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这一年，南北都爆发了中西之战。与上海战役不同的是，英法对北方的战争蓄势已久，早在前一年冬天，英国就以额尔金为公使，以格兰特为陆海军统帅，率英军及印度士兵一万三千人，外加五千香港驻军前往远东。法国紧随其后，以葛罗为公使，以孟斗班为陆海军统帅，率军七千赴华。

在额尔金出发前，英国外相罗素对他的训示是：“你此次的使命，一是质问中方在海河攻击我使舰的理由，二是索要英法军舰被损坏的赔款，三是确保在北京交换《天津条约》。”显然，这是对第二次大沽口战役失败以及中国宣布废除《天津条约》的回应。

1860年2月，作为前英法公使和第二次大沽口战役的当事人，卜鲁斯、布尔布隆在上海照会时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的何桂清，提出上述条件，并限中方于三十日内予以答复。

第二次大沽口战役获胜后，中国朝野信心倍增，认为本国军队“陆战能胜，骑射可倚”，与外国军队作战未必就会落于下风。同时为防备英法联军卷土重来，咸丰还陆续抽调满蒙骑兵及北方各省步兵数千人，专门用于加强天津大沽一带的防务。

随着防御能力的增强，咸丰的态度趋于强硬。看到何桂清的奏折，他下达上谕，认为之前卜鲁斯单方面带着兵船北上，破坏了海河的防御设施，是英国首先背约。既然责在英方，那么英军损兵折将就属于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原有《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也只能作废。

咸丰在国内还面临着太平天国这一强大的对手，他本质上并无再战之意，废约云云不过是想给对方一个下马威而已，所以在上谕中留了余地，称英方如果“自知悔悟”，仍可在上海重议条约，中方愿意斟酌道光年间曾答应对方的条件，有选择地予以“通融办理”。末了，他又再次强调英国代表不得擅自北上，“再有兵船驶入拦江沙者，必痛加攻剿”。

不管皇帝真实的意图怎样，他的这一态度就等于拒绝了英法的要求，英法岂肯罢休，局势开始向战争方向全面演化。

4月，英法联军进攻舟山，用以建立海军军火库及部队的补给中心。舟山防务薄弱，一看到洋人打过来，当地官府就不战而降。得意万分的联军在事后进行了一场比赛，看谁船上的旗帜飘得更高：先是法国把旗帜升上一个更高的旗杆，接着英国下令把船上一个更高的桅杆当成旗杆，再然后法国又找了一个更高的桅杆……

与普通官兵不同，作为英法联军的首脑，额尔金承受着不小压力，而且越往北去压力越大。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开始，额尔金就被英国政府任命为全权公使，负责对华用兵，直到中国政府被迫同意签订《天津条约》才卸任，由其弟弟卜鲁斯接替。可是万没想到卜鲁斯在大沽口马失前蹄，败给了中国人，于是他不得不重新出山，替已被降为对华外交二把手、黔驴技穷的弟弟擦屁股。

为了组织这次远征军，英法把一流的兵员和精良的武器都拿了出来，尤其英军全部采用了最新式的线膛枪炮。正如一名中校所夸耀的：“英格兰发动战争的时候，从未有过这样一支组织良好或者说如此精干的军队。”可是这也同时让额尔金失去了后路，他不光要胜，还得速胜，否则无法向英国国内交代。

另一方面，尽管军人们大多认为以远征军如此雄厚的军事实力，要击败古老中国的防御线乃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但大沽口毕竟不是舟山。尤其在民间，由于中方在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中所取得的胜利，很多中国人乃至英国人都觉得，只要有僧王（僧格林沁）在，天津海防便可高枕无忧，大沽炮台肯定还能再次阻击英法联军。中国棉花行会中的乐观派为此打赌，将五万两白银的赌注存在了东方银行。英国商人知道后不服气，他们也多方筹集赌注，但最终只筹到了一万两白银，可见就算是英国商人都不认为英法联军能够稳操胜券。

额尔金不是第一天打仗，他很清楚战争本身存在很多变数，不是手里握了一把好牌，就一定能把牌打好。与此同时，从英国国内传来的消息也加重了他的忧虑和担心，英国国内纷纷传闻，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所以久拖不决，不是卜鲁斯无能，而纯粹是额尔金对中国人过于安抚所致。更有人在给额尔金的一封密信中直接向他发出警告，说如果他不能在下一次英国议会开始前结束战争，英国政府就会倒台，言外之意，政治倒台就是他额尔金的责任。

额尔金开始后悔从弟弟手中接下这个烫手山芋。舟山以北就是上海，当联军接近上海时，他不断地自怨自艾：“如果我不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傻瓜，我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我活该遭此折磨，毫无疑问我命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