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选民苏勒先生一个人在巴士底狱的高墙上。临晚早些时候，他们过来找他，说，拉法叶特要用你。他们说，德·劳内已被害死，所以你就是临时狱长了。哦，不行，他说，为什么我呢？

定定神，伙计，他们说；不会再有麻烦了。

凌晨三点。在高墙上。他已经让困乏的护卫回去了。夜的黑暗像个粗野、缺少优雅风度的人：身体总是对着绝灭在渴求着。位于他下面的圣-安东尼教堂那边，一只狗对着天上的星星在痛苦地哀号。在他左边老远的地方，在墙上的托架里头，正在燃烧的一支火把在虚弱无力地用舌头舔着黑暗：照亮了滑腻腻的石头，还有这些正在哭泣的鬼魂。

耶稣啊，马利亚啊，约瑟夫啊，在此刻和在我们死亡的那个时辰，帮帮我们吧。

他在盯着一个人的胸脯看，此人持有一支火枪。

应该要有一场争斗了，他在心里胡思乱想，你应该说，谁到那里，朋友呢，还是敌人呢？如果他们说“敌人”，而且不断地过来，结果会怎样呢？

“你是谁？”胸脯说。

“我是狱长。”

“狱长已经死了，整个人被剁成了细细的肉末。”

“这我听说了。我是新狱长。拉法叶特派我来的。”

“哦真的？拉法叶特派他来的，”胸脯说。黑暗中传来了窃笑声。“让我们看看你的委任状。”

苏勒把手伸进外套：把在这些紧张时刻一直挨着心口放着的那张纸递给了他们。

“在这样的灯光下，你还怎么指望我看它？”他听到纸被揉搓的声音。“对，”胸脯鄙夷不屑地说。“我是科德利埃区市民民兵营的德·安东上校，我现在就逮捕你，因为在我看来，你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人物。市民们，履行职责。”

苏勒张开了嘴巴。

“喊也没用。我已经查过岗哨。他们喝醉了，睡得像死过去了一样。我们把你带到我们区的总部。”

苏勒朝黑暗中瞥了一眼。德·安东上校后面至少有四个武装人员，或许，阴暗处还有更多。

“请你不要考虑反抗。”

上校的声音文绉绉的，而且说得蛮到位的。这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保持镇定，苏勒冷静地对自己说。

他们拉响了圣-安德雷艺术影院的警报。几分钟之内，已有一百号人上了大街。如德·安东一向所言，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区。

“再小心不过了，”法布尔说。“也许我们该毙了他。”

苏勒一遍又一遍地说，“我请求把我带到市政大厅去。”

“求什么求啊，”德·安东说。旋即，他好像突然计上心头。“好。就去市政大厅。”

这是一趟多事的行程。他们只好坐敞篷马车，因为再也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可坐了。有人已经（或者还在）在大街上了，科德利埃的市民需要帮忙，这对他们来说是明摆着的。他们顺着马车的这一侧一边跑，还一边高呼，“绞死他。”

等他们到了，德·安东便说，“这跟我所想的差不多。市政府已经落入那些抛头露面并说‘我负责’的人手中了。”现在，有好几个星期了，一个非官方的选民机构一直自称是公社，也就是市政府。国民大会的白力先生，曾经主持过巴黎进行的选举，成了组织的灵魂人物。诚然，到昨天为止，还有巴黎的一位宪兵司令，那是王室任命的；但是，当他们结果了德·劳内的性命之后，暴民把他也给杀了。现在，是谁在管理这座城市？是谁在掌握公章大印？这是天亮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拉法叶特侯爵早已回家上床睡觉了，一名官员说。

“现在是睡过去的美好时光啊。把他从床上弄下来，到这儿来。我们该想什么呢？一班巡逻的市民们下床去巡视那座为之付出了高昂代价才从暴君手中夺得的巴士底狱——他们发现这名卫兵因为酗酒变得更坏了，而且，此人都不能把自己身份解释清楚，却声称负责巴士底狱。”他转身面对手下的巡逻人马。“应该有人对人民交代。大家会以为要数死人骨头了。嘿，也许有不少无助的受害人还套着枷锁被关在地牢里呢。”

“哦，他们都有说法，”这位官员说。“那里只有七个人，你知道。”

不管怎么说，德·安东心想，住宿总可以处理的。“那些囚犯的东西呢？”他问。“我本人曾听说过，二十年前，有张台球桌被人搬进去，从此再也没有给搬出来。”

从后面的几个人当中传出了笑声。这位官员感到茫然，拼命在凝视。德·安东的情绪刹那间冷静了下来。“找拉法叶特，”他说。

约勒·巴雷从文秘工作中解脱出来了，朝着黑暗咧嘴笑了笑。灯光在沙滩广场上闪耀。苏勒先生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到大灯笼上面去了——一只巨大的、用铁做的墙支架上面，有盏灯在摇来晃去。在那地方，没多少个小时之前，德·劳内侯爵被割下的人头像足球一样到处被人踢着。“祈祷吧，苏勒先生，”德·安东愉快地建议道。

拉法叶特出现时，天已经亮了。德·安东失望地看到他准确无误地到场；不过，他刚刚刮过的脸沿着颧骨那儿变红了。

“你知道现在几点吗？”

“五点钟了吧？”德·安东说，一副乐意帮忙的样子。“只是猜测而已。我向来认为士兵在夜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随时准备起身。”

拉法叶特转身过去了片刻。他握紧拳头，对着红手指一般的天空抬眼仰望。他转回身时，声音清脆而又和蔼地说，“对不起。那不是问候你们的办法。德·安东上校，是吗？科德利埃区的吗？”

“将军，还有您的一位伟大的仰慕者，”德·安东说。

“多么友善。”拉法叶特好奇地凝视着这个新世界给他带来的这位下属：身材魁梧、肩头宽阔、脸上带疤的男人。“我不知道有这个必要，”他说，“不过，我认为你只是在尽你——所能。”

“我们将努力使我们的付出达到完美，”德·安东上校坚定地说。

有一刹那，一个怀疑的念头在将军的脑海中划过：他快成了开玩笑的受害对象，是不是可能呢？“这是苏勒先生。我正式说明他的身份。苏勒侯爵拥有我的全部权力。是的，当然，我将给他一份新的任命书。这样好吗？”

“这样好，”德·安东立刻说。“不过将军，只要是你，任何时候，对我来说，都行。”

“我现在要回家，德·安东上校。如果你与我之间的事务已经全部结束的话。”

上尉没明白其中的讽刺意味。“睡个好觉吧，”他说。拉法叶特敏捷地转身，心想，我们真的必须决定一下我们是否要敬礼了。

德·安东把他的一行人马掉头转回到河那边，眼睛发亮。加布丽艾尔还在家里等他呢。“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表示主动积极，是吗？”

“你恰恰让拉法叶特感到厌烦了。”

“我就是那意思。”

“这不过是这里周围的人喜欢玩的那种游戏而已，”巴雷说。“我应该认为，他们真的会让你做民兵上尉的，德·安东。而且，我应该认为他们会选你当该区的主席。毕竟，大家都了解你嘛。”

“拉法叶特了解我，”德·安东说。

从凡尔赛传过来消息：赖克尔先生被召回了。白力先生被指定为巴黎市长。印刷商莫姆诺夜以继日地工作，给卡米尔的宣传册子定好了印模。建筑承包商被带过来拆毁巴士底狱。人们把巴士底狱的石头当成纪念品一块一块地拿走了。

移居他国开始了。孔代亲王匆匆忙忙地离开这个国家，律师的账单和很多其他账单都没支付。国王的哥哥阿特瓦斯也走了。王后的宠信珀利拉克一家子也走了。

7月12号，白力市长坐着花团锦簇的马车离开凡尔赛宫，上午十点抵达市政大厅，旋即又往回出发，在一群达官显贵之中迎驾。他们走到消防泵那么远：市长、选帝侯、卫兵，还有摆在银碗里面的几把巴黎城的钥匙——就是在那里，他们还接待了三百名代表，以及正朝着另一条路游行过来的皇室队列。

“先生，”白力市长说，“鄙人把陛下您的良城巴黎的钥匙给带过来了。这些钥匙正是呈献给亨利四世的那些钥匙。他重新征服了他的子民，不过，今天子民重新征服了他们的国王。”

这话听上去毫无策略，不过他的本意还是友善的。即席鼓掌。区域联防民兵沿着街道两边排列。拉法叶特侯爵走在国王马车的前头。礼炮已经鸣响。国王陛下从马车上走下来，从白力市长手里接受了国家的新三色帽章：代表君主的白色已经被加进红、蓝两种颜色中去了。他把帽章系在自己的帽子上面，人群中发出一片欢呼。（在离开凡尔赛之前，他已经许下意愿。）他沿着市政大厅的台阶，在用剑搭成的拱顶下面朝上走。疯狂的人群在他四周推推搡搡地向他靠近，要来摸他，看看他是否跟别人摸起来感觉一样。“国王万岁，”他们高呼。（王后已经不再指望见到他了。）

“随他们去吧，”他对士兵们说。“我相信他们真的喜欢我。”

正常生活的某些迹象逐渐显现。商店重新开门营业。有位老汉，干瘪枯萎，骨瘦如柴，胡须髯长花白，在全城游行，他对每条街上闲逛的群众都要挥手。他叫怀特少校——也许是英国人，也许是爱尔兰人——没有人知道他在巴士底狱被关过多久。他好像对自己得到别人的注意感到开心，虽然每次被问及他被囚禁的环境时，他总是哭。碰上哪天天气不好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碰上哪天天气好的时候，他说，他对尤利乌斯·恺撒大帝负责。

1789年7月，在巴黎进行的德诺审查如下：

被问及他是否用这把刀肢解了德·劳内先生的头时，他回答说，用的是一把黑色的刀子，一把更小的刀子；当有人对他说，用这么小而不堪一击的工具不可能把头砍下时，他回答道，就他作为厨师的身份而言，他已经学会如何用刀处理猪肉了。

1789年8月18日

西敏寺桥 阿斯特雷圆形大剧场

（在斯宾纳库塔先生表演绳索舞蹈之后）

一次全新的精彩绝伦的场面

法国大革命

从7月12日星期天到7月15日星期三（包含在内）

名叫

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的巴黎

展示前所未有的、一场气势最为宏大、最不寻常的娱乐

根据真正的事实

包厢3苏币；舞台前排2苏币；顶层楼座1苏币；顶层楼座边上6丹尼尔

五点半开门，六点半钟准时开演；

在孔代大街，卡米尔现在成了不受欢迎之人。来来往往，他只好靠斯塔尼拉斯·弗雷农给他捎些音信，给露西尔传递他的感情（和书信）。

“你瞧，”弗雷农对他说，“假如我对情况理解正确的话，她爱上你是因为你高贵的精神品质。因为你这么敏感、这么高尚。因为——如她相信的那样——你处在与我们这些更粗鲁不堪的凡夫俗子相距甚远的不同星球上。可现在发生的情况呢？结果你成了街上四处冲击、浑身是泥是血、蛊惑人心并荼毒生灵这么一种人。”

德·安东说，弗雷农正“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试图为自己打扫战场”。他的口气是嘲讽性的。他还引用伏尔泰评论“兔子”父亲的话说：“假如有蛇咬到弗雷农，那条蛇将会死。”

真实情况是——不过，弗雷农是不会提到这一点的——露西尔比任何时候对他更加痴迷了。克劳德·杜普莱希斯依然相信，如果能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合适的人选，这种痴迷她会克服掉的。可是找一个对她稍感兴趣的人，他做起来还真难；如果他觉得他们俩都合得来，接下来就是，她觉得不合适。有关卡米尔的一切都令她激动兴奋：他的名声不好啦，他有貌似天真的小怪癖啦，还有他容易激动的心智状态啦。最令她兴奋的还是这个事实：他突然出名了。

弗雷农——这位家庭老朋友——在露西尔的身上看出了这种变化。一位奶油点心式的漂亮小姐变成了一名富有闯劲的年轻女子，满嘴跑出来的都是政治术语，眼里闪烁着知心会意的光芒。当她到了那儿的时候，在床上表现好一点，弗雷农心想。他本人有了妻室，一个对他的事业格局来说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的守家女人。在这些日子里，发生什么事情皆有可能，他心想。

可惜的是，露西尔已经学会叫他“兔子”这个荒唐的方式了。

卡米尔的觉睡得不多：没有时间。睡着的时候，做的各种各样的梦又使他精疲力竭。他特别梦见全世界的人都去参加一场聚会。聚会场景令人奇怪的是沙滩广场——安莱特的客厅——小乐厅。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出席了这场聚会。安琪莉可·夏庞蒂尔在与埃罗·德·塞谢尔交谈；他们在比较有关他的记录，破除他虚构的东西。来自吉斯的苏菲，十六岁那年他跟她睡过觉，正把所有发生过的事告诉拉克洛。拉克洛掏出自己的笔记本；佩林先生就在他身边，用律师的大嗓门喊着要求大家注意听他讲话。那位假笑的、黏黏糊糊的代表裴迪昂跟已经死去的巴士底狱狱长手挽手在一起；德·劳内在四处扑腾，因为缺了人头，徒劳。他的老校友路易·苏鲁在大街上跟安妮·戴洛瓦妮争吵不休；法布尔和罗伯斯庇尔正在玩儿童游戏；争论停止的时候，他们已经冻得像雕像一样了。

要不是每晚都出去吃晚饭，他本会对这些梦有所顾忌的。他知道这些梦包含了真相；他生命中的所有人此刻正走到一起。他对德·安东说，“你觉得罗伯斯庇尔怎么样？”

“马克西？是个非常出色的小家伙。”

“哦，不，你不可以那么说。他对自己的身高敏感。不管怎么说，我们一起上学的时候，他总是这样。”

“好好，”德·安东说。“那么就这样想，他非常出色。我可没功夫对别人的虚荣心说话还缩头缩脑的。”

“你怪我没有策略。”

“你想要开始争辩？”

因此，他从来没有摸准德·安东对罗伯斯庇尔的看法。

他对罗伯斯庇尔说，“你觉得德·安东怎么样？”罗伯斯庇尔摘下眼镜擦了擦。他在思考这个问题。“非常令人愉快啊，”他最终说。

“可是你真的觉得他怎么样？你说话闪烁其词。我的意思是，你恰恰认为人家并不令人愉快，那是你的全部看法，肯定？”

“哦，你行，卡米尔，你行啊，”罗伯斯庇尔轻轻地说。

因此，他也从来没有摸清罗伯斯庇尔对德·安东的看法。

以前的部长弗龙曾在闹饥荒的时候说过，如果人民挨饿，他们可以吃草。或者据认为是这样说的吧。这就是为什么——理由够充分的了——7月22号这天，他在沙滩广场跟观众在一起的原因。

有人保护他，不过，这一帮人数不多但是凶恶无比的群众已经算计过他，要把他抢走，这好像有可能。拉法叶特赶过来跟他们讲话。他一点都不希望妨碍人民的正义；不过，起码弗龙应该得到公正的审判。

“对于这三十年来一个一直受到指控的人来说，”有人高呼道，“审判有何用处？”

弗龙老了。自从他大胆说出自己的名言，距今已有很多年了。为了逃避这种命运，他一直躲躲藏藏，散布自己已经离世的谣言。据说，关于装满石头的盖棺入殓葬礼仪式都已经办好。被他们追踪、逮捕之后，他现在哀求地看着将军。从狭窄的街道朝市政大厅向外，传来了低低的轰轰轰的声音，这个声音，巴黎此刻辨别得出是行进的脚步声。

“他们正在汇合，”有个助手向将军报告说。“一方面是从皇宫过来的；另一方面是从圣-安东尼教堂过来的。”

“我知道了，”将军说。“在头两侧我可以听到。多少人？”

没有人能够估计得出来。人太多了。他看着弗龙，没有表示出多少同情。他手头没有兵力；要是城市当局想要保护弗龙，他们自己会采取措施的。他瞥了助手一眼，轻微地耸了耸肩。

他们用草连续不断地抽打弗龙，在他背上绑了一捆，在他嘴里塞满了一把。“把这些好草吃光，”他们在逼迫他。他嘴里塞满了尖利的草茎，被拖到沙滩广场的另一头，就在那儿，有人把一根绳子抛到朝外突出的灯笼铁支架上。有几回，在黄昏时分，只要那盏大灯来回地晃动，这位老人就会随之来回地晃动。之后，绳子啪地突然断了，他直直地坠落到人群中。一边挨打遭踢，一边他又被重新吊到空中。又一次，绳子断了。暴民们用手抓住他，小心翼翼地，不要打一下就让他一命呜呼。一个第三次的绳套在他死灰色的脖子上套好了。这一回，绳子牢靠。当他死了或者垂死的时候，暴民们把他的头砍下，挑在一把叉子的尖上。

与此同时，弗龙的女婿，巴黎省省长波希尔，已经在贡皮埃涅市被捕，正被押往市政大厅，因为惊恐，他目光呆滞。他被绑在车子里，从人群中经过时，他们用发酸的黑面包皮砸了他一身，之后不久，在被押往安布雷监狱的路上，他又被绑到了外面；在这之后不久，他被绑死了——也许是被勒死的，或者是被火枪子弹打死的，因为在这个时刻，有谁知道呢？也许，有人用剑开始朝他的颈部砍的时候，他还没死。过后才轮到把他的头戳在叉子上。两支游行队列汇合，叉子混合在一起，来回地摇晃，有人把几个割下的头颅鼻子对着鼻子。“亲吻爸爸吧！”暴民们高呼。波希尔的胸膛被锯开，心脏被掏出，被一支剑刺穿后，送到了市政大厅，甩在白力的办公桌上。这位市长差点儿瘫倒在地。过后，心脏被带进了皇宫。鲜血从心脏里一点一滴地挤进一只玻璃杯中，然后人们把血喝掉。他们高唱：

如果聚会上缺了心，

那就算不上是聚会。

巴黎使用私刑的消息在凡尔赛引起了震惊，那里，国民大会正沉浸在关于人权的辩论之中。人们先是震惊，继而愤怒，最后抗议：就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当口，民兵在哪儿？一般认为，弗龙和他的女婿是粮食投机倒把分子，但是，在小乐厅和他们居家食品存储丰富的库房之间来回走动的代表已经和经常被称为“民众感情”的东西失去了联系。代表巴纳夫对他们这种虚伪感到深恶痛绝，于是问他们，“已经流出的这些血难道是纯洁的吗？”他们对此感到反感，于是他们高呼，用声音压倒他，这表明，在他们的头脑中，他是个危险分子。辩论恢复了；他们在专心思考起草《人权宣言》的框架。听到有些人在低声地说，国民大会应该首先起草宪法，因为权利是通过法律形式存在的；然而法理是个如此枯燥乏味的话题，而自由却是这么令人兴奋激动。

8月4日这天夜里，封建制度在法国不复存在了。子爵诺耶站了起来，因为情绪不稳，他的声音有些发颤，他把所有的财产全部无偿地奉送了——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因为他的绰号就是“失去土地”。参加国民大会的成员潮水般汹涌地站立起来，为宽宏大度纵情狂欢。他们抛弃了农奴、狩猎法、以实物缴纳的十一税，还有封建领主法院——喜悦的泪水从他们的脸上哗哗地直流而下。一名成员给大会主席递上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结束大会，他们已经失去自控”。可是，天堂之手无法阻拦他们，在喧嚣声中，人人竞相比赛，一个比上一个更加爱国，他们急切地说要放弃属于他们的东西，之后，更加急迫地说要放弃属于别人的东西。下面的一个星期，肯定，他们将要试着改变主张，可是这太迟了，来不及了。

卡米尔在凡尔赛四周游荡，摊开一张揉得皱皱巴巴的纸片，在夏日夜晚格外的沉寂之中创作了他不再小觑的随笔……

正是在那个夜晚，比神圣星期六还要漆黑的那个夜晚，我们从痛苦不堪的埃及枷锁中冲出来了……那个夜晚，恢复了法国人的权利，宣布了所有公民一律平等，一律可以平等地准入所有职位、所有场所和公共岗位；那个夜晚，把所有公务员的职位、神职人员和军事人员的职位，从富有之人、从出身高贵门第之人、从皇族贵胄之人的手中夺取过来了，根据任人唯贤的标准，把这些职位分给了作为整体的国家。那个夜晚，从国王太太的手中夺回了——她因为跟一位部长睡觉而得到的——两万里弗赫……现在，和印度群岛人做生意的机会已经向大家敞开。想要开店的可以开店；裁缝师傅、制鞋师傅、做假发师傅将会哭泣，但是，手艺上路的人将会欣喜，阁楼的窗户将会出现灯光……哦，对于大法院、文员、法警、律师、男仆而言，对于秘书、副秘书，对于掠夺者们而言，那却是一个灾难性的夜晚……可是，对于大家而言，那是一个美好的夜晚，真正美好的夜晚，幸福的夜晚啊，因为把这么多的人排斥在尊严和就业之外的无数障碍已经被永远甩掉了，今天，在法国人当中，除了存在德性和贤能之分，任何差别都不复存在了。

在一个漆黑酒吧里的漆黑角落之中：马拉医生驼着背，坐在桌边。8月4号是个令人作呕的玩笑，他说。

他面对摆在面前的手稿满面愁容。“真正美好的夜晚——我希望这是真的，卡米尔。可你是在制造迷思啊，你明白吗？你在把当下发生的事杜撰成传奇，一个革命的传奇啊。你清楚，只有在必要的地方，你才需要进行艺术化地处理——”他突然不说了。他瘦小的身体好像因为疼痛在一紧一缩的。

“你病了？”

“你病了？”

“没有，我只是喝得太多。”

“我觉得，是跟你的新朋友在一起喝的吧。”马拉蹑手蹑脚地坐回到长凳上，脸上依然保持着同样的紧张和不适表情。然后他想起卡米尔来了，手指在桌面上毫无节奏地轻磕着。“我们感到安全了，是吗？”

“没有特别的感觉。我得到了警告，我也许要被逮捕。”

“别指望法院讲客套摆样子。一个人拿着一把刀就可以在你身上干一件漂亮的活儿。或者在我身上。我打算要做的就是搬进科德利埃区。搬到某个我可以大声呼救的地方去。你为什么不也搬到那里去呢？”马拉咧嘴笑笑，露出令人恐怖的牙齿。“所有邻居都在一起。非常温馨舒服。”他把头弓在文稿上面，一边胡乱地翻阅，一边用食指在上面戳戳点点。“你下面说的话我赞同。要把像弗龙这样的敌人从人民当中清除，在别的时间，这要耗费人民多年的内战才能办到。而且，在内战的时候，无数人会死，是吗？因此，私刑完全能够接受。它们是人道的选择。你也许为了那种情操被迫受苦受难。别害怕把稿子送给印刷工人嘛。”医生若有所思地擦了擦自己扁平的鼻梁：这个动作、这个口吻是如此索然无味。“卡米尔，你明白，我们一定要做的就是砍头。我们耽误得越久，我们被人家砍头的可能性就越大。把这一点写上去。必要性就是杀害人民，砍掉他们的头颅。”

凭直觉，首先试探性地讨好别人。一、二：德·安东的手指在他的军刀手柄的圆头上面轻轻地磕了磕。邻居在他的窗户下一边跺脚走路、高声尖叫，一边手里挥着排列座次的计划。皇家音乐学院的管弦乐团正在调试声音。这是他出的一个好主意，雇佣他们，给这种场合来上一点情调嘛。当然，也应该有军乐乐队。作为这个区的主席和国民卫兵（正如市民民兵现在这么称呼自己一样）的一名上尉，他负责白天有关任务部署的全部事宜。

“你气色不错啊，”他对妻子说话了，连看都没看她一眼。新穿的制服弄得他浑身冒汗：白色马裤，黑色长筒马靴，蓝色束腰外衣，与白色形成了对比，猩红色的衣领证明是做得过紧了。外面，太阳把油漆都晒得翘起了。

“我请卡米尔的朋友罗伯斯庇尔今天过来，”他说。“可是他从国民大会抽不出时间来。非常认真。”

“那个可怜的男孩啊，”安琪莉可说。“我没法想得通，他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里。我对他说过，亲爱的，你难道就不念家吗？难道你就不思念你自己的家人吗？他说——尽管严肃认真地——‘哦，夏庞蒂尔太太，我思念我的狗啊’。”

“我倒蛮喜欢他，”夏庞蒂尔说。“他怎么跟卡米尔混在一起的，我真想不出来。喏，”他搓了搓手，“今天的头等大事是什么？”

“拉法叶特十五分钟之后要到这儿。我们都去参加弥撒，神父为我们的新团旗祈福，我们排队出去，把旗升好，从它旁边行进，拉法叶特站在周围，看上去像个总司令。我想，他会期待有人为他欢呼的。我应该觉得，即使是在这么个市侩的地区，也会有够多的傻瓜制造出一种体面的声势。”

“我还是吃不准我是否听懂了你的话。”加布丽艾尔的口气听上去愤愤不平。“民兵站在国王这一边吗？”

“哦，大家都站在国王这一边，”她丈夫说。“只是他手下的部长、侍从、他弟弟和他妻子，我们无法忍受。路易，人还是不错的，就是老朽昏聩。”

“可为什么人家说拉法叶特是个共和党人？”

“在美国他是个共和党人。”

“这里有共和党人吗？”

“很少。”

“他们会把国王处死吗？”

“天哪，不会的。我们把这种事情交给英国人吧。”

“他们会把他关在牢里吗？”

“我不知道。看到罗伯特太太的时候，你问问她就是。她是极端分子之一。要么卡米尔是。”

“所以假如国民卫兵站在国王这一边——”

“站在国王这一边，”他打断了她的话，“只要他不再妄想重新回到我们在7月份以前的状态就行。”

“是啊，我懂了。支持国王，反对共和党人。可是卡米尔、路易丝，还有佛朗索瓦，都是共和党人，是吗？所以，如果拉法叶特命令你逮捕他们，你会干吗？”

“好家伙，我不会。我不打算干他的脏活儿。”

之后，他心想，在这个区里面，我们可以成为约束自己的法律。我可以不当营长，不过他还是处于我的掌控之下。

卡米尔到了，气喘吁吁的，不过兴致很高。“没有比这再好的消息了，”他说。“在图卢兹，我的宣传册已经被那个公共行刑者烧毁了。他们真是太好了，要宣传，肯定就意味着要出第二版。在奥雷隆，销售这本册子的一家书店已经遭到僧侣的袭击，他们把所有的存货都给扔了，点了一把火，还把书商剁成了几块。”

“我不认为这非常非常好玩，”加布丽艾尔说。

“是的。真的相当难过。”

巴黎外面的一家陶器厂正在生产厚厚的、刺眼的黄蓝彩陶，上面印着他的照片。一旦你成为公众人物，这样的事就会发生；人家吃晚饭离你远远的。

他们把新旗升起的时候，一丝风的声息都没有。旗帜绕着旗杆躺着，像一块耷拉下来的三色舌头。加布丽艾尔站在她父母之间。她的邻居吉力一家在她左边。戴了一顶新帽子的小路易丝，为她的这顶帽子自豪到了令人不堪忍受的程度。她意识到大家都在朝她看的目光：那边，他们在说，那是德·安东的妻子。她听到有人说，“她多妩媚啊，他们有孩子吗？”她抬头看看站在教堂台阶上的丈夫，他那职业拳击手一般的硕大身躯高高地盖过了拉法叶特又细又挺的体型。因为她丈夫瞧不起他，她便对这位将军露出了几份鄙视。她能看得出，他们彼此礼貌客气。营长在空中挥了挥帽子，抬高了嗓门，在为拉法叶特高呼。人群欢声雷动。将军略带微笑向他们致意。她对着太阳把眼睛闭了一半。在她身后，她能听到卡米尔的声音在一直响个不停，在和路易丝·罗伯特交谈，俨然她是个男人。他在谈起布列塔尼的代表和国民大会的种种计划。一旦巴士底狱被占领，我就要到凡尔赛去——她听到罗伯特太太故意压得低低的赞同声——不过应该尽可能赶紧完成。他在说起另外一场暴动，她心想；另一座巴士底狱吧。之后，从她身后传来了一声高喊：“德·安东万岁！”

她转身，既感到惊奇又感到得意。有人跟着高喊起来。“只是少数几个科德利埃派的人在叫喊，”卡米尔辩解说，“不过很快将是整座城市在叫喊了。”

几分钟之后，仪式结束，聚会开始。乔治走下台阶，到了人群中，拥抱着她。“我刚才在想，”卡米尔说。“现在该是你把那个撇点符号从你名字上去掉的时候。这不合时宜。”

“你也许说得对，”她丈夫说。“我会慢慢地去掉撇点的——但是没必要宣布。”

“不，立刻就把它去掉，”卡米尔说。“这样大家就知道你的立场了。”

“欺负人呢，”乔治-雅克怜爱地说。他自己也正在学会这样：喜欢对峙较量。“你介意吗？”他问她。

“我想你做你认为最合适的事，”她说。“我的意思是，你认为正确的事。”

“假设它们不一致呢？”卡米尔问她。“我的意思是，他认为最好的和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并不一致呢？”

“不过，它们将会一致，”她说，样子慌慌张张的。“因为他是好人。”

“那真是深刻。他不在家的时候，他将会对你的想法产生怀疑。”

卡米尔前一天是在凡尔赛度过的，傍晚，和罗伯斯庇尔一起参加了布列塔尼俱乐部的一个聚会。现在，这里成了那些倾向于大众事业、对皇宫产生怀疑的自由派代表的论坛。有些贵族也参加了。疯狂的8月4号已经在那里被非常细心地算计过。如果他们的爱国热情广为人知，即使不是代表，他们还是受欢迎的。

可是，还有谁比他的爱国热情更广为人知呢？罗伯斯庇尔催他发言。可他感到紧张，要让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见还真有困难。结结巴巴的情况真糟。听众听他说话不大耐烦。就他们的所见而论，他不过是个暴民演说家而已，不过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而已。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痛苦不堪、令人泄气的场合。罗伯斯庇尔坐着，看着自己的鞋带扣子。卡米尔从讲台上下来坐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头也不抬，只是把绿眼睛朝旁边闪闪眨眨，笑出他那耐心的沉思般的笑容。毫无疑问，他没有什么鼓励的话要对他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站在国民大会上，那些桀骜不驯的贵族成员总是故意使劲地呼哧扑哧地把蜡烛吹灭；要么他们几个人总是坐在一起，导演一出模仿疯狂羔羊的表演。因此，他没有必要说“卡米尔，你讲得不错啊”，也没有必要对他说什么安慰性的谎言。

聚会结束之后，米拉波走上了讲台，为自己的祝愿者和吹捧者表演了一出模仿白力市长决定到底是周一还是周二的戏：模仿白力市长为了找到答案观看木星的天然卫星；最后，他一边嘴里说着下流的华丽词藻，一边承认他的望远镜太小。对于这些，卡米尔感到不大好笑；但是他快要眼泪汪汪了。表演在掌声中结束，伯爵大步流星地走下讲台，拍拍几个人的后背，握握几个人的手。罗伯斯庇尔碰了碰卡米尔的肘：“我们离开这儿，好吗？”他建议道。

太迟了。伯爵在监视卡米尔。他抱住他，不让他离开，这一抱快要挤碎他的肋骨了。“你真了不起，”他说。“别理这些乡巴佬。由他们按照他们屁大的标准去吧。他们没人能够干你已经干过的事。没有一个人。实情是，你使他们恐惧害怕。”

罗伯斯庇尔退到了会议室的后头，想要从这里离开。卡米尔听到自己使他们害怕这个前景觉得如此激动不已，如此开心。为什么他就不能把米拉波说的话说出来呢？他的话绝对千真万确。而且，他是想为卡米尔说公道话、办公道事。差不多二十年前，他就承诺过要照顾他，可他看不出有什么迹象，他已经放弃了这个责任。不过，事情就是这样——他没有把话说得恰到好处的天分吧。卡米尔的所需所愿成了一本合上的书，大部分：用自己从没学过的语言书写的一卷书。“过来吃晚饭吧，”他听到伯爵说。“让我们把这头羔羊朝前拉，为什么不？给他一些红肉，让他负责嘛。”

桌上坐了十四个人。嫩羊肉的血滴在碟子里。大比目鱼那切好的鲜肉散发出月桂树叶和麝香草的味道。茄子紫黑色的外壳表面已经枯焦，刀一戳，便渗出奶油般的肉汁来。

伯爵这些日子过得非常惬意。他仅仅是在把债台摞得更高，还是突然有了支付能力呢，很难说得清楚；如果是后者，你要纳闷了，他的钱是怎么得来的呢。他跟许多来源有秘密的往来。他在大庭广众说话，不仅声音洪亮，而且样子神秘；他还给她的情人、出版商的妻子赊账买了一颗钻石。那天晚上，对年轻的罗伯斯庇尔来说，他是多么让人开心哪。为什么呢？他心想，礼貌不花钱呗。不过，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注视这位代表，注意到他的语调经常单调乏味，注意到他对人家对他的看法总是毫不在乎的样子，还注意到这位律师脑中闪过的各种念头，他心想，毫无疑问，他的这个脑袋今天够用。

整个晚上，他都在用低低的、具有保密性质的声音跟阿拉斯的蜡烛谈话。他心想，一旦你追根究底，在政治与性之间其实并没有多大差别。所有这一切都与权力有关。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世界上第一个观察到这个差别的人。这是诱惑的问题，还有你能多快地、成本多低地实现这个目标的问题：他心想，如果卡米尔和那些卑微的、连生计问题都捉襟见肘的制帽商毫无分别，换言之，他是一个绝对容易被征服的人，那么，罗伯斯庇尔就是圣衣会的一位修女，一心一意要当女修道院的院长。你无法使她腐败；你可以在她的鼻子下摆摆鸡巴，但是，她既不感到震惊也没有兴趣：在她丝毫也不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缘故的情况下，她为什么应该如此呢？

他们谈起了国王，谈起了他是否应该对国民大会通过的立法具有否决权。罗伯斯庇尔认为没有。米拉波认为有，或者，如果价格合适，认为他可能觉得有。他们谈起这些事情在英国是怎么处理的；罗伯斯庇尔以快速的、半开玩笑的方式纠正了他所列举的很多事实。他呢，不仅接受了他的纠正，而且态度也平和了一些；当他得到他脸上出现的标准的三角式微笑这个奖励时，他感到心里涌起一阵极不寻常的安慰。

十一点钟：这只狂暴的羔羊给自己找了个理由，悄悄地从房间里走了。知道自己是个凡人，知道自己跟其他人一样需要撒尿，这算是知趣。米拉波觉得奇怪，一反常态的清醒，一反常态的冷淡。他朝桌子的对面看看手下的日内瓦人。“那个年轻人将来会走得很远的，”他说。“他相信自己说的每一句话。”

布鲁拉德·德·希勒雷，德·让利伯爵站起身，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谢谢，米拉波。现在是开始正儿八经喝酒的时候了。卡米尔，你回头跟我们一起吧？”

这份邀请似乎再普通不过了。它排除了两个人：阿拉斯的蜡烛（此人当时已经不在现场），还有普罗旺斯的火炬。把自己排除在外的日内瓦人站起来，鞠躬道别；他们开始把餐巾纸叠好，拿起帽子；开始整整领结，开始猛力拉好长筒袜。突然，米拉波恨起了他们。他恨他们灰色的丝绸长外套，恨他们完完全全地听话，恨他们俯首帖耳对所有他的要求都言听计从。他想要把他们的帽子扯扁，压在他们的眼睛上面，然后咆哮着走进夜色，一条同志般的胳膊搂着他的制帽商，另一条搂着一名畅销小说家。不过这番情形真是奇怪；如果有他无法忍受的人在场，那就是拉克洛；如果有他讨厌一起醉酒的人，那就是卡米尔。他心想，这些疯狂的感觉只能是一个举止端正、行为克制的晚上的产物，那个用来培养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的晚上。

罗伯斯庇尔到家的时候，房间一定已经空了。他们会留下，彼此稍微握握手，那种无趣的、英国式的握手。蜡烛，自己保重啊。火炬，走路小心啊。

当然，他们只好出牌；要是他们不出，德·希勒雷根本不会睡觉。陷入一段时间的输牌手气之后，他往椅子后面坐了坐，然后开始大笑。“如果他们知道我是怎么处理英国国王的钱，米勒斯先生和艾略特一家将会多么气恼啊。”

“我认为他们对于你怎么花钱了解得非常清楚，”拉克洛一边洗牌一边说。“他们不会认为你把钱用在慈善事业上。”

“米勒斯先生是谁呀？”卡米尔问道。

拉克洛和德·希勒雷互相交换了眼神。“我认为你应该告诉他，”拉克洛说。“卡米尔不应该活得像个不拘小节的国王，对于钱的来源十足无知。”

“这非常复杂。”老大不情愿地，德·希勒雷把牌扣在桌上。“你认识艾略特太太，那个娇媚动人的格蕾丝吧？毫无疑问，你已经看到她在镇上窜来窜去的了，搜罗政治八卦。她这么做是因为她为英国政府工作。你知道，她的各种关系使她处于这么个有意思的位置上。在菲利普把她带到法国之前，她是威尔士亲王的情人。现在，当然啦，阿涅斯·德·布封成了情人——这些事儿都是我妻子菲丽切蒂一手安排的——不过，格蕾丝和公爵的关系还算最亲。现在呢，”他顿了一下，神态疲惫地在额头上擦了擦，“艾略特太太有两个妹夫，吉尔伯特和休。休住在巴黎，吉尔伯特每隔几个星期就过来。还有另外一个英国人，他们有所交往，一位叫米勒斯的先生。他们都是英国外事办公室的人员。他们到这儿是为了观察事态，撰写报告，给我们传递基金。”

“干得好，查尔斯-阿莱克斯，”拉克洛说。“清晰得让人羡慕。再来点红葡萄酒？”

卡米尔说，“为什么？”

“因为英国人对我们的革命怀有浓厚的兴趣，”德·希勒雷说。“是的，拉克洛，你继续说，你把瓶子推倒了。你也许认为，他们想要我们像他们一样享受议会和宪法带来的好处，可基本上不是那样；他们对任何破坏路易地位的事情都感兴趣。这就像他们对柏林、对维也纳感兴趣一样。假如我们废除了路易国王，让菲利普国王取而代之，对于英国人来说，这兴许是一件极好的事。”

裴迪昂代表慢慢地抬起头。他那张又宽又俊的脸上因为顾虑太多而布满了皱纹。“你把我们带到这儿就是为了用这个消息使我们背上负担吗？”

“不是，”卡米尔说。“他告诉我们这个，是因为他还有太多的酒要喝。”

“那不是负担，”查尔斯-阿莱克斯说。“一般来说，这是相当广为所知的事。你问问布利索吧。”

“我对布利索非常尊敬，”裴迪昂代表强调说。

“你是这样吗？”拉克洛小声抱怨道。

“在我看来，他好像不是阴险狡诈的那种人。”

“亲爱的布利索，”拉克洛说。“他是这么不懂世故人情，他认为钱会自动地在他口袋里生钱。哦，他知道——可是他不承认他知道。他总是小心翼翼，从来不过问事情。假如你想要吓他一大跳，卡米尔，你只要走到他那边，在他耳边说上‘威廉·奥古斯特·米尔斯’就够了。”

“假如我可以谈谈看法的话，”裴迪昂插话道，“布利索不像是拿了钱的样子。我只看到他一直就穿这么件外套，而且那件外套破得连臂肘都露出来了。”

“哦，我们给他的钱不多，”拉克洛说。“他不知道该怎么花钱。不像现在的伙计。谁喜欢生活中这些更细微的事呢？你现在还是不信吗，裴迪昂？卡米尔，你告诉他。”

“可能是真的，”卡米尔说。“他过去常常从警察那里拿钱。就是跟朋友们随便聊聊，然后把他们的政治观点汇报一下。”

“现在你让我感到震惊。”可是，不：裴迪昂的语气被控制住了。

“他还有别的什么方式可以谋生吗？”拉克洛问道。

查尔斯-阿莱克斯笑了。“所有这些作家和人民，通过敲诈，他们才有了充足的、相互依靠的东西生存，而且发了财。难道不是这样吗，卡米尔？他们只是因为害怕被重新敲诈才罢手的。”

“可是你在把我朝什么事情里拽啊……”有一会儿，裴迪昂看上去头脑清醒。他把前额托在手掌上面。“要是我能把这事想通了多好啊。”

“这容不得想通，”卡米尔说。“试试别的。”

裴迪昂说，“要保持任何一种……品格将是如此艰难啊。”

拉克洛又给他倒了一杯。卡米尔说，“我想创办一份新报纸。”

“你预想谁来做你的赞助人呢？”拉克洛温和地说。他喜欢听到人们承认他们需要得到公爵的钱。

“有了这么多其他资金来源的时候，如果我还拿他的钱，算是公爵幸运。”卡米尔说，“我们或许用得着公爵，可公爵还需要用到我们多少？”

“从集体角度看，他也许需要你，”拉克洛用同样的语调说。“从个人角度看，他根本不需要你。从个人角度看，你们所有人都可以从新桥上跳下去，把你们可怜的自己淹死。从个人角度看，你可以被人家取而代之。”

“哦，你也这么认为吗？”

“是的，卡米尔，我确实这么认为。你把自己在事情格局中的位置虚夸得离奇了。”

查尔斯-阿莱克斯向前倾了倾身子，把一只手放在拉克洛的胳膊上。“当心，老东西。换个话题吧？”拉克洛却故意不听他的话，把酒一口喝下。他坐着，一言不发，当德·希勒雷讲到他老婆的故事时，他才稍稍高兴了一下。他说，菲丽切蒂在结婚的床下面保留了几摞笔记本。有时候你趴在她身上，拼命用力追求快感的时候，她还在摸索着它们呢。他想知道，公爵是不是像他一直感觉的那样认为这令人感到不爽呢？

“你老婆真是个令人厌倦的女人哪，”拉克洛说。“米拉波说过他已经把她给占有了。”

“非常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德·希勒雷说。“他还得到了其他所有人。而且，这些日子，她不大做爱。跟其他人干这样的事，她更高兴。我的天啊，每当我想，每当我回首我的生活……”他突然陷入了短暂的幻想之中。“我会不会想到，我的结局就是我娶到欧洲最好的老鸨呢？”

“顺便说一下，卡米尔，”拉克洛说，“阿涅丝·德·布封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说起你的最后一个宣传册的事。那篇随笔。她认为她是法官。我们得把你介绍给她。”

“还要介绍给格蕾丝·艾略特，”德·希勒雷说。说完，他和拉克洛大笑。

“他们会把他生吞活剥掉的，”拉克洛说。

拂晓时分，拉克洛打开一扇窗户，在城市的上方，敞开自己优雅的身体，喘着气，在呼吸国王的空气。“在凡尔赛，”他宣告说，“没有人像我们一样如此陶醉。让我告诉你们，我的海盗水手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快乐的时刻，菲利普就在身边，很快、很快了，八月、九月、十月。”

九月，卡米尔的新宣传册出版了。册子取名《灯柱下对巴黎人的演说》，上面还印有取自圣马修的“Qui male agit odit lucem”。作者随意把它翻译成：恶人恨灯柱。沙滩广场上的铁制绞刑架在自我宣告，它准备承载更多的负荷。它暗示着他们的名字。册子作者的名字没有出现；他本人签的字是“我的灯柱公诉人阁下”。

在凡尔赛宫，安托瓦内特只读完了头两页。“照常理来看，”她对路易说，“这位作者要被关进监狱很长时间。”

国王正在阅读一本地理书。他抬眼朝上瞅了一眼。“那么，我觉得我们必须参考拉法叶特的意见了。”

“你是不是疯了？”他妻子冷冷地问他：在这些紧急事情上，他们已经养成了相当平常的说话方式。“这位侯爵是我们不共戴天之敌。他花钱买通像这样的家伙诽谤我们。”

“公爵也是这样，”国王声音低低地说。他觉得要把菲利普的名字发出来有困难。“我们的红色堂弟，”王后叫他道。“哪一个更危险？”

他们陷入了沉思。王后觉得是拉法叶特。

拉法叶特念完了宣传册，低声地、不成曲调地哼着。他把册子拿到白力市长那儿。“太危险了，”市长说。

“我同意。”

“我的意思是，逮捕他将太危险。你知道，科德利埃那一片。他已经搬进去了。”

“我尊重你的看法，白力先生，我说写的这个东西具有叛国性质。”

“将军，我只能说，上个月，圣-伍鲁奇侯爵给我送来一封信，叫我反对国王的否决权，否则将被私刑处死，这非常接近叛国。如你意识到的，我们逮捕此人的时候，科德利埃派会引起很多麻烦，因此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放他一马。我不喜欢这样干，可是你只好这样。整个地区都在变质，准备战斗。你认识科德利埃区主席丹东这个人吗？”

“认识，”拉法叶特说。“我的确认识。”

白力摇了摇头。“我们得谨慎小心。我们再也无法应对暴动了。你明白，我们不可以做牺牲者。”

“我必须承认，”拉法叶特说，“你讲的话有道理。如果德穆兰扬言要杀的所有人明天都被绞死，那就算不上是针对无辜者的大屠杀。因此，我们什么都别做。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处境会变得艰难，因为我们将被指控支持暴民法律。”

“因此你想要干吗？”

“哦，我想……”拉法叶特闭上眼睛。“我想要派三到四名结实的同伙过河，带着指令，把我的公诉人阁下变成留在墙上的一点血迹。”

“我亲爱的侯爵！”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拉法叶特满是后悔地说。“可是有的时候，我希望我不是这样一个高贵绅士。我经常纳闷：在对付这些人的时候，文明的方式将会如何回应。”

“你是法国最为高贵的绅士，”市长硬生生地说。“那是一般人都知道的。”要是他不是天文学家，他就会说，全宇宙都知道。

“你为什么觉得我们在科德利埃片有这么多的麻烦呢？”拉法叶特问道。“有这么个人叫丹东，还有那个怪物马拉，还有这个——”他指了指那本册子。“顺便说一下，这个东西在凡尔赛的时候，它跟米拉波待在一起，这也许能告诉我们有关米拉波的某些情况。”

“我会留意这一点。你知道，”市长温和地说，“如果这个宣传册被当成文学看，它还是满令人佩服的。”

“别跟我说关于文学的东西，”拉法叶特说。他正想到波希尔的尸体，从切开的腹部内拉出的肠子的情景。他朝前倾了倾身体，用指尖向上弹了弹宣传册。“你知道卡米尔·德穆兰吗？”他问。“你见过他吗？他是这些法学院男孩中间的一个。再也没有什么比以笔当刀更危险的了。”他摇摇头，感到奇怪。“这些人来自什么地方呢？他们还是新手。从来没有打过仗。从来没有到过猎场。从来没有杀过动物，更不用说杀人了。可是，他们却是对屠杀如此狂热的家伙。”

“只要他们自己不必杀人，我觉得，”市长说。他想起办公桌上那颗被切开的心脏，还有一块瑟瑟发抖的屠夫的肉。

在吉斯：“我在大街上怎么抬得起头来？”让-尼克拉斯反诘道。“他觉得最糟糕的是，我竟然为他感到自豪。他说，每一个地方人家都认识他，每天他都跟贵族们一起吃饭。”

“只要他还在吃，”德穆兰太太说。这句话从她本人嘴里说出来，让她为之一怔。她是一位对做母亲从来都不感兴趣的人。同样，卡米尔从来不是一个贪吃之人呀。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戈达尔一家。他们都读过这本册子了。但是，有件事——我敢保证，既然他们使她中止了这桩婚约，露丝感到开心。”

“你对女人懂得太少！”他妻子说。

露丝·戈达尔把宣传册放在针线桌上，在当季和淡季的时候，她都要引用里面的话，好气煞她的新未婚夫，塔芮修·德·泰兰德先生。

丹东读完宣传册之后，把它交给加布丽艾尔读了。“你最好看一看吧，”他说。“大家都在谈论它。”

加布丽艾尔读了一半便把它放在了一边。她的理由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得要宽容卡米尔，因此，对于他的主张，她宁愿不要知道得太多。眼下她内心平静；日复一日，谨慎行事，像个住在新房子里的女瞎子一样。她从没问过乔治，在区国民大会的多次会议上发生过什么事。每当晚餐桌上出现一些新面孔，她只是摆好更多的座位，努力使他们的交谈轻松愉快。她又怀孕了。没有人对她抱有多大的指望。没有人指望让她为国家的现状操心。

著名作家梅尔希尔把卡米尔领进巴黎和凡尔赛的沙龙。“过二十年以后，”梅尔希尔预言，“他将成为我们最伟大的作家。”二十年？卡米尔连二十分钟也等不及了。

在这些聚会上，他的情绪总是时时刻刻在剧烈地摇摆不定。他可以感到特别高兴；之后，便感到他是在虚假的借口之下在那儿的。费了很大心血才把他请来的社团女主人们经常感到，有必要装作不认识他是谁。她们的想法是，他的身份应该逐渐渗透，悄然退出，这样，如果有人要出去，他们可以毫无动静地离开。可是，女主人们一定要有他才行。她们一定要有令人颤栗、令人震惊的效应。聚会算不上是聚会……

头疼的毛病又犯了。也许是拽头发拽得太多的缘故吧。在这些聚会上，一成不变的事就是他不必说什么话。其他人就在他身边谈话。谈有关他的事。

星期五晚上，时间不早了，德·布哈莱斯伯爵夫人的屋内：满满一屋子的年轻诗人在恭维她，讲各种有趣的丰富多彩的克里奥语。许多宽敞的房间闪闪烁烁的：银色的、浅蓝色的灯光。芳妮·德·布哈莱斯抓住他的胳膊：这是一个表示拥有他的姿势，这个姿势与没人想要拥有他的时候是如此不同。

“亚瑟·迪龙，”她低语道。“你们还没见过？是第十一代子爵迪龙的儿子？他常坐在国民大会等马丁尼克？”一次抚摸，一声低语，一回丝绸衣服的摩擦：“迪龙将军？这里有样东西会刺激你的好奇心。”

迪龙转过身。他四十岁，样子长得好看而又特别，文质彬彬的；鼻子细长，像只鸟喙，嘴小唇红，几乎就是漫画上的贵族形象。“那位是灯柱律师，”芳妮低声地说。“别告诉大家。别突然告诉大家。”

迪龙把他仔细打量了一番。“要是你就是我心中期待的那个人，那就见鬼了。”芳妮轻轻地走开，身后留下一小团滚滚而来的香气。迪龙看得专注而又着迷。“时代在变化，我们也在随着时代变化啊，”他用拉丁语说。他悄悄把一只手搭在卡米尔肩上，把他抓住。“来见见我妻子。”

劳拉·迪龙坐在一张躺椅上。她身穿白色薄棉连衣裙，银光闪闪；头发用一块银白丝绸做成的纱巾缠住。她靠在椅子上，在练习她的癖好：她随身带着蜡烛剩下的残段，闲着的时候就用嘴一点一点地咬。

“我的天啊，”迪龙说，“灯柱律师来了。”

劳拉有点儿恼怒地动了动身子：“谁啊？”

“在巴士底狱沦陷之前倡导骚乱的那一位。专干把人绞死、把头砍下，还有诸如此类事情的那一位。”

“哦。”劳拉这才抬起头。她耳坠上的银色圈圈在灯光中颤颤巍巍的。她那美丽的眼睛游移到了他身上。“甜啊，”她说。

亚瑟似笑非笑的。“我老婆，不会多谈政治的。”

劳拉把那块温温的蜡烛从她嘴唇上慢慢地拿开。她叹了一口气。接着又心不在焉地玩起连衣裙颈部上面的绶带。“来吃晚饭吧，”她说。

就在迪龙带他走过房间的时候，卡米尔看到了自己：他那苍白无力、黝黑、发尖的脸。钟叮叮当当地敲响了十一点。“快到吃晚饭时间了，”迪龙说。他转身，发现灯柱律师的脸上挂着一副最令人心碎肠断的茫然表情。“别那样，”他真诚地说。“这就是权力，你明白的。你现在已经得到了。权力改变事物。”

“我知道。我无法适应啊。”

他每走到一处，都有这样的秘密审视，都有压得低低的声音，还有回过头来的查看。谁？那样？真的吗？

只过了几分钟之后，将军便注意到他身处一群女人之中了。他的身份现在好像已经被人知道。她们的面颊上都有了颜色，嘴唇稍稍张开了一点，只是在靠近的时候，她们的脉搏鼓荡了。这是一个不好的情景，将军心想：可那是给你的女人啊。三个月前，他们对这个男孩都没正眼瞧过第二回。

将军倒是个友善之人。他曾经为卡米尔担过心、发过愁，也为他纳闷过。从那天晚上起，他就时时刻刻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当中，总是记得要这么做。一想到卡米尔，他就想要保护他，虽然这样做也许显得愚蠢。

国王路易应该有权否决国民大会的行动吗？

“否决夫人”是王后在民间的新名字。

假如没有否决权，米拉波含糊其辞地说，大家倒不妨在君士坦丁堡生活了。不过，既然巴黎人民坚决反对国王否决权（从广义上说，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新税种），米拉波临时为国民大会拼凑了一个演讲，那就是人皆有物，政治家的工作比起乡村集市的柔术表演者干的工作要少。最后出现了妥协：给国王留下不可以阻碍立法、但是可以拖延立法的权力。没人为此高兴。

民众的困惑加深了。巴黎，一个街角的演说家这么说道：只是在最近一周，贵族们才被赋予这些悬而未决的否决权，不过，他们正在使用这些权力逐渐买下所有的玉米，然后把玉米从这个国家运出去。

十月：没人确切知道国王是在考虑抵抗还是在考虑逃跑。不管怎么说，凡尔赛宫有了新兵团，所以当弗兰德尔斯团赶到的时候，国王的保镖在皇宫为他们设宴招待。

这是一件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事，没有任何策略：虽然撰写宣传册的人会以此作为根据在人多的午饭场合大声高喊酒神。

国王带着妻子和小太子露面的时候，那些喝醉了的战士们高声欢呼，喊声回荡。小孩被举到了桌上，从上面大笑着走到他们中间。使叛军感到茫然不解的是，有人把杯子举起来。三色陶器被甩到了地上，在绅士们的脚下给碾碎了。

那是10月3号星期六：在巴黎挨饿的同时，凡尔赛宫却在大摆宴席。

那天晚上五点钟，丹东主席在区国民大会大发雷霆，握紧的拳头砰砰地拍打桌子。他说，科德利埃区的公民将在这座城市到处张贴。他们将要爱国者去雪耻。他们将要拯救巴黎，免遭王室的威胁。全营将士将召唤每个区里的手足兄弟，他们将要最先出征上路。他们将要把国王拽到巴黎去，使他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如果其他一切都失败了，那么，显而易见，丹东主席将会亲自行进到那里，单枪匹马地把路易拽回。国王的这位议员说，我已跟国王断绝关系了。

夏特雷皇宫的一名官员，斯塔尼拉斯·麦拉德，在对集市妇女们进行说教。他毫无必要地提到他们挨饿的孩子。一个游行队列形成了。麦拉德属于身材修长而又憔悴的体型，像是连环画中的死鬼一般。在他右边是个补锅的妇女，一个流浪者，对于穷人来说，她叫匈牙利王后。在他左边是个大脑受了伤、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人，手里紧紧地攥着一瓶最廉价的烈酒。酒从他无力的嘴里顺着下颌往下淌，他燧石般色彩的眼睛里压根儿没有一丝表情。星期天。

星期一早上：“我觉得你在想你要去什么地方吧？”丹东问他手下的几个文员。

实际上，他们想到了在凡尔赛宫的一天。

“这是法律业务呢，还是一次实地总部工作？”

“丹东有一件重要的运输官司，”那天早晨，后来，巴雷告诉卡米尔。“他不能受到打搅。你当时没有想到真的要到那里去，是吗？”

“在地区国民大会，只是他给人家留下了这么个印象——哦，是的，我真的不想去。顺便问一问，当巴士底狱被拿下的时候，他接的也是同样的运输官司吗？”

“上诉，”丹东在拉好门栓的门后面说。

桑泰雷，一个国民卫兵营长，带领人马攻打市政大厅；一些钱财被盗、文件被撕毁。那些集市上妇女们满街奔跑，她们一边劝解她们、威胁她们，一边把她们碰到的女人全部从街上带走。在沙滩广场，这一群人都在搜集枪支。他们要国民卫兵跟他们一起到凡尔赛宫去，要拉法叶特领头。从上午九点到上午十一点，拉法叶特侯爵一直在跟他们争论。一个年轻人对他说，“政府在欺骗我们——我们必须要去，把国王揪到巴黎来。如果，照他们说的，他是个白痴，那么我们就让他儿子当国王，你就当摄政者，一切将会更好。”

上午十一点，拉法叶特去跟警察委员会争论。整整一个下午，他都被封锁消息了，只能零零星星地获得消息。可是在五点钟之前，他已经在一万五千人的国民卫兵前头率兵出发前往凡尔赛宫了。暴民人数没有统计。雨正下着。

一列妇女先头部队已经进攻国民大会。她们坐在代表们的凳子上，湿漉漉的裙子往上叉好，大腿伸开，拉扯着代表们，开着玩笑，还一边高呼米拉波。小部分妇女代表允许进来与国王会面，国王向她们承诺把能找到的面包都给她们。面包还是鲜血？戴洛瓦妮在外面，跟士兵们谈话。她穿一件血红色的宗教服装，还握着一把军刀。雨把她帽子上的羽毛浇坏了。

在行军路上有人给拉法叶特传来了消息：国王到底还是决定接受《人权宣言》。哦，是真的吗？将军疲惫沮丧，双手僵在缰绳上，雨水顺着他的鼻尖直流，对他来说，这倒不是最有意义的消息。

巴黎：法布尔在咖啡馆四处讲话，发表观点。“要点是，”他说，“谁带头这样做谁就得到好评。谁能够否认这样的行动计划被丹东主席和他的选区把握住呢？至于说到游行本身，有谁比巴黎的妇女更合适呢？他们不会朝妇女开枪。”

对于丹东待在家里这种情况，法布尔丝毫没有感到失望。相反他感到轻松。他开始隐隐约约地感到事情在变化。卡米尔说得对；在大庭广众场合，在他合适的听众面前，丹东就有那种伟大的光晕笼罩在身边。从现在起，法布尔将会一直敦促他为自己的人身安全着想。

夜里。雨还在下着。拉法叶特的人马还在黑暗中守候，与此同时，他正被国民大会盘问。这次并不恰当的军事游行原因是什么？

在拉法叶特的口袋里，有一张也是这个国民大会的主席写的紧急便条，恳求他把人马行军赶到凡尔赛宫营救国王。他想把手伸进口袋里，确信这个信息不是一场梦幻，但是当着国民大会他不能那么做；他们会觉得他对国民大会不够尊重。要是华盛顿会怎么办呢？他问自己：没有结果。因此，他就站着，泥泞溅到了他的肩头，一边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回答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一边用越来越沙哑的声音恳求国民大会——为免去许多麻烦，能否劝说国王发表简短的演讲，支持一下这个新的国民大会颜色。

过了一会儿，虽然他感到疲惫不堪，但是还在别人的搀扶之下拜会了国王，身上满是泥污，他对着国王陛下，对着国王陛下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对着波尔多大主教和赖克尔先生说话了。“噢，”国王说，“我觉得你已经尽了全力。”

因为变得心里明白，但是嘴上又说不出来，将军便把双手合在胸口，用他迄今为止只在画中才看见过的一种态度，用自己的性命向国王保证安全——他也是宪法忠诚的公仆，他说，有人、有人，一直在支付一大笔钱。

王后站在暗处，带着讨厌的表情看着他。

他出去了，在皇宫和城市四周确定好巡逻人员之后，便从一扇窗户里注视着火把在低低地燃烧，他还听到夜风中传来醉汉的唱歌声。毫无疑问，这是跟皇宫生活有关的情歌。他突然感到伤感起来，是一种对英雄主义的怀旧思绪。他检查了各路巡逻，再一次察看了皇家寓所。他没获准进去；他们已经就寝。

临近拂晓时分，他完全和衣倒下，闭上了眼睛。他们后来把他叫作摩耳甫斯将军。

日出时分。鼓声传来。不知道是因为疏忽，还是因为阴谋，一扇小门没有派人把守。枪声大作。国王保镖被制服了，几分钟之内，就有人头被叉起。暴民已经进了皇宫。手拿刀子和棍子的妇女们跑步穿过过道，奔向她们的袭击对象。

将军醒来。出发，跑步走。在他赶到之前，暴民已经到了小圆洞门口。国民卫兵已经把他们赶退了。“把王后的肝脏给我，”有个妇女尖叫道。“我要用她的肝脏炖肉吃。”拉法叶特一路步行，来不及等马系好马鞍了，他还没有进入城堡，因为他被高喊尖叫的暴民逮住了，这群暴民已经把绞索绳扣套在几个国民卫兵的颈项上。皇室人员安然无恙，只是被困在沙龙里而已。皇室的孩子们哭哭啼啼的。王后光着脚。因为一扇门厚，她才得以死里逃生。

拉法叶特赶到。他迎着这个赤脚女人的目光，这个把他从皇宫赶出去的女人，这个曾经揶揄过他的举止方式、嘲笑过他的舞姿的女人。此刻她从他那里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名朝臣的技能。暴民在窗户下面沸腾了。拉法叶特示意阳台。“必须这样，”他说。

国王走了出来。人们在高喊，“到巴黎去。”他们挥舞叉子，举枪瞄准。他们要求王后出来。

房间里，将军朝她摆了个邀请的手势。“难道你没听到他们在叫喊什么吗？”她说。“你看到他们做出的姿势了吗？”

“看到了。”拉法叶特拖着手指划过喉咙。“不过要么你到他们那里去，要么他们进来找你。出去吧，太太。”

她的脸僵住了，她手搀着孩子们，走到阳台上。“不要孩子，”暴民们喊道。王后放下太子的手，他和他的妹妹被拖回到房间里。

安托瓦内特一个人站着。拉法叶特的脑子迅速想到了事情的后果——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所有的地狱魔鬼将会释放出来，将会出现全面的战争。他走出去，站在她身边，如果最糟糕的情形发生，他希望用自己的身体为她遮挡……之后人们嚎叫……之后，哦，绝佳朝臣！他抓住王后的手，把它举起，向她深深鞠躬，亲吻她的指尖。

旋即，情绪倒转过来。“拉法叶特万岁！”听到他们的反复无常，他在颤抖，内心在颤抖。然后“王后万岁！”有人高喊。“王后万岁！”那种喊声十年当中从没听到过。她的拳头松开了，她的嘴稍微张开了一点；他感觉到她依偎在他身上，因为如释重负而浑身软绵绵的。一名保镖走过来扶她，他的帽子上有个三色帽章。人群欢呼。王后被接回到房间。国王宣布他将去巴黎。

这要花费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

在去巴黎的路上拉法叶特在过往的马车旁边骑着马，几乎一言不发。他心想，往后，除了我提供的人马之外，不会再有保镖了。我以前是保护全国人民免遭国王的伤害，眼下我在保护国王免遭全国人民的伤害。他心想，我救了她一命。他又一次看到那张惨白的脸，那双赤裸的脚，还有当人们欢呼时，她软绵绵地倚着他的感觉。他知道，她永远不会原谅他。他心想，武装力量现在听我的调遣，我的职位应该是无人可以撼动……除了在半黑半明之中那些默默无闻、无精打采向前行走的无数人、人民之外。“我们让他们到这里来，”他们高喊着。“面包师，面包师的老婆，还有面包师的徒弟。”国民卫兵和保镖们互相交换了帽子，结果弄得样子滑稽好笑：不过更为滑稽好笑的还是那些血淋淋的、外表丑陋的人头，一拨接一拨地在皇家马车前面动来动去。

那是十月份。

国民大会跟随国王到了巴黎，在大主教的宫殿里临时安顿下来。在位于圣-雅克大街上一栋空置的、女修道院建筑的餐厅里，布列塔尼俱乐部恢复举行国民大会会议。以前的住户们，天主教的多明我会修道士，一直被人们称为“雅各宾派成员”，而且这个名称就一直附加在代表、新闻记者，还有在那里辩论得像是在某个第二国民大会担任要职的人身上。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多，他们搬进了图书馆，最后搬进了这所古老的小教堂里，那里有个对公众开放的画廊。

十一月份，国民大会搬到了先前是所室内骑术学校的地盘上。大厅已经失修，照明不好，布局设计不方便，很难在里面演讲。会员们穿过过道的时候要面对面走才行。房间的一侧已被打破，为了给主席设计座位，为了摆放秘书的桌子；另一侧呢，因为要摆放演讲人的讲台，也给打破了。更严格坚持王权的人坐在过道的右边；爱国者，那些经常这么称呼自己的人，坐在过道的左边。

地板中央有一只火炉供热，不过通风不好。听从季乐汀的建议，醋和药草混合每天泼洒两次。公共画廊也被挤坏了，这些画廊能够容纳的三百名观众可以组织起来，有警察守护就行了——不需要当局来守护。

从现在开始，巴黎人再也不叫它国民大会了，而是把它称为“骑术学校”。

孔代大街：临近岁末，克劳德同意缓和一下关系。安莱特办了一场聚会。他的女儿们邀请了她们的朋友，朋友又邀请了她们的朋友。安莱特看看四周：“难道要失火了？”她说。“太多的革命成果将要化为乌有。”

客人还没到，总少不了跟露西尔的争吵不休，可是今天不行，少了谁，事情都没法办成。“让我帮你把头发梳梳好吧，”安莱特连哄带骗地说。“像我原来的样子？戴花？”

露西尔声嘶力竭地说，她宁愿死。她不要别针、绶带、花，还有其他各种玩意儿。她梳了个马尾，可以随意甩来甩去，安莱特心想，如果她愿意揪上几把卷毛放进去，那真是再逼真不过了。“哦，真的，”她气愤地说，“如果你想要冒充卡米尔，起码要做得像个样子才行。如果你想一直这样下去，你会落枕的。”阿黛乐用手捂住嘴，高兴地直哼哼。“你得这样才行，”安莱特边说边演示。“你不能同时把头往后甩，又要把头发从眼前甩开。这些动作实际上是相当独立的。”

露西尔尝试了一下，笑了。“你或许说得有道理。阿黛乐，你试一试。站起来，你得站起来才会出现那种效果。”

三个女人在争着抢着，要照镜子。她们先是咯咯大笑，继而开始放声嚎啕大哭。“就是这个样子，”露西尔说。“我给你们展示的时候，下人，别挡我的路。”她把笑容从脸上抹去，凝视着镜子，眼睛睁得老大，一副自恋的狂喜表情，然后，把想象中的一卷头发轻轻地弹开。

“愚蠢，”她母亲说。“你的手腕角度大错特错了。难道你没长眼睛？”

露西尔把眼睛睁得很大，用卡米尔的方式朝她瞅了一眼。“我是昨天才生出来的，”她可怜兮兮地说。

阿黛乐跟她母亲一起在房间里到处跌跌绊绊地走着。阿黛乐突然扑在安莱特的床上，把头埋在枕头里啜泣。“哦，别哭了，别哭了，”安莱特说，她的头发散开，垂下，泪水从她口红上流过。露西尔退到地上，用拳头击打地毯。“我觉得我要死了，”她说。

哦，说起来多轻松！到现在，这三个人已经有好几个月几乎没说过话了！她们站起来，努力使自己镇定，可是当她们伸手去拿敷粉和香水的时候，从这个或者那个人那里迸发出一阵一阵的大笑。整个晚上她们都不安全：“丹东先生，你认识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是吗？”安莱特说完，转身走开，因为泪水涌入眼睛，她嘴唇抽搐了一下，而另外一个人的尖声大笑即将诞生。丹东先生养成了一个非常富有侵略性的习惯，把拳头叉在臀部上，一边蹙着眉头，一边谈论天气或者其他同样庸常的什么话题。代表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却有一个最令人好奇的习惯，从来不眨眼睛，还有让自己躲在家具之间与人隔绝的习惯；看到他跳在老鼠身上总令人觉得这是个奇迹。她任由他们自以为是，自己却在内心狂笑。

“那么你们现在住哪里啊？”丹东询问道。

“住在马来区的圣通计大街。”

“舒适吗？”

罗伯斯庇尔没有回答。他无法想象丹东舒适的标准会是什么样，因此他说什么都没有多大的意义。像这样的顾虑常常会使他在最简单的交谈中出现差错。巧的是，丹东似乎不需要答案。“大多数代表对搬到巴黎似乎并不高兴。”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在那里待过。就是他们在的时候，他们也不会留意。他们坐在那里，彼此闲聊有关区分葡萄酒、使猪长肥的事情。”

“他们考虑的是家啊。毕竟，这样打乱了他们的生活。”

罗伯斯庇尔稍微笑了笑。他并不自以为是，他只是觉得这是独特的看待事物的方式。“可这是他们的生活呀。”

“但是你能理解——他们考虑的是农场要播种啦，孩子们要成长啦，老婆要跟各色人等上床啦——他们不过是人罢了。”

罗伯斯庇尔眼睛朝上迅速瞥了他一眼。“真的，丹东，时代就是它们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们大家所能做的就是比那稍微多一点。”

安莱特走到客人当中去，努力把自己的咧嘴大笑克制成社交式的微笑。不知怎么的，好像再也不可能看到她的男客人了，如同他们希望被她见到一样。代表裴迪昂（自顾自地傻笑）好像和蔼可亲了。布利索也是如此（一整套小小的面部肌肉抽搐和颤抖）。丹东看着她走过房间。心里纳闷他在想什么呢？她想出了一个精明办法。她想象丹东先生说话拖长的腔调：“考虑到她的年龄，她算不上是个长得难看的女人。”弗雷农一个人站着，一个人显得惹人注目了。他的目光追随着露西尔。

卡米尔在这些日子，跟往常一样，总有听众。“真的我们所有非得要做的事情就是决定一个题目，”他说。“还有组织省里订购。虽然更多时候书是随着事件的发展需要出版，但是书在每个星期六会出版的。书可能是八开纸。灰色封面。布利索将给我们写稿，还有弗雷农，还有马拉。我们将向读者约稿。我们将会刊登特别具有批判色彩的戏剧评论。宇宙以及宇宙间所有的愚蠢将在这本具有超级批判性的期刊上被人类理解。”

“这本期刊会赚钱吗？”克劳德问道。

“哦，根本不赚钱。”卡米尔开心地笑了。“我甚至都没指望它把成本抵掉。想法是尽量把封面价格降低，这样几乎人人都可以买得起一份。”

“那么，你将怎么给你的印刷工人付工钱呢？”

卡米尔显得神秘兮兮的。“有来源，”他说。“我的想法真的是，为了写出无论如何你都要写的东西，让别人给你付钱。”

“你吓我呢，”克劳德说。“你没有丝毫的道德感。”

“最后的结果将是好的。我不会非得辟出几行的篇幅向我的支持者表示感谢。这页纸的其余版面我可以用来宣传代表罗伯斯庇尔。”

克劳德充满恐惧地朝四下里看看。代表罗伯斯庇尔在，正跟他女儿阿黛乐谈话。他们的谈话好像私密性的——差不多是亲密无间了。可是那时候——他只好承认这一点——如果你能够把代表罗伯斯庇尔在骑术学校的演讲与代表本人区分开，那么关于他也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事了。真的，情况恰恰相反。他是个优雅安静的年轻人；他好像寡言少语、温和、有责任心。阿黛乐总是在谈话中提到他的名字；显然，她一定是对他有感情了。他没钱，可那时候，你也不可能拥有一切啊。你只好高兴，就是因为有了一个不会对身体施暴的女婿。

阿黛乐经过简单的交谈阶段找到了抵达罗伯斯庇尔的道路。他们在谈什么呢？露西尔。“这很怕人的，”她说。“今天——哦，今天不一样，实际上，我们笑得尽情开心。”她觉得，我不会告诉他有关情况的。“可是，正常情况下这样的氛围令人害怕。露西尔意志满坚定的，她一直都在争吵。她确实拿定主意要跟他了。”

“我也那么想的，因为今天他被邀请到这里来，你父亲的态度软了一点了。”

“我也是呀。可现在你看看他的脸色。”他们把目光朝房间的那一边看看克劳德，然后转回，彼此点了点头，情绪低落。“而且，”阿黛乐说，“他们最终会按照自己的心愿在一起。他们就是这种照自己的方式做事的人。令我担心的是，他们的婚礼会是什么样呢？”

“情况是，”罗伯斯庇尔说，“大家似乎都把卡米尔看成是个问题。可在我看来他不是个问题。他是我交过的最好的朋友。”

“你这么说，难道不好吗？”是的，难道他不是这样吗？她心里想。这些天来情况复杂，除了他，还有谁会如此不讲究说话艺术，大胆说出这样的话？“你瞧，”她说。“朝那边瞧。卡米尔和我母亲在谈我们呢。”

他们真的在交谈，头靠在一起，就像从前一样。“做媒成亲是上了年纪的处女的专业，”安莱特说。

“难道你不认识你们能请过来的人？我喜欢做事恰当。”

“可是他要把她带走。带到阿特瓦去。”

“所以？人家可以到那里旅行。你觉得巴黎周围有陡峭的悬崖，在协洛，你会掉进地狱吗？此外，我觉得他再也不会回家了。”

“不过，等宪法制定好了，等国民大会解散了，情况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事情不会那样发展，你明白的。”

露西尔注视着。哦，妈妈，难道你就不能靠得再近些？为什么你不抱住他到地毯上一起做爱呢？就她而言，他们之间早期那种甜蜜友好的感觉已经消失。她不想待在这个房间，跟这么多叽叽喳喳的人在一块儿。她朝四周看看寻找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安静的地方。弗雷农跟在她后头。

她坐下；努力挤出了一丝硬生生的笑容。他顺着椅背，主人似的伸出手臂；一边懒洋洋地消磨时光，一边闲聊，眼睛盯着房间望望，不是在看她。不过时不时地，他的目光闪烁着往下看。最后，轻柔地、悄悄地说，“露西尔，还是个处子吗？”

露西尔脸一下子红透了。她低下头。那么，她离正经小姐距离还不是那么远吧？“当然，”她说。

“这不是我所认识的卡米尔。”

“他还在等着我，等到我结婚呢。”

“我觉得那样对他非常有利。他有——发泄感情的方式，是吗？”

“我不想知道这个，”她说。

“可能最好还是不要知道。可是，你现在是个大姑娘了。难道你没发现你老是处于不结婚状态，得到的快乐开始腻味了吧？”

“你建议我该怎么办，罗伯特？你觉得我有什么机会吗？”

“哦，我知道你找到法子见他。我知道你现在悄悄出来，还会的。我当时觉得，也许是在丹东的那个地方吧。他和加布丽艾尔都不是过分讲究道德的人。”

露西尔眼睛朝他斜乜了一下，她怎么能使它没有表情就怎么使它没有表情。她本不会参加这次谈话的——除了跟任何人，哪怕是个迫害者谈话可以痛苦地释放自己的感情这一点外。他为什么非要诽谤加布丽艾尔呢？她认为，罗伯特要说些什么。就连他自己也意识到他做得过分了——她从他脸上可以看得出这一点。只要想象一下，她心里想——“加布丽艾尔，我们明天可以过来借你的床用吗？”加布丽艾尔会死得更早。

她承认，丹东夫妇的床这个想法给了她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真的，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当那一天到来时，卡米尔就不会伤害她了，可是丹东会令这个想法在她脑中滑过的——接着，她的心蹦起来了，她又脸红了，而且红得更厉害，因为她不知道这个想法来自何处，她没要产生这个想法呀，她压根儿就没想过这个想法呀。

“什么事让你难过了？”弗雷农说。

她突然厉声说：“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可她还是没法把这个图景从脑中抹掉：那股好斗好战的精力，那双又大又硬的手，还有那份重量。她心想，女人必须感谢上帝，因为她的想象力有限。

报纸历经了各种名字的变更。一开始叫《布拉邦邮报》——他们正好也在边界地区进行革命，而且卡米尔觉得这地方值得一提。后来换成了《法国和布拉邦革命报》，最后干脆改成了《法国革命报》。当然，马拉因为各种躲躲闪闪的原因，总是同样在不断地变换他的头衔。他曾经是“巴黎宣传家”，现在成了“人民之友”。在《法国革命报》报社里，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幼稚好笑的头衔；听起来像是淋病疗法一样。

大家都开始创办报纸了，包括那些不会写文章的，还有那些，卡米尔说，甚至都不会思考的人也在办。《革命报》在众多报纸中脱颖而出；而且一石激起千层浪，反响巨大，不过它同时还强行制定了一道常规。如果员工不多，临时的而且有点散漫的，这几乎并不重要；在催逼之下，卡米尔自己可以写出整个一期。对于一个有太多的话要说的人而言，三十二页（八开纸）算什么呢？

周一和周二他们一早就在办公室，为一周的版面工作。到周三的时候，很大部分都准备就绪，交给印刷工人了。也是在周三，因为上个周六的诽谤问题，法院传令还是到了，虽然受害人把他们的律师在周六上午从乡下拽了过来，到了周二的时候得到传令，这是大家知道的事情。整个星期，零零星星地传来要决斗的挑战书。

周四是报纸的出版日。他们做好最后一分钟的校对，之后一名干体力活的工人会迅速跑到印刷工人拉弗雷先生那里，他的厂位于奥古斯汀外滩。到了周四正午十二点的时候，拉弗雷和发行商贾勒雷先生两人在互扯头发，要打架了。你想要看到我们的出版社被捣毁吗？你想要我们蹲大牢吗？坐下，喝点东西，卡米尔总是说。他很少同意修改文稿；几乎从来没同意过。但是他们知道风险越大，他们卖出的份数就越多。

赫雷·埃贝尔总是这样走进办公室：粉红色的皮肤，一脸的愠怒。他无时无刻不拿卡米尔的私生活讽刺挖苦、寻开心。每句话里都带黄色的双关暗示。卡米尔向自己的助手说明了此人的情况；他过去在一家剧院的票房工作，后来因为偷过一小笔现金被开除了。

“你为什么还要接受他？”他们说。“下次他来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把他撵出去？”他们像在《革命报》报社工作时那样；总是希望从事少做案头的职业。

“哦，不，别理他，”卡米尔说。“他一直在挑衅，要冒犯别人。这是他的本性。”

“我只想办一份我自己的报纸，”埃贝尔说。“我的报纸将与这份报纸有所不同。”

那天布利索也在办公室，坐在办公桌边，身体一抽一抽的。“不应该有太大的不同，”他说。“这份报纸办得特别成功。”

布利索和埃贝尔彼此生厌了。

“你和卡米尔都是在为受过教育的人写文章，”埃贝尔说。“马拉也是。我可不打算那么做。”

“你打算为文盲创办一份报纸吗？”卡米尔可爱地问他。“我祝愿你完全成功。”

“我打算为普通百姓写文章。用他们的口头语言来写。”

“那么，别的每个单词就会成为过时的东西了，”布利索边说鼻子边在呼气。

“的确如此，”埃贝尔边说边走开了。

现在，布利索是《法国爱国者报》（日报，四开四版，枯燥无趣）的编辑。同时，他还是一个非常大度、吃苦耐劳的投稿人，不停地创作，还给别人的报纸撰稿。绝大多数早晨，他总是哆哆嗦嗦地来到办公室，又窄又瘦的脸因为最近有了奇思妙想显得神采奕奕了。我把一生的时光都耗在向出版商低头上，他总是说；接着便讲述他是怎么被人家欺骗，他的思想是怎么被剽窃，他的手稿是怎么被盗版的故事。他好像还没看出在他这份令人伤心的记录存在着什么关联，也弄不明白他现在是在干什么——到了早上十一点半，他便到另外一名编辑的办公室，手里一边转动他那积满灰尘的贵格会教徒款式的帽子，一边把这些话不停地说完。“我的家庭——你明白，卡米尔？非常贫困无知。他们想要我当和尚，那是他们能够憧憬的最美好的生活。我丧失了信念——哦，最后，我只好对他们食言了，是吗？当然，他们并不理解。他们怎能理解呢？这好像我们说的是不同的语言一样。比如，他们说瑞典语，而我呢，是个意大利人——那就是我跟我家之间有多亲近的情况。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说，我们认为你可以做律师啊。喏，有一天我正走在街上，有个邻居说，‘哦，瞧，那就是让威尔先生，正从法院回来。’然后，他指着这位律师，一个样子傻乎乎的、挺着个大肚皮、腋下夹着晚上要处理的文件、在街上摇摇晃晃向前走的人。他说，‘你要好好努力，将来有一天你就是那副样子。’当时我的心就沉了下去。哦，我知道，那是修辞方法——可是，你知道吗，我发誓，我的心真的沉下去了，我的心一紧，然后‘啪’地掉进了肚里。我觉得，不，任何困难——他们可以把我打进监狱——可我不想变成那样。现在，当然，他不再是那副蠢样子了，他有钱，他被人家羡慕，他并不压迫穷人或者什么的，他只不过就是第二次结婚而已，娶了这么一位非常贤惠的年轻女子……所以，我为什么不被诱惑呢？我也许会想——哦，这就是生活，这不算太糟。可是，你们说对了，收入稳定，生活轻松，这从来就不是生活的全部，是吗？”

卡米尔一名性格多变的助手把头伸到了门外。“哦，卡米尔，这儿有位女子找你。只是换换口味。”

戴洛瓦妮冲了进来。她身穿白色连衣裙，腰间系了一根三色腰带。一件国民卫兵的束腰外套，纽扣没扣，披在她苗条方正的肩上。棕色的头发像是被微风吹落的卷发瀑布似的；她雇用了一位开价最高的理发师，那些人能让你看上去仿佛你一生从来没有接近过理发师一般。“你好，最近怎么样啊？”她说。她的举止与这副平民打招呼的样子毫不般配。她浑身散发着能量，还带着股风骚劲的兴奋。

布利索从桌边一跃而起，把夹克衫从她的肩上细致体贴地提了起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叠好，放到一张空椅子上。这让她变成了——什么呢？一名相当标致、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子。她并不开心。外套口袋里有个东西挺沉的。“你带枪了？”布利索说，感到惊讶。

“我们袭击荣军广场时我搞到了这把枪。你记得吗，卡米尔？”她“咝咝”地走到房间另一边。“最近几周大街上不大见到你嘛。”

“哦，我不能树立那种形象，”卡米尔喃喃道。“我不像你。”

戴洛瓦妮抓住他的手，把他的手掌心向上翻。你仍旧可以看到手掌上的刺刀划痕，宽度比一根头发大不了多少，那是他在7月13日那天落下的。若有所思地，戴洛瓦妮用她的食指顺着划痕拖了一下。布利索的嘴有些闲不住了，像脱了铰链一样。“看看，我碍你们的事了吧？”

“绝对没有。”他最不想要听的就是传到露西尔耳朵里关于戴洛瓦妮的流言蜚语了。就他所知，安妮现在过着贞洁、毫无过失的生活。令人奇怪的是，她好像刻意在给别人留下恰恰相反的印象。皇宫里的丑闻单上要写点什么还是速度不慢的。就他们而言，戴洛瓦妮可是上帝的赐礼。

“我能为你写稿吗，我亲爱的？”她说。

“你可以试试。不过我的标准非常高。”

“拒绝我，你会吗？”她说。

“恐怕我会。实际情况是，给我们主动投来的稿件太多。”

“只要我们知道我们的立场就行。”她说。她一把抓起布利索放在椅子上的夹克衫，然后——出于博爱的某种反常形式，在他凹陷的面颊上亲了一口。

她走了之后，身后留下一股浓烈的气味：女性的汗味，还有薰衣草香水的味道。“卡洛娜牌子，”布利索说。“她以前用薰衣草香水。记得吗？”

“我没进入那些圈子。”

“哦，她进入了。”

布利索一向知道。他真的什么都知道。他相信人类的兄弟情谊。他相信欧洲所有的启蒙人士都应该来到一块儿，讨论好的政府和科学艺术的发展。他认识杰里米·边沁和约瑟夫·普利斯特里。他主管一个反对奴隶制度的社团，写过有关法理的文章，关于英国议会制度的文章，还有圣·保罗书信的文章。他曾经取道瑞士、美国，到过位于格雷特理街上的现在这所破破烂烂的公寓，到过巴士底狱的一间牢房，到过布洛姆普顿大道上的一个公寓。托马斯·潘恩是他一位了不起的朋友（他说），乔治·华盛顿曾不止一次征求他的意见。布利索是个乐观主义者。他相信常识和对自由的热爱将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对卡米尔，他友好、乐于帮他，稍稍有点凌驾于他之上的意思。他喜欢谈起他过去的生活，喜欢庆祝自己未来更加美好的日子。

现在戴洛瓦妮的来访，也许特别是这个亲吻，使他进入了平常就有的、阵发性的“我们—怎么—会—到—这里—来—生活—难道—不—奇怪—吗”的状态之中。“我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他说。“我父亲去世了，不久之后，我母亲疯得很厉害。”

卡米尔的头垂在办公桌上，笑啊，笑啊，笑到他们真的觉得他会使自己病得不轻为止。

星期五，弗雷农通常会在办公室。卡米尔总到外面吃饭吃上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召开一次文书讨论会，决定是否道歉。因为卡米尔不总是头脑清醒，他们从来就没道歉过。《革命报》报社里的员工从来没有离开过岗位。早晨一两点钟，脑子里一旦有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精妙思想，他们就坚决从床上跳起来。他们注定了在大街上要被人吐痰唾弃。每一周，报纸的版面确定之后，卡米尔总是说，再也不会来了，这是最后一次出版，绝对。可是到了下一个星期六，报纸又出版了，因为他无法忍受有人认为他们用威胁、用侮辱、用挑战、用金钱、用利剑、用皇宫的朋友把他吓到。一到了写作、他手中握着笔的时候，他就从来不考虑后果。他想到的是文章的风格。我纳闷为什么我一直受到性的困扰呢，他在心里想；在这个可以呼吸的世界上没有什么再像艺术性地使用分号令人感到满足了。一旦纸墨要交，诉诸他天性中更好的一面，告诉他，他在破坏人家的名声，在破坏人们的生活，统统无济于事。他的血管里流淌的是一种甜美的毒液，比最好的干邑白兰地更爽口，使人晕头转向得更快。而且，正如有些人渴望鸦片一样，他渴望获得机会，发挥自己讽刺挖苦、中伤和谩骂的艺术；也许鸦片酒能使感官安定，可是，一篇好的社论却使人如鲠在喉，使人心跳飞快。写作像是朝山下奔跑一样；你想要停也没法停住。

一些低级的阴谋诡计掩盖着这个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的年岁……拉法叶特告诉菲利普公爵，他正在寻找使他卷入十月暴动的多方证据，还有如果他找到了证据，他将会……进行下去。将军想要公爵离开这个国家；可米拉波觉得他对于自己的计划而言必不可少，想要把他留在巴黎。“告诉我，是谁在给你施加压力，”米拉波恳求道；这倒不是他没法猜得出是谁。

公爵感到困惑。到目前为止，他本该当上国王的，可他却不是。“你把这些事情做了，”他对德·希勒雷抱怨道，“别人却从你手中把它们夺走了。”

查尔斯-阿莱克斯同情地说，“不是完全一帆风顺，是吗？”

“行行，好了，”公爵说，“今天上午我可没有心情听你的海上比喻。”

公爵害怕——害怕米拉波，害怕拉法叶特，而且对后者更害怕一点。他甚至都害怕起代表罗伯斯庇尔了，他坐在国民大会上，反对每个人，反对每件事，从来不抬高声音，从来不发脾气，他那双温顺的眼睛在镜片后面总有难以平息的表情。

十月份的日子过去了，米拉波想出了一个让皇室出逃的计划——现在你得用“出逃”这个词来谈话。王后讨厌他，可是他却在想方设法驾驭整个局势，这样对于皇宫而言，他似乎还是一个必不可少之人。他鄙视拉法叶特，可他相信他会得到某种报应；将军把他的手指放在装秘密服务基金的钱袋子上，那可不是件小事，假如有人要娱乐享受，要给秘书付钱，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年轻人摆脱困难，而那些年轻人正好把自己的才华交给他利用。

“他们也许给我付钱，”伯爵说，“可他们没有贿赂我。假如有人愿意信任我，我就不需要不忠了。”

“是的，先生，”窦奇冷漠地说。“如果我是你，先生，我是不会去推销那样的墓志铭的。”

与此同时，拉法叶特将军在沉思：“米拉波，”他冷冷地说，“是个骗子。如果我想要揭穿他的诡计，我可以令他的诡计无法得逞。部里对他的看法真是不可思议。他无比腐败。这个人的名声居然还给保住了，这真奇怪。我可以说，他的声誉还在日渐隆盛呢。确实是，在隆盛。我将给他一个职位，某个大使馆的，让他从法国滚出去……”拉法叶特用手指梳梳他稀薄的金黄色头发。真是凑巧，米拉波曾经说过——在公开场合说过——他不愿意让菲利普做他的男仆。因为如果他们居然联手的话……不，那真是不可思议。奥尔良必须离开法国，米拉波必须，国王必须由国民卫兵们昼夜守护，王后也是如此；今晚我跟米拉波一起吃饭，我将给他……他一下子陷入了沉思。他的句子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并不重要，因为他在自言自语——除了自己之外，还有谁他可以信赖呢？他抬头瞥见一面镜子，看到那张瘦削、英俊的脸庞，还有越来越往后退的发际线，这个发际线科德利埃派的宣传册撰写者觉得如此好笑；他一边叹气一边走出这个空荡荡的房间。

德·米拉波伯爵给德·马克伯爵写道：

昨天晚些时候，我见到了拉法叶特。他谈到了我的去向和薪水事宜。我拒绝了。我宁愿得到一份头等重要的大使馆的书面承诺。明天，部分薪水将预先支付给我。拉法叶特为奥尔良公爵很是担忧……如果一千路易对你来说好像并不重要，那就别要了。不过那可是我急需的一笔钱……

奥尔良前往伦敦，带着闷闷不乐的神情，还带着拉克洛。“一次外交使命，”官方宣告说。这个不好的消息传来时，卡米尔正和米拉波在一起。他说，伯爵四处踱步，嘴里骂骂咧咧的。

对伯爵来说，另外一件令他失望的消息是：十一月初，国民大会通过了动议案，禁止代表们担任部长职位。

“他们联合起来孤立我，”米拉波干号道。“这是拉法叶特干的好事，拉法叶特干的好事啊。”

“你发这么大火的时候，”奴隶克莱维耶尔说，“我们为你的健康担心啊。”

“对，藐视我，嘲笑我，抛弃我，”米拉波咆哮道，“追求官职的家伙。只可与之享乐、不可与之患难的朋友。谄媚讨好的公猪。”

“毫无疑问，这个举措就是针对你来的。”

“我要打折了那个畜生。他以为他是谁啊？克伦威尔吗？”

1789年12月3号：G.-J·丹东先生给于耶·德·派塞先生和佛朗索瓦丝·杜奥特瓦夫人支付一万两千里弗赫这笔数目的钱，还有利息一千五百里弗赫。

他觉得他要告诉他岳父了；这将了却他的一桩很大的心思。“不过那样提前了十六个月啊！”夏庞蒂尔说。他在脑子里做了个加法，计算了收入和开销。他笑了笑，吞咽了一下。“好了，你将感到更加心定了，”他说。

私下里，他心想：不可能。乔治-雅克他究竟要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