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5日晚9点，我完成了本书的第40章《葬礼与哀歌》—“光哥”的生命故事终于讲完，还差一个《尾声》，要交代北宋政治史的后续发展，然而水入河床车入轨，大势已定，剩下的—不管是我的稿子还是北宋政治—都只是时间的事儿了。我微信问编辑张洁，稿子交了还能再改吗？她显然更希望得到最后的定稿。我于是没有交稿。接下来是各种忙，还差一个《尾声》的稿子就停在那里。11月14日，飞美国去看泱，在跨越太平洋的航程中，我开始了又一轮的通读和修改。有一阵子，飞机遭遇不稳定气流，晃得像拖拉机在土路上开，我心里忽然怕得要死—万一我“中道崩殂”了，我的泱肯定会更迅速地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老爹老妈也有晓寒和李嶙照顾，可是“光哥”怎么办呢？我的稿子还没交，那这世界上就失去了这样一部如此用心的“‘光哥’和他的时代”的传记了。第一次，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死不得”的人了，可发一笑。

从2013到2020年，七年了，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有太多的人和事让我心怀感激。

首先要感激的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朋友们。栏目组容忍了我的一贯拖拉、偶尔停顿甚至推倒重来，允许“司马光”成为录制时间可能是最长的节目。2018年1月12日到2月8日，“司马光”第三部28集在CCTV10播出，删繁去冗，保留了我所讲的核心内容。“司马光”第三部所涵盖的时间段与本书相同，但其内容只是本书的一小部分。我采取的是“麦地里种玉米”的“套作”方式，埋头写作书稿，然后提取其中冲突相对激烈的部分，转换成口语，对着镜头把“故事”讲出来。书本所能呈现的信息，远比镜头里的更为致密、丰富和辽阔。当然，电视的传播能力，却也是书本无法媲美的。感谢“百家讲坛”，让我拥有更广大的读者。

从“司马光”第三部播出开始，就一直有朋友询问“书何时出”，还有不少出版界的朋友发出热情的邀请，我会铭记你们的认可和支持！我最终“托付终身”的，是从未谋面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打动我的，是张洁编辑的“做书梦”，还有赵艳主任的严谨与热忱。而本书的编辑过程让我深感“所托得人”。

我还要感谢宋史学界的前辈与同行，学术共同体的知识积累，以及越来越开放的学术态度，让本书的写作成为可能，请恕我不一一称名道谢。邓小南老师，冀小斌兄，刘成国、方诚峰二君，我或曾当面请益，或熟读其书，深受启发。学辉范兄是我“云端”好友，拙作《和解的破灭：司马光最后十八个月的北宋政治》蒙范兄抬举，被《文史哲》杂志收容，只可惜付梓之时，范兄已经仙逝。范兄为人，有古人风，如今真是古人了……2018年，我得柏文莉教授提携，在加州戴维斯分校访学半年，柏文莉教授和Mark Haleprin教授在写作上对我有极大启发。

2014年1月的一天，在巴黎的大街上，我和蓝克利老师边走边聊，我向他描述我正在写的这部以司马光为线索的北宋政治史，对我的生命有多重要。说着说着，我忽然停了下来，看着蓝老师，说：“不行，不能再拖了。我必须得专下心来写作，不然就永远也写不完了。”我当时的眼神一定是充满焦虑的。然后，我听见蓝老师操着他那口有一点地方口音的流利普通话说：“当然。你自己决定！”

蓝老师是70年代的北大校友。2010年我的《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刚刚拿到最初的几本样书，蓝老师正好在北大开会，我照例先送前辈，包括初次见面的蓝老师。过了些日子，他突然打电话到家里，问我愿不愿意去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学。我当然愿意了。2012年12月，我抵达巴黎，蓝老师亲自接机，让我顿生“晚辈何德何能”之叹。本来是单次一个月的访问，蓝老师又协助申请，改成三年三次。我既享受巴黎的自由读书讲学之乐，又苦于长途奔波不能专心写作，于是就有了2014年1月街头的那一幕。最终，我放弃了第三年的访问—当然，书稿也并未因此如我所想的迅速完成—毕竟，生活不是在巴黎读书，它太复杂了。

最后，我想感谢生活本身，它给我的一切好的、不太好的，都增加了我对生命的理解。我的导师祝总斌先生今年九十岁，我去看他，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别的，就是想得开！”学历史学的人，多经历一点，是好事，只要“想得开”，能过去。

赵冬梅，于2020年4月7日，新冠阴影将

褪的北京，阳光常满的空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