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紧急奏报中，桂良认为事到如今，只有答应英法两国的条件，才能阻止英法联军开往京城，为此恳求给予他谈判中的便宜行事之权。

咸丰对于决战的信心本就不足，桂良的奏报让他更加心慌意乱。他忙指示桂良继续和英法谈判，尽力使和谈不致骤然决裂，但对于桂良的请求，他却没有给予允准。

不允准，是还寄望于奇迹发生，但其实就连咸丰自己都知道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他又另外任命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授权二人到通州重开谈判。载、穆临走前，咸丰面授机宜，他将英法提出的条件分成三类：第一类可以答应；第二类用于讨价还价，让载、穆可许则许，不必请旨；第三类属“万难允许之条”，载、穆如果正好碰上，须一面发报，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督兵作战。

9月9日是英法联军声称要向通州进军的日子。咸丰宣布自己将御驾亲征，直抵通州，他在上谕说：“朕看完奏报（即桂良的紧急奏报）真是愤怒极了！朕为了使京城附近的百姓免受荼毒，不得已才勉强同意抚局，不料该夷（英法联军）屡次肆意要挟，如今逼得我们不决战都不行了。”

看样子，似乎咸丰已经做好了背水一战的决心。可是紧接着他又下发了一件僧格林沁送来的密折，令王公大臣们阅看后迅速定议，而就是皇帝对这份密折的态度，暴露出了他真实的内心。

僧格林沁的密折是请咸丰“巡幸木兰”，也就是到远离京城的热河去打猎！

明眼人都能看出，打猎是假，让皇帝早点找个安全的地方猫着才是真。这时通州于京城的关系，犹如大沽炮台于天津，而僧王虽表示将在通州“奋力截击”英法联军，但显然也已不像战争刚开始那样信心十足，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应该是怕身后的皇帝成为自己的心理负担，与其这样，倒不如让皇帝暂避锋芒，以免所部与敌人交战时瞻前顾后、束手束脚。

臣是臣的想法，君却应该有君所持有的立场。试想一下，如果咸丰真的已打算破釜沉舟，又何必画蛇添足似的把密折拿出来？他完全可以像过去对待僧格林沁的“泣血折”那样，“留中不发”，锁到自己的抽屉里去啊！

大家由此都窥破了皇帝的心思，即他既不甘于“抚”，但又不敢战，他不是在战与抚之间犹豫，就是在战与逃之间摇摆不定。所谓御驾亲征，不过是“巡幸木兰”的矫饰之辞，就算是前几天发出的那些慷慨激昂的朱谕，如今也只有用优柔寡断、色厉内荏来加以解释了。

看完密折，除端华、肃顺等少数几个皇帝近臣兼主和派极力赞同，请求明示百官和准备前往热河的御轿御车外，其余王公大臣大多表示反对，他们希望咸丰能即日由圆明园回宫，以安人心，当然他们也同时反对咸丰亲征通州。

就在群臣议论纷纷，各抒己见之际，侍郎毕道远忽然说道：“从古国君守社稷，断无远出之理！”

众人心里都明白，却不敢当着皇帝的面直接揭开的一层薄纱就这样被捅破了。咸丰让王公大臣们讨论原本也不过是形式主义走过场，但毕道远此言一出，逼着他不得不敞开天窗说亮话：“尔等所言固然有理，然而假使夷匪（英法联军）入城，将置朕于何地？”

包括毕道远在内，全都哑巴了。他们多为文臣，引经据典是拿手好劝，可是又有几个人敢说出“有我在，绝不让一个夷匪入城”之类的豪言呢？

咸丰又问团防大臣对于即将到来的战争有什么准备，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再问：“京城兵力及布局足以坚守否？”群臣中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

咸丰的提问无疑是给端华等人撑了腰，他们立即将了反对者一军：“（京城）既已毫无可守，如何请车驾还宫？”

见此情景，原来并不支持咸丰“巡幸木兰”的吏部尚书陈孚恩也附议道：“宜为皇上筹一条路才是。”言下之意，我们既守不住京师，又保不了皇上，难道真让皇上坐在京城里等死？

反对者确实想不出什么能够挽救大局的良策，众人除了一个劲地叹息，就是低着头默默地流眼泪。

咸丰以为已经镇住了大臣，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大臣们居然又卷土重来——大学士贾桢领衔启奏，把反对咸丰亲征和“巡幸木兰”的理由全都明明白白地总结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