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松之会时，李鸿章已从前线返回后方，继续留任曾国藩的幕僚，一边从事文案一边参赞军务。他和胡林翼、左宗棠虽是初次相识，且身为幕僚，尚非主角，但曾国藩、胡林翼都没有什么官架子，平时和部下幕僚称兄道弟，无话不谈，左宗棠更是只以访友身份出现，所以他很自然地就得以融入其中，也因而起到了一定作用。

由于胡林翼尚在英山，曾国藩和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先行前往罗家吊唁。让他们备受触动的是，罗遵殿任外吏二十年，一直做到浙江巡抚，却始终两袖清风，老家竟然只有几间又小又破的土房子。大家还听说，罗遵殿自考中进士以来，离家二十五年，前后一共只寄了三百两银子回家，其夫人一辈子都没穿过皮袄。

曾国藩为官算是非常清廉了，见此情景也分外感慨，说罗遵殿“真当世第一清官，可敬也”。

可惜局势之艰难，形势之严峻，已非一两个文弱的好官清官所能维持了，必须要用兵，但兵在哪里呢？

罗遵殿遇难前曾向曾国藩求救，无奈湘军自身实力单薄，而且当时太湖战役正处于胶着状态，成败未定，又哪里有余力伸出援手？何况就算派过去也来不及了。其实江浙本是绿营效力的地方，他们也从江浙两省大量获取军饷，然而绿营的表现实在令人失望。曾国藩气愤地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究竟耗费了多少饷银，哪里算得清楚，可是现在大难乍起，却无兵可用。”

现实情况已经变成了处处要用兵，处处没有兵，如胡林翼曾言：“天下皆须兵之地，然天下无带兵之人。”就在众人嗟叹之际，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江南大营彻底崩溃！

此前太湖战役刚刚结束不久，陈玉成率部赴援天京，湘军则趁机进行休整，皖北战场一度平静下来，但随着杭州之劫尤其是江南大营的溃败，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根本性逆转，这种暂时的平衡状态也被迅速颠覆。

稍加分析即可看出，随着江浙吴会财赋之区落入太平天国之手，太平军的实力将得到极大增强，同时江浙虽还有一些残存的绿营部队，但他们自保尚且困难，更别说对天京构成威胁了。如此，陈玉成、李秀成已无后顾之忧，可倾全力西向，进窥安徽、江西与两湖。

曾国藩一边将相关消息发往英山，传报胡林翼，一边与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紧急商谈时局。几天后，胡林翼赶到宿松，白天吊唁和缅怀老友，晚上便与曾左李彻夜热议，以为大局寻找补救之法。后人谈到中兴豪杰，总是以“曾胡左李”并称，他们四人会聚一堂的机会少之又少，宿松之会当得是一场难得的英雄会。

在对大局的判断上，大家都觉得不容乐观。胡林翼哀叹东南局势难以挽救，国力已竭，天下之祸到了极点，“伤哉！”尽管如此，几个人仍相互勉励：“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曾国藩素以坚忍不拔著称，他更下结论：“此贼（太平军）断然难成正果。我辈如果能同心协力，愈加勤勉，未必不可以挽回大局。”

为什么下游战局会沦落至此？撇开不中用的绿营不谈，仅从战略角度来说，是因为清军近未打破镇江、瓜洲掎角之势，远未肃清长江上游，在这种情况下，光围困南京难以置太平天国于死地，反过来自身实力却不断受到消耗，一旦战术上再出现分兵等错误，就只有被击溃的份了。

过去的战争经验也充分证明，欲平江南之乱，必据上游之势，高层建瓴，才能成功。江南大营正是因未据上游而失败的，胡林翼一针见血地指出：“未扼贼（太平军）之咽喉，金陵难以收复。”四人最终得出结论，必须继续坚持既有战略不动摇，以收拊背扼喉之效。

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左宗棠在江南大营的崩溃中也看到了新的希望，他说：“这是不是天意有转机的征兆呢？”问他为什么这么说，左宗棠答道：“江南大营兵疲将庸，万万不足以应付贼（太平军）？他们被这么一洗荡，或许正好给后来者以报效朝廷的机会。”

左宗棠不愧自许“今亮”，很有些预测能力。他话音刚落，咸丰的一份特旨就寄到了曾国藩手中，特旨中除认为官文“惑于浮言”，应当为左宗棠进行昭雪外，还问曾国藩今后该如何使用左宗棠，是让他到湖南襄办团练呢，还是放在湘军大营中效力？

曾国藩大喜之余，立即复奏，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是个难得的将才，他同时主张让左宗棠赶快到湖南募勇六千，“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疆土，必能补救于万一”。

正好这时左宗棠得知，他的儿子左孝同因为自己案子的事急出了病，不由得大为忧心，于是便在尚未等到新的谕令之前，以回湘募勇的名义离开宿松，返回长沙。

左宗棠前脚刚走，第二天，属于曾国藩乃至整个湘军集团的另一件大事，也是大好事又接踵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