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曾国藩一心扑在事业上，对迎来送往的一套最为厌烦，有的私信或文件凡认为不重要的，也就先搁在了一边，这当然很容易得罪人。重新出山后，他就和胡林翼一样，很注意改善自己在官场的人际关系，该应酬的应酬，需要交好的交好，同时凡书信必复，凡文件必办。

水至清则无鱼，岂止私事不能计较，处理公事有时也不能太一根筋啊！

这种圆融的处事态度和方法收效明显，从复出之初直至出任江督，曾国藩与江西、湖北各方面官僚之间的关系都处理得不错，没有再发生过大的矛盾和冲突。

建德县有一个名叫李元的团练把总，写了份公文让人送到曾国藩大营。曾国藩一看，公文袋上居然用的是“移封”，这是一种平行公文的格式，只有相同级别的部门进行交涉时才能使用。

写公文的人该有多马虎啊！可是曾国藩不急不恼，他先心平气和地回复完公文，再用公文袋将公文重新封起来，然后提起笔，在公文袋上写了一首小令：“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

李把总你好，你以同级别待遇招呼我，厉害。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想起用移封这种格式的呢？还是你真的认为我俩已经可以平起平坐啦？

曾国藩原本就不是一个不苟言笑的道学先生，性格中有幽默诙谐的一面。运用“柔道”，他只通过区区一首小令，就达到了既批评对方，同时又不让人过于难堪的目的。

种种迹象表明，咸丰皇帝至少已暂时抛下过往的所有猜忌和顾虑，要一心一意倚仗曾国藩了。从此以后，长江三千里，将没有一艘战船不张挂“曾”字旗，与此相应的似乎就是：各处兵将，一呼百诺，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厘金络绎输送，兵多饷足。

这是胡林翼为曾国藩描绘过的图景，然而它还仅仅只是图景，并没有完全成为现实。现实状况是，虽然先后派左宗棠、李元度回湘募勇，但左李两军短则一两个月，长则三四个月才能投入战斗，同时奏调的张运兰军也尚在湖南。退一点说，就算这三支部队全部到位，也仅有一万五千人，加上鲍超等部，不过两万五千人。要执行三路东进计划，这点兵力根本就不够。

其实曾国藩在决定移师皖南，扎营祁门时，就没有马上东进的打算，他真正的用意，一方面是表示尊重朝廷保浙复苏的上谕，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太平军进入江西和皖南西部地区。

皖南现有兵力约万人，如果不守只攻，兵是不算少了，但让曾国藩伤脑筋的是，他帐下缺乏能够独当一面的将才。鲍超回四川探亲还没归队，左宗棠、李元度、张运兰均在湖南，李鸿章虽然已被曾国藩作为将才培养，可他既非湖南人，也没有亲自赴湘招募兵勇，而按照湘军“兵为将有”的特点，他根本指挥不动现有的任何一支部队。

自曾国藩移师皖南起，在将近两三个月之内，皖南湘军实际处于有兵无将的状态，打个比方，就好像一堆铜钱散落于地而没有拿绳子串起来一样。这对部队的战斗力有很大影响，曾国藩自己也说：“无好统将、好营官，虽百炼精勇无益也。”试想一下，倘若此时太平军借击破江南大营之势，全力进兵皖南，曾部是不是很危险？

曾国藩应该感到庆幸，那段时间，是上海牵制住了太平军犀利的攻击矛头。

十年前，上海不过是一座既小又不重要的孤立城市，十年后它已成为五个条约港中最大最重要的港口，相比之下连广州都黯然失色。上海的繁荣不是偶然的，在19世纪中期，长江下游是中国主要的丝绸产地，出口茶叶又多种植于江南丘陵，甚至于如果从上海取道长江销售鸦片，也比经由其他港口便利得多。有“英国官报”之称的上海《北华捷报》由此评论道：“上海是对外贸易的心脏，其他港口则不过是血管。”

对外贸易带来了巨大的财源，尤其是在1854年，上海建立了中外海关管辖区，自此开始，海关每年的进出口税银收入都在一百几十万两左右。在财政危机极为严重的情况下，清帝国也日益依赖于关税，连太平军都通过所搜集的情报了解到，清廷之所以能承受不断增长的军事预算，就是因为增加了两项收入：在内地征收厘金；在上海征收关税。

太平军自然想从清廷手中夺过这项收入为己所用。洪仁玕提出经略下游的方案时，建议购买一支大舰队，所需银两就是要打上海库房的主意。与此同时，太平军如果能够占领和控制上海，除轮船外，要进口其他武器、弹药也将变得极为方便。

作为洪仁玕方案的具体执行者，李秀成要么不攻苏州，要攻苏州也势必连带拿下上海，因为苏州与上海相隔太近，上海的清军对于苏州基地是一种直接的潜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