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确的“体面”

每一个人都是“以己度人”的，我们把自己代入规定情境，想象着别人可能做出的选择，从而做出判断，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感情投射效应”。

要想改变神宗的政策，就必须罢免神宗时代的旧宰相—“除旧”方可以“布新”。这道理，司马光明白。然而，该如何“除旧”？司马光所想象的，是一种自然平和、符合本朝政治传统的方式：蔡确上表请辞；太皇太后和哲宗下诏慰留；蔡确坚辞，愿处江湖之远，以适冲退之志；太皇太后和哲宗不得已而受之，下诏罢相。罢相诏书以褒扬老臣历史贡献开头，以伴随着优厚待遇的新任命作结。如此一来，“臣行其志，兹为自得之全；君笃于恩，深惜老成之去”，旧相的谦冲与新皇的大度相映生辉，既实现了高层的人事调整，又弘扬了“君子难进易退”的美德，为天下士大夫做了表率。整个罢相过程，从头到尾都闪耀着儒家政治理性的光辉，这就是司马光理想中的“除旧布新”方式。可能吗？可能。本朝惯例，先帝葬礼结束，旧宰执便会主动请辞，以便给新皇帝更为广阔的施政空间。想当初，神宗初政，韩琦就是这样体体面面地离开，衣锦还乡的。幼稚吗？有一点儿。因为蔡确不是司马光。

蔡确有两个时间节点可以请辞。第一个是元丰八年（1085）十月二十四日，神宗的安葬仪式结束。这一次，他没有请辞。第二个是十一月五日，神宗的祔庙之礼结束，在庄严盛大的“大成之舞”舞乐伴奏下，神宗的神主被奉入太庙第八室，进入“列祖列宗”序列，先帝葬礼正式告成。倘若蔡确是司马光，那么，这一次无论如何都应该上表请辞了。然而，五天，十天，二十天……直到十二月苏轼还朝，司马光所设想的那一幕仍未发生。旧宰相应得的升祔恩泽—品阶提升与优厚赏赐，蔡确坦然接受，甘之如饴，却并未提出司马光预想中的辞首相表；相反，蔡确的追随者在不断地制造舆论，鼓吹蔡确在先帝驾崩之际拥立今上的定策之功。

蔡确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到手的权位呢？想都不要想，蔡确又不是你司马光！侍御史刘挚冷笑一声，摇摇头，继续奋笔疾书，写作他的又一份弹章。刘挚小司马光十一岁，长苏轼七岁、苏辙九岁，中第却在苏轼、苏辙兄弟之后（嘉祐四年，1059），是与苏氏兄弟资辈相近的政治人物。刘挚初任县令，便敢于顶撞上司，为民请命，政绩突出，因而得到韩琦、王安石的赏识，王安石试图将他延入门下，神宗又任命他做监察御史里行（助理监察御史）。刘挚目睹新法推行过程中的种种弊端，正愁无法上达，一旦得到御史之位，“欣然就职”，下班回来就吩咐家人“收拾好行李，我们在开封不会住太久的”。果然，不到四个月，刘挚就被贬去衡州管理盐仓了，然而他该说的、想说的、能说的话，都说出来了。刘挚的名言是“做臣子的，怎能一受到权势的压迫，就缄口不言，让皇帝不知道实际情况呢！”这就是刘挚，不畏强御，嫉恶如仇，正直敢言，朋友们赞美他堪比包拯、吕诲，刘挚也以此自诩，下定决心，要把蔡确赶下台。

神宗升祔之前，刘挚和监察御史王岩叟（1043～1093）已经几次上疏，请求罢免蔡确。司马光请人给刘挚带话，说：“过不了多久，蔡确自己就会离开了，做事情何必如此露骨呢？”司马光所爱惜的不是蔡确，而是朝廷大臣的体面，大臣的体面即是朝廷的体面。捎话的人是刘挚的上司傅尧俞。当着傅尧俞，刘挚没有多做辩解。私底下，他跟王岩叟都觉得司马光实在是过于一厢情愿了，蔡确倘若如此高尚，那就不是蔡确了。

高尚与蔡确无缘，蔡确的特点就是为了追求权位不择手段。他是怎样上来的呢？罗织罪名审查别人，搞掉一个，取代一个，步步高升。他搞掉的第一个人是知制诰、判司农寺熊本（1026～1091），然后他就当了知制诰、判司农寺；他搞掉的第二个人是御史中丞邓润甫（1027～1094），然后他就成了御史中丞；他搞掉的第三个人是参知政事元绛（1008～1083），然后他就当了副宰相。“批其亢拊其背而夺之位”，这就是蔡确的风格！

蔡确当然知道“体面”对于士大夫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他对“体面”的态度却是利用而不是维护。他搞掉参知政事元绛，是从太学的一个小案子入手的。太学生虞蕃控告学官，本来是桩小案子，结果却被蔡确搞成了一桩牵连甚广的大案，包括翰林学士许将（1037～1111）在内的一干人犯都被抓了起来。觉得冤枉，羞辱，不肯低下你们高贵的头颅吗？好办！蔡确把这帮“体面”的士大夫和读书人戴上刑具，关进一间窄小的牢房，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还派了狱卒混杂其中探听消息。牢房之中，置大盆一只，羹、饭、饼、肉都丢进盆里，用勺子粗暴地搅和在一起，就像是猪食狗食一样。然后，就这样关着这帮“体面”人，不审不问。过了几日，再拉一个出来审，就问什么招什么了。这就是蔡确对于“体面”的认识—“体面”是士大夫的软肋，除了让人软弱，没有其他用处。所以，他怎么可能为了“体面”主动求退呢？要想让蔡确离开，必须抓住他的把柄，或者由太皇太后出面，因此，说服太皇太后才是当务之急。对于不爱惜“体面”的人，是不必讲究什么“体面”的，凡可以奏效者，皆可一试，何必择手段？这就是刘挚的态度。

灯花爆亮，旋即暗淡。刘挚唤书童进来给灯剪芯添油，自己趁机伸了一个懒腰。生性好斗的刘挚兴奋得头皮发紧、肌肉发痒，他决定不睡了，趁着思如泉涌，把这一篇弹章作好！蔡确必须下台，章惇必须下台！

章惇之嚣张

次相韩缜虽然名列第二，但是在台谏官的弹劾序列中却不占主要地位。被排在第二位的弹劾对象是枢密院长官章惇。刘挚认为：“蔡确和章惇，都是当初欺罔先帝造作法令，鼓吹维护新法态度最坚决、在位时间最久的人。如今这两位，一个占据宰相府为首相，一个占据枢密院为长官，气焰嚣张，权势震慑中外，又安插朋党，一天到晚地算计如何巩固权位，就等着有一天路线再翻转过来，好清算今天的事情。人们之所以恐惧观望，不能定下心来专心一意地为朝廷做事，就是因为这两个人的存在！”

为什么是章惇？性格决定命运，此人太嚣张了！就连太皇太后也曾当面领教过章惇的嚣张与凌厉！十月初，三省—枢密院合署办公，同时面见太皇太后，第一项议程是讨论谏官人选。仁宗朝行之有效的谏官制度和谏议传统，在神宗朝遭到破坏，几乎荡然无存。御史台的监察御史则被新建的“六察制度”困在了琐细的行政监察事务中，“专事检点文书，计算得失，纠正过错”，无法对朝政展开有效批评；而在此制度之下，大小官员天天忙着改错都忙不过来，也没有心思认真检讨施政得失。规定细如牛毛，管住了人，疏略了事。密如网罗的考核制度之下，是朝廷国家治理乏力的不堪事实。吕公著回朝之后，极力劝说太皇太后恢复元丰改制前的台谏言事传统，允许御史言事，重新充实谏官队伍，作为政策调整的舆论先导。

会议伊始，太皇太后亲自提出了五名谏官人选，命令宰相、枢密共同讨论：左谏议大夫范纯仁，左司谏唐淑问（？—约1086），左正言朱光庭（1037～1094），右司谏苏辙，右正言范祖禹。这五个人都在吕公著和司马光的推荐名单上，资历、官声、人品都是响当当的。太皇太后很是得意，故意问道：“这五个人怎么样？”众人回答：“符合外界的期望。”照常理，太皇太后提名，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剩下的事情就是走流程形成公文下发了。

让太皇太后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议程即将结束之时，章惇忽然开口了。章惇说：“按照惯例，谏官的任命首先需要由两制以上的官员推荐，然后由执政官拟定候选人，再报请皇帝选择批准。如今这个名单是从宫里出来的，但不知陛下是怎样了解这些人的呢？难道是身边的人推荐的吗？这个侥幸之门实在是不能开呀！”

太皇太后“身边的人”，不是宦官，就是外戚，外戚干政、宦官擅权，这在本朝的政治传统中是大忌。太皇太后爱惜羽毛，自律甚严，闻听此言，顿时就耸起腰背，挺身坐直，脱口而出，答道：“这都是大臣推荐的，不是身边人！”

太皇太后急于为自己辩护，殊不知此言一出，正堕入了章惇的算计。章惇说：“大臣荐人应当公开，怎么能密荐呢？”

章惇说罢，用凌厉的目光将朝堂上的众人巡视一过，又转回头来望着帘子后面的太皇太后，接着说道：“台谏是用来纠弹宰相大臣的不法行为的，本朝传统，每任命新的宰相执政，他的亲戚、他推荐过的人中有做台谏官的，都要转岗。如今皇帝年幼，太皇太后摄政，更应事事遵循传统，不可违背祖宗法度。”章惇这一番讲话，义正辞严，并且有非常明确的指向。范祖禹是吕公著的女婿，范纯仁与司马光和韩缜都有姻亲关系。这都是要避嫌的！

果然，司马光先沉不住气了，说：“范纯仁、范祖禹做谏官，是众望所归。如果是因为我妨碍了贤者的进路，我情愿避位！”

老实说，这句话实在是不够高明，简直近于赌气，水平只与太皇太后接近。果然，这个球，章惇毫不费力地接住，又稳稳地击了回来：“韩缜、司马光、吕公著肯定不至于有私心，只是万一将来有奸臣执政，把二范的任命当作先例援引，引用亲戚和自己推荐的人当台谏官，蒙蔽皇帝的聪明，那就绝非国家的福气了。”在章惇的坚持下，朝廷重启了谏官的推荐程序，最终，最初的五个人选之中，除了范祖禹、范纯仁，都做了谏官。章惇成功地阻击了二范的谏官任命，也打击了司马光和吕公著。

这场交锋让太皇太后和司马光、吕公著深刻地领略了章惇的厉害！也让我们—这千载之下的旁观者—看到了司马光和吕公著的愚钝。章惇质问太皇太后的前提其实是大有问题的。章惇说，“谏官的任命首先需要由两制以上的官员推荐，然后由执政官拟定候选人，再报请皇帝选择批准”。这话对，也不对。第一，在宋朝的政治传统之中，一直都有皇帝“不经臣僚荐举而亲命台谏官”的做法，比如英宗朝，御史台两名御史出缺，“推荐的名单还没上呈，英宗就从宫里边降出了范纯仁、吕大防的名字任命为台官”。第二，从政治伦理上讲，皇帝亲自任命台谏官是说得通的—台谏官最重要的功能是监督朝政，而朝政的领导人是宰相大臣，因此，台谏官盯防的重点是宰相大臣，所以，台谏官要严格回避宰执。作为个人的皇帝当然也在台谏官的监督范围之内，然而作为朝廷国家象征的皇帝则有权力选择台谏官，因为“这个皇帝”是大私为公，并无私利的。太皇太后虽然不是皇帝，但是此时此刻，她是皇权的代理人，直接任命台谏官，凭什么英宗做得，太皇太后就做不得？！司马光、吕公著的脑子如果足够快，搬出英宗、仁宗来，是完全可以驳倒章惇的！太皇太后政治经验有限，又是自身受到攻击、急于自卫之人，想不到这一点，可以原谅。司马光、吕公著也想不到，我们就只能说遗憾了。而他们之所以想不到，恐怕也和太皇太后一样，都太过在意自身道德的完美，一遭攻击，便转内省，完全忽略了自身所处的地位与所持的政治目标！这种道德洁癖，就政治家而言，简直就是幼稚病！

至于章惇所说的，生怕二范以宰执亲戚的身份为台谏官会被奸臣利用，也实在牵强尴尬。台谏官回避宰执的制度恐怕早就已经被破坏了吧？王安石执政之初，御史台上上下下，有多少是王安石的人？一心为新法唱赞歌的李定是在王安石的力挺之下破格进入御史台的；御史台的副长官谢景温一直跟王安石关系很好，而且还是王安石弟弟王安国的姻亲；薛昌朝、王子韶进入御史台，都是因为王安石的赏识。这些事例，司马光、吕公著不容不知，然而这两个人都没有提到。是没有想起来，还是不屑于拉低水平，与较高下？这就不得而知了。

回到朝堂之上，十月初的这场宰执合署办公会，以章惇的趾高气昂、司马光、吕公著的惭愧不平宣告结束。章惇又一次成功地羞辱了司马光，但是，倘若他认为这是一种胜利，那么，我们只能说，章惇也犯了幼稚病，而且病得着实不轻。

苏轼的调停

章惇在羞辱司马光，司马光一味隐忍，这已经是开封政坛尽人皆知的秘密。十二月中刚刚回到开封的苏轼，幸而不幸地，做了司马光与章惇之间唯一的调停人。

元丰八年（1085）五月，苏轼被任命为登州知州，结束了黄州东坡七年的贬谪生涯。他于七月下旬启程赴任，十月十五日，抵达登州；五天之后，便接获了回京出任礼部郎中的调令。此时的苏轼，心中竟然不无遗憾—他早就听说登州有海市蜃楼，如此人间奇景，千里迢迢而至，不得一见而去，这如何使得？以苏轼的性格，岂容抱憾而归。他跑到海神广德王庙求告了一番，第二天竟然就看到了通常只在夏秋季节出现的海市奇观。老天如此眷顾，“率然有请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穷。……自言正直动山鬼，岂知造物哀龙钟”。苏轼高兴得简直要跳舞。苏轼本就生性乐观，在登州得见海市的幸运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他坚信他本人和大宋王朝都将迎来一个更美好的新时代。

元丰八年十二月初，苏轼抵达首都开封，就任礼部郎中。他先去拜访的，是老师司马光。在司马光家的客厅里，苏轼终于亲眼见到了闻名遐迩的“客位榜”。“客位榜”即“告来客书”，是司马光就任副宰相之后，亲自起草亲手抄录的。仆人去通报的当口，苏轼仰读榜文，心中大不以为然：

来访诸君，如发现朝政缺遗、庶民疾苦，想要向朝廷贡献忠言的，请按制度以合适的文书形式上报……倘若只是用书信的形式来报告我私人，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至于对官职待遇有所不满，要求调整的，有冤屈希望平反昭雪的，但凡与自身利益有关，并请按制度上状申诉……私人宅第之中，请勿谈及。司马光再拜上禀。

今夕何夕？正当大门洞开，接纳申诉，凝聚人心，尽可能团结各路人马，形成一支调整变革的力量！而榜文之中所表达的，却是对规章制度近乎严苛的执守，对于潜在同盟的推拒。真真是个“迂叟”啊！司马光的“清德雅望”的确令人敬重，然而，他的“应务之才”却实在堪忧。这样的“司马相公”，如何能应付得了当下这复杂的局面？苏轼心中闪过一丝隐忧。

待看到“迂叟”本人，苏轼忍不住热泪盈眶。一别经年，司马光真的是一个老人了，须发花白稀疏，瘦得几乎脱相，精神却还好。见礼过后，又说了几段往事，司马光屏退左右，只剩下师生二人。苏轼以为老师这是要有所嘱托、有所吩咐了，没想到司马光所说的却是这样一件事—司马光要苏轼代为向章惇致意，希望章惇不要总是当众留难自己。这件事司马光说得十分吃力，虽然并无旁人在场，司马光的脸还是涨得通红。

这便有何难呢？苏轼满口答应，从司马府上出来，便直奔章惇府第。章惇一听是苏轼到了，先嚷着让夫人张氏置酒，要与苏轼同醉，一洗数年风尘。酒过三巡，半是真话，半是笑话地，苏轼把司马光托他的事讲了。章惇听罢，先大笑了一阵，然后便说起司马光的种种愚钝，又说：“用这样的人来主持大局，太皇太后的眼力显然不行啊！”

等章惇笑够、说够，苏轼给他讲了一段三国故事：“你老兄知道，蜀国有个许靖，名气大得不得了，可是没什么真本事。刘备很瞧不起他。法正劝刘备说：‘许靖的虚名天下尽人皆知，倘若你不尊重他，天下人一定会认为你轻视贤人，这会搞坏你的名声。’刘备觉得很有道理，就用许靖做了司徒。”说完，苏轼笑吟吟地盯着章惇，说：“许靖尚且不可轻慢，更何况是司马光呢？”

章惇一怔，随即把杯中美酒一饮而尽，拊掌大笑道：“好！说得有理！咱们且敬敬这贤人！”苏轼酒量不行，不再陪饮。刚好张氏带着丫鬟亲自来上刚出锅的热炒，说是特意为苏轼准备的，要他尝尝是什么。苏轼尝了一箸，不禁大叫起来：“哎呀呀，苦笋！ 真真的想死我了！子厚兄与嫂夫人厚意，轼感激不尽！”

在后来的历史书写中，章惇是奸臣，苏轼是忠良，忠奸判然，势不两立。然而回到历史现场，章苏之间的友谊却是那样真实。章惇比苏轼大两岁，嘉祐二年（1057），二人同榜中进士。但是，章苏友谊的起点却并非他们的同年关系—章惇弃官了，原因简单而粗暴：嘉祐二年的状元名叫章衡（1025～1099），是章惇的侄子，名次排在侄子后面，章惇感到羞耻，受不了，干脆回家“复读”去也。两年之后，章惇以第一甲第五名的好成绩再次考中，做了刘挚的同年，官授商洛县令。又过了两年，苏轼考中制科，也被分配到陕西工作。嘉祐七年（1062）秋，长安（当时叫做永兴军）解试，苏轼和章惇都被抽调来参与考务，二人这才正式相识，结为好友。那一年，苏轼二十六，章惇二十八。后来王安石变法，章苏政见分歧；再后来，祸起乌台，苏轼落难，章惇得神宗赏识，步步高升；章惇对苏轼的友谊却未有丝毫中断。“乌台诗案”，章惇是为苏轼说了话的；苏轼被贬黄州之后，章惇又曾主动写信表示慰问。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苏轼能不感激？

苏轼为司马光充当说客的底气，便来自章苏之间二十年的友谊，以及章惇对苏轼难得的“看得起”。章惇真正看得起的人，这普天之下，能有几个？

近乎变态的骄傲，构成了章惇生命的底色。“复读”只是一个令人惊艳的开端，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绝壁题字”的故事，这个故事同样有苏轼的参与。有一天，章惇和苏轼把臂同游终南山，路过仙游潭，潭水下临绝壁，平滑可爱，远远观之，如同粉墙，邀人题诗。上去之后，章惇问苏轼要不要下去题字，苏轼摇手，笑说不敢。没想到，章惇却真的让人从附近的庙里找到了大笔、漆墨和绳子。他把绳子一头拴在崖边的树上，一头拴在腰上，又把袍子的下摆系在腰带上，慢悠悠地滑了下去。苏轼眼睁睁看着这一切，目瞪口呆。等到随从们把章惇拉上来时，苏轼的心还在突突地跳个不停，章惇却神色如常。下山路上，回首望去，绝壁上是五个龙飞凤舞的大字—“苏轼章惇来”！章惇得意地问苏轼：“这几个字还入得子瞻兄法眼否？”苏轼含笑点头，先抚了抚自己的胸口，又拍了拍章惇的后背，开玩笑说：“子厚兄将来一定能杀人！”章惇不解，问为什么。苏轼一本正经地说：“自己的命都不惜，更何况是别人的命呢！”苏轼说罢，两人一齐哈哈大笑。

这样一个故事出现在正史的《奸臣传》中，具有强烈的暗示色彩，它仿佛在告诉读者：“看，这是一个狠角色，他将来是一定会造恶的！”奸臣自来恶，这是传统史书的书写逻辑。抛开这种逻辑，我们能看到什么？一个争强好胜到可以不要命的年轻人！章惇高大的躯体里蕴藏着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无论遇到善，还是遇到恶，都可以发挥到极致。

那么，章惇遇到了什么？神宗—王安石对效率不顾一切的追求。所以，在章惇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便是排除一切“不可能”贯彻上级意志的力量。熙宁五年（1072），章惇主持梅山开边，武力征服现在湖南湖北山区的少数民族，“杀戮过当，无辜死者十之八九，浮尸遮蔽了南江的江面，下游的人几个月都不敢吃江里的鱼”。—章惇果然“能杀人”。我们还看到了一流的行政执行力和领导力。章惇管理首都的兵工厂“军器监”期间，三司发生火灾，他指挥救火，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如大将临阵。神宗在楼上现场视察救灾，看在眼里，第二天就提拔章惇做了三司使。我们还看到了近乎苛刻的廉洁自律，元丰三年（1080），章惇就已经当上副宰相，进入了中央领导集团，但他从未为家人亲戚谋求官爵，即使是正史的《奸臣传》都承认，“他的四个儿子都是进士出身，只有老二章援进入了开封的馆阁，剩下的三个都是像普通人家的子弟一样，由人事部门按部就班地安排调遣，这四个儿子没有一个出人头地的”。章惇的自律其实是有一点“过”的，作为宰相，他本来可以合理合法地给儿子更多的照顾。在当时，王安石、吕惠卿对自家子侄都没少了特殊关照。可是，作为章惇，追求极致则是必须的。

极致骄傲，极致自律，极致聪明，极致能干，对法令制度了如指掌，且具备一流的执行力，这就是章惇。这样的章惇是能够欣赏苏轼的，因为苏轼的才华亦臻极致。对于司马光这样的“迂叟”，以及其他所有人所表现出来的任何错误，章惇都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批评。他辞锋凌厉，笑声干硬，嘴角永远挂着一丝不屑，让被批评的人和旁观者既愤怒又无奈。章惇以为，这样的自己已经是天下第一了。他永远也不会认识到，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同宋朝最优秀的前辈相比，他终归还是差了一格。这一格便是包容大度的宰相格局，是整体感和大局观。章惇是神宗—王安石时代所培养出来的官僚中的佼佼者，时代要求于他们的，是服从而非思考，所以章惇的视野永远是在行政和执行层面，而不是在政治层面的。那种把江山社稷、天下苍生融为一体作战略性思考的自觉，章惇没有。他再优秀，也只是工具化的官僚，不是高屋建瓴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