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节刚过，国王路易十五就染上了天花。从出世的那一天起，他的人生当中就挤满了朝臣；早上，他的起床就是一场受到繁复严格的礼仪规约的典礼；他用餐的时候，总是在大庭广众下进行，身边总有无数的人鱼贯经过，张大嘴巴，看他吃着每一口饭菜。他的每一次肠胃蠕动，每一个房事动作，每一声呼吸都是公众品头论足的对象：之后，便是他的驾崩。

他只好中止狩猎，由人送进宫里；当时，他体虚气弱，发着高烧。他六十有四了，从他一开始染病，他们就在心里巴不得他一命呜呼。出水疹的那会儿，他躺着，因为害怕而浑身哆嗦，因为他自己心里清楚，他要死了，要下地狱了。

王太子和太子妃怕被传染，就待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水泡冒出头的时候，窗户和门大敞着，然而臭气依然令人难忍。国王正在腐烂溃败的身体在最后几个时辰被翻了身对着医生和神父。最后一个情妇也就是杜·巴利夫人的马车永远地驶出了凡尔赛宫，就是在那个时刻，当她已经离开、而他感到相当寂寞的时候，神父们才给他做了赦免仪式。他派人去寻她，可是被告知，她已离去。“已经，”他嘴里在说。

朝廷人员在巨大的、被称作“圆窗”的前院开会，等候大事发生。5月10号下午三点一刻，病房的窗户内，一根亮着的灯芯熄灭了。接着，突然一阵喧哗，犹如晴天霹雳，随后就是数千只脚奔跑的声音，来来回回走动的声音和沉重的跺脚声音。所有的朝廷人员虽然脑子一片空白，但是只有一门心思：冲出“圆窗”前院，越过大走廊，找到新国王。

新国王十九岁；王后是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小他一岁。新国王是个孝顺而且做事认真的大男孩，遇事镇定，沉湎于狩猎和饕餮之乐。据说，他在性事方面无能，因为行房的时候包皮过紧而感到疼痛，无法享受肉体欢愉。王后呢，是个自私的小女孩，意志坚定，但是教养不足。人长得标致妩媚，肤色鲜嫩娇艳，因为十八岁的时候几乎所有女孩子看起来都漂亮动人；可是，在她那宽宽的脸颊上，哈布斯堡王朝特有的傲慢自大已经开始和丝绸、钻石和无知所赋予的种种特权在较劲儿了。

对于新政权，人们寄予了高度希望。在伟大的亨利四世雕像上面，不知哪位乐观人士用手写下了“复活”二字。

警察中尉走到办公桌边——今天，去年，每年——他要了解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关于巴黎面包店里面包的价格。如果中央商场的面粉供应充足，那么城里和郊外的面包师就能满足顾客的需求，上千位流动面包师就能把烤好的面包送到玛黑、圣保罗、皇宫和中央商场的市场上去出售。

年景好的时候，一块棕色面包价值八到九个苏。一名普通劳动者所得的报酬如果按日计算，每天有望能够挣到二十个苏；一名石匠可以挣到四十个苏，手艺好的锁匠或者工匠可以挣到五十个苏。他们要计划开销的项目有：房租，蜡烛，烧菜油脂，蔬菜，葡萄酒。面包是他们的主要开销项目。

面包供给既紧张又准确，而且还受到监管。一天下来，面包师剩下的面包必须以低价卖出；等到天黑，穷人再到市场上去买廉价面包。

一切顺遂如愿；不过，随后就是收成不好的时候了——拿1770年，或者1772年，或者1774年来说吧——高得离谱的面包价格上涨发生了；在1774年秋天那个时候，巴黎一块四磅重的面包价格是十一个苏。可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这个价格涨到了十四个苏。但是工资没涨呀。建筑工人一直处于闹腾状态；纺织工、订书工，还有（可怜的人啊）制帽的商人也都如此，不过，为涨工资而举行罢工的时候倒是很少，罢工反倒是为了抵制降低工资才举行的。城里的工人最为熟悉的手段不是罢工，而是面包骚乱，因此，某块遥远的玉米地里的气温和降雨直接与这位警察中尉的一紧张头就疼倒是联系在一起。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粮食短缺，人们就高呼，“制定饥馑法案！”他们怪罪投机倒把分子和囤积居奇分子。面粉厂主，他们说，都在合谋饿死锁匠、制帽商、订书工人，还有他们的孩子。眼下，在七十年代，经济变革的倡议者要引入粮食自由贸易，这样一来，法国最为穷困的地区就得在开放的市场上进行竞争了。不过，也只有过一次小小的面包骚乱，或者两次吧。粮食控制还是在实施。1770年，这位名叫阿贝·泰雷的财政总监，行动迅速，对粮食流动再次强行实施价格控制，摊派税收和限制。他根本就不征求意见，仅靠发号施令执行。“专制主义！”那一天，那些吃过饭的人大声呼喊道。

面包成了要弄明白的重要事情了：它不仅仅成了投机炒作的主要粮食，而且成了关于未来发展的各种理论的精神食粮。距今十五年之后，也就是巴士底狱沦陷的那一天，巴黎的面包价格将会达到六十年来的最高峰。距今二十年之后（那时候一切都完了），首都一名妇女将会说：“在罗伯斯庇尔执政之下，血在流，可人们毕竟还有面包吃呀。或许，为了吃上面包，有必要流一点血。”

国王把一位名叫特戈特的人招进了内阁，此人将任财政总监。特戈特，四十八岁，是位新派人士，理性主义者，经济自由放任政策的信徒。他精力旺盛，点子很多，满脑子的各种改革思路。他说，如果国家要幸存，这些改革思路就一定要实现。在他本人看来，他是个分秒必争的人。他的一个举措就是要求削减凡尔赛宫的开支。对此，满朝震惊。马勒谢尔贝斯，一名保皇分子，劝告这位部长行事更要高度谨慎。他正在与太多人为敌。“人民的需求很大，”特戈特粗暴地回答说，“在我们家族，我们五十岁就死了。”

1775年春天，很多集镇，尤其是皮卡迪大区的，骚乱在蔓延。在凡尔赛，八千市民聚集在宫殿那里，他们站着，凝望皇宫的窗户，满怀期待。和往常一样，他们认为，只要国王亲自干预，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凡尔赛总督承诺，城里的小麦价格将会固定。新国王在人们的引领之下走了出来，站在阳台上，朝人们发话。这些人随后解散了，没有出现任何暴力行动。

在巴黎，骚乱群众在塞纳河的左岸洗劫了面包店铺。警察逮捕了一些人，不过，对整个局面做了宽大怀柔式处理，避免了冲突。有一百六十二人遭到起诉。其中两名洗劫者，有一个是十六岁男孩，被绞死在巴黎市政府广场，时间是5月11日下午三时；这一案例是杀一儆百，威慑人心。

1775年7月，年少的新国王和他楚楚动人的王后被安排到路易大帝高中走访一趟。这样的走访是新国王在加冕之后固有的传统做法。不过，他们不会逗留或者久待，因为他们还有更多的娱乐活动要去享受。走访计划是，有人在学校大门口迎接他们及其随从；之后，他们要从马车上下来；之后，学校最勤勉、最优秀的学生要做一场表示效忠的发言。等到那一天到来时，天公却不作美。

迎驾人员在客人到来之前提前一个半小时到场。师生员工一起聚集在圣-雅克大街的大门口。一群当官的骑在马上来到了现场，毫不客气地把师生员工向后推搡，重新安排他们的队列。原先稀稀拉拉的雨滴此刻下成了连绵不断的毛毛细雨。随后，随从、保镖和专门迎驾的一班人马到了。等他们自己安排妥当的时候，大家已被雨水淋得浑身透湿，觉得寒兮兮的，不再有人去争抢位置了。没有人记得最后的加冕是什么样的情景了，而且，没人想到这一切礼仪要耗上这么长的时间。学生们感到痛苦不堪，挤成了你一团我一伙，不断地腾挪着左右脚步，在等候着。要是有人一时半会儿地站到了队伍的外面，当官的立马就跳到前面，挥舞着手中的武器，把他推回到原位。

终于，国王的马车渐行渐近了。人们此时踮着脚尖，伸长了脖子，年少的在抱怨，他们等了这么久，可什么都没见着。中学校长、神父普瓦纳德走近马车，然后鞠躬。他对着国王的马车开始说事先准备好的台词。

拿奖学金的这个男孩感到口干舌燥。手颤抖了一会儿。不过，因为说的是拉丁语，没人能听得出他的发言带着乡下口音。

王后可爱的头往外面探了一下，又缩了回去。国王挥了挥手，对着一个穿制服的人叽叽咕咕了几句，此人鄙夷不屑地笑着把这几句又传给一列当官的，这一列当官的又通过无声的语言把这几句传给所有正在等候的群众。情况明白了：他们不会下车。国王和王后陛下他们自己舒适自在地坐在马车里面时，必须有人向他们读发言稿。

神父普瓦纳德不住地摇头。他本该布置地毯的；他本该安排华盖的；他本该让人临时搭建一个亭子的，也许，还要按照乡下的风尚，在亭子上面装点一些绿色灌木，也许，用一些国王的武器来装扮；也许，用鲜花做成君主。他的表情变得疯狂起来，充满了懊悔，而且拒人于千里之外。好在神父艾利沃克斯还没忘记要朝那个拿奖学金的男孩点头，示意他发言。

男孩开始了，刚开始的几个短语念得有些紧张，之后，他的声音便越发具有力量了。神父普瓦纳德松了口气，稿子是他写的，孩子是他辅导的。一切听起来都不错，他感到心满意足了。

有人看到王后在瑟瑟发抖。“啊！”这消息传开了。“她在瑟瑟发抖啦！”片刻之后，她强压住哈欠。国王转身注视。可这算得了什么？驾车的人在收起缰绳了！所有神情凝重的随从都动起身来，叽叽呀呀地往前走了。他们就这样要走了——对他们的欢迎没有表达一丝一毫的致谢，而且，他的发言还没念到一半。

这个拿奖学金的男孩好像没有注意到正在发生什么事儿。他只是不停地大声朗读。他的脸庞坚定而又苍白，目光向前。当然，到现在为止，他一定清楚，他们正沿着大街驾车离开。

因为没有表达出来的情绪，空气中有些躁动。整个学期，我们一直都在为这一天精心筹备啊……现场，拥挤的群众毫无目标地挪动了。此时此刻，雨下得比原来更大了。从队伍中冲出去，奔跑着去寻找躲雨的地方似乎显得不够斯文，但是，国王和王后就是那样坐着车离开了，留下个东西站在大路中央说话……没有什么再比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更粗暴无礼了吧？

神父普瓦纳德说：“这根本不是个人的事。这根本不是我们干的事，不是吗？王后陛下她累了……”

“我们不妨跟她用日语交流的，我觉得，”站在他肘边的学生说。

神父普瓦纳德说：“卡米尔，这一回，你说对了。”

此时，拿奖学金的这个男孩快要结束发言了。他没有笑容，朝再也不在视线内的国王和王后说了声充满感情的忠诚的再见，他期待学校在将来某个时候会荣幸地……

一只安慰他的手落在他的肩头。“没关系，德·罗伯斯庇尔，这事在任何人身上都会发生的。”

接着，这位拿奖学金的男孩终于笑了。

那是1775年7月的巴黎。在特洛瓦市，乔治-雅克·丹东的人生过了差不多一半。当然，他的亲戚们并不知道。虽然你无法把他描述成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但是，他在学校里面成绩不错。他的前途成了全家议论的话题。

因此：一天，在特洛瓦市靠近大教堂的地方，有一个人在画肖像。他试图把路过的行人用素描画出来，他偶尔望望天空，心里在哼着小调。这是一副容易让人记得的流行派头。

没有人要他画画。他们撇到路边，行色匆匆地继续赶路。他倒好像没有因此受到干扰一般——在一个晴朗的令人惬意的下午，干这差事似乎正适合他的职业。他是个外乡人，不过打扮得倒是相当花哨，一副巴黎人的行头。乔治-雅克·丹东就站在他的面前。事实上，他一直在这儿来回走动，格外引人注目。他想看看此人的画作，也想跟他搭讪几句。他跟每个人都说话，尤其是跟外乡人。他乐于了解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你有闲情逸致画张像？”此人头也不抬；正把一张新画纸朝画板上摆放。

男孩犹豫了一会儿。

艺人说：“你是个学生吧，你没钱，我晓得。不过你确实有那么一张脸——可爱的耶稣，你是不是不忙？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些疤痕。待着，别动，我用炭笔给你描上几张。之后，你可以取走其中的一张。”

乔治-雅克站着不动，在等他画画。他从眼角注视着此人。“别说话，”艺人说。“就给我摆着那个蹙眉的表情——不错，就这样——然后，我再跟你说话。我叫法布尔，法布尔·德·伊格朗汀。这是个有趣的名字吧，你要说。为什么叫德·伊格朗汀？你要问。好了，既然你要问——在1771年的文学竞赛中，我获得了由图卢兹学院授予的白玫瑰花环。这可是一份人人渴望得到的、具有纪念意义的标志——难道你不这样认为？是的，非常正确，我倒情愿得到一块小小的金条，可是你用金条干吗呢？为了纪念这桩盛事，我的朋友催我在我自个儿的姓名后面补缀上德·伊格朗汀。你把头稍微侧一侧。不，朝那边侧。所以——你要说要是这家伙自己在文学上靠努力获得了成功，他为什么现在还在街头涂鸦素描？”

“我想你一定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吧，”乔治-雅克说。

“你们当地一些名流显贵邀请我去朗诵我的作品，”法布尔说。“没门儿，不是吗？我跟我的几个赞助人吵架了。毫无疑问，是你听说过的艺术家干的那档子事。”

乔治-雅克在观察他，尽量做到头不扭动。法布尔二十多岁，个头不高，未经染色的黑发剪得短短的。外套洗刷过很多次了，不过，衣袖还有光亮；亚麻布料都穿破了。他的话既正经又不正经。各色各样的实验性的表情在他整个脸上竞相追逐。

法布尔又挑了一支铅笔。“朝左稍微侧一些，”他说。“喏，你说我多才多艺——我实际上是个剧作家、导演、肖像画家——如你所见——还是个风景画家；作曲家、音乐家、诗人和编舞者。我是个散文家，就大家感兴趣的所有话题写写文章，说几门语言。我想在风景园艺方面一试自己的身手，不过，没人愿意委托我干活儿。我只能说——这个世界好像不是为我准备的。直到上个星期，我还是个巡演演员，不过，我把我的表演团带错地方了。”

他讲完了。把铅笔往下一扔，揉了揉眼睛，把两幅画举到一臂之处，然后打量起自己的作品来。“噢，”他拿定了主意说。“那一幅更好些，你留着。”

丹东长得不中看的脸在凝视画上的他：长疤痕，塌鼻子，厚头发从前额往后蹦。

“等你有了名气，”他说，“这幅画可值钱咯。”他抬起头。“别的演员怎么样？你那时候要登台演出吗？”

他会期待这样的。生活平静；生活枯燥。

法布尔非常突然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对着塞纳河畔的巴尔方向做了个下流动作。“我们两个最受欢迎的悲剧演员正在某个村庄的地窖里发霉，指控他们的罪名是酗酒——破坏治安秩序。我们的领头女士几个月前被某个闹心的乡下粗坯把肚子给搞大了。现在只能扮演低俗喜剧角色，做最粗俗的人。我们的戏班子已经散伙。暂时。”他又坐了下来。“现在你——”因为饶有兴致，他的眼睛发亮了——“我认为，你不愿意离家出走去当演员。”

“我不这么认为。我好多亲戚都指望我当神父。”

“啊，可你不想理会这事儿吧，”法布尔说。“你知道他们是如何挑选主教的吗？根据他们的出身门第。你出身高贵吗？瞧瞧你。你是个农民的小孩。如果你爬不到职业的最顶端，找个行当干干，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当个巡演演员，我能到这个行业的顶端吗？”

他问得文雅而又礼貌，好像他准备把所有的情况都要考虑一遍似的。

法布尔大笑。“你可以扮演恶棍流氓。你一定会大受欢迎。瞧，你的嗓音不错，有潜质。”他拍拍自己的胸部。“把声音从这里发出去。”他用拳头击打着横膈膜以下的部位。“从这里呼吸。把你的呼吸当成一条河流。让它流啊，流啊。整个窍门就在于呼吸。尽量放松，你瞧，再把肩头放回。你从这里呼吸”——他用手戳戳自己——“你可以继续这样好几个小时。”

“我想不出来，我为什么非要当巡演演员，”丹东说。

“哦，我知道你想什么。你认为演员处于底层，是吗？你认为演员是巡游的狗屎。像清教徒一样。像犹太人一样。所以告诉我，孩子，是什么使你的地位如此显赫？我们都是虫子。我们都是狗屎。你有没有意识到，假如国王把自己的名字签到一张他本人根本没有看过的纸上，明天你就可能被关在监牢里，度过你的余生？”

“我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丹东说。“我几乎从来没有停下考虑过他。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去上学。”

“是的，”法布尔说。“的确如此。只是为了保证下面四十年你还活着，用不着关心自己。他也不必知道你，这就是关键，难道你看不出来？耶稣，这些日子他们在学校里给你教了些什么东西啊？任何人，任何地位的任何人，任何不喜欢你的人，任何要你别拦路挡道的人，都可以拿着文件到国王那里——‘您给我这个笨蛋在这儿签个字儿吧，’——接着就是你蹲在巴士底狱，浑身套上枷锁，在圣-安东尼大街下面五十英尺的地方，跟一帮骨瘦如柴的人为伍。不，你连个单身牢房都捞不到，因为他们懒得去转移那些又老又朽的骷髅。你知道，肯定，他们那里有种把犯人生吞活吃的特种老鼠吗？”

“什么，一点点吃掉？”

“绝对，”法布尔说。“首先是小手指。然后是小脚趾。”

他看了一下丹东的眼睛，突然放声大笑，把一张废弃不用的纸揉成球状，然后从肩头甩出。“别跟我过不去，”他说，“这是教育你们乡下人的一幅作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愣是不去巴黎，在那里发迹。”

乔治-雅克说：“我希望自己不久就到巴黎去。”悦耳的嗓音在他喉咙里消失了；直到现在开口说话，他才知道自己希望得到什么。“也许到了那里，我会再次遇到你。”

“别说也许这样的话，”法布尔说。他把自己的素描举了起来，这幅有点瑕疵的素描。“我已经把你的脸备案。我会留意你的。”

男孩伸出大手。“我叫乔治-雅克·丹东。”

法布尔抬头看了看，动个不停的那张脸安静了。“再见，”他说。“乔治-雅克——学法律吧。法律是武器。”

整整那一周，他都在考虑巴黎。那位获奖者在不停地折磨着他的思想。也许他就是一块巡游的狗屎——可是，至少说，他曾经有过出息呀，也许还会在别的方面有所成就。从这里呼吸，他不停地对自己说。他试了。是的，一点儿没错。他觉得他可以好几天不停地说话了。

德·爱萨特家的德·维耶夫威尔先生去巴黎的时候，总要到路易大帝高中去看望侄子，了解他的学习情况怎么样。到目前为止，他对他还是有些保留看法的，主要的保留看法就是关于这个孩子的前途问题。他的言语障碍比原来没见得好转多少，甚至更糟了。他跟这男孩谈话的时候，他的嘴唇四周总是挂着个让人感到焦虑的微笑。他结结巴巴地说一个句子的时候，总是令人难堪，有时候令人感到凄凉。你可以全力帮助他，把他要说的话说完。除了和卡米尔在一起，你根本无从知道他到底在奔向何处。他的句子总是以寻常的方式开始，可却在一个出乎意料的地方终止。

在一些更重要的方面，他好像不可能去过他们以前为他规划好的生活。他太紧张了，你差不多能听到他的心跳。他骨骼小，身体瘦，脸色黯，一头黑发，总是从长长的睫毛下面看着自己的亲戚，扫视房间，好像他脑子里想的就是要离开房间。亲戚的反应是，他真是个可怜兮兮的小东西。

不过，当他走到外面大街上的时候，这份同情就蒸发了。他总觉得，他在言语方面早已塑造成型。这不公平。这就像是被一个残疾人绊倒在阴沟里头一样。你想抱怨，可当你把全部情况弄清楚时，你又觉得无从抱怨。

先生参观首都的首要目的是参加巴黎议会。这个地方的议会不是被选举出来的机构。德·维耶夫威尔家族花钱买到了议会会员资格，然后再传给他们的继承人：或许，如果他表现得比别人更出色，传给卡米尔。议会听证一些案例；议会批准国王谕令。也就是说，他们确认国王谕令就是法律。

偶尔，议会有些尴尬。他们起草草案，对国家现状表示抗议——不过只是在他们感到自身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或者在他们看到他们的自身利益可能会得到满足的时候。德·维耶夫威尔先生属于中产阶级当中那部分不想贵族地位被剥夺的人，可是又非常希望跟贵族融为一体。职务啦，地位啦，垄断啦，这一切都是明码标价，许多还带上头衔。

当国王开始巩固权力，在以前许多从未颁诏下旨的领域内也颁布法令，阐明国家应该如何治理的新思想时，议会议员甚是发愁。偶尔，他们错站在君王这一边；因为抵制权威还是一件既新鲜又担风险的事。为了获得难以实现的成功，议员们既充当主要保守人士，又充当民众英雄。

1776年1月，部长特戈特提议，要废除称为徭役的封建权利，这是一种强迫劳动力从事筑路建桥的制度。他觉得，如果公路由私人承包商来建造维护，而不是由从农田强拽过来的农民建造，那么公路质量会更好。不过那样做将会付出代价，不是吗？因此，不妨设立物业税，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要缴纳这个税种——不单是普通的百姓，而且贵族们也要缴纳？

议会断然否决了这个提案。经过又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国王强迫他们记下废除徭役这桩事。特戈特到处树敌。王后及其幕僚加大了反对他的力度。国王不喜欢武断，但容易受到当下各种压力的影响。5月，他罢免了特戈特，徭役重新得以实施。

就这样，一名部长下台了。这种做法在不断重复。阿特瓦的孔代对着这位卸任的经济学家的脊背说：“现在我们终于有钱花了。”

国王不打猎的时候，喜欢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干些敲敲打打的活儿，或者修修补补各种锁件。他希望通过这种拒作决策的办法，可以避免犯错。他觉得，要是他不插手干预，一切会照原样一直持续下去。

特戈特被罢免之后，马勒谢尔贝斯自己主动提出辞职。“你真幸运，”路易痛苦地说。“我希望我也能辞职啊。”

1776年，巴黎议会发表宣言：

司法的头条法则就是保护属于每个人自己的财产。这是自然法则、人权和公民政府最根本之法则；这条法则不仅仅体现在保护物权方面，而且还体现在保护那些赋予个体、从个体出生和社会地位的特权之中衍生出来的诸多权利。

德·维耶夫威尔先生到家的时候，向来是从小镇的几条街道拥挤逼仄的地方经过，然后再从省会的中心地带几条街道拥挤逼仄的地方经过；他总要亲自到位于军事广场站位置上那幢又高又白、摆了一屋子书籍的房子那里去拜访让-尼克拉斯。德穆兰现在迷上了一样东西，德·维耶夫威尔先生害怕见到他，害怕跟他那双惊恐的眼睛对视，害怕再一次被问及这个无人能够回答的问题：早在九年前，他打发到卡特-岗布莱希斯中学的那个善良好看的孩子怎么样了？

卡米尔十六岁生日那天，他父亲在满屋子地跺脚。“我有时候觉得吧，”他说，“我身边有个堕落、没有感情、蛮不讲理的小妖怪。”他曾经给巴黎的神父们写信，质问他们给他儿子教了些什么名堂；质问他们为什么他儿子看上去如此的邋里邋遢，质问他们为什么他儿子最后一次回家的时候把一位市政议员的女儿诱惑欺骗到手，“我干活的每一天总是见到，”他说，“一个男的。”

让-尼克拉斯并不是真的期望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反对他儿子的真正原因与这些倒是截然不同。他真正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他儿子如此感情丰富？他是从哪里学到这种用自己的感情来感染别人的能力的：他鼓动他们，令他们不快，使他们失去原先自在的状态？当着卡米尔的面，平常的谈话总是朝着一个独特的方向偏离，或者变成令人瞠目的争吵。原先安全牢靠的社会规范呈现出危险的征兆了。德穆兰心想，你不能让他跟任何人单独在一起。

他儿子是个小戈达尔，这话再也没人说了。德·维耶夫威尔再也不急匆匆地跑过去认这个儿子了。他的几个哥哥都是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几个姐姐的日子也是红红火火的，可是，当卡米尔从老房子前面溜进来的时候，看上去是一副刚从救济院送信回来的样子。

或许，到了长大成人的时候，他将变成要你掏钱让他们离家离得远远的男孩子当中的一员了。

法国有些贵族发现，他们最好的朋友就是他们的律师。既然来自土地的收入在持续不断地减少，物价又在不断地攀升，那么穷人也就越来越穷困，富人也就越来越富有了。这些年来，曾经被允许放弃的某些特权有必要重新确立；经常性地，一个人该得到的费用没有得到支付的时间已有一代人之久。那个并不严格的慈善老爷身份现在必须中止了。一个人祖上就已答应给他们的部分庄园又一次成了所谓的“共用土地”——这是一个常见的毫无法律依据的表述。

这些是让-尼克拉斯的黄金岁月，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他还有担忧的话，那么，从职业的角度来看，至少，他正处于飞黄腾达的时期。德穆兰先生不是一个讨好别人的人，他有很强的自我尊严感，而且，他还是个思想开明之人，他倡议在大多数国民生活领域要进行变革。晚饭之后，他阅读狄德罗，还订阅了《百科全书》的日内瓦重印版本，他在一部分一部分地吸纳消化。尽管如此，他还是发觉自己好多时候忙于登记民权和追溯头衔。一两只老旧结实的箱子从周围送过来，然后再堆到他的书房里，箱子打开的时候，冒出一股淡淡的生了锈的味道。卡米尔说，“专制主义散发的味道就是这样。”他父亲把自己的工作撇到一边，把手伸进箱子里面掏东西；非常轻地，把又旧又黄的文件对着灯举着。年龄最小的克莱蒙心想，他在寻找埋藏的宝贝呢。

本地区的头号贵族孔代亲王亲自来到位于军事广场站那幢又高又白、摆满了书籍、非常非常不显眼的屋子里，拜访德穆兰先生。正常情况下，他要委派专管土地的总管过来，可是，想要了解这个为他干了如此出色差事的下属的好奇心还是驱使他来了。此外，如果光临一趟给他带来荣幸，此人今后不会胆敢再给议会提交法案了。

这是秋天一个午后的晚些时候。亲王手里端着一杯温热的深红色葡萄酒，态度和蔼可亲，同时也没忘记自己光临如此寒舍有些屈尊。他坐在长沙发上的一摊烛光里。暮色在他们的四周悄悄地爬了上来，给房间的每个角落涂上了一层阴影。

“你们人民要求什么？”他问。

“噢……”德穆兰先生想了想这个大问题。“像我这样的人，属于职业阶层的人，我们要多一点发言权，我认为，或者索性这么说吧，我们欢迎拥有为国家效忠的机会。”他觉得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看法；在从前国王的统治之下，贵族人士压根儿就当不了部长，但是，越来越多地，所有的部长都成了贵族。“公民机会平等，”他说。“财富平等。”

孔代把眉毛向上一扬。“你希望贵族人士为你纳税吗？”

“不，先生，我们要你为你自己纳税。”

“我确实交税呀，”孔代说。“我支付选举税，是吗？所有物业税工作都是胡扯淡。那么，还有别的什么要求吗？”

德穆兰做了个手势，他希望这个手势等同于说话流畅。“机会均等。就这么一个要求。在部队机会均等，或者在教堂……”我是在尽量简单地解释我的观点，他心想：这是最简单的抱负吧。

“机会均等？这好像违背人性吧？”

“别的国家的做法都不一样。看看英国。你不会说，这就是人的特点，要受到压制吧？”

“压制？这是不是就是你的感觉？”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如果我的感觉就是这样，那么穷人的感觉还要有多么严重？”

“穷人没有任何感觉，”亲王说。“别自作多情。他们对国家治理毫无兴趣。他们只关心他们的肚皮饥饱问题。”

“就连关于他们的肚皮饥饱——”

“还有，你呀，”孔代说，“对穷人并不感兴趣——噢，除了在他们给你提供论辩观点的时候。你们律师只想着你们自己的税务减免。”

“这不是税务减免问题。这是人类的自然权利问题。”

“不错的短语嘛。对我来说，这些词语你用得非常的自由随便。”

“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表达，这样的要求是否有点太过分了？”

“要求的东西还真他妈的不少啊，这你知道的，”孔代忿忿地说。“可惜的是，我从同伴那里听过这类话语了。就重新安排社会秩序而言，这些都是美好的想法。就‘理性社会’而论，这些都是令人愉快的规划。路易眼下软弱，让他让渡出一寸的权利，某个克伦威尔将会出现。社会将以革命告终。那根本不会是茶党。”

“可是一定不会吗？”让-尼克拉斯说。从影子那边露出的轻微的动静吸引了他的注意。“天哪，”他说，“你在那边干什么？”

“偷听，”卡米尔说。“噢，要是早点看一看，你会发现我在这里的。”

德穆兰先生的脸红了。“儿子，”他说。亲王点了点头。卡米尔一点一点地挪到了烛光中。“噢，”亲王说，“你听到什么了吗？”他的语气显然表明，他认为卡米尔年纪比他还要小。“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能做到一动不动的？”

“也许你把我的血凝固了吧，”卡米尔说。他把亲王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像是个刽子手在测量什么似的。“一定，将有一场革命，”他说。“你正在制造一个由克伦威尔组成的民族。不过，我希望我们会超越克伦威尔。十五年之后，你们这些暴君和寄生虫将会消失。我们将会纯粹按照罗马模式建立一个共和国家。”

“他在巴黎念书，”让-尼克拉斯难过地说。“他有这些想法。”

“我倒认为，他觉得他年纪太小，不会让他为拥有这些想法而感到后悔。”孔代说。他转身面对着这孩子。“这到底是什么？”

“先生您的到访高潮。您想走一趟，看看您受过教育的农奴们是怎么过日子的，然后，借助于自己跟他们寒暄几句来让自己开心。”他开始颤抖，显然是不高兴了。“我讨厌你，”他说。

“我不能待在这里受人欺负，”孔代嘴里嘟哝道。“德穆兰，别让你这个儿子碍我的事。”他在找地方放酒杯，结果把酒杯放到了主人手里。德穆兰先生跟在他的后面上了楼梯。

“先生——”

“我到府上来真是个失误。我该派我的总管过来的。”

“非常对不起。”

“没必要说了。我不可能生气的。这不是冲着我来的。”

“我可以继续为您做事吗？”

“你可以继续为我做事。”

“您真的没有生气？”

“如果听到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话我就生气，我真不够大度了。”

在前门边上，亲王的一小帮随从很快就聚在一起。他向后朝让-尼克拉斯看了看。“我说别挡我的道，我的意思是，你要远远地别挡在我的路上。”

亲王的马车驶远了，让-尼克拉斯上了楼梯，重新走进工作室。“噢，卡米尔？”他说。声音里有种反常的平静镇定，他在深呼吸。沉默自身还在持续着。最后一抹夕阳现在已经消退；一轮新月惨淡地挂在广场上空，像是在探究什么。卡米尔重新退回到阴影里，仿佛在阴影里，他才感到更安全似的。

“你们刚才的谈话非常愚蠢荒谬，”他终于说话了。“人人都知道那些事。他脑子又没出毛病。他们没有：不是他们当中所有的人。”

“你在告诉我吗？我与社会隔绝得这么远。”

“我喜欢他的这个短语‘你这个儿子’。好像有我这么个儿子，是你真有怪癖似的。”

“也许就是这样吧，”让-尼克拉斯说。“要是我是古代世界的公民，那么我会朝你看看，然后把你扑通一声扔到某个山坡上去，让你自己竭尽全力去发展壮大自己。”

“也许某只路过的母狼会喜欢上我，”卡米尔说。

“卡米尔，刚才你跟亲王讲话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说话结结巴巴的现象没有了。”

“嗯。别担心，又回来了。”

“我以为他会揍你的。”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

“我希望他会。如果你继续这个样子下去，”让-尼克拉斯说，“我的心就会停止跳动”——他打了个响指——“像这样。”

“噢，不。”卡米尔笑了。“你的体格非常健壮。你唯一的毛病就是肾结石，医生以前这么说过。”

让-尼克拉斯突然产生要搂住他孩子的冲动。这是一种无来由的冲动，但是很快就给克制住了。

“你得罪他了，”他说。“你对我们的前途有偏见。最糟糕的就是你那种上下打量他的样子。还有你不吭声的样子。”

“是的，”卡米尔似听非听地说。“我擅长用沉默来表示无礼。我常常练习：为了显而易见的原因。”此刻，他在他父亲的椅子上坐下，使自己镇定，准备进一步对话，还不时地把头发从眼睛上拨开。

让-尼克拉斯意识到自己是个冷若冰霜但又有尊严的人，一种几乎无法亲近的冷漠和正直。他想要尖叫，想要把窗户砸碎：从窗户向外跳出去，然后在大街上旋即死去。

在匆匆赶回凡尔赛宫的路上，亲王很快就会把所有这一切都忘掉。就在眼下，法罗纸牌游戏真是疯狂了。国王禁止玩这种游戏，因为损失如此之大。不过，国王早早就退了朝，定期玩法罗业已然成了习惯，如果他一去，王后桌上的赌注便会加高。

“可怜虫，”她称呼他道。

王后是个时尚引领者。她的衣服——每年大约有一百五十件吧——都由露丝·柏婷裁制，此人是个收费昂贵但又不可或缺的店主，在圣-奥诺雷大街有个店面。宫廷服饰成了随身携带的牢笼，有衣服的骨架、巨型的腰箍、长长的拖裙，还有笔挺的织锦和披金带甲的各种装饰。发型和女帽设计令人出奇地融为一体，跟随时尚的变化而不断地变换花样。有时候，她的发型像是乔治·华盛顿的部队，摆成一副准备战斗的阵势，在涂了润发油的高塔里摇来晃去；或者，像个英国式的非正式花园，嵌在由一层一层的头发垫起来的发髻里面。不错，王后想要摆脱这一切形式，实现一个自由的时代：一个最为细腻的薄纱时代，一个最为柔软的细纱时代，一个最为简朴的缎带时代，还有一个翩然飘动的替换饰物时代。可是，当人们从品味细腻精致方面考虑，发现简朴的衣服所耗费的代价其实和丝绒、缎子的代价一样的时候，便感到惊诧了。她说，王后崇尚一切自然之物——在穿衣和礼节方面。可是，她更为崇尚的却是钻石；她与巴黎的波马和巴森格公司的许多往来成了坊间盛传、令她名誉扫地的丑闻来源。她在房间里往外抛扔家具，扯去吊饰，然后下令重新购置新的——然后又搬到别处去住。

“我害怕无聊，”她说。

她没孩子。巴黎四处散发的传单告她跟宫廷侍从滥交乱性，跟自己喜爱的宫女做同性交媾。1776年，她在巴黎剧院的包厢露面的时候，遭遇了不友好的沉默。为此她感到不解。据说，她在寝房的门后大喊大叫道：“我哪里得罪了他们？我做了什么事？”假如真的有太多事情做错了，抓住一个女人不值一提的享乐大做文章，这样做，算公平吗？她在心里问自己。

她做国王的哥哥从维也纳给她写信道：“从长远来看，情况不可能照现在这番样子发展下去……这场革命将会残酷无情，也许革命就是你自己一手酿成的。”

1778年，伏尔泰回到了巴黎，其时，他八十有四，面如死灰，口吐鲜血。他坐在一辆上面印有金星的蓝色马车里，穿过了整个巴黎。街道两旁站满了歇斯底里的群众，他们高唱：“伏尔泰万岁。”老人说，“也会有这么多人要看我临刑。”巴黎高等研究院最终还是有人出来迎接他了：富兰克林来了，狄德罗来了。在他的悲剧《爱玲》上演期间，男演员们把花环戴在他的雕像头上，把过道挤得严严实实的群众踮起脚尖，兴奋地充满崇敬地在高声呼喊。

5月，他与世长辞。巴黎人不肯按照基督徒的葬礼把他下葬，担心他的仇敌会亵渎他的尸体。因此，他们把他的尸体放在马车里，用东西把尸体撑得笔直，在天黑之前从城里运走：在满月的映照之下，尸首看上去像个活人一般。

一个名叫赖克尔的人，清教徒，是瑞士一个拥有百万家财的银行家，被召进宫廷，当上了财政部长兼奇迹大师。单是赖克尔一个人就可以让整个国家这条大船不会沉没。秘诀呢，他说，就是借钱。增加税收和减少开支，向欧洲表明，你们双膝跪下。但是，如果你借，就表明你有远见，锐意进取，精力充沛；通过显示自信心，你就创造了奇迹。你借得越多，实现的效益就越多。赖克尔先生真是个乐天之人。

这种秘诀甚至好像还蛮灵验的。1781年5月，当平时反动、反清教徒的一帮人把这位部长拉下台的时候，全国人民还念念不忘一个失落的繁荣昌盛的时代。不过，国王倒是如释重负，还给安托瓦内特买了些钻石来庆祝。

乔治-雅克·丹东已经拿定主意到巴黎去了。

起初，要离开，真的艰难；安妮·玛德琳说，你像是准备去美国，或是去月球似的。首先，开了不少的家庭商议会，有些正式地把所有的舅舅都召集过来，让他们发表意见。他们早已不提神父这个行当了。有一到两年的时间，他一直在他舅舅和他舅舅朋友的小律师办公室里转来转去。这是一个不大的家庭传统。可是。要是他认定这是他想要从事的职业……

他母亲总是想念他；可他们已经分开了。她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妇女，抱有一种存心狭隘化的观点。奥布河畔的阿希斯唯一的产业就是生产睡帽；他能怎么向她解释呢，说，现实已经渐渐变得好像成了一个人的耻辱？

在巴黎，他得到了一小笔文员工作待遇的生活费，是位律师给的，他曾在他的事务所里学习过。将来，他需要钱，在律师实务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他继父搞发明创造已经开始用到家庭收入了；特别是他的新型织布机，成了个消耗钱财的大灾难。织布机噼里啪啦的响声和在不停地跳舞的织梭的吱吱声令他开心不已，他们站在牛棚里，盯着小小的机器看，等着纱线再断一回。有一点钱是从丹东先生那里弄来的，他过世十八年了，这笔钱当初专门搁在一边，是供抚养这个孩子用的。“搞发明创造，你需要这笔钱，”乔治-雅克说。“想到我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开端，我真的感到特别开心。”

那年夏天，他拜访了这家人。一个去过巴黎、有进取心，而且精力充沛的男孩，也许，作为一个关系遥远的成功人士，将来是不会回家——除非去巴黎参观游览。因此，登登门，别把远房表姐或者大舅遗孀给漏掉是得体的，妥当的。在他们既凉快又非常熟悉的农舍里，他只好伸了伸腿，大致向他们说说自己的人生追求，把自己的打算讲给他们听，求得他们的理解。在这些遗孀和未婚的姑妈家客厅里，他度过了好些个漫长的下午，上了岁数的女士们在渐渐黯淡的阳光下不住地点头，有些发紫的灰尘在旋转，在她们弯下的头上罩了一层光晕。该对她们说些什么，他一清二楚，丝毫没有不知所措。他不是那种人。不过，每一次的拜访都令他感到，自己的旅行离这里越来越远了。

接下来，就只剩一个人要去拜访了：修道院的玛丽-塞谢尔。他跟在新修女导师笔直的脊背后头，沿着死亡一般静谧的甬道走着；他觉得自己高大得有些荒唐，太像一个男子汉了，注定了不可能为自己道歉。修女们穿着黑衣服，眼睛盯着地面，手藏在衣袖里面，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他以前就不想让他姐姐来这里。我宁愿去死，他心想，也不愿做女人。

修女停了下来，透过门，朝他做了个手势。“我们的会客厅在大楼里，很远，”她说，“不方便。等我们有资金的时候，我们还要在大门口建个会客厅。”

“我原以为你们修道院有钱的，嬷嬷。”

“那么，你搞错了。”她不屑地说。“我们有些圣职志愿者把嫁妆都带来了，这些嫁妆，连用来给她们买做宗教服装的布料钱都不够。”

玛丽-塞谢尔坐在烤架的后面。他不能碰她，不能亲她。她看上去脸色苍白；要么是脸色苍白，要么就是新修女戴的头巾白得厉害，她不适合戴。蓝蓝的眼睛又小又安静，很像他自己的眼睛。

他们说了一会儿话，彼此觉得害羞拘谨。他把家里的一些情况给她说了，还谈了自己的打算。“等我最后宣誓的时候，”她问，“你会回来参加我的着装仪式吗？”

“会的，”他撒谎说。“如果我能回来的话。”

“巴黎是个很大的地方。你不会觉得孤单吗？”

“我不觉得。”

她急切地望着他。“你要从生活中得到什么东西呢？”

“从生活中发迹。”

“那是什么意思啊？”

“我认为这意味着我想谋求到地位，拥有钱财，使人对我尊敬。对不起，我觉得这样的胡言乱语根本没意思。我只是想做个了不起的人物吧。”

“每一个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在上帝看来。”

“这种生活已经使你变得虔诚了。”

他们大笑。接着：“在你所做的各种打算中，有没有关于拯救你灵魂的想法？”

“我有个了不得的懒姐姐当了修女，她整天除了祈祷就是无所事事，为什么我居然还得要考虑我的灵魂？”他抬起头。“你怎么样，你——你知道——你主意拿定了吗？”

她叹了口气。“算算这桩事情的经济账，乔治-雅克。结婚要花钱。我们家女孩子太多。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其他人情愿让我来。可是，既然我到了这里——是啊，我开心。这里确实有它令人感到安慰的地方，虽然我并不希望你认同这些安慰。我认为你啊，乔治-雅克，天生就不适合在灵修行当里做事。”

他知道本地区有些农民本来愿意娶她的，就是因为她的嫁妆太寒碜，这些嫁妆现在都给带到女修道院来了；要是她身体健康，充满活力，性格开朗，那些农民本来也会乐意娶她做妻子的。找个男的勤劳肯干，好好待她，让她养几个孩子，倒不是不可能。他觉得所有女人应该生儿育女。

“你还能还俗出去吗？”他问。“如果我赚到钱，我会照顾你的。我们会给你找个丈夫，或者你不找也行。我会照顾你的。”

她举起手。“我说过了，不是吗——我开心。我满足。”

“看到你脸上血色都没了，我难过，”他轻声地说。

她转眼朝别处望去。“你最好走，省得你让我难过。你知道，我经常思念我们一起在田野里度过的时光。噢，可现在，那一切都过去了。上帝保佑你。”

“上帝保佑你。”

你靠它，他心想；我才不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