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尘埃已经落定了，我们可以开始看看我们的境况了。既然最后一片红瓦已经摆到了新屋的顶上，既然婚姻合约已有四年了。这座小镇散发着夏天的气息；也就是说，不那么令人惬意吧，不过，这种情况和去年是同一个样儿，跟来年也没什么分别。新屋散发着树脂和抛光蜡的气味儿；有股处于酝酿之中硫磺般的家庭纠纷的味道。

德穆兰先生的书房就在临街老屋的院落的对面。要是你站在军事广场站那儿，举头朝老屋逼仄的正面白墙远眺，你会时常看到他的身子埋在二楼百叶窗的后面。他像是正在往下盯着大街瞧；可他离这里还有好几英里远呢，旁观的人说。这话倒是没错，他的住址非常准确。不过，他的心思却回到了巴黎。

其人其身呢，这会儿正往楼上走。三岁的儿子跟在他后面。因为指望这孩子今后二十年还在他的膝下生活，所以，为此抱怨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午后的炎热弥漫在街上。孩子恩瑞艾特和伊丽莎白还在婴儿床里睡觉。玛德琳在滔滔不绝地用恶毒的言语侮辱洗衣房的女孩，样子与她一贯端肃正经的举止和彬彬有礼的教养格格不入。他把门关上，免得听见她们的噪声。

一坐到办公桌边，一片游移不定的巴黎思绪便悄然溜进了他的脑海中。这样的情况时常发生。他总是要发一会儿愣：自己好不容易才弄到个无罪释放，置身于夏特雷法庭的台阶上，跟一帮前来祝贺道喜的同事们在一起。他辨识同事的脸庞，叫唤同事的名字。佩林今天下午在哪儿呢？还有，维诺呢？如今，他每年都到这里来上两趟，可是，诺罗——过去他们做学生那会儿总在一起商议人生规划的——刚巧在太子广场上从他身边经过，压根儿不认识他了。

那是去年了。不过，眼下是1763年这一恩典之年的8月份。眼下是在皮卡迪大区的吉斯；他三十三岁，做了丈夫，当了父亲，是改革倡议人、市政议员、大区的官员，是个拥有大笔资金盖了新屋顶的男人。

他把几本账簿拿了出来。就在两个月前，玛德琳的家人想到了奁资的最后一笔分期付款。他们装作说——不过心里头清楚，他也几乎拿他们没办法——这笔钱虽是不经意的疏忽，可是让人觉得高兴呀；还说，像有他这样地位的人，接手的活儿一直源源不断，一般情况下，几乎不会把这最后几百块钱放在心上的。

这是典型的德·维耶夫威尔家族的计策。不过，拿这，他也无可奈何。就在他们用锤子把他朝这个家族的柱子上钉的同时，他一边因为尴尬在发抖，一边却还把钉子给他们递上去。应他们之邀，他从巴黎赶回家，为了玛德琳，要把很多事情落实好。等到她家人觉得他的条件还算凑合的时候，他才知道，她快三十了。

德·维耶夫威尔家族是干什么的呢，他们经营各种事务：跑不少的小城，处理很多大的法律实务。所有的拉昂区遍布了他们的堂兄堂弟；整个皮卡迪区呢，有一帮毫不惊慌的骗子，他们总是在说东道西。德·维耶夫威尔家族的某某某担任吉斯的市长啦，某某某是威严的司法机构巴黎议会的成员啦。一般情况下，德·维耶夫威尔家族的人要迎娶戈达尔家的人；玛德琳就其父系这一方来说，属于戈达尔家的人。戈达尔家的人的姓名倒是没有令人艳羡的高贵的定冠词；虽然如此，他们反倒容易发迹，要是你在吉斯及其周边地区参加音乐晚会或者葬礼，或者出席律师协会晚宴，总有一个你要向他（她）行屈膝礼的戈达尔家的人在场。

这个家族的女士们相信一年一度的收益。玛德琳起步虽然晚了，可这并没有令她畏葸不前。这不，这栋新房子不就来了吗。

这孩子是他的长子，此刻走过房间，爬到靠窗的座位上去了。这孩子刚刚出世给人看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不是我的孩子。给孩子洗礼取名字的时候，从咧着嘴笑盈盈的舅舅们到对摇篮着迷的姨娘们，嘴里冒出来的解释是：难道那时候你不是小小的戈达尔家的人，难道他不是地地道道的小戈达尔家的人吗？实现人生的三大愿望吧，让-尼克拉斯当时就在心里酸溜溜地寻思：当市政议员，娶上你的表妹，过养尊处优的日子。

这孩子取了一整串的名儿，因为教父教母意见不一致。让-尼克拉斯大声说出自己喜欢的名字之后，整个家族的人便抱成了一团：你管他叫卢西恩可以呀，随你的便，可我们就是要叫他卡米尔。

对德穆兰来说，似乎伴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出世，他自己就成了一个在吸人沼泽地里四处挣扎的人，丝毫没有获得救援的希望。不是他不愿意担当责任；他只是给生活中的迷茫镇住了，而且，认定了无论自己在什么特定的情况之下都干不了一丝一毫有益的事儿，这就让他完全感到绝望。特别是这孩子给他出了道没法解决的难题。这个难题没法诉诸法律的推理过程。他朝孩子笑，孩子呢，也学会了报以一笑：他不是用大多数孩子那种可爱的没齿的咧嘴大笑，而是用在他看来属于开心一瞬的那种笑。之后，又一次，他总觉得小孩子的眼睛是不会全神贯注盯着人看的，可这孩子——毫无疑问，这完全是自己的想象——好像是在相当冷静地审视自己。这令他感到忐忑不安。他在心里隐隐地感到后怕，有朝一日，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这毛孩子会坐起来，开口说话；会对视他的目光，用评定的口气说：“你这蠢蛋。”

此刻，他儿子站在靠窗的位置上，把身子朝广场的上方探了过去，并就谁过来了谁走开了向他评论。神父过来啰，索尔斯先生过来啰。嘿，来了只老鼠。嘿，索尔斯先生的狗来啰；啊，可怜的老鼠。

“卡米尔，”他说，“从那边下来，掉到外面的鹅卵石上，把脑袋瓜摔坏了，你将来就当不了市政议员。虽然你朝那个目标努力了，可是有谁会在意呢？”

此刻，就在他累加店主的账单的时候，他儿子把身子朝窗户外面最大程度地倾了出去，进一步寻找动物大屠杀的迹象。神父又一次从广场上经过，狗在太阳底下睡着了。一个男孩过来时，手里拿着项圈和狗链，他把狗驯服好，并给它套上了家伙，把它领回家了。终于，让-尼克拉斯从账本上抬起了头。“等我把屋顶的钱付清，”他说，“我就完全破产了。你在听我说话吗？你舅舅还是只把本地区那些垃圾的司法活儿给我做，不挪用你妈妈的奁资钱，我就没法一个月一个月地混哪，这钱本该花在你的教育上的。女孩子倒不碍事，她们会做针线活，或许，因为人长得漂亮标致，嫁个好人家。可我们哪能指望你照同样的方式过日子呢。”

“那狗又过来了，”他儿子说。

“照我的话去做，从窗户进来。别耍小孩子脾气。”

“为什么不？”卡米尔说。“我就是小孩子，不是吗？”

他父亲走了过来，把他的手指从他扣住的窗户框子上扒开，一把把他箍住。这孩子被这异乎寻常的力气给抱开，吓得眼睛睁得圆圆的。所有这一切让他愣住了：他爸爸的檄文，蛋壳上的斑点，女人的帽子，还有池塘里的鸭子。

让-尼克拉斯抱着他走过了房间。等你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他心想，你就会坐在这张桌子边，翻翻账本儿，再轮到你现在干的这份本地的小生意上，也许是职业生涯当中的第十次吧，你会为威尔格的房子起草按揭贷款契约。那样，你就会把发怔的表情从脸上抹掉。等你到了四十岁，等你头发斑白，为你长子急出病来，我就七十岁啰。那时候，我会坐在阳光底下，望着墙上的梨儿长大成熟，还有，望着索尔斯先生和神父从这儿路过，摸摸他们的帽子，朝我打招呼了。

我们怎样看待父亲呢？父亲重要还是不重要呢？下面是卢梭说的一段话：

所有社会中最古老，也是唯一天然的社会就是家庭社会，但是，孩子在天性上总是跟他们的父亲联系在一起，不过是只要他们还需要他保护他们而已……家庭也许可以被当作是政治社会的第一个模式。国家元首具有父亲形象，人民则具有父亲的孩子形象。

好了，这儿再讲几个家庭故事吧。

丹东先生有四个女儿：比四个女儿年龄小些的是个儿子。对这孩子，也许除了为他的性别感到安慰之外，他倒没什么看法。四十岁那年，丹东先生过世。他的遗孀已有身孕，不过，后来却失去了胎儿。

在以后的人生当中，这个名叫乔治-雅克的孩子认为，他记得他父亲。在家里，有关去世的人的话倒是谈得很多。他把谈话的内容听在心上，再把听到的话变成可以算是记忆的东西。这法子蛮好。死人不会复生，不会跟你争吵，跟你计较。

丹东先生曾是本地一家法院的文员。钱不算多，有几栋房子，还有几块地皮。不过，丹东太太认为是自己在撑着这个局面。她是个生性蛮横的瘦小女人，为人处世总要把胳膊肘儿往外伸，对别人从不让步。每个星期天，她的姐夫们都要过来，劝她几句。

之后，孩子们变野了。他们坏人家的围栏，追人家的绵羊，还惹下其他五花八门的乡下麻烦。人家跟他们搭话，却总是被他们顶回去。他们还把别人家的孩子扔到河里。

“女孩子哪能那样！”丹东太太的弟弟加缪先生说。

“不是女孩，”太太说。“是乔治-雅克。不过，喏，他们总得要在世上活啊。”

“可这里不是那块丛林，”加缪先生说。“这里不是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这里是奥布河畔的阿希斯。”

阿希斯这地方碧绿透了；周边的土地却平坦发黄。人们在这儿过着节奏安稳的日子。加缪先生在屋里拿眼睛瞄着这孩子，那边，窗户外头，他正在朝粮仓扔石子呢。

“这男孩野蛮，而且身体也粗大得出格啊，”他说。“他的头上怎么缠了绷带？”

“我凭什么非要告诉你呢？你就晓得要数落他。”

两天前，太阳还没落山，天气暖暖的，有个姐姐早早地把他带回了家。她说，他们一直在公牛地里玩早期的基督徒游戏。这也许是安妮·玛德琳在这种游戏里面增添的虔诚光彩吧；当然，不是所有教堂的殉道者都赞成被人家刺伤，这是有可能的；当然，像乔治-雅克这样的一伙人拿着尖尖的棍子去玩，这也是有可能的。他的半个脸给牛角挑破了。他母亲吓呆了，用手抱住他的头，把肉往一处使劲儿推，反反复复地推，希望肉会粘合在一起。她用了根绷带紧紧地把伤口扎好，又用另外一根把他的头包好，遮住他前额上面的多处肿块和被划破的好多伤口。有两天的时间，他一副戴了头盔、准备随时侵略进攻的样子，待在家里拖地。他嘀咕着说头疼。这已经到了第三天了。

加缪先生走了之后，过了二十四个小时，丹东太太站在同一扇窗户边上观望，当他儿子的身体被人搀扶着走过几块田地的时候，她像是身处眼花缭乱、恐怖而又不断重复出现的梦境之中一般。一位农场工人用手臂扶着他沉重的身躯；她能看到，他的两个膝盖在整个身体的重量下是怎么弯着的。有两条狗，尾巴夹在腿间，跟在他后头追赶；跟在后面的安妮·玛德琳来了，在高声咆哮，又是气愤，又是绝望。

等她赶上了他们，她这才看清，此人眼里有泪花。“那头该死的公牛，非要宰了它不可，”他说。他们进了厨房。到处都是鲜血。此人的整个衬衫上、狗毛上、安妮·玛德琳的围裙上，就连她的头发上也全都是血。血流了满满一地。她四处张望，找东西，床毯啦，干净布啦，好把她独生儿子的尸首放在上面。这位工人疲惫不堪，靠着墙晃了晃身子，用一条长长的铁锈色的东西把膏药扎好。

“就把他放到地上吧，”她说。

一旦脸颊接触到地上冰凉的瓷砖，这孩子便轻声呻吟了；只是在那个时刻，她才意识到他还没死过去。安妮·玛德琳嘴里用一个调儿不断地重复着《从深处》，“从早晨望到晚上：就让以色列人把希望寄托在耶和华主身上吧。”她母亲扇了她一个嘴巴让她住嘴。后来一只小鸡飞到门边，站在那里。

“别打这姑娘，”这位工人说。“正是她把他从公牛的脚下给拽出来的。”

乔治-雅克睁开了眼睛，呕吐。他们先让他躺着别动，然后摸摸他的手脚，看看哪处的骨头折了断了。他的鼻梁断了。呼出了血泡沫。“别用鼻子出气，”此人说。“不然，你的脑浆会掉出来的。”

“躺着别动，乔治-雅克，”安妮·玛德琳说道。“你真是给那牛颜色看了。下次它要再见到你的话，会跑开躲起来的。”

他母亲说：“要是有个丈夫该多好啊。”

出事前，没有人朝他的鼻子多看，因此也没人说得清楚，他那高贵的五官是否破了相。不过，脸上那块被牛角划裂的地方却落下了深深的疤痕。疤痕的印子顺着脸颊的这一侧往下，硬是把一个紫褐色的刺嵌进了他的上嘴唇里面。

接下来的一年，他染上了天花。姑娘们也都染上了。庆幸的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因此丧命。他母亲觉得他脸上的疤痕破了他的相。如果你想把自己弄丑，就索性使劲儿地把自己弄丑算了，使劲地去弄呀。乔治不住地转头。

他十岁那年，他母亲改嫁了。嫁的人名叫让·雷考丹，镇上的一个商人；鳏夫，带着个（文静的）男孩过日子。他有些小小的怪癖，不过，她倒觉得他们一起过日子满合得来。乔治上学了，是在当地的一所小学。不久他就发现，他学什么东西一点儿都不用费心，因此他不想让上学的事影响了自己。有一天，有人发现一群猪在他身上乱踩。结果弄得他浑身都是划破的口子和瘀伤，还有一两处的伤痕给又密又长的头发遮住了。

“我保准儿，那是我最后一回挨畜生踩踏，”他说。“不管是四条腿的还是两条腿的畜生。”

“求求上帝，但愿如此吧，”他继父虔诚地说。

一年过去了。有一天，他突然倒下，烧得很厉害，牙齿咯咯地直打颤。他咳出的痰里带血，胸腔传出噼里啪啦的急喘的噪声，房间里人人都能听到。“肺可能不太好，”行医的骗子说。“所有肋骨频繁地隔一段时间就被压迫到肺部。对不起，亲爱的，最好请神父过来吧。”

神父来了。给他做了送终的仪式。可这男孩那天夜里没有死。三天之后，他依然昏迷不醒，半死不活的。他姐姐玛丽-塞谢尔安排大家轮流值班祷告；她自己顶最难熬的一班，从凌晨两点坐到天亮。客厅挤满了亲戚，大家围坐着，人人都想说些妥帖得体的话。不时出现好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沉默又被大家立刻拼命说话的声音打破。关于他每一声呼吸的消息从一个房间传到了另一个房间。

到了第四天，他坐了起来，辨认家里的人。第五天，他说起了笑话，要吃的东西来了，饭量还真不小。

他被宣布脱离了危险。

他们曾计划掘个墓，把他埋在他父亲的旁边。他们已经抬进外屋的一口棺材只好又让人家给抬了回去。幸运的是，他们只是给这口棺材交了定金。

在乔治-雅克养伤的这当口，他继父远行到特洛瓦去了。一回来，他就告诉大家，他在一所小小的修道院给这孩子找到了可以寄身的地方。

“你这个混账东西，”他妻子说。“你就实话实说吧，你就是想把他从家里给支出去。”

“他在家里，我哪来时间专心搞发明创造啊？”雷考丹理由十足地反问道。“我简直就是在战场上生活。不是把他的肺踩得啪啪作响？11月份，哪里还会有旁人下河？除了他，还有谁呢？阿希斯的人没必要知道该怎么游泳。这小子可真了不得。”

“或许他好歹可以做神父吧，”太太说，打圆场了。

“噢，是的，”舅舅加缪说。“我只能看到他侍奉那一帮人。也许他们要派他去参加十字军东征呢。”

“我不晓得他是从哪里生出这门子脑筋来的，”太太说。“我们家族可没出过这种脑筋啊。”

“谢谢，”她哥哥说。

“当然，不能仅仅因为他去了修道院就意味着他非要当神父。办事讲究法度。我们家也有规矩。”

“何况，要是他不喜欢这个决定呢？思想上畏惧。”

“不管怎么说，”太太说，“让，还是让我把他留在家里待上个一两年吧。他是我的独子。对我来说，他多少是个安慰。”

“只要你高兴就好，”让·雷考丹说。他是个性格温和、容易相处的人，完全听从老婆的吩咐，以此来讨老婆的欢心；现在，他把不少时间都泡在外面的一个农场建筑里头，搞棉花纺织机器的发明。他说，这个发明将会改变全世界。

在他继子十四岁那年，他把这个吵吵闹闹、身体疯长的孩子打发到特洛瓦这座古老的大教堂城市来了。特洛瓦城是座等级森严的城市。就连牲口都有天地之间它们地位低贱的意识，神父不许游泳。但是他好像总能找到这些规矩之外的机会来打发这段日子。

后来，他回顾童年时光的时候，总是把这段岁月描绘得格外愉快。

一场婚礼欢庆仪式在比平时更浅淡、更灰暗、更偏北的灯光下举行。日子是在1月2日。前来参加婚礼的人群稀稀拉拉的，态度也是冷冰冰的，他们勉强互道节日的祝贺。

雅克琳·卡洛特的风流韵事成了1757年的春天和夏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据米歇尔玛说，她知道她怀孕了。她是从不出错的。或者就只出大错，她心想。

因为情人现在对她的态度已经冷淡了，因为她父亲是个急脾气，她于是把衣服里的紧身胸衣脱去，相当气定神闲地待在家里。坐在父亲的饭桌边上，不能吃东西的时候，她就把饭菜倒给她裙边的斯塔福德狗吃。可是却突生变故。

“要是你早点告诉我，”她情人说，“我们不过就是在酿酒商的女儿嫁到德·罗伯斯庇尔家族这件事上吵吵而已。可眼下，我们的丑闻跟你这鼓起来的肚子一样越来越大了。”

“私生子，”雅克琳说。从本性上说，她不是个浪漫之人，不过，她觉得这个姿态是自己迫不得已才选择的。她站在圣坛边上的时候，下颔上扬，整天价拿眼睛盯着家里的人看。那是她自己家里的人；德·罗伯斯庇尔的家人待在家里。

佛朗索瓦二十六岁。他是本地律师协会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星星，是本区最让人羡慕的单身汉之一。罗伯斯庇尔家族已经在阿腊区生活了三百年。虽然他们没钱，但是他们感到非常自豪。雅克琳倒是给所嫁的这户人家迷住了。在自己父亲家里，那位酿酒商成天地胡说八道，把工人吵走，牛肉的骨节狼藉了一桌子。罗伯斯庇尔家人却彼此彬彬有礼，哪怕喝的是稀汤。

就这样，他们知道，她是个体格健硕的普通女孩，他们总是把大盘水汪汪的汤舀给她喝。他们甚至还给她拿上她父亲酿制的啤酒。不过，雅克琳的体格并不健壮。她病恹恹的，弱不禁风。她嫁到这户文文雅雅的人家倒是件好事，人家满肚子刻毒地说，什么事都不用她来操心了。她就是件小小的装饰瓷器儿，是件陶瓷，她那瘦小的身材给肚子里怀着的孩子弄得走形了。

佛朗索瓦曾站在神父面前恪守自己的职责。可是有一回在床单之间他碰到了她的身子，他又感受到原先那种身体深处的冲动了。她身上心脏跳动的那一侧把他迷住了，她身上的肋骨现出的原始曲线把他迷住了。她那透明的肌肤，她手腕内侧的肌肤上露出的发绿发青、大理石一般的静脉把他惊呆了。她绿绿的近视眼睛、能像猫眼一样的温柔或犀利、睁得大大的眼睛把他迷住了。说话的时候，她使用的词语像猫爪一样抓到你的心里，让你难以忘怀。

“他们的血管里有那种人中豪杰的禀赋，”她说。“如果你把他们的血管切开，它们会淌出优雅的举止。明天，感谢上帝，我们将在属于我们自己的家里生活了。”

这是一个令人尴尬、深陷重围的冬天。佛朗索瓦的两个姐姐在这里走来走去，传递音信，又怕言语过多。雅克琳的孩子是个男孩儿，在5月6日凌晨两点出生。那天，后来一家人在喷泉那儿碰了头。佛朗索瓦的父亲做了教父，这孩子因此就跟他姓了，叫马克西米连。他对雅克琳母亲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古老姓氏。这是个不错的古老姓氏，她女儿现在就是这个姓氏了。

在随后的五年当中，这桩婚姻又添了三个孩子。雅克琳起初是体弱多病，接着是在担惊受怕，然后是在疼痛难受的时光中度过的，这样的日子成了她的生活常态。别样的生活，她记不得了。

那天，尤娜丽姑姑给他们讲了个故事。故事叫《狐狸与猫》。她念得很快，哗啦啦地翻过了一页又一页。这就叫作你不需要全神贯注，他心想。要是你是个孩子，你会为此挨他们的骂的。可这本书算是他的最爱了。

她本人太像狐狸了，她把下巴朝上一翘，在听，沙粒般的眉毛锁在一起。没在意，他在地板上滑倒了，玩起了她裤脚边上的那个花边。他妈妈会做花边。

他心里有个预感：他永远不会被允许坐在地板上（把你的好衣服磨坏了）。

他姑姑在几个句子中间停了下来，在谛听着什么。楼上，雅克琳正气息奄奄。这些孩子们还不知道。

他们已经把助产婆打发走了，因为她做不了什么好事。此刻，她在厨房里正吃着奶酪，一边津津有味地刮着上面的皮，一边拿以前的例子吓唬小女佣。他们已经派人把外科医生请来；楼梯顶上，佛朗索瓦在跟他争吵。尤娜丽姑姑赶忙出来，把门关好，不过，你依然能够听到他们的谈话。她继续念故事，声音中出现了一种奇特的腔调；同时她把一只瘦单、粉白的女士的手伸到奥古斯汀的摇篮上，摇呀摇。

“我看没法子能让她分娩了，”此人说道，“除了切开。”他不喜欢这个词，你能看得出；但是他非得用它。“我也许可以保住孩子的命。”

“保住她的命，”佛朗索瓦说。

“要是我不尽力，他们都会死。”

“你可以把孩子弄死，但要保住她的命。”

尤娜丽的手在摇篮上握成了拳头，奥古斯汀被颠簸得大喊大哭。

幸运的奥古斯汀已经来到了人世。

他们这时还在争论——外科医生对这位外行迟迟不能听懂自己的话感到不耐烦了。“那么，我把杀猪的请过来又何妨，”佛朗索瓦大吼道。

尤娜丽姑姑站了起来，书从她的手指间滑落，顺着她的裙子轻轻地游走，落下，在地板上自行打开了。她朝楼梯的梯级跑过去，“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们声音小点儿。别让孩子们听见。”

书的这几页像扇子一样摊开了——狐狸和猫，乌龟和兔子，眼睛一亮一闪的聪明乌鸦，还有树下要吃蜂蜜的熊。马克西米连把书捡起，把卷曲的书角拉直。他把姐姐胖胖的手放到摇篮上。“要这样摇，”他边说边摇了起来。

她抬起脸，那张婴儿般的嘴还是软塌塌的。“为什么呀？”

尤娜丽姑姑从他身边经过，没有看他，汗珠子顺着她的上嘴唇渗了出来。他的脚踩在楼梯的梯级上，“啪啪”直响。他父亲把身子弓在椅子上，双臂在眼睛上面摊开，在大哭。外科医生正朝包里看着。“我的钳子呢，”他说。“我要这么试试，起码。这技术有时候还管用。”

这孩子把门只推开了一点点，弄出个门缝，恰好让自己进去。窗户朝着早夏，朝着来自花园和田野里嗡嗡起哄的香气闭着。炉火不错，烧火的原木躺在篮子里，准备好了。热气靠近了，可以看到。他母亲身体裹着白衣，几个垫子撑着她的背，头发从前额开始，已被揪成带状。她转对着他，只是用眼睛，不是用头，还有，残留的那老一套的笑容。她的嘴巴四周皮肤灰灰的。

很快，那嘴巴好像在说，你我该要分别了。

见此情景，他转过身子。在门边，他朝她竖起一只手，做了个柔弱的、表示志在一道的成人手势。门外，外科医生已把外套脱了，搁在手臂上，他站着，等着来人把它拿走挂好。“要是你几个小时前就叫我的话……”外科医生在说话，没有专门针对哪一个人。佛朗索瓦的椅子上空了。好像他已经离家出走了。

神父到了。“要是头出来就好了，”他说，“我要给他洗礼。”

“或者手脚出来也行，”神父满怀希望地说。“这样做教堂允许。”

尤娜丽回到房间。她开门的时候，热量像是从风箱里面向外蹿。“这样对她好吗？没有空气啊。”

“受了凉就要出大事，”外科医生说。“虽然不过——”

“接着是临终的涂油礼，”神父建议道。“这儿有个便桌才好哩。”

他从袋子里拿出一块祭坛布，之后又在袋子里掏蜡烛。上帝的恩宠随身可带，可以带到你的家园里。

外科医生的眼睛在楼梯顶头扫了一下。“把他的孩子打发走，”他说。

尤娜丽把他拢到怀里：这是个私生子。她把他带到楼下时，衣服上的纤维蹭到了他的面颊，发出轻微的刺耳声。

尤娜丽让他们排队站在前门边上。“戴好手套，”他说。“戴好帽子。”

“天气暖，”他说。“我们真的不用手套了。”

“无论如何，戴上，”她没松口。脸似乎在颤抖。

接生婆一只手推着，从他们身边走过，把婴儿奥古斯汀甩到她肩上，用一条手臂抱住他，好像他是只袋子似的。“六年当中生了五个孩子，”她对尤娜丽说，“你还能指望什么呢？她的命数到头了，完了。”

他们去了卡洛特外公家。那天，尤娜丽姑姑过后来了，说他们必须为他们的小弟弟祈祷。卡洛特外婆张嘴说道，“受洗了吗？”尤娜丽姑姑摇了摇头。她拿眼睛朝下看看孩子们，一副不能多言多语的表情。她朝外婆回头张嘴说，“生下来就死了。”

他身子哆嗦了一下。尤娜丽姑姑弯腰亲他。“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他说。

尤娜丽说，“你跟外婆一块儿待几天，没事的，等你妈妈身体好一些再回去吧。”

可是，他记得她那嘴的四周发灰的肉。他领悟到她那嘴对他说过的话：我很快要在棺材里了，我很快要被下葬了。

他纳闷他们为什么这样撒谎。

他数着日子。尤娜丽姑姑跟恩瑞艾特姑姑在来来回回地走着。她们说，你今天是不是要去问问你妈妈身体怎么样？恩瑞艾特姑姑对外婆说，“马克西米连没有问他妈妈情况怎么样。”

外婆答道，“他是个没心没肺的小东西。”

他数着日子，一直数到他们决定说出实情的时候。九天过去了。是在吃早饭的时候。是在他们啃面包喝牛奶的时候，外婆进来了。

“你一定要非常坚强，”她说。“你妈妈已经走了，去跟耶稣一起生活了。”

耶稣宝宝，他心想。他说，“我晓得。”

出事的时候，他六岁。窗户开着，一片白色的窗帘在呼啦呼啦地飘动，麻雀聚集在窗棂上。圣父上帝，站在朵朵祥云的后头，在墙上的一幅画里往下看着。

后来，过了一两天，姐姐夏洛特手指着棺材；他的小姐姐恩瑞艾特在角落里生气，不过没人理会她，她嘴里在嘟哝。

“我会给你念的，”他对夏洛特说。“不过，不是那本动物书。在我看来，那本书小孩子气太重。”

后来，那位成年的恩瑞艾特，就是他姑姑，在棺材封盖之前，把他举高，好让他朝棺材里面看上一眼。她身子一直在晃动，在他的头顶上方说，“我本不想给他看的，是卡洛特外婆说非要让他看。”他非常清楚，棺材里的人就是他母亲，那个长着短柄斧头般的鼻子、长着可怕的白纸一般的手的尸体。

尤娜丽姑姑往外跑到大街上。她说，“佛朗索瓦，我求求你。”马克西米连一边抓住她的衣裳，一边跟在她后面追；他看到他父亲有一回是怎么不回家的。佛朗索瓦沿着大街大步走去，进了城。尤娜丽姑姑拖着这孩子，回到屋里。“他得在这份死亡证书上签字，”她说。“他说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上面。我们打算怎么办？”

第二天，佛朗索瓦回来了。他浑身散发着白兰地酒气，卡洛特外公说，显然他在跟哪个女人厮混。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佛朗索瓦开始拼命喝酒。他不理自己的客户，因此客户们转到了别处。有段时间，他连续好几天人影子都见不到；有一天，他把包收拾好，说他要走，从此不再回来。

他们说——卡洛特外婆和外公——他们压根儿就没喜欢过他。他们说，我们与德·罗伯斯庇尔家从来没吵过架，他们家的人都是人模人样的，不过，要把他除开，他不是个正经东西。起初，他们还守着这个谎，说，他在另一座城市，在干一件时间很长、出人头地的大事。他的确时不时地回来，飘荡到家里，常常是为了借钱。罗伯斯庇尔家族年长的那位——“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不认为他们能给这孩子一个家。卡洛特外公收留了这两个男孩，马克西米连，还有奥古斯汀。尤娜丽姑姑和恩瑞艾特姑姑都没嫁人，说，她们愿意收养这些小姑娘。

在他童年时代的什么时候，马克西米连终于发现，或者，有人告诉过他，他是个婚外怀上的种。可能他给他们的家庭境遇造成了最坏的影响，因为，在他后来的人生当中，他从此再也没有提到过他的父母。

1768年，两年不见之后，佛朗索瓦·德·罗伯斯庇尔在阿拉斯出现了。他说他到国外去了，不过他没说去了哪里，他是怎么生活的。他到卡洛特外公的屋里去了，要见一见自己的儿子。马克西米连站在过道里，从一扇关上的门后面听到他们在大声说话。

“你说你根本克服不了这个，”卡洛特外公说。“可是，你有没有停下来问过，你儿子他是不是已经克服了？这孩子就是她的翻版，身体不结实；她身体也不好，你知道的，她每次生孩子之后，你硬爬到她身上。只是多亏了我，他们的身上才有衣服穿，才在慢慢地长大，成为基督徒。”

他父亲出来，找到了他，说，就他这个年龄来说，他长得单薄、矮小。他花了几分钟，紧张尴尬地跟他说了几句话。临走的时候，他弯下身子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亲。他呼出的气息发酸。这个私生子面带成人般的厌恶表情，把头往后一甩。佛朗索瓦似乎感到失望。也许他想来个拥抱，来个亲吻，来个抱着自己的儿子在空中旋转的动作。

后来，这个学会有节制、因人而异地表达自己更加强烈情绪的孩子纳闷，他是不是应该感到遗憾。他问他外公，“我爸爸过来看我了吗？”

老人走开的时候嘴里在嘟哝。“他又来借钱了。你快点长大。”

马克西米连尽量让他外公外婆省心。你几乎都不知道他在屋子里头，他们说。他喜欢读书，喜欢在花园的小棚子里养鸽子。星期天，小姑娘们被接到这边来，他们一起玩耍。他任由她们非常温柔地用一只手指头摸鸽子一颤一颤的背脊。

她们央求他给只鸽子，要带回家自己养。我知道你们，他说，你们一两天就会厌倦，你们得照顾它们，你们知道它们可不是洋娃娃。可是她们不依不饶：一个星期天接一个星期天地又是嚎叫，又是哀求。最后他心软了。尤娜丽姑姑买了一只镀金的笼子。

几个星期之内，那只鸽子就死了。她们把鸽笼放在外面，来了一场风暴。他想象得出，可怜的鸟儿慌乱地朝鸟笼上的围栏冲撞，翅膀折断了，头顶上雷声滚滚的那个情景。夏洛特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时候，她断断续续地带着懊悔在抽泣；可是五分钟过后，他知道她会溜到太阳底下，把这事儿给忘了的。“我们把笼子放到外面，这样它会感到自由自在，”她抽着鼻子说。

“它不是一只自由自在的鸟。它是一只需要有人看护的鸟。我跟你说过。我没说错吧。”

可是说话正确并没给他带来一丝快乐。这反倒在他嘴里留下了一丝苦涩的滋味。

他外公说，等他足岁了，就带他去做生意。他陪着这孩子绕着酿酒厂四处转悠，看各色各样不同的操作，跟人家说说话。这孩子只是礼貌性地表示有兴致。他外公说，既然他书生味多，实用气少，他或许喜欢当神父。“奥古斯汀可以入这一行做生意，”他说。“否则，就把酒厂卖了。我不是感情用事。除了酿酒，还有别的行当可以做嘛。”

马克西米连十岁那年，圣-瓦斯特修道院院长被引荐到家里，为了激发他的兴趣。他亲自对马克西米连进行面试，但不大喜欢他。虽然他的样子谦卑低调，可是，从本质上说，他好像对修道院院长的观点不屑一顾，似乎他把心思放在更加崇高的事业上，似乎自己在别处还有许许多多的任务要完成。不过，他的好脑袋瓜注定是要白费了，这看来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修道院院长想得老远，觉得孩子的诸多厄运不是他本人的过错。可他还是个孩子啊，总得有人可以帮他做点什么吧；他在阿拉斯的学校上过三年的学，老师们为他取得的进步和他的勤勉赞不绝口。

修道院院长安排了一笔奖学金。每当他说“我会帮你做点什么”时，他所指的不是仅仅限于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到路易大帝高中去上学，那是全国最好的一所学校，贵族子弟都在那里接受教育，这所学校也在到处物色人才，贫寒子弟可以从那里发迹。因此，院长说：另外嘛，他告诫他，发奋读书，绝对顺从，无限感恩。

马克西米连对恩瑞艾特姑姑说，“我离家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写信。”

“肯定。”

“还有，请夏洛特和恩瑞艾特也要给我写信。”

“我会嘱咐她们给你写信的。”

“在巴黎我也会结交很多新朋友。”

“我期望如此。”

“等我长大了，我能让我的哥姐他们不愁吃不愁穿。除了我，别人都不必非要这么做了。”

“那你大姑呢？”

“还有你。我们大家一起买栋大房子。我们根本不会吵吵闹闹的。”

希望渺茫吧，她心想。她纳闷：他非得要去吗？十二岁了，他还是这么个小男孩的模样，说话如此地轻柔，一点儿都不贸然失礼；她倒是发愁，他一旦离开外公身边，就完全没有人照管他了。

不过，不，一定，他一定得去。这些机会少之又少；我们得在这个世上生活，把一个男孩拴在女人的围裙带上可没什么好。有时候，他倒是令她想起他母亲来了。他有着她那双海蓝色的眼睛，像是在吸纳阳光、保存阳光似的。我可从来没讨厌过那个姑娘啊，她在心里想。她是个重感情的人，雅克琳。

1769年夏季期间，他认真学习，提高拉丁语和希腊语水平。他安排邻家一个比自己稍微年长一点的女孩看护鸽子。十月份，他离家了。

在吉斯，在德·维耶夫威尔家族人看来，德穆兰先生的事业有了起色。他当上了县治安官。吃过晚饭之后，他与玛德琳晚上就这么坐着，面面相觑。手头总是缺钱呵。

1767年——那时，赫尔曼会走路了，安妮-克劳蒂尔德还是这户人家的婴孩——让-雅克对妻子说：“卡米尔得离家去上学了，你知道。”

卡米尔眼下七岁。他继续跟在爸爸的后头满屋子地走，不停地用德·维耶夫威尔家族的方式说话，把他父亲的意见当耳边风。

“他最好到卡特-岗布莱希斯去，”让-雅克说，“而且跟他的小堂弟们一起去。学校不远。”

玛德琳有很多事情要做。最大的那个姑娘一直不停地在生病，用人乘此机会捞了些好处。为了家里的收支平衡，自己只好做些费时的事务，这样好省出点钱来。让-雅克从她那里完完全全学会了这一点；除此之外，他还想要她注意到自己的情绪。

“让他承担你那未完成的雄心壮志，是不是还嫌嫩了点？”她询问道。

因为让-尼克拉斯的厌烦情绪已经开始。他一直严于律己，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过几年时间之后，吉斯律师协会有些前程美好的年轻人会问他：先生，您的才华是没得说的，您为什么就满足于这么一个有限的舞台呢？他会不客气地对他们说，对他来说，自己的本职工作够好的了；对他们来说，也应该够好了。

10月份，他们把卡米尔送到卡特-岗布莱希斯去了。就在圣诞节之前，他们收到了一封校长热情洋溢的来信，信中描述了卡米尔取得的惊人进步。让-雅克朝他妻子挥了挥来信。“难道我没跟你说过吗？”他说。“我就晓得这事儿没做错。”

不过，玛德琳却被这封信搅得心神不宁。“好像，”她说，“他们在说，‘你的孩子是多么的漂亮，多么的聪明啊，即使他只有一条腿’。”

让-雅克把这句话当成了开玩笑。只是在玛德琳对他说，他丝毫没有想象力和幽默感之前的那一天，他才知道情况不是这样。

之后不久，孩子就到家了。他有了令人吃惊的语言障碍，几乎没法子说服他说出点什么话来。玛德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让人把每天的几顿饭送到房里来。卡米尔说，神父们对他很友善，他觉得这是自己的过错。他父亲为了宽慰他，说这不是过错，只是个小麻烦。卡米尔坚持自己多少应该受到责备，然后冷冰冰地问他哪一天可能返校，因为到了学校，他们就不用为此操心，也不会每时每刻地再讨论这件事了。让-雅克用挑衅的语气跟卡特-岗布莱希斯学校联系了，问他们，自己的儿子为什么患上了说话结巴的毛病。神父说，他自己得的呗；让-雅克说，他离家时可没这个毛病呀。最后的结论是，坐大巴的途中，卡米尔说话流畅的情况突然丧失，像是一只花瓶或者一副手套突然出了故障似的。哪一方都怪不了。这不过是那些曾经出过的事中的一件罢了。

1770这一年，卡米尔十岁，神父奉劝他父亲把他从学校接回家，因为他们没法给予他的学业进步应有的关注。玛德琳说，“也许我们可以给他找个家教。他是个真正一流的人才。”

“你疯了吧？”她丈夫冲着她大吼道。“你以为我是公爵？你以为我是英国棉花子爵？你以为我有煤矿？你以为我有农奴？”

“不是，”他妻子说。“我晓得你的脾气。我对你不抱任何幻想。”

是一个德·维耶夫威尔人给他们提供了解决办法。“可以肯定的是，”他说，“因为缺了点现钱就让你这么个聪明孩子一事无成，这将会成为一件憾事。毕竟嘛，”他粗鲁地说，“你本人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出息。”他想了想。“他是个招人喜爱的孩子。我们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结巴毛病会消失的。我们一定要考虑奖学金。假如我们能让他进路易大帝高中，家庭的这点开支就是一点皮毛，算不了什么。”

“他们会录取他，是吗？”

“根据我所听说的，他超常的聪慧。要是他做律师，将来会给你们家装点门楣的。瞧，下次我弟弟到巴黎去，我会让他帮你们出点力。还要我说别的吗？”

现在法国人的寿命已经增加到将近二十九岁了。

路易大帝高中是一所老基金会，曾经由基督徒管理，不过当他们被驱逐出法国的时候，这所学校被祈祷所会员占领了，这是一所更加开明的教堂。这所学校的校友个个都有名望，假如背景有差异的话。此刻还在光荣流放的伏尔泰曾经在此学习过，还有德·萨德伯爵先生，此刻蜗居在他的一个城堡里，他妻子最近却在忙着修改已经给他裁定好的判刑，因为他犯了投毒和鸡奸两宗罪。

学校坐落在圣-雅克大街，厚厚实实的高墙和铁大门把学校与城市隔开。这地方没有供暖的习惯，除非小教堂里的圣水盘上面结了冰，才会开始供暖；因此，冬天，通常学生们起早出门去采集冰棱，然后再把它们放进圣水盘中，希望校长能通融一下。房间被阵阵刺骨的穿堂风一扫而过，被势头减弱、用死人语言发出咯咯声响的阵阵狂风一扫而过。

眼下，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到这儿已有一年了。

他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就有人告诉他，为了修道院院长，他要努力，因为他获得这样的好机会要归功于院长。有人告诉过他，要是他想家了，思念会过去的。一到之后，他便坐下，把沿途的所见记录下来，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就该尽责任去完成，不需要用脑子到处装着它们。巴黎的动词变位正好跟阿特瓦的动词变位相同。要是你一门心思想着动词，万事万物就会围着动词找到恰当的位置。他上每一节课都全神贯注。老师们对他很是和善。他一个朋友都没交。

有一天，一个高年级学生走近他，在他前面推搡一个小男孩。“嘿，东西，”这孩子说。（他们装作忘记他的姓名了。）

马克西米连停了下来，动也不动。他没有立刻回头。“你找我有事吗？”他说。既咄咄逼人，又令人愉悦。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到这一点。

“我要你留意一下这个他们莫名其妙送过来的小男孩。他是从你那个乡下地方来的吧——吉斯，我相信。”

马克西米连心想：这些无知的巴黎人觉得这没什么区别。他轻声轻语地说道，“吉斯在皮卡迪地区。我来自阿拉斯。阿拉斯呢，在阿特瓦地区。”

“噢，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是吗？我希望你能从你大名鼎鼎的、非常高级的学习中抽点时间出来，帮他找一找周围的路。”

“好啊，”马克西米连说。他很快转身看看这个所谓的孩子。他是个非常可爱的孩子，生得很黑。

“你到底要找去哪儿的路？”他问。

就在那当儿，神父艾利沃克斯沿着走廊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他停下。“啊，你已经到了，卡米尔·德穆兰，”他说。

神父艾利沃克斯是个了不起的古典学家。他认为博学很重要。可是研究没有把秋季的寒冷挡在外面啊；而且即将来临的寒冷比现在还要糟得多。

“我相信你现在才十岁吧，”神父说。

这孩子抬头看看他，点了点头。

“总的来说，就你的年龄而言，你已经非常超前了？”

“是的，”这孩子说。“是这样。”

神父艾利沃克斯咬了咬嘴唇。行色匆匆地走了。马克西米连把迫不得已才戴上的眼镜摘下，揉了揉眼角。“试试‘是的，神父’，”他建议道。“他们期望你这样说。别朝他们点头，他们好像对这反感。此外，如果他问你聪明不聪明的时候，你应该为此显得更加谦卑。你知道——‘我尽力，神父。’这一类的话。”

“卑躬屈膝的奴才，是你吗，东西？”小男孩说。

“咯，仅仅是个主张而已。我只是把我的经验传给你，是为你好。”他重新把眼镜戴上。那孩子大大的黑黝黝的眼睛游进了他的眼里。一时间，他想到了困在笼子里的鸽子。他手上有了鸽子羽毛的感觉了，软绵绵的，死了：那纤细的骨头没有了脉搏的跳动了。他顺着外衣向下掸了掸手。

这孩子说话结结巴巴的。这让他感到不大自在。事实上，关于整个环境，有件事令他感到不安。他觉得他已经实现了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他觉得生活将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他觉得他的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糟。

他回家在阿拉斯度假的时候，夏洛特说：“你没怎么长大嘛，是吗？”

一年又一年，她说着同样的话。

他的老师对他尊重有加。他们说，没有天分，不过，他说话一向老实。

同学们怎么看他，他没多大准儿。如果你问他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会告诉你，他能干，敏感，耐心，缺乏魅力。不过，至于这样的评价与他周围的人对他的看法之间有多大的差别——噢，你怎么能肯定你脑子里的想法也是别人的想法呢？

他没有收到家里的多少来信。夏洛特常常给他寄去的信完全是孩子式的流水账。她寄来的信他保存一到两天，读上两遍；然后，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把它们扔了。

卡米尔·德穆兰一周两次收到来信，数不清的信；这些信成了大家的娱乐。他解释说，他七岁的时候第一次被送到远处去上学，结果呢，对于家里的情况，他从来信上比他从实际生活中了解的还要多。这些插曲就像小说的章节一样，为了给大家带来欢乐，当他大声朗读来信的时候，他的朋友便开始觉得，他家里的人就是“小说中的人物”了。有时候，听到某个短语，比如“妈妈希望你去过忏悔堂”，整整一群人被弄得莫名其妙地大笑一阵，然后，连续几天，大家都互相重复着这个短语，眼泪都笑出来了。卡米尔解释说，他父亲在写一部《法律百科全书》。他认为这个计划的唯一目的就是使他父亲晚上免掉了跟他母亲谈话。他斗胆向他父亲建议，可以借助于写《百科全书》这个理由把自己关得远远的，说完之后，便朗读副校长、神父普罗亚特所说的“坏书”了。

卡米尔用他那歪歪扭扭不成形的字在一页一页的纸上回复这些来信。他一直保留着这些往来的信件，以便日后能出版。

“努力学会这个道理，马克西米连，”神父艾利沃克斯说，“大多数人天性懒惰，往往会把你对自己的评价当回事儿。你要确定你对自己的评价高了。”

对卡米尔来说，这从来就不是问题。他有办法让自己跟比自己年长、出身名门的人打成一片，有办法让自己在某个方面成为时尚潮流。长他五岁的斯塔尼斯拉斯·弗雷农就注意上了他。这名字是根据波兰国王、他教父的名字取的。弗雷农家境富有，是个书香门第，叔叔是伏尔泰有名的死对头。六岁那年，他被带进凡尔赛宫，在那里他给阿德莱德太太、苏菲太太、维克多瓦太太，还有年迈的国王的女儿们背诵了一首诗。她们对他关怀备至，还给了他一些糖果。弗雷农对卡米尔说，“等你再大一些，我要带你到上流社会转转，让你扬名立万。”

卡米尔感激他么？几乎一点也不。他对弗雷农的想法尽是大泼嘲讽之水。他开始叫他“兔子”。弗雷农正处于敏感时期。他总是站在镜子前面，仔细打量自己的脸蛋，看看牙齿是否突出或者是否显得腼腆。

那时候有个名叫路易·苏鲁的男孩，善于讽刺挖苦，当年轻贵族对现状表示不屑的时候，他却总是笑笑。他说，观察人们挖掘自己脚底下的矿藏是一种教育。我们生活的时代将有一场战争，他对卡米尔说，你我两人将会处于战争的不同一方。因此，趁我们还能彼此热爱的时候，就让我们彼此热爱吧。

卡米尔对神父艾利沃克斯说，“从今往后，我不去参加忏悔了。如果你强迫我去，我就装成别人。我就杜撰别人的罪过，然后再为罪过忏悔。”

“你要理智，”神父艾利沃克斯说。“等你到十六岁，那时候你就可以抛开信仰。那个年龄这样做才算合适。”

可是十六岁还没到，卡米尔却有了一套新的胡思乱想了。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每天都在经历小小的、恐怖的痛苦。“你怎么出去呢？”他问道。

“这不是巴士底狱，你知道。有时候，你可以把出路说出来。或者翻越围墙。我可以带你去看一看出路在哪儿吗？不可以，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

围墙之内，有个知识分子团体在谈经论道。围墙之外，野兽从铁门旁边鱼贯经过。仿佛人类被囚禁在笼内，而外面的野生动物却在到处漫游，从事人类的各种职业似的。这座城市散发着铜臭和腐败气息；乞丐坐在路边肮脏的污垢里，刽子手在大庭广众下施虐行暴，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和抢劫在发生。卡米尔在墙外发现的东西令他兴奋不已，但也令他惶恐不安。这是一座被蒙蔽的城市，他说，已被上帝遗忘；这座城市是一块精神堕落的邪恶之地，面临的将是《旧约》中提到的未来毁灭。弗雷农提议要引荐他参加的社团是个巨大的有毒有机体，正在踉踉跄跄地走向灭亡。他对马克西米连说，像你这样的人，才是唯一称职的经世治国之才。

卡米尔也说：“等到神父普罗亚特当校长。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被踩入地底下了。”想到这个前景，他的眼睛发亮了。

这是卡米尔独到的想法，马克西米连心想：越是大乱，才越有大治。除他之外，再也没有旁人似乎会这么想了。

不过，凑巧的是，神父普罗亚特落选了。新校长是神父普瓦纳德·盎迪昂洛艾，一个从容自由、才华横溢之人。一听到在自己所负责的中学里这种精神已在蔓延，他甚是吃惊。

“神父普罗亚特说，你有一套想法，”他对马克西米连说。“他说你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清教徒。”

“神父普罗亚特不喜欢我，”马克西米连说。“不过我觉得他把事情说得过头了。”

“肯定他是夸大了事实。我们得走走吗？半小时之后，我得宣读我的祈祷。”

“我们是清教徒？他一定高兴。”

“要是你每时每刻谈的都是关于女人的事，他总会知道该怎么办。不过，他说，你谈话的所有内容都是政治。”

“是的，”马克西米连说。他愿意对长者的问题进行揆情度理地思考。“他担心这些高高的围墙并没有把美国思想阻隔在外。当然啰，他的担心是对的。”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激情。校长理解这些激情。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制度完完全全不明智。我们夺走了你的童年，我们在这个温室氛围中给你灌输思想；然后我们让你在专制环境中过冬。”听完这些话，神父叹了口气；他使用的比喻令他感到压抑。

关于酿酒，马克西米连想了一会儿；这并不需要多少古典教育。“如果人们没有燃起希望，你觉得这样更好吗？”他问道。

“我觉得，我们培养了你的才能，然后对你说——”神父手掌向上举了起来——“就说到这儿为止，别再扯远了。我们无法给你这样的孩子提供出生高贵和财富丰厚的优越条件，这是件遗憾的事。”

“是的，是的。”这男孩笑了笑，那是个小小的却是真心的微笑。“这一点我没放过思考。”

校长无法理解神父普罗亚特对这男孩持有的偏见。他并没有冒犯他人，也好像不想占你的上风。“那么，马克西米连，你将来要干什么？我的意思是，你打算干吗？”他知道，根据给予他奖学金的条件，这男孩必须在医学、神学或者法理学方面取得学位才行。“我猜想大家觉得你可能会去教堂。”

“旁人都这么认为。”马克西米连的语调充满了十足的敬意，校长觉得。他对别人的观点看法一向给予应有的尊重，然后根本就不在乎。“我爸爸曾经干过律师行当。我希望也干这一行。我得回家去。我是长子，你知道的。”

神父当然知道；知道他的奖学金无法承担的一些费用，他的亲戚们不情愿给他捐出半个子儿，因此，这男孩肯定非常清楚自己的社会地位。去年，只好安排给他买了一件上身外套。“在你的省里找一份差事，”他说。“这对你来说够吗？”

“哦，我会在我的行业圈内流动的。”嘲讽？也许吧。“不过，神父，你一直为这地方的道德调子犯愁。难道你不想跟卡米尔进行这样的谈话吗？关于道德调子这个话题，他有更深刻的想法。”

“我为这个单名规矩感到难受，”神父说。“好像他很出名似的。他真的打算一辈子就只用一个名字？我对你的朋友没好感。别告诉我，你不是他的守护人。”

“恐怕我是他的守护人，你知道。”他心想。“不过，咯，神父，肯定，你对他的评价不错。”

神父大笑。“神父普罗亚特说，你们不仅仅是新教徒、无政府主义者，而且还是会搔首弄姿的家伙。矫揉造作，自我意识……苏鲁那种男孩也是如此。不过，我看得出，你不是那种人。”

“你认为我应当是我自己吗？”

“为什么不？”

“我常常认为，这样做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之后，当神父把每日的祈祷经书放下的时候，他反思了这次面谈。他觉得，这孩子将来不幸福。他将回到自己的省里，而且将一事无成。

眼下的年份是1774年。是装腔作势之人也好，不是装腔作势之人也好，现在反正是长大成熟的时候。是进入公共领域这个由公众行为和公众态度构成的世界的时候。从历史的角度看，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将来注定要发生。对于智者而言，眼下不是正午的太阳，而是磷火鬼灯；充其量，是间接传递而来的月光，它容易导致错误产生，令人视觉模糊，而且极度干渴。

1793年，卡米尔·德穆兰写道：“他们觉得获得自由，有如成长一样：你必须经历苦痛。”

1793年，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写道：“历史乃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