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巴黎，英国大使弗朗西斯·伯德特这样评论道：“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设计最糟、建筑最差、肮脏不堪、充满臭气的城市；至于说居民，他们比起爱丁堡的居民要恶心十倍。”

乔治-雅克在邮局那儿下了马车。这趟行程出乎意料地充满了生气。车上有个小姑娘，名叫佛朗索瓦丝-朱莉，来自特洛瓦地区的佛朗索瓦丝-朱莉·杜奥特瓦。他们以前从没见过面——他回想起来可能是这样的——不过，他对她的情况有所了解。她是属于那种让他的几个姐姐噘嘴不满的女孩。自然：她长得好看，朝气蓬勃，有钱，没有父母，一年当中有六个月在巴黎度过。一路上，为了逗他开心，她一直模仿她的阿姨：“青春不会永驻，好名声等于银行存款，难道你不觉得现在该是你在特洛瓦安家的时候了吗，你所有的亲戚都在那里啊，你在那里找个丈夫，然后再分手吗？”仿佛要突然闹起男人荒似的，佛朗索瓦丝-朱莉说。

他弄不明白竟然会有像她这样的女孩。她跟他打情骂俏，好像他是个平凡之辈似的。她似乎不在乎他面颊上的疤痕。她像是个几个月来一直受人打压、突然从监狱被释放出来的人。在她努力解释这座城市，向他讲述自己的生活、她朋友的生活时，词语从她嘴里呱啦呱啦地滚了出来。马车渐渐地停下，也没等他帮忙扶她下车，她就从车子上跳了下来。

喧嚣旋即扑面袭来。过来照看马匹的两个男人开始吵开了。这可是他头一回听到过的话语，他们用听起来硬邦邦的首都口音骂出了一连串的下流话。

朱莉脚边放着大包小包，她就站在那里，紧紧地抓住他的手臂。因为回到了巴黎，她感到高兴，她在笑。“我所喜欢的，”她说，“就是这里一直都在变化。他们总是在拆这个造那个。”

她在一张纸上草草地把自己的地址写好之后，塞进了他的口袋里面。“我是不是能帮上你的忙？”他说。“喏，你安然无恙到了你的公寓了吧？”

“喏，你照顾好自己，”她说。“我就住这儿，我没事。”她一下子跑开了，就行李做了些吩咐交代，给了人家一些硬币。“现在你知道你到哪里去了，是吗？我期待一周之内会见到你。如果你不来，我就去找你。”她把最小的包提起来，非常突然地，她抱住他，身子向上挺，在他面颊上深深地吻了一口。然后飞快转身，走进了人群之中。

他只带了一只旅行包，里面放了书，沉甸甸的。他一边把包提起，然后又放下，一边在口袋里掏他继父给他手写的那张纸：

黑马

乔奥伏雷·拉斯尼尔大街

圣·基维斯教区

在他四周，教堂的钟声开始响起。他在心里诅咒。这座城市有多少座钟啊，他该怎样以上帝的名义来区分圣·基维斯的钟声和它的教区？他把纸揉了揉，扔了。

一半的过路人迷了路。你可以在巷子里永远地流浪，然后回到庭院。许多街道没有名儿，许多建筑工地布满了垃圾废物，有些人家的壁炉就摆放在街上，上了年岁的男人们在咳嗽、吐痰，妇女们提起拖着黄泥的裙子，孩子们光着身子在泥泞中奔跑，好像他们是乡下孩子。这里像特洛瓦，非常像。他口袋里有一封把他介绍给律师的信，落款是维诺。他要找个地方过夜。明天，他要去自我介绍。

一个叫卖治疗牙疼药品的商贩吸引了一群人，他们在反驳他：“说谎的家伙！”一个妇女高喊道。“把他们拉出去，这才是唯一的法子。”他还没走开，就看到了她那双狂野的、发了疯似的城里人的眼睛。

维诺先生是个胖墩墩的男子，手脚肉嘟嘟的，好斗好争。他虚张声势，像个大龄男生。

“好的，”他说。“我们可以只给你试一下。我们……可以……只……给……你……试一试。”

我可以试一试呀，乔治-雅克心想。

“有件事要证实一下，你的字太难看。现在他们还教你什么？我希望你的拉丁语够标准。”

“维诺先生，”丹东说，“我已经干了两年文员，你认为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誊写信件吗？”

维诺先生盯着他看。

“我的拉丁语不错，”他说。“我的希腊语也不错。我会说流利的英语，意大利语也过得去。如果那样让你感兴趣的话。”

“你在哪里学的？”

“自学的。”

“你真是出奇地好学上进啊。注意，要是我们跟外国人打交道遇到麻烦，我们会找翻译。”他仔细打量着丹东。“你喜欢旅行，是吗？”

“是的，我喜欢，要是有机会的话。我想到英国去。”

“羡慕英国人，是吗？羡慕他们的制度？”

“议会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制度，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我是说，一个合适的、具有代表性的议会不被他们那样的腐败给毁掉。噢，还有立法机构和执法机构要分开。他们在这方面没做好。”

“喏，听我说，”维诺先生说。“关于这些情况，我应该告诉你一个词语，而且我希望我没必要再重复。虽然我觉得你以为你的观点标新立异，但是我不会干涉你的观点。嘿，”他边说边显得有点儿语无伦次，“这些观点都是最平常的看法，我的马车车夫也有这些看法。我不会到处跑动，去找我的文员，询问他们的道德，带他们离开这里去参加弥撒，不过，这座城市根本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各色各样的图书还没有盖上审查图章就已经在流传了，在一些咖啡屋里——也是优雅高档的咖啡屋里——高谈阔论，到了接近叛国的地步了。我并不要求你做不可能的事，我不要求你的思想远离那些事儿——不过，我的确要求你要当心谁在跟你交往。我不会容忍煽动性的言论——在我的事务所里，不会容忍的。千万别以为你是在私下讲话，或者以为你说话保密，因为，虽然那些人你都认识，但是有人会利用你，随时会向当局告密。噢，是啊，”他边说边点头，以示他对某个强悍的对手有所了解。“噢，是啊，你在我们行业里面学会件把事。年轻人非要学会管住他们的舌头。”

“很好，维诺先生，”乔治-雅克温顺地说。

一个人在门口探头探脑的。“佩林先生在问。”他说，“你是不是雇佣让-尼克拉斯的儿子或者之类的话？”

“噢，天哪，”维诺先生埋怨道，“你见过让-尼克拉斯的儿子吗？我的意思是，你有幸与他谈话过吗？”

“没有，”此人说，“我只是在想，老朋友的儿子嘛，你知道的。他们说他也很聪明。”

“是吗？他们说的不止这些。不，我在跟这位潇洒的客户谈着话呢，这位从特洛瓦来的年轻小伙子。他已经暴露出自己是个大嘴巴的煽动分子。不过，跟与年轻的德穆兰一起工作一天带来的危险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

“别担心。不管怎么说，佩林需要他。”

“这我可以容易想象得到。难道让-尼克拉斯以前就没有听到过这类高谈阔论吗？不，他一直冥顽不化。那不是我的问题。就让佩林来处理这个问题吧。自己活着，也要让别人活着，我一直说，”维诺先生对丹东说。“佩林先生是我的老同事，在收入法方面很有造诣——他们说他是个鸡奸癖，不过那跟我有干系吗？”

“私恶，”丹东说。

“就是这样吧。”他抬头看看丹东。“要说的观点都说清楚了，是吗？”

“是的，维诺先生。我应该说，你已经把你的观点很好地灌到我的脑子里了。”

“好。喏瞧，如果没人能够读懂你的笔迹，那么雇你在办公室就毫无意义了，因此，你最好从这个行当的另一头开始——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跑法庭’。你要每天对我们事务所感兴趣的每一桩案子进行核对——你就那样做，跑跑国王法庭啦，大法官法庭啦，夏特雷法庭啦。你对神学感兴趣吗？我们处理不了，但是我们会把你送到对这个感兴趣的人那里去。我对你的忠告是，”他顿了顿，“做事不要太过于匆忙。慢慢积累；做事稳稳当当的人，或多或少会取得成功。稳稳当当是成功的代价。当然，你需要建立应有的社会关系，这就是我们事务所要交给你办的事。好好给自己制定一个人生规划。这个国家在你们那个地方有许多事情要做。从现在起五年，你在人生的道路上将会有所建树。”

“我想在巴黎创业。”

维诺先生笑了笑。“所有年轻人都这么说。噢，好吧，明天自己出去看一看这件事。”

他们握握手，相当正式，到底像是英国人嘛。乔治-雅克嘭嘭嘭地下了楼，出了事务所，来到大街上。他脑子里在不停地想着佛朗索瓦丝-朱莉。每隔几分钟，她就从他的脑海中掠过。他有她的地址，迪克桑德里街，不管那是个什么地方。在第三层，她说，房子并不高级，可它是我自己的。他心想她是否愿意跟他上床。看起来很有可能。大概在特洛瓦不可能的事到了这里就完全成为可能了。

整个白天，还有到了夜里很晚的时候，窄窄的数量不足的街道上还是轰隆隆地人来车往的。马车都把他逼到墙边要轧扁了。马车主人的锁眼罩和取得的成绩在粗糙的章纹光泽中熠熠发光。紫鼻子的马优雅地把脚伸进城市的污垢当中。马车里面，它们主人的目光朝向远方，身子正往后靠。在桥上，在道路交叉口，四轮马车、运货车，还有运蔬菜的手推车你争我挤，锁住了他们的车轮。穿着制服的仆人，从马车后面悬空了身子，与送煤的工人和城外烤面包的人在对骂。由交通事故引起的种种问题，根据既定的赔偿胳膊、大腿和死亡的价目表格，在警察冷漠无情的眼皮底下，用现金很快就给解决了。

在新桥上，代写信件的人拥有他们的小写字亭，做生意的在地上和摇摇晃晃的货架上把商品摆好。他对放书的篮子做了筛选，二手书：一本多愁善感的浪漫小说，一本阿里奥斯托写的书，一本爱丁堡出版的全新的、从未有人读过的书，还有让-保罗·马拉的《奴隶制度的枷锁》。他买了六本，每一本价值两个苏。狗成群结队地在奔跑，在集市的四周觅食。

似乎他每隔一秒钟遇到的人都是建筑商手下的工人，他们浑身披着石膏粉尘。这座城市正在从根子上撕裂自己。在有些区里头，他们正在铲平整个街道，从头开始兴建。一小群人聚拢在一起，在观望更加充满玄机、更加显眼的施工。施工的都是些季节性工人，他们贫穷。如果能够提前完工，他们可以拿到奖金，因此他们正以一种充满危险的节奏在施工，空气中充满了他们的诅咒声，汗水顺着他们皮包骨头的脊背滚滚流下。维诺先生要说什么呢？“慢慢来吧。”

有个街头艺人，是个男的，有一副拉紧的、曾经雄浑有力的男中音嗓子。他那张已经破了相的脸看上去形容狰狞。一只眼眶里面空洞洞的，长满了发灰的疤痕组织。他身上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着“美国解放运动英雄”。他在法庭周围唱着歌；歌词描述王后沉溺于罪恶之中，这些罪恶在奥布河畔的阿希斯却没人发现。在罗森堡花园，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之后便把他从脑子里打消了。

他走到圣-安东尼大街上。他站在巴士底狱下面，举头朝它的八座塔楼观望。他本以为塔楼的墙像是海边悬崖一般的。最高的围墙肯定是——什么样的呢？高七十五英尺、八十英尺？

“墙厚有八英尺，你知道的，”一个过路的对他说。

“我本以为还要更大的呢。”

“够大的了，”此人酸不溜秋地说。“你不喜欢待在里头，是吗？进去的人根本就出不来。”

“你是本地人吗？”

“噢，是的，”此人说。“这地方我们了解得很。地下有监牢，水在流淌，到处都是老鼠。”

“是的，我听说过。”

“还有塔顶下面有监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夏天热得像煮开了似的，冬天冷得结冰。那是倒霉的家伙才被关进去的地方。有些犯人得到像样的待遇，这就要看你是什么人了。他们有床，有像样的床罩，还可以把猫带进来，这样好让老鼠少一些。”

“他们弄什么东西吃呢？”

“这要看情况了，我想。还是这样，这要根据你是什么人来定。你确实见到有牛肉送进来的这种奇怪情景。几年前，我的一个邻居，他发誓，他看到他们把一张台球桌搬进来。我觉得，这跟生活中的其他情况是一样的吧。”此人说。“有赢家，也有输家，所有情况都是如此吧。”

乔治-雅克仰头，他的眼睛感到非常不舒服，这地方固若金汤，毫无疑问。这些人过他们的日子干他们的活——一酿酒啦，在巴士底狱边上做家具啊，他们就是在它的墙下生活，他们每天都看见它，到了最后，管它是在那里还是不在那里，他们再也不看了。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塔的高度，而是你脑子里的情景：受害人因为孤独疯掉了，石头因为鲜血打滑了，孩子就出生在茅草上面。你无法让你的内心世界任由你在街上遇到的人来重新安排设计。没有什么是神圣的？因为受到扎染工程的玷污，这里的河流变黄变蓝了。

傍晚来临的时候，公务员们匆匆往家赶；在太子广场上的珠宝商叮叮当当地拿着钥匙，叮叮当当地走过来，把宝石锁好过夜。看不到牧归的牛群，见不到田野上空的夕阳。把多愁善感抖落掉吧。在圣-雅克大街上，一个制鞋商帮会的人已经坐定，准备晚上喝个酩酊大醉。迪克桑德里大街上，一家三层楼的公寓里面，一个年轻女子让她的新情人进了屋，脱光了衣服。圣-路易岛上，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德穆兰先生的儿子，面对新雇主沉甸甸的诱惑，感到口干舌燥。在光线暗淡的灯下干了十五个小时的女鞋帽工人，揉揉布满血丝的眼睛，为她们在这个国家生活的家人祈祷。门闩拉上了。灯点亮了。男演员们化好妆，准备粉墨登场表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