到丹东在说什么。我情愿把我的头伸到窗外去，不过，那样有人会把我的头开枪打断。”

“他在说，那个操他妈的营长在哪里。”

“我给米拉波和巴纳夫写过信了，”马拉把自己疲惫的、闪闪发光的眼睛转向卡米尔。“我觉得他们需要启蒙。”

“我判断，他们没有回信。”

“是的。”他心想。“我放弃调和了，”他说。

“调和放弃了你。”

“那就好。”

“丹东正把头伸在外面找你呢。”

“一副难看的表情，”马拉说。

“是的，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接他们。”

“为什么他们一直没有想要逮捕你呢？自从十月份到现在，我一直在逃命啊。”马拉在房间里毫无目的地走，一边嘴里嘟嘟哝哝地独白，一边偶尔在身上抓挠。“这件事可能会成就丹东。我们缺少好人。我们可以把骑术学校炸掉，这不会造成什么大的损失。那里只有六个代表，根本就没什么用场。布诺的有些想法不错，可是，他太他妈的高尚了。裴迪昂是个傻帽。我对罗伯斯庇尔还抱有一些希望。”

“我也是。不过，我觉得他提议的任何一项举措从没通过。我只知道，他支持的一项动议足以让绝大多数代表投票反对这件事。”

“可他有毅力啊，”马拉尖声尖气地说。“骑术学校不是法国，是吧？至于你，你的心还在正确的位置上，可是你的脑子已经疯了。我尊重丹东。他会干大事。我想要看到的是——”他停下，扯了扯围在脖子上面的那条肮脏的领巾——“我想要看到的是，人民把国王、王后、部长、白力、拉法叶特、骑术学校统统给消灭掉——我还想要看到这个国家由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治理。我应该在那里监视他们。”他笑了。“大家都可以做梦嘛。”

加布丽艾尔。一天当中剩余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我们的人按响大楼的门铃，马拉医生进去，拉法叶特派来的部队在警戒线四周已经排好队伍。乔治回家检查了一下，我们都安然无恙，而且，他好像非常镇定。不过，每次出去走到街上的时候，他好像都是处于怒不可遏的状态。他给部队训了话，他说，“假如你们愿意，你们可以待在这里等到明天，可是，这样干，他妈的毫无作用。”

那天，他骂了很多脏话。

上午的时光在慢慢地流逝，我们的人和他们的人开始互相交谈。有正规部队，也有志愿军，大家说，毕竟，这些人来自别的区，都是我们的兄弟，当然，他们不会与我们开战。卡米尔到处转悠着，说他们不会逮捕马拉，他是人民之友啊。

后来乔治下楼到国民大会去了。他们不会让他在会议厅的酒吧演讲，他们通过了一个动议，说科德利埃区必须尊重法律。他好像出去有好几个小时了。我只是在不停地找事做。想象一下吧。你嫁给了律师。有一天你发现，你自己等于是在战场上过日子。

“马拉医生，你的衣服给你，”佛朗索瓦·罗伯特说。“丹东先生希望这些衣服合身。”

“哦，我不知道，”马拉说。“我还在希望乘气球逃跑呢。我已经想了这么久，要登上气球。”

“我们无法搞到。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内搞不到。”

“我打赌，你试都没试，”马拉说。

他洗过澡、刮过脸、穿上教服、梳过头之后，佛朗索瓦·罗伯特说，“真让人惊奇。”

“在上流社会，当一个人如日中天、春风得意的时候，总是衣着体面，”马拉说。

“出了什么事？”

马拉怒目而视。“我成了人民之友。”

“可你依然可以像平常一样穿衣服，是吗？比如，你把代表罗伯斯庇尔当成爱国者提到了，他总是被精彩地制造出来。”

“也许在罗伯斯庇尔身上有种轻浮的品质吧，”马拉冷冰冰地说。“我就本人而言，我没时间享受奢侈，我一天二十四个小时考虑的全是革命。如果你要飞黄腾达，你同样也会这么干的。现在，”他说。“我要出去，通过警戒线，通过拉法叶特的部队。我要笑，我老实对你们说，这种情形你们不经常看到，而且还要装出一副憔悴的样子，我要摇摇这支小巧玲珑的拐杖，这是丹东先生考虑周到给我提供的。这像是一本故事书，是吗？然后，我逃到英国，就是要等到这场混乱局面结束。我知道，这样对你们大家来说将是个解脱。”

加布丽艾尔：传来敲门声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只是楼上的小路易丝。“丹东太太，我出去啦。”

“哦，是路易丝啊，你不应该那样敲门。”

“我才不怕呢。而且——一切都结束了。部队正在解散。拉法叶特已经害怕了。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丹东太太，这是德穆兰先生要我告诉你的。马拉再也不会在那里了。他一个小时前伪装成一个人出去了。”

几分钟过后，乔治回到家。那天晚上，我们举办了一场聚会。又是一场吵吵闹闹。有些人试图挡住他，并说，他无权成为公社成员，因为他不尊重法律和秩序。他们说，在他自己的区里，他像个国王似的。然后，他们说了许多有关乔治的恐怖事情——说，他从英国拿钱是为了引发革命，说他从皇宫拿钱不是为了使革命更糟。有一天，代表罗伯斯庇尔过来了，他们谈起是谁在诽谤乔治。代表罗伯斯庇尔说，他不应该感到孤独。他把一封来自阿拉斯他弟弟奥古斯汀的信带了过来，他把信交给乔治看。好像是，阿拉斯的人都在说，他是个不信奉上帝之人，想要杀害国王——这绝对不可能是真的，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比他的举止还要温文尔雅的人。我为他感到难过。他们甚至已经用被乔治称为“王室的下三滥小报”印刷了某份愚蠢的声明，说他是黛米安的后代，此人曾企图谋害老国王。他们还把他的名字拼错，以此来羞辱他。当他被选为一任的雅各宾派俱乐部主席时，拉法叶特走到外面以示抗议。

安东尼出生之后，乔治的母亲为了看看孩子从乡下过来住了几天。乔治的继父原本跟她一起过来的，但是他忙于发明纺织机，无法抽空出来——至少，话就是这么说的，可是，我倒该认为，这个可怜的人，一个人单独过上几天倒是件愉快的事。这样下去真糟。我讨厌这么说。不过，雷考丹太太是我遇到过的最令人不爽的女人。

她说的第一件事是，“巴黎脏兮兮的，你怎么能在这个地方把孩子抚养成人呢？难怪你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等孩子断奶的时候，你最好把这个孩子送到阿希斯去。”

我心想，是啊，你这主意多好啊，让他给牛顶伤、留下终身疤痕才好哩。

之后，她四处张望，然后说，“这墙纸一定花了不少钱啦。”

吃完第一顿饭的时候，她抱怨蔬菜不好，然后问我给我们的厨子付了多少钱。“多得太过分了，”她说。“不过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呀？”我向她解释乔治工作是多么辛苦，可她只是在鼻子里面哼哼，说她了解在他那个年纪律师们挣多少钱，那些钱不够用来维持像宫殿一般的房子，也不够供养生活奢侈的老婆。

她认为我现在过的日子就是那样。

我带她去买东西的时候，她觉得那些价格简直就是对她个人的侮辱。她只好承认，我们的肉质量不错，不过，她说雷让德勒一般，还说她把乔治带大，没有把倾注到他身上的关怀倾注到乔治身上，目的是为了看看他与经营肉店的什么人有联系。她让我感到惊奇——这话说出来，好像这些天来雷让德勒不是站在那里给滴血的牛肉块儿打包似的。你从来见不到他系围裙。他像律师一样，穿件黑色外套，在市政大厅里面坐在乔治身边。

早上，雷考丹太太总是说，“当然，我哪儿都不需要去。”可是如果我们不带她去，晚上她就会说，“来一趟，枯坐着盯着四面墙壁干看，真不容易啊。”

我觉得我要带她去拜访路易丝·罗伯特，看看她这样一位太太是个市侩小人，而路易丝却是如此有教养。路易丝再漂亮不过了。关于共和或者拉法叶特或者白力，她连单个词都不会说。相反，她给太太展示她所有的压箱货，还向她解释说明所有香料来自何处，如何种植、如何备好、有何用途，并且还主动给她配了一包好东西，让她带回家。可是过了十分钟，这位夫人看上去像要打雷似的，我只得找个借口，跟着她出去。在大街上，她说，“女人嫁给了比她地位低的人真丢脸。这说明品味低下。如果我发现他们根本就没结婚，我不会感到惊讶。”

乔治说，“瞧，因为我母亲来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不能见我的朋友了？邀请他们过来吃晚饭。总会有她喜欢的人吧。吉力一家怎么样？还有小路易丝怎么样？”

我知道就他而言这是牺牲，因为他并不十分喜欢吉力太太。事实上，这种调子已经在他脸上显示出来了。我只好说，“哦，不，他们已经见过面了。你母亲觉得吉力太太装腔作势，滑稽可笑，把羊肉打扮成羔羊样子——老来俏。路易丝早熟，需要惩罚才行。”

“哦，天啊，”乔治说，这对他来说是相当温和了，难道你不觉得？“我们必须认识贤惠之人。难道不是吗？”

我送了张留言给安莱特·杜普莱希斯，说，万分恳请露西尔过来吃晚饭，好吗？乔治的母亲将会到场，这十分合适，有你陪伴，她就一点都不会感到孤单，等等。所以，露西尔获准过来了；她穿了件白色连衣裙，上面带有蓝色绶带，她的举止像个天使一样，就她在香槟省的生活情况，她问了太太各种各样的聪明问题。卡米尔是相当礼貌——确实，他差不多一贯如此，报纸上除外——我当然已经把过刊藏了起来。我也邀请了法布尔，因为他太善于使谈话不停地进行下去——可是，他跟太太在一起，真是费了天大的力气才做到。不过，她总是不停地斥责他，最后他实在受不了，就开始透过长柄望远镜看她，这种事我事前就曾严厉地告诫过他不要做。

我们喝咖啡的时候，太太走了出去，后来我在我们的卧室发现她在窗沿上划着手指找灰尘呢。我非常礼貌地对她说，“有什么问题吗？”她用的是你能想象得出的最酸溜溜的口气说，“你的问题多着呢，如果你不看好跟你丈夫在一起的那个姑娘。”

有一会儿，我甚至都不知道她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可以告诉你别的事情，”她说。“你最好也要看好那个和你丈夫在一起的男孩。那么他们将要结婚了，是吗？他们彼此般配。”

有一回，我们拿到进骑术学校公共画廊的入场券，但是辩论非常枯燥。乔治说，现在，任何时候他们总在讨论为了国家接管教堂的土地，还说，如果辩论时她在场，她会引起人群骚动，人家会把我们轰出去。情况确实如此，她把他们叫作流氓、忘恩负义的家伙，还说，这样辩论下去不会有任何好事。罗伯斯庇尔先生看到我们，过来了几分钟，态度非常友好。他还指了指一些重要人物，包括米拉波在内。太太说，“那家伙死的时候会直接下地狱的。”

罗伯斯庇尔先生拿眼睛斜看着我，笑了笑，然后对太太说，“你真是一位合我心意的年轻女士。”这句话让她精神大振，结束了这一天。

整整一个夏天，马拉医生一事带来的后果似乎一直悬在我们的头顶。我们知道，乔治的逮捕令已经起草好、准备好，放在市政大厅的抽屉里，积了些灰尘。每天早晨，我总觉得，如果今天就是他们决定拿出逮捕令、抖落灰尘的日子，结果将会如何呢？我们有些计划——如果他被捕，我就收拾行李，立刻到我母亲那里去，把公寓的钥匙交给法布尔，然后，把其他所有东西都给他。我不知道为什么法布尔——我觉得因为他一直就在附近。

在这个时刻，乔治的事情变得非常复杂起来。他好像在办公室里的时间不多。我觉得约勒·巴雷一定能干，因为钱在源源不断地进来。

那年年初出事了，乔治说，那件事说明当局非常害怕他。他们废除了我们区，还有别的所有区，然后把城市重新组成不同的投票区划。从现在起，在特定选区，在公共场合不会再有任何公民聚会，除非是为了选举。他们已经不允许我们把我们的国民卫兵营叫作“科德利埃”。他们说，我们只被叫作“三号”。

乔治说，要把科德利埃派的人杀了，做这一点事还不够。他说我们将有一个俱乐部，像雅各宾派一样，但是，比他们的还要好。来自这座城市任何区的人都可以加入这个俱乐部，因此，没人会说，这个俱乐部是非法的。它的真实名字叫“人权朋友俱乐部”，可是从一开始，大家就把它叫作“科德利埃俱乐部”。起初，他们在一个舞厅里开会。他们本想在科德利埃老修道院举行，但是市政大厅已经把那地方给封了。后来，有一天——没有任何解释地——封条被去除了，于是他们就搬了进来。路易丝·罗伯特说，这是借助于奥尔良公爵的影响才办到的。

要进入雅各宾派俱乐部真不容易。一年的入会费很高，而且你得有很多会员支持你的申请；此外，他们的聚会非常正规。有一次，乔治到那里演讲，回到家后感到恼火。他说，他们把他当成污垢一样对待。

在科德利埃俱乐部，任何人都可以过来演讲。因此，你会拥有很多来自附近的演员、律师、商人作为听众，但是你也会拥有许多样子粗鲁、刚从街上过来的人作为听众。当然，每当有聚会的时候，我从不到那里去，不过，我看到他们是怎么对待小教堂的。小教堂的门前一派凄凉，光秃秃的。假如有些窗户破了，要花几个星期时间才能修好。我心想，男人是多么奇怪啊，在家里的时候，他们喜欢舒适；可是到了外头，他们装作他们满不在乎。主席的办公桌是一张木工长凳，他们搬进来的时候，这张凳子碰巧就摆在附近。要不是因为现在动荡不安，乔治真的没有多少话要对木工说。俱乐部里，演讲人的讲台是用四根粗糙的椽子，加上一块放在椽子间的木板做成。墙上有人用钉子钉了一块印花布，上面有用红色油漆写成的标语。标语上面写着：自由、平等、博爱。

我挨过了跟乔治母亲在一起的日子之后，当乔治说他想到阿希斯度过一段时间时，我感到痛苦难受。使我得到很大安慰的是，我们跟他姐姐安妮·玛德琳待在一起，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每到一处都受到人们极大的尊重和敬佩。这对我来说非同寻常啊。起初，我认为当地人肯定听说过乔治作为区主席获得的成功，可是我不久就意识到他们没有巴黎的报纸；再说，他们也不在意发生了什么事。人们总是不停地问我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王后最喜欢什么颜色呀，她喜欢吃什么呀。于是，有一天，我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乔治，”我说，“他们认为，因为你是国王的议员，所以每天国王都请你给他出好点子呢。”

有一会儿，他看上去惊奇。然后他大笑。“是吗？保佑他们。我非得住在巴黎，跟所有这些愤世嫉俗的人和才子们打交道。加布丽艾尔，给我四到五年的时间吧，我会回来，当个农民。我们会永远离开巴黎。你愿意那样吗？”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一方面，我觉得远离报纸，远离那些臭嘴老婆，远离高犯罪率，远离商店物品短缺，是件多么美好的事。可是，接着，我又想到了雷考丹太太每天到我门上的情景。因此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明白这只是他一时的念头。我的意思是，他会放弃科德利埃俱乐部吗？他会放弃革命吗？我观察得出他开始变得烦躁不安了。一天晚上，他说，“我们明天就回去吧。”

不管怎么说，他跟他继母在一起度过了一段不短的时光，看到了物业，与当地公证人一起把买地的事情安排妥当了。雷考丹太太说，“儿子，你干得漂亮，是吧？”乔治只是笑笑。

我觉得那个夏天将会永远清晰地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在我心里，我感到不安，因为我相信我的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应该对国王和王后忠诚，对教堂忠诚。可是不久，如果有些人意愿得逞，骑术学校将会变得比国王更重要，教堂将会变成仅仅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我知道，我们肯定要尊重权威，而乔治时常冒犯权威。那是他的本性，因为在学校的时候，巴雷告诉我，他们过去经常叫他“与上司作对者”。当然，你必须努力克服你本性中最坏的东西，可是，与此同时，我的立场在哪里呢？因为我肯定要顺从我的丈夫呀，除非他征求我的意见去犯罪。给那些讨论把王后送回奥地利的人烧饭是不是罪过？当我向我的听解祈祷神父求教时，他说，我应该保持妻子顺从的态度，努力把我丈夫带回到天主教信仰上来。那也无济于事。所以，表面上，我对乔治的所有看法都保持尊敬顺从，可是在我心里，我有所保留，每天，我都祈祷，他会该改变一些看法。

不过，好像一切对我们来说还算相当顺利。总有事情要去庆贺。每逢攻占巴士底狱周年，法国的每个城镇都要派代表到巴黎来。在战神广场上造好一座极大的圆形剧场，还设立一块祭坛，他们把它叫作“祖国祭坛”。国王到那里去了，而且宣誓，要坚持宪法。奥顿主教做了大弥撒。（真是遗憾，他是个无神论者。）我们自己没去，乔治说，看到人们亲吻拉法叶特的靴子，他受不了。在巴士底狱的遗址上还有舞蹈，当晚，在我们区里，我们举行了不少庆祝活动。我们从一个聚会走到另一个聚会，一整夜都在外头。我头晕得厉害，大家都在笑我。白天大雨滂沱，有人作了一首诗，说它证明了上帝是个贵族。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瓢泼大雨中试着要燃放烟花的滑稽情形，我也永远不会忘怀乔治带我回家的情景，那时我倚着他的胳膊，大街上的鹅卵石湿乎乎、滑腻腻的，天正亮着。第二天，我发现我的新缎子鞋面有了水渍；完全给雨糟蹋了。

现在你应该了解我们了吧。根据去年的情况你是不会了解我们的。有些相当时髦的女士们不再在头发上敷粉；她们不把头发垒起，而是把头发放下，一副松松的卷曲的样子。许多绅士们也不再敷粉，头上的饰带戴得更少了。女人的粉脸已经相当不流行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宫里干什么，但是路易丝·罗伯特的确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还涂口红的女子。老实说，她如果不涂口红，脸色就不好看。我们用最简单的布料做衣服；现在流行的颜色是国家的三色，红、白、蓝。吉力太太说，新时尚对于上了年纪的女人来说并不讨巧，我母亲同意她的说法。“不过呢，你啊，”我母亲说，“可以乘机摆脱绶带和束胸衣的束缚。”我倒不赞成她的看法。自从安东尼出生以来，我还没有把身材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呢。

今天新潮的珠宝就是取自巴士底狱的一片石头，把它打制成胸针或者佩戴在链子上。菲丽切蒂·德·让利有个胸针，上面有用钻石拼写的自由这个单词——这是代表裴迪昂向我描述的。我们已经不再使用精致的扇子，现在我们用便宜的棒条和打褶的纸做扇子，上面带描绘某个爱国情景的鲜艳颜色。我只好非常小心，要有一个与我丈夫观点一致的图景才行。我不能在上面弄个有巴黎市长白力桂冠加冕的肖像，也不能弄个拉法叶特骑在白马上的肖像，或者卡米尔在皇宫演讲的肖像。可是，我经常看到他本人，为什么我居然还要把他的肖像弄在上面呢？

我记得露西尔在我们公寓是在举行巴士底狱庆祝活动的那个早上，她的三色绶带全部脏兮兮的，她把连衣裙上的裙褶都挤拉出来了的情景。腰带以最让人吃惊的方式系在她的身段上，她好像没怎么穿内衣。想一想乔治母亲看到这个情景会说什么样的话！我本人对她非常严厉——我生了火，把她的衣服拿走，用我能找到的最暖和的毯子把她裹起来。我难过地汇报，说露西尔裹着毯子看起来十分漂亮。她坐着，光着的双脚交叉在她身体下面，像只猫似的。

“你成了什么样子的孩子啦，”我说。“你母亲就让你那个样子出去，我真感到吃惊。”

“她说我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她把两条白皙的胳膊伸到毯子外。“让我抱抱这个孩子。”

我把我的小乖乖安东尼给了她。她朝他噘嘴出声地逗了一会儿。“现在卡米尔已经出名一年了，”她沮丧地说，“可是我们离结婚还是没有一丝一毫地靠近。我觉得如果我怀孕了，事情就简单干脆了。这样会加快事情的进程。可是——你说得对——就是没法使他跟我上床。你不知道每当卡米尔一旦正直起来的时候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哪。约翰·诺克斯跟他相比，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家伙而已。”

“你个坏姑娘，”我说。更多是出于礼仪的缘故，而不是别的。我喜欢她。你情不自禁地要喜欢上她。哦，我不是一个绝对的傻瓜。我知道乔治朝她看，不过，所有男人都朝她看。卡米尔现在就住在附近。他实际上有个真的非常不错的公寓，还有一个凶神恶煞一般的名叫让莱特的女人给他收拾呢。我不知道他是在哪里找到她的，不过她倒是个好厨子，每当我们家里吃饭的人多的时候，请她到这里来也非常愉快。这些日子，埃罗·德·塞谢尔经常过来，当然，那时候我要专门安排接待。他举止非常优雅；这与法布尔的那些演员朋友们有所不同。形形色色的代表和记者过来，我呢，对他们也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我通常不表达出来。乔治的观点是，如果一个人是爱国者，那么他们的个性就算不了什么了。他是那么说的，可是我注意到，如果他有办法，他根本就不会和比劳德-瓦恩尼斯待在一起。你还记得比劳德，是吗？他以前到处为乔治干活儿。自从革命发生以来，他看上去很少有开心的时候。某种程度上说，革命好像给了他稳定的工作。

七月的一个晚上，一位名叫考洛特·德·艾尔博瓦的男人来吃晚饭。你会想到什么呢——他们一定有基督教的名字，这些人？是的，可是“考洛特”正是我们喊他的名字。在做演员和剧作家方面，他与法布尔相当相似，他曾经做过剧院经理——而且，他的年龄也差不多跟他一般大。那个时候，他有一部叫作《爱国家庭》的戏正在先生剧场演出。这种戏是属于那种突然非常走红的类型，我们整整一个晚上都在对我们实际上没有看它这个事实闪烁其词。这部戏的票房非常成功，可是成功并没有使考洛特成为令人愉快的伴侣。他坚持要告诉我们，他的整个人生经历，似乎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件事情对他来说进展顺利。即便是这个，他都有怀疑。他年轻的时候——他说——他经常对他们一直骗他欺负他的方式感到震惊——不过，后来他意识到，他们是嫉妒他的才华。他过去常常觉得他不过是没有走运而已，可是，后来他意识到，人们在一起谋害他。（当他说出这话的时候，法布尔朝我示意，他是个疯子。）我们提到的每一个话题对考洛特来说都是痛苦的联想，哪怕是听到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他的脸都会因为愤怒而扭曲，然后他会做出猛力的横扫一切的动作，仿佛他在骑术学校做演讲一样。我为我的陶器担着心呢。

后来我对乔治说，“我不喜欢考洛特。他比你母亲还要酸。我肯定这出戏让人害怕。”

“这是非常典型的女性评论，”乔治说。“我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除了他的令人无趣寡淡之外。他的观点是——”他顿了一下，笑了。“我打算说，他的观点正确，不过当然，我的意思是，他的观点都是我的。”

接下来的一天，卡米尔说，“这个罪恶滔天的考洛特。世界上最糟糕的家伙。戏嘛，我觉得，很难看得下去。”

乔治温顺地说，“我确信你说得对。”

临近岁末的时候，乔治对国民大会演讲了。过了几天，这个部门倒了。人们说，是乔治把它弄垮的。我母亲说，你嫁了个有权的男人啦。

国民大会正在开会：茅宁顿勋爵在1790年9月这样写道：

关于日常事务，他们没有正规的辩论形式；有些人从座位上发言，有些人从地板上发言；有些人从饭桌边发言，还有些则从他们的讲台或者办公桌边发言……吵闹是如此厉害，真的很难听懂他们在说什么。我确信，我见过超过一百个人同时做出在国民大会发言的行为，大家都坚持要发言，因为在大院不同的地方，有更多的人在呼应；然后，主席双手捂住耳朵，高声大叫“肃静”，好像他是正在高呼的教练一样……他敲桌子，捶胸脯……他拧手指，是相当平常的动作了，我真的认为他是在骂人……画廊里通过埋怨表示反对，通过鼓掌表示赞成。

今天上午我到位于杜伊勒利宫的皇宫去了，这是一处非常幽暗阴沉的皇宫……国王好像还好，可我觉得，从我以前被引荐给他，到现在，他的样子显然变得谦恭了；他现在对每个人都要鞠躬，在革命之前，这可不是波旁王朝的作派啊。

露西尔之年：我现在记录两套笔记。一套记录单纯高尚的思想，另一套记录真实发生的情况。

我过去常常像上帝一样生活，以不同的人物形象出现。之所以如此，原因是生活太枯燥了。我过去经常装作是玛利亚·斯图亚特，而且，说老实话，我必须要说，看在往日的情份上，我现在还在装。要让你自己去掉这些习惯不容易啊。我人生中的其他每一个人都被赋予一个角色——通常是作为待嫁女士，或者之类的什么——而当她们没有恰如其分地扮演好这个角色时，我就会恨他们。如果我对玛利亚·斯图亚特感到厌倦，我就会扮演《新爱洛伊丝》里的朱丽这个角色。这些日子，我一直在纳闷，我与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是什么关系，我现在就是生活在他所钟爱的小说中。

为了让自己与残酷的现实保持距离，你得要利用某种虚妄才行。今天是从卡米尔被公众行刑者桑松先生以诽谤罪起诉开始。奇怪啊——你认为行刑者不会诉诸法律，在正常情况下，你认为他们是不会耿耿于怀的。

幸运的是，官司打起来速度缓慢，法律程序繁琐不堪，如果损失得到补偿，公爵随时都会埋单。不，不是法院让我担心。每天早上，醒来之后，我就在想：他还活着吗？

挑战，要进行决斗，虽然爱国者已经定好条约，永远不回应挑战。城里尽出些疯子，他们吹嘘，他们正在伺机把刀子插进他的身体里。他们给他写信，这些疯子的信写得如此精神错乱，如此令人反感，他本人不再阅读。他说，只要一眼快速扫描一下，你就可以判定这是一封什么类型的信了。有时候，你可以通过包裹外面的笔迹来判定。他有个箱子，把那些信件尽朝里面扔。之后，其他人必须仔细阅读，防止对他的威胁交代得非常具体——我会在这样一个时间、这样一个地点把你杀死。

我父亲显得奇奇怪怪的。每个月约有两次他总会禁止我去看望卡米尔。可是，每天上午，他都要抢过报纸，“有什么新闻吗？有什么消息吗？”他想要听到卡米尔已经在河对岸被人发现喉咙割断的消息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要不是因为卡米尔，我父亲在生活中会无法找到一丝一毫的快乐。我母亲总是用最冷血的方式嘲笑他。“老实承认，克劳德，”她说。“他永远不是你的儿子。”

克劳德把一些年轻人带到家里吃晚饭。他认为我会喜欢上他们。公务员。我的天哪。

有时候，他们给我写诗，可爱的公务文体的十四行诗。阿黛乐跟我用恰当的情感和恰当的表情大声朗读这些诗歌。我们翻白眼，用手拍打胸部，之后便是唉声叹气。然后，我们把这些诗歌做成飞镖，互相对射。你瞧，我们的兴致多么高昂。我们就这样以一种不健康的方式在快乐地打发日子。要么是这样，要么永远就是啜泣和泪水的混杂，预兆和担心的交融——然而，我们更喜欢热闹。我们更喜欢制造令人毛骨悚然的笑话。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我母亲，她紧张、伤心；不过，从根本上说，我认为她承受的痛苦还不如我多。可能是因为她年纪更大了，也学会了分配这些情绪。“卡米尔会活着的，”她说。“你认为为什么他跟这些身材高大的人在一起到处走动？”我说，有枪有刀呀。“刀？”她说。“你会相信有人妄图拿刀子从丹东先生身边经过吗？用刀子从人肉中砍出一条路来？”我说，那不过是想象他会介入。她说，“是不是卡米尔相当擅长苛求别人牺牲呢？毕竟，”她说，“看看你。看看我吧。”

我们指望很快就听到阿黛乐订婚的消息。马克西米连到这里来过，他非常无缘无故地表扬了修道院院长德雷。他说，修道院院长做了很多事，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得不到人家的理解。因此克劳德不再在乎马克西米连只领取他当代表的那份工资了，也不再在乎他还用这份工资资助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生活了。

阿黛乐的生活将会如何？罗伯斯庇尔也收到一些信，不过这些信与卡米尔收到的不一样。这些信来自全城；是些对当局感到厌恶，或者当局使他们陷于某种形式的麻烦的小人物写的；他们认为，他能为他们申诉，能为他们匡正事实。为了回复这些信，他只好早晨五点就起床。不知什么原因，我觉得他对家庭舒适标准的要求相当低。他对娱乐、对开心和休闲的要求好像是零。现在，问一问自己——对阿黛乐来说，这种状态会合适吗？

罗伯斯庇尔：他得考虑的不仅仅是巴黎。信来自全国各地。省里的许多城镇已经成立了雅各宾派俱乐部。巴黎俱乐部的通讯委员会给他们发送消息、评估，还有指示；然后，他们的信在巴黎的兄弟间返回，这些信把代表罗伯斯庇尔单独挑出来，因为他们的赞扬和感谢使他脱颖而出。被王室成员诽谤之后，这可是件不可小觑的事儿。在他的《社会契约》这一份报纸中，他保留了一封来自年轻的皮卡迪人的信，一个名叫安东尼·圣-约斯特的热心人：“罗伯斯庇尔，我通过你的作品认识了你，正如我认识上帝一样。”每当他因为胸口难过紧张，还有因为呼吸不足而感到痛苦不堪的时候——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每当他眼睛因为劳累过度而无法集中注意力看印刷品的时候，可一想到那封信，他就强迫自己虚弱的身体要努力工作，要写出更多的作品。

每一个白天，他都参加国民大会；每一个晚上他都参加雅各宾派俱乐部。如果可以，他就登门拜访杜普莱希斯家人，偶尔和裴迪昂一起吃饭——工作晚餐。在这个季节，他也许会去看上一两场戏，虽然戏的情趣不大，但是他也不会为失去的时间大加后悔。人们在骑术学校外、在俱乐部外、在他住所外，等着要见他哩。

每一个夜晚，他都是疲惫不堪。头一碰到枕头就睡过去了。他睡得无梦，总是直直地坠入黑暗之中：像是坠入了井里。他常常感到，夜的世界才是真实的。早晨一有了空气和光亮，便住满了幽影和鬼魂。为了战胜它们，趁天还没亮的时候他就起来。

威廉·奥古斯特·米尔斯代表他的英国国王陛下政府观察局势，这样写道：

在国民大会这位最不重要的人……很快就要成为首要考虑的人选。他不苟言笑，原则性强，举止朴素，毫不做作，衣着毫不轻浮，肯定不会腐败堕落，他蔑视财富，在他的性格中，丝毫没有法国人特有的多变不定。国王能够赐予的一切……都无法改变他的鸿鹄之志。每天晚上，我都在密切观察他。他真的是个值得考虑的人物。每一个小时，他的影响都在扩大；可是，整个国民大会并不重视他，反而认定了他无足轻重；说来真怪，我说在很短的时间内此人将会成为影响不小的人物，而且可以统帅百万人马时，我却遭到了嘲笑。

今年早些时候，有人带露西尔去见米拉波。她永远不会忘记此人的。他端端正正地坐在房间的波斯地毯上，房间装饰的品味令人感到恐怖。他嘴唇又薄又大，而且还有疤痕。他把她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我觉得你父亲是个公务员，”他说。他把脸向前探了过来，色眯眯地望着她。“你们是两个人过来的吗？”

米拉波在房间里似乎把所有能够得到的空气全都用光了。他好像也把卡米尔的脑汁用光了。卡米尔能够拥有的这一组幻觉真是非同寻常；不，肯定，米拉波没有拿到皇宫的报酬，那是诽谤中伤。肯定，米拉波是个绝对的爱国主义者。卡米尔再也不能保持这些古怪离奇的想法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几乎快要自杀了。那一周，几乎没有一份报纸。

“马克西警告过他，”阿黛乐说。“他就是不听。米拉波把那个半受过教育、半是文盲的奥地利荡妇称为‘一个伟大而又高尚的女人’。可是，对于普通市民来说，米拉波依然是个神。这表明他们是多么容易被误导啊。”

克劳德用手抱住头。“我们的每一个小时，白天和晚上的每一个小时就非要从年轻女子的嘴里听到这个亵渎神灵和煽动骚乱的话语吗？就在我们自己家里？”

“我当时觉得，”露西尔说，“米拉波一定有自己的理由要跟皇宫谈话。可是对于爱国者来说，他现在已经丧失信誉。”

“他的理由呢？钱才是他的理由，贪图权力才是他的理由。他想要挽救君主制度，这样他们才会感激他，而且才会永远离不开他。”

“挽救君主制度？”克劳德说。“摆脱什么？摆脱谁？”

“爸爸，国王已经向国民大会要了一份两千五百万人的市民名单，那些卑躬屈膝的傻瓜把名单交给了他。你知道国家的现状。他们想要榨干国家的血啊。想一想，这样会持久下去吗？”

为了分辨，如果他还能够分辨的话，他看看他的女儿们，他们曾经是小孩的那番样子。他觉得必须向她们求情了。“可是，假如你们没了国王，没了拉法叶特，没了米拉波，没了部长——我听到你们说话一直在反对他们这些人——谁会留下来统治国家呢？”

她们交换了眼神。“我们的朋友呀，”姐妹们说。

卡米尔在报纸上用一种他都不知道自己要使用的恶毒语言攻击米拉波了。他确实使用了。辱骂在血管里流淌；愤慨比食物更好。有段时间，他们试图让他保持沉默时，米拉波继续大声为自己疾呼，捍卫自己，反对人权。“我可怜的米拉波啊，”他就这么叫他。最后，他总是跑到敌人的队伍中去。“我是个真正的基督教徒，”卡米尔说。“我热爱我的敌人。”的确，他的敌人给他下了定义。他可以从他们的眼神中读出他的使命。

远离了米拉波，他跟罗伯斯庇尔走得更近了。这构成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晚上，把报纸推到桌子的那一边，唯有商量时才有的奇怪的低语声，羽毛笔在纸上写作的嘎吱声，时钟的滴滴答答声才会打破沉默。为了跟罗伯斯庇尔在一起，卡米尔必须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像冬天穿了件宽大的外套一样。“他就是我该当做人的全部嘛，”他对露西尔说。“马克西并不在乎得失成败，在他脑子里，成功失败都会得到平衡。他并不在乎别人说他什么，或者别人对他的行动有何看法。只要他自己在内心认定自己做得正确，对他来说，这就足够了，那就是他的行动指南。他是少数中、非常少数的人中的一个，对他们而言，只有他们自己的良知见证才是必不可少的。”

可就在昨天，丹东却对他说，“哦，年轻的马克西米连，他太好了，已经好得不真实了，就是这么个人。我真的没法理解他。”

可是，不管怎么说，罗伯斯庇尔对米拉波的说法还是相当正确的。无论你对他有什么看法，你不得不承认，他几乎一贯正确无误。

五月，戴洛瓦妮离开了巴黎。她没钱，而且对王室成员在报纸上叫她妓女感到厌倦了。模糊不清的过去一层接一层地已经被剥开了。在伦敦，她跟一个一文不名的绅士待在一起的时光。她与佩尔桑侯爵更有利可图的关系。她跟一名意大利歌唱家在耶拿短暂的逗留。当她刚刚来到巴黎的时候，当她把自己作为一个艰难时代落魄的伟大女士岗比纳多伯爵夫人向人家做自我介绍的时候，那几个愚蠢的星期，没有什么犯罪的事，也没有什么夸张得疯狂的事发生：不过就是那档子在实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大家都做过的事而已。可是，这档子事使她遭到了嘲讽和羞辱。她一边收拾行李，一边问，谁的生活还像我的生活一样能够经得起这般仔细的审查？她的意思是，几个月后，她要回来。她心想，新闻媒体到时候已经转移到其他新的目标上面去了。

当然，她留下了一段空白。在骑术学校，她一直是大家所熟悉的身影，穿着猩红色外套，在公共画廊里转悠，四周有人捧场喝彩；有时候腰间别着一把手枪，散步经过皇宫。消息传来说，她从位于列艾吉那边的家中消失了。她的几个哥哥认为，她跟一个男人私奔了，可是过了不久，关于她被绑架的谣言，关于奥地利人抓住她的谣言，已经深入人心。

露西尔说，希望他们留住她。她嫉妒戴洛瓦妮。是什么赋予她做假男人的权利，出现在科德利埃俱乐部，要求在讲台上发言的呢？这可把丹东给逼疯了。看到这件事使他勃然大怒，真是好笑。他喜欢的那种女人是他在公爵的晚宴桌上遇到的那一类：朝他做出最好笑又痛苦的表情的阿涅斯·德·布封，还有那位金发英国女郎格蕾丝·艾略特，她有神秘的政治关系，还有机械刻板的眼睛在一闪一亮的调情神态。露西尔到过公爵的屋子，看到丹东在那儿。她觉得他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他知道拉克洛正在确立自己的地位，在他的鼻子底下勾引这些女人。他把老鸨菲丽切蒂留给了卡米尔。卡米尔不在乎非要跟女人进行巧妙的谈话。他似乎喜欢她们。丹东说，这是他的反常行为之一。

那年夏天，卡米尔学生时代的老敌手路易·苏鲁来到巴黎。他从皮卡迪过来，尚在被拘捕之中，他被指控犯有从事煽动暴乱、从事反宪法写作的罪行。他获得煽动罪的名称与卡米尔的名称不同，他对皇室君主制的忠诚超过了国王。路易被宣布无罪；在他获释的当夜，他和卡米尔一直坐着辩论到天亮。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辩论，非常地明白清晰，非常地富有学识，而且辩论的守护圣人就是伏尔泰。“我非得不让路易接近罗伯斯庇尔，”卡米尔对露西尔说。“路易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之一，不过我担心马克西未必理解他。”

路易是位绅士，露西尔心想。他有风度、有天赋、有仪表。很快他也会有平台。他加入了一家名叫《信徒行为》的王室诽谤小报编辑委员会。坐在左边的代表喜欢称他们自己为“自由信徒”，所以，路易觉得这样的夸耀应当受到惩罚。谁是投稿人？一帮精疲力竭的放荡的家伙和一帮被革除了神职的神父，那些鼻子气歪了的爱国者们说。到底该如何把它写好呢？报纸《信徒行为》在麦思餐馆和布莱恩威尔餐馆举行了“福音晚餐”，他们在餐馆里交换了八卦新闻，并且为下一期做好了筹划。他们总是请他们的对手，反复地请他们喝酒，为了弄懂他们要说什么。卡米尔懂这个原理：这里是花边新闻，那里是平衡关系，一段高呼高喊的美好时光是以那些试图占据中间地带的傻瓜和令人讨厌的家伙作为代价换得来的。通常，《革命报》不用的隽语总会在《行为》报上找到它的用武之地。“亲爱的卡米尔，”路易说，“要是你把你的命运跟我们拴在一起多好呢。有朝一日，我们的看法一定会完全一致。别在乎这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烂疮。你知道我们的宣言吗？‘自由、快乐、王室民主。’假如归根到底就是这个，我们两人需要的是同样的东西——我们想要人民幸福快乐。如果你的革命滋养出来的是哭丧的长脸，你的革命还有什么用场呢？由生活在充满痛苦的小房间里的痛苦小人物所操纵的革命，有何用场呢？”

自由、快乐、王室民主。杜普莱希斯的女人向他们的制衣者下了1790年的秋季订单。她们穿着系了红腰带的黑色丝绸服装，还有用红白蓝三色连接起来、把下摆裁成圆角的外套，参加戏剧的首场夜晚演出，参加晚餐聚会，参加私人谈话。穿着它们会见新来的人……

不过眼下，安东尼·圣-约斯特来到巴黎的时候，时间还是夏天。不是逗留，只是拜访。露西尔急于要看到他一眼。她已经听到不少有关他是如何带着家里的银子外逃、在两周之后如何把钱花光的故事。她在心里随时准备喜欢上他。

他现在二十有二。关于他与银子的插曲发生在三年之前。也许是卡米尔杜撰的？他个子高，她抬头仰望圣-约斯特，注意到他的表达具有令人敬畏的中立立场。介绍完之后，他看着她，好像对她没有一丝的兴趣。他跟罗伯斯庇尔在一起；似乎他们交换过信。她心想，这相当奇怪嘛——当他们急切要从她那里获得超过她在正常工作日中表现出来的可亲可近时，大多数男人好像是在作茧自缚。不是她因此对他有了看法：而是他变了。

圣-约斯特潇洒英俊。瞳孔紫色，脸上总带着瞌睡般的微笑。他小心翼翼地挪动着优雅的身材，像身材高大的男人有时候那样。他皮肤漂亮，深棕色的头发——如果他脸上有什么缺陷的话，那就是他的下颌太大太长。这样的下颌使得他显得不至于小巧玲珑，她心想，可是从一些角度看去，他脸上有种奇怪的过分冷静的神态。

当然，卡米尔跟她在一起。他正处于那些最危险的一种情绪中；虽然取笑逗乐，但是随时准备战斗。“又写了不少诗歌啦？”他问。去年，圣-约斯特发表了一首史诗之后，把它送给他，请他提提看法；他说这首诗冗长，充满了暴力，还隐隐约约地具有色情色彩。

“为什么？你愿意读吗？”圣-约斯特看上去满怀希望。

卡米尔缓慢地摇了摇头。“酷刑已被废除，”他说。

圣-约斯特的嘴唇噘了起来。“我觉得它得罪你了，我的诗歌。我觉得你认为那首诗歌黄色淫秽。”

“哪有这么好，”卡米尔边说边大笑。

他们四目相对。圣-约斯特说，“我的诗歌有严肃正经的论点。你觉得我要浪费时间吗？”

“我不知道，”卡米尔说。“你要浪费时间还是不要浪费时间。”

露西尔的嘴干了。她望着两个男人互相对视，彼此要把对方压倒：圣-约斯特柔顺被动，在等待结果，而卡米尔紧张，具有侵略性，眼睛亮亮的。这跟诗歌没有关系呀，她在心里想。还有罗伯斯庇尔，看上去稍稍有些震惊的样子。“卡米尔，你有点儿严苛了吧，”他说。“肯定，这个作品总有优点吧？”

“一点都没，一点都没，”卡米尔说。“不过，要是你喜欢，安东尼，我倒可以给你拿来一些我早期写作的样本，让你在闲暇的时候模仿模仿。你可能是个比我出色的诗人，而且你肯定是个更出色的政治家。因为，看看你，你自控能力强。你在心里要揍我，可你不会。”

圣-约斯特的表情加深了。已经深不可测。

“我是不是真的得罪你了？”卡米尔努力把声音说得像在表示道歉一样。

“哦。深深地得罪了我，”圣-约斯特笑了笑。“我被你损到骨髓了。因为你就是这么个人，你的观点我一直渴望得到，难道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因为你就是这么个人，少了你，贵族的晚宴就不算圆满，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圣-约斯特转过身去跟罗伯斯庇尔说话了。“为什么你就不能客气一点呢？”露西尔低语道。

卡米尔耸耸肩头。“作为朋友，我向来说话客气。可是他现在是在跟编辑谈话，不是在跟朋友谈话。他要我在报纸上刊登一篇文章，吹捧他的才华。他不要我的个人看法，他只要我的专业看法。因此，他就得这么着对付才是。”

“出了什么事？我原以为你喜欢他呢。”

“他还行。他变了。他过去一向是想出疯狂的计划，之后，因为跟女人的问题陷入了麻烦。可是，你现在看看他，他已经变得如此严肃庄重了。我希望路易·苏鲁能看到他，他是个痛苦的革命者的好榜样。他是个共和派，他说。我可不喜欢生活在他的共和国度。”

“也许他不会让你活着的。”

后来，她听到圣-约斯特对罗伯斯庇尔说，“他是个轻浮之人。”

她思考这个词的意味。她把这个词与令人傻笑的夏天野餐联系在一起，或者把它与充满花边新闻、带香槟的剧院晚餐联系在一起：那些沙沙作响、身上热烘烘的、脸上还带妆的女演员坐到她的旁边，说，我看得出，你们情深意切，他真英俊啊，我希望你们将来幸福美满。她以前从没听到过这句话被当成指控被人说出，而且话中还充满了威胁和鄙视。

那年，国民大会让主教和神父当上了政府官员，薪水由国家支付，也是受到选举的影响，最后还要求他们宣誓效忠新宪法。对有些人而言，强迫神父们做明白无误的选择似乎是个错误；拒绝就意味着被视为不忠，而且危险。大家都赞成（在她母亲小小的午后沙龙里），宗教矛盾才是国家可能被释放出来的最危险的力量。

时不时地，她母亲会为新的事态进展唉声叹气。“生活将如此寡淡无味，”她抱怨道。“宪法啦，崇高思想啦，贵格信徒的帽子啦。”

“亲爱的，你想得到什么呢？”丹东问她。“骑术学校里的羽毛和宏大的激情？市政当局里的伤害残杀？爱情还是死亡？”

“哦，让你发笑了。我们浪漫的抱负已经受到了激励。这里是革命，卢梭精神化成了肉身，我们觉得——”

“唯有视力有缺陷、带乡下口音的罗伯斯庇尔先生。”

“唯有许多讨论他们银行资产负债平衡表的人们。”

“谁一直在跟你闲谈有关我的事？”

“丹东，高墙和门岗都在谈你。”她顿了一下，抚摸着他的胳膊。“把有关情况告诉我，好吗？你不喜欢马克西吗？”

“不喜欢他？”他露出惊讶的样子。“我不这么认为。他让我感到有些不安，就这么一点。他的确好像给每个人都制定了很高的标准。你就是他岳母，将来你能努力达到那些标准吗？”

“哦，那件事嘛——还没确定下来。”

“难道阿黛乐就不能拿定主意？”

“事情倒是，这个问题还没提。”

“那么，这是他们所谓的心心相印了，”丹东说。

“我吃不准马克西是不是觉得他问过她了——哦，不，我必须拒绝评论。你没必要那样把眉毛扬起来嘛。不过就是个女人嘛，她怎么能说一个代表懂什么？”

“哦，我们现在已经再也没有‘不过是个女人嘛’这句话了。上个星期，你的两个未来的女婿在辩论中把我打败了。有人告诉我，女人在每一个方面都与男人平等。她们只需要机会。”

“是啊，”她说。“所有这一切都已经被那个小小的、固执己见的家伙路易丝·罗伯特启动了，她其实并不知道她在倡导什么样的事业。我看不出为什么男人竟然把时间花在为了女人与他们平等这个辩论上。这好像跟他们的利益对立嘛。”

“你知道，罗伯斯庇尔保持中立。向来如此。卡米尔告诉我，我们非得给妇女选票。我们马上就要在骑术学校给她们选票，让她们戴黑帽子，到处拖着文件箱，就收税制度不停地唠叨。”

“生活将会更加寡淡无味。”

“别担心，”他说。“我们也许还要有场肮脏的、小小的悲剧呢。”

因此，这场革命有其自身的哲学吗，露西尔在心里纳闷，这场革命将会有前途吗？

她不敢问罗伯斯庇尔这个问题，否则，他要就普遍意志的问题花上一个下午对她演说；否则，卡米尔也是如此，她担心，他会就罗马共和国的进程向她深思熟虑、内容连贯地说上两个小时。于是，她问丹东。

“哦，我认为这场革命有其哲学，”他一本正经地说。“抓住你能抓住的机会，之后，见好就收。”

1790年12月：克劳德改变了主意。他是在呈现凶兆的十二月份的某一天改变主意的，那时候，铁色的云团因为有雪而显得大腹便便的样子，在啃啮城市的屋顶和烟囱。

“我只是再也没法忍受了，”他说。“在我完全为此操劳累死之前，让他们结婚吧。威胁啊，眼泪啊，承诺啊，最后通牒啊……我再也无法忍受一年这样的状态了，就算一个星期，我也无法忍受得了。很久以前，我就应该比现在要坚决得多的——可是，现在太迟了。安莱特，我们只好从最好的地方作打算。”

安莱特走进女儿的房间。露西尔在潦潦草草地写着什么。她抬起头，先是一惊，继而感到内疚，然后用手捂住作品。一块墨迹斑点在纸上越来越大。

当安莱特把这消息告诉她时，她直愣愣地注视着她母亲，把黑幽幽的眸子睁得大大的，几乎无法理解。“就这么简单？”她低语道。“克劳德只是改变了他的主意，一切都会顺利吗？不管怎么样，我已经开始考虑，事情比这还要复杂得多。”她转过头去。开始哭了。她把头埋在日记本上，任泪水流淌在那些禁忌的词语上：就让泪水把段落变咸，就让泪水把字母变成液体吧。“哦，真是如释重负，”她说。“真是如释重负啊。”

她母亲站在她身后，握住她的肩，不经意地，但是含有报复性地拧了一拧。“所以，你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了。也让我们别再听到你跟丹东说的那些废话了。现在，你就好自为之吧。”

“我会成为模范的，”她坐得笔直。“那么让我们筹划一下。”她用手背揩了揩面颊。“我们马上就把婚事办妥。”

“马上？不过，你要想一想人家会怎么说。此外，现在是基督降临时期。在基督降临期间，你们不能结婚。”

“我们会处理好的。至于人家会说三道四，那是他们的事。我犯不着为此烦恼。这我无法控制。”

露西尔一跃而起。她似乎再也无法保持优雅了。她跑着穿过了屋子，一路笑啊，哭啊，然后砰地把门关上。卡米尔到了。他好像被弄糊涂了。“为什么她在额头上点了墨水？”他问。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作是第二次洗礼，”安莱特说。“或者看成是用神圣之油涂好的与共和国一样的事物。我亲爱的，毕竟，你们生活中已经有过这么多的墨水了。”

事实上，卡米尔的衣袖上有块墨迹。他的样子很像是个刚刚写完社论、正在为排版工人如何处理制模而发愁的人。有这么一度时期，他称马拉为“自由之信徒”，可这个名称结果却变成了“自由之叛徒”。马拉一到办公室，就勃然大怒，口吐白沫……

“瞧，杜普莱希斯先生，对此你有把握吗？”卡米尔说。“像这样的好事轮不到我。这可能是个失误吧？一种印刷错误吧？”

安莱特无法阻止这些形象——她不要它们，但却无法阻止它们。当她风风火火地在这房间到处走动的时候，她的裙子沙沙地发出声响，在对卡米尔说，从她的生活中走开吧。啪啪击打着窗户的豪雨啊。还有那个吻啊，那个本会结束的十秒钟的亲吻啊，假如露西尔没进来，门锁好，坐在那张长沙发上，带着某种有失风雅的惬意。她把目光投向那张沙发，那件同样的家具，现在用褪色的蓝天鹅绒装上了软垫。“安莱特，”克劳德说，“为什么你看上去这么气愤？”

“我没气啊，亲爱的，”安莱特说。“我在享受美好的一天。”

“真的吗？如果你这么说，啊，那才真是女人！”他满怀深情地说，还一边看着卡米尔，想要跟他串通一气。卡米尔呢，冷冷地瞅了他一眼；又说错话了，克劳德心想，忘了他的意见。“露西尔好像对自己的感情同样感到困惑。我希望——”他朝卡米尔走近。他好像要把一只手放到卡米尔的肩上，可是，在空中晃了一下，又松松垮垮地落在身体的一侧。“哦，我祝愿你们幸福。”

安莱特说，“卡米尔，亲爱的，你的公寓很不错，不过我期望你会搬到某个更大的地方去？你会需要更多的家具——你要这张长沙发吗？我知道你一直对它情有独钟。”

卡米尔把眼睛垂下。“对它情有独钟？安莱特，我做梦都想要它。”

“我可以请人给它重新配只软垫。”

“请你别再这么想了。”卡米尔说。“就让它完全保持原貌吧。”

克劳德看上去有些不清头绪。“好，如果你想要谈家具，那么我索性让你谈吧。”他笑笑，一副殷勤的样子。“我必须要说，我亲爱的小伙子，你从没消停过吓唬人。”

奥尔良公爵说，“他们是吗？那不是挺好的吗？现在，我可从来没有得到过好消息，你知道吗？”前几个月，露西尔曾经被带到这儿来让他检查。他让她通过了。她有格调，几乎是英国女人的格调。在狩猎场见到她一定很好。那副甩头的姿态，那个丰满的脊背。我要给他们一份大礼，他下定了决心。“拉克洛，我的那栋多余的、在镇上的房子怎么样，就是那个带花园、稍微寒碜点儿、有十二间卧室的房子？在什么大街的角落的？”

“哦，好极了！”卡米尔说。“要听到我爸爸说什么话了，我都等不得了。我们要拥有这栋挺不错的房子！有很多房间可以摆这张长沙发了！”

安莱特用手抱住头。“有时候，我失去希望，”她说。“假如你没有这么多人照顾你，你会出什么事吗？卡米尔，想一想。你怎么能从公爵那里接受一栋房子，这是他想到的最大、最显眼的贿赂吧？难道这不会是一丝的妥协？难道这不会招来保皇派的报纸上登上一到两段的文字？”

“我认为是这样，”卡米尔说。

她叹息了一声。“就是问他要现金。现在，至于说房子，过来看一看。”她把位于皇后镇的物业平面图铺摊开。“我一直在为一栋小房子绘制草图，我想为你建的。我原先觉得，这儿，”她用手指了指，“在椴树大道的尽头。”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看中假期呀，还有，我不想让你和克劳德在同一个屋里互相耻笑，保持大有深意的沉默。这敢情像是要把周末的郊游带到炼狱去一般。”她把身子弯在绘图上面。“我一直想要设计一个小小的村舍。当然，凭我这个业余设计者的热情，我也许会遗漏一些重要的地方。别担心。我会记住把你安置在一个漂亮的房间里。当然，你不会成为流放犯人。不，来了情绪的时候，我会过来，长途跋涉到这儿来看你。”

她笑了。他看上去是多么矛盾啊。在恐惧和快乐之间，他难以抉择。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将非常有意思，她心想。卡米尔有一双最不寻常的眼睛：深灰色，几乎黑到了人眼睛能有多黑它们就有多黑的程度，眼睛的虹膜几乎与瞳孔融为一体。现在呢，它们好像正在注视着未来。

“在圣-索尔庇斯，”安莱特说，“忏悔在三点钟进行。”

“我知道，”卡米尔说。“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我捎了个信给神父潘斯蒙。我认为提醒他一下算公平。我告诉他三点整等我，可我不会每天都干这类事，我也不希望人家让我等他们。来吗？”

“订辆马车。”

教堂外，安莱特正在跟她的车夫说话。“我们会，我们多久会到？你喜欢长时间的忏悔吗？”

“我实际上不会忏悔什么的。也许就是几个象征性的小缺点吧。三十分钟够了。”

一个穿黑外套的男人在后台踱着步，腋下夹着一只文件夹。钟声敲响。他朝他们走近。“正好三点，德穆兰先生。我们可以进去吗？”

“这是我的律师，”卡米尔说。

“什么？”安莱特说。

“我的律师，公证处的。他精通教会法。米拉波推荐的。”

此人看上去兴高采烈。她心想，你还在跟米拉波会面，这多有意思。不过，她对这个想法感到有些不爽。“卡米尔，你带你的律师跟你一起去做忏悔吗？”

“非常明智的提醒。任何严肃认真的有罪之人都不该忽略这一点。”

他拽着她，用一种非教堂式的步子闯过了教堂。“我只跪下，”她边说，边把身子朝边上斜侧过去，要从他那里挣脱。这里一片寂静。一群老太在祈祷昔日岁月能够重回。一只小狗蜷缩着，在打呼噜。这位神父似乎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把自己的声音压低些。“是你，是吗？”他说。

卡米尔对公证人说，“记下。”

“我没想到你回来，我得说。我得到你的音信时，以为这是玩笑。”

“肯定不是玩笑。像大家一样，我必须处于仁慈状态，是吗？”

“你是天主教徒？”

一时语塞。

“你为什么要问？”

“因为，如果你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能给您施行圣礼。”

“那行。我是天主教徒。”

“你不是已经说过——”安莱特听到神父清了清喉咙——“你不是已经在报纸上说过，穆罕默德宗教和耶稣基督宗教一样非常有效吗？”

“你读过我的报纸？”卡米尔听上去满得意的样子。沉默。“那么，你不让我们结婚？”

“直到你公开宣称你信仰天主教时，我才会让你们结婚。”

“你没有权利那样要求。你必须把我的话当回事。米拉波——”

“从何时开始，米拉波做教堂神父了？”

“哦，他会喜欢那样的，我会告诉他。不过，神父，还是改变一下你的主意吧，因为我爱起来的时候满恐怖的，我不会像你一样循规蹈矩，让我们在教堂结婚总比让我们把教堂烧掉要好。”

“虽然我们在谈圣·保罗话题，”神父说，“不过我不妨提醒你一下，所有统治权力皆由上帝赋予？任何抵制权力之人都是抵制上帝之法令，而且抵制之人将遭天谴。”

“是吗，那好，在那方面，我倒要冒险试试看，”卡米尔说。“正如你非常熟悉的——看到十四行诗——不信天主教的丈夫由他妻子帮助他洗净罪孽。如果你打算阻挠，我要把这件事提交给宗教委员会。你不过是在你兄弟的道路上放置了一块绊脚石，或者制造了一个让人跌倒的机会。你不该诉诸法律，相反，因为蒙骗，你应该自受痛苦。看一看第六章。”

“那是关于对待不信者诉诸法律的情况。天主教桑斯总教区代理主教不是不信之徒。”

“你知道你错了，”卡米尔说。“你以为我是在哪里接受教育的？你以为跟我谈论这类垃圾东西你就可以把我收拾了？没门儿，”他对他的律师说，“这一点你不必记下。”

他们露面了。“把这一点划掉，”卡米尔说。“我正急着有事。”

公证人看上去缩头缩脑的。“在这一页的抬头写上‘照L·C·德穆兰律师婚姻的庄重仪式去做。’那就对了，在下面划几条线。”他搀住安莱特。“你刚才祈祷了吗？”他说。“立刻拿到委员会那里，”他转身回头说道。

“没有教堂，”露西尔说。“没有神父。有意思。”

“天主教桑斯总教区代理主教说，我要为他的年收入减少了一半这件事负责任，”卡米尔说。“他说，他的城堡被烧塌不是因为我的缘故。阿黛乐，别咯咯咯地笑了。”

他们围坐在安莱特的客厅里。“哦，马克西米连，”卡米尔说，“你擅长解决别人的问题。你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一下。”

阿黛乐努力使自己镇定。“难道你就没有一个听话的神父？找一个你上学期间在一起的人就是。”

罗伯斯庇尔抬头望了望。“肯定，可以说通巴拉尔蒂尔吗？他是我们的最后一位校长，”他解释说，“在路易大帝高中，现在他在国民大会任职。肯定，卡米尔……他过去一直喜欢你。”

“现在他看到我的时候，总是笑笑，好像在说，‘我早就料定你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了。’他们说，他将拒绝对宪法宣誓，你知道。”

“那倒没有关系，”露西尔说。“假如有机会的话……”

“根据这些条件，”巴拉尔蒂尔说。“你在你的报纸上做一个关于你的信仰的公开宣告。你别在那个出版物上讽刺教会了，还有，你从报上把它一贯亵渎神灵的语气删掉。”

“那么，我要靠什么谋生？”卡米尔问。

“当你决定要利用教堂的时候，你没预见到这是愚蠢行为啊。不过，那时候，你规划人生从来不会提前十几分钟。”

“根据保证的这些条件，”神父潘斯蒙说。“我会让神父巴拉尔蒂尔为你们在圣-索尔庇斯证婚。不过，如果我本人做这件事，我要遭到天谴。我觉得神父在犯错。”

“他是个冲动型的家伙，”神父巴拉尔蒂尔说。“有朝一日，他的冲动会把他引领到正确的方向上来，难道不是那样，卡米尔？”

“难就难在，在新年之前我不考虑出版一期报纸。”

神父们互相交换了眼神。“那么，我们就期待看到1791年第一期的声明了。”

卡米尔点了点头。

“承诺了？”巴拉尔蒂尔说。

“承诺了。”

“你撒起谎向来出奇地轻松自在。”

“他不会的，”神父潘斯蒙说。“我们原本该说，声明第一，结婚第二。”

巴拉尔蒂尔叹了口气。“有什么用呢？良心是不能强迫的。”

“我相信代表罗伯斯庇尔也是你的学生？”

“有段时间是。”

神父潘斯蒙朝他看了看，仿佛有人说，地震那年我就在里斯本。“你现在已经放弃教学了？”他问。

“哦，瞧，还有更坏的家伙。”

“我想不出还有谁，”神父说。

婚礼证人：罗伯斯庇尔、裴迪昂、作家路易-塞巴斯蒂昂·梅尔希尔，还有公爵的朋友，德·塞勒雷侯爵。这是一个富有外交策略的精心选择，这些人既代表了国民大会的左翼人士，也代表了文学机构，还代表了奥尔良派的有关人物。

“你不在乎，是吗？”卡米尔对丹东说。“真的，我认为拉法叶特到场，还有路易·苏鲁，马拉，以及那位公共行刑者。”

“当然我不在乎。”毕竟，他心想，我会是别的事情的见证人。“现在你要有钱了吧？”

“奁资是十万里弗赫。还有些非常贵重的银器。别那样看我。我得一直为之卖命工作。”

“你会对她忠诚吗？”

“肯定。”他看上去一副惊愕的样子。“什么话。我爱她嘛。”

“我只是好奇而已。我原以为，有份意向声明书也许就不错了。”

他们在科德利埃大街上租了一套位于二楼的公寓，和丹东一家成了隔壁邻居。在12月30号这天，他们为百名客人举办了婚宴早餐。黑乎乎、冷飕飕的天既充满好奇又充满敌意地用鼻子顶着被灯光照亮的窗户。凌晨一点钟的时候，他们不知不觉地发现，只剩他们自己了。露西尔还穿着她那件粉红色礼服，礼服现在有些起皱了，上面还有一点黏糊糊的斑块，那是几小时之前她把一杯香槟酒泼在自己身上的那个地方。她把身子陷入了蓝色长沙发里，踢掉鞋子，坐着。“这一天真够忙乎的！在圣母年鉴里，有过这样的事吗？我的天哪，一排排人在嗅鼻子，在嘟嘟囔囔，我妈妈哭啊，我爸爸哭啊，然后就是老巴拉尔蒂尔那副德行，当众对你进行训导；你呢，也在哭，在教堂长凳上没哭的巴黎那一半人，站在外头的大街上高喊口号，他们说三道四，色眯眯的。然后——”她的声音说到后头消失了。那天的兴奋和恶心，像浪头一样，一波又一波地冲刷着她。她心想，身处大海可能就是这番滋味儿吧。卡米尔好像在距离她很远很远的地方跟她说话：

“……我从来没想到，这样的幸福与我会沾上边儿，因为两年之前，我一无所有，可现在，我有了你，我有了让我活得体面、活得像模像样的财产了，而且我还出了名……”

“我喝得太多，”露西尔说。

她回忆那天的仪式时，一切似乎都是朦朦胧胧的，所以，她认为，也许就是到了这个时刻，她还是觉得自己喝得太多，在刹那间的惊慌中，她在纳闷，我们结婚合适吗？醉酒就是无能吗？上个星期，我们查看公寓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呢？我那个时候相当清醒吗？公寓在哪儿呢？

“我觉得他们永远不会走，”卡米尔说。

她抬起头，望着他。她一直想要说的那些话语，都到哪儿去了呢；为了这个时刻，她一直进行的那些演练，四年的演练哪，都到哪儿去了呢；现在，这个时刻到来了，她却只能极力在脸上挤弄出怪兮兮的笑容。她强迫自己把眼睛睁大，防止房间旋转，之后再把眼睛闭上，任由它旋转。对着长沙发，她摆出脸色，要征服它，然后舒适地把膝盖压在身子下，之后，像圣-索尔庇斯教堂的狗一样，发出一声细细的心满意足的嘟哝声。她睡了。一个好心好意的人轻悄悄地把一只手塞到她的面颊下面，然后用一只垫子换了手。

“针对这些可怜的神父，如果我不坚持他们对宪法宣誓，”国王说，“你们听着，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调整了一下眼镜，接着念了下去：

“……成为民众自由的敌人、狡猾的阴谋家、最贪生怕死的伪君子、毫无尊严、不知廉耻的亲王、最为下贱的人……”他突然停住，把报纸放下，对着上面绣有王室武器的手帕，这是他的最后一块了，使劲地打了个喷鼻。“马拉医生，也祝你新年愉快。”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