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耻窃禄修通鉴

自从熙宁四年（1071）退归洛阳，司马光一住便是十五年。这十五年中，他最大的成就，便是编年体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它的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宋朝建立的前一年（959），是宋朝人的古代史和近代史。直到今天，《资治通鉴》仍然是我们学习宋朝以前历史的重要书籍。

在将近一千年以后，我们回望那个时代，大宋朝堂上下的明争暗斗、喧嚣纷扰早已沉入深不见底的岁月之海，而《资治通鉴》静静地陈列在岸边高台之上，传递着有关华夏过往的消息，享受着人类文明的礼敬。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被遗忘、被脸谱化，作为《通鉴》作者的司马光却因岁月的打磨，散发出莹洁的辉光。《通鉴》不朽，司马光不朽。从这个意义上看，洛阳的闲居岁月倒像是老天的一种成全—对中国史学乃至华夏文明的成全，对司马光的成全。然而，所有这些，都是后来人的印象，是淡化过程、省略细节之后的美好想象。《通鉴》的史学成就，就像是摆在人们眼前的一颗珍珠、一枚琥珀，真实美好；然而，过程之中的痛苦、死亡、挣扎与忍耐都隐藏不见。关于司马光，关于《资治通鉴》，有一些细节是不应当被遗忘的。

书局的“特权”

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通鉴》之所以能成书，除司马光个人的努力之外，还得益于两点：第一，是三位出色的助手，刘攽（1023～1089）、刘恕（1032～1078）、范祖禹（1041～1098）。第二，是皇帝—朝廷的支持。英宗特批，成立以司马光为主导的专门机构—书局，这个机构的唯一任务就是编修《资治通鉴》。英宗给了司马光两项特权和两项特殊待遇：特权之一是自主选择修史助手和工作人员，所有书局工作人员由朝廷提供俸禄待遇，连续计算工龄；特权之二是允许借阅宫廷图书馆龙图、天章二阁和国家图书馆三馆秘阁的藏书。特殊待遇之一是“赐以御书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这就等于是从皇帝的私房钱里拨款赞助修史；特殊待遇之二是“以内臣为承受”，英宗安排了一名宦官在书局服务，以便沟通—宦官是能够进入宫中走动的，由此来确保皇帝对《资治通鉴》编修工作的直接关怀。书局的所有这些特权，神宗即位之后都保留了下来，神宗还为《资治通鉴》钦赐了书名，作了序。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离开中央、外放永兴军，熙宁四年（1071）离开永兴军回洛阳“靠边站”，书局却一直保留在开封。

为一个人、一部书专设机构，赋予种种特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自有皇帝以来，还没有哪一个皇帝的恩典用在了如此正当崇高的文化事业上！这就是宋朝之所以是宋朝的原因！

熙宁五、六年间（1072～1073），书局和司马光经历了严重的考验。有人开始散布谣言：“司马光这部书修了七八年了吧，为什么还修不完？很明显啊，书局的人贪图官府的笔墨绢帛，还有皇帝御赐的水果点心和赏钱啊！”书局的特权是先皇御赐、今上恩准的，竟然敢有人挑战？他们当然不敢挑战先皇和今上，这些势利小人、投机分子，从司马光的外放与赋闲中嗅到了特殊的味道，他们断定，司马光在政治上已经被神宗抛弃，那么既然《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的项目，就必须予以打击—落井下石正是小人的专长。怎样打击司马光？就是要利用司马光在道德上的洁癖，让他主动放弃书局，切断他和皇帝之间最后的直接联系。

司马光是个太过方正的人，履历简单，干干净净，就像是正午阳光普照的大地，找不到一丝阴影。贪图笔墨绢帛、果饵金钱，事情不大，然而对于一向以清贫自诩、自律甚严的司马光来说，却已构成重大打击。司马光会不会主动提出解散书局，放弃皇帝和朝廷的支持？

司马光还没有做出反应，范祖禹却沉不住气了。

范祖禹是谁？范镇的侄孙，司马光最亲密的助手。他嘉祐八年（1063）中进士，那一年的考官正是司马光和范镇。这一层师生之谊加上司马光与范镇之间的深厚友谊，让司马光格外看重这个年轻后生。而范祖禹对史学又有着特别的爱好。熙宁三年（1070），就在司马光离京外放知永兴军前夕，范祖禹入书局，追随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从那时起，范祖禹就一直守在开封的书局。本来司马光离开首都，书局失去领袖，日子就不好过。如今势利小人又造谣诬蔑，把脏水泼到了司马光和书局头上，这让范祖禹感到愤懑委屈。一怒之下，他给司马光写信，建议“废局，以书付光令自修”，解散书局，不要朝廷的经济支持，依靠自己的力量修书。而范祖禹本人情愿放弃官员身份，追随司马光，献身于修史这一伟大事业！

宋朝优待士大夫，不杀大臣不杀言官，对于像司马光、范祖禹这样早年科举成功、又得师友提携的士大夫来说，生理上的饥寒疲痛基本与他们无关，他们人生最大的苦难来自心理上的挫败屈辱，而克服这一点，需要时间的打磨和个人的开悟。这一年，范祖禹三十三岁。这样的激愤之语，的确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可以有、也应该有的。三十三岁不能忍的是委屈，不能放下的是面子尊严。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也就是知道了上天授予自己的使命。司马光已经五十五岁，早过了知命之年。为了使命，又有什么委屈不可忍，什么面子放不下？

司马光的生命和《资治通鉴》早已融为一体。他曾经因此辞任更加有实权的差使。他奉命出使河北，视察黄河水患，知道“为臣岂得辞王事”，努力完成本职工作，然而内心深处却还想“只向金銮坐读书”。甚至神宗想要给他一个“史馆修撰”的美职，他也拒绝了，理由就是“正在编修《资治通鉴》，万一朝廷要修国史，那我就难以两处供职了”。

完成《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的人生使命，而要想在有生之年完成《资治通鉴》，就必须依靠皇帝的支持、朝廷的力量。“私家无书籍、纂吏（抄写员）”，1,362年的历史，需要调动的史料浩如烟海，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不是普普通通的个人可以应付的，哪怕这个人是司马光。司马光给范祖禹回信，明确告诉他：“今若付光自修，必终身不能就业。”为了《资治通鉴》，保留书局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是的，要完成《资治通鉴》，就必须保留书局、依靠朝廷，而要依靠朝廷，就必须忍受诽谤所带来的屈辱。可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司马光对范祖禹说：“如今我不得已保留的，又何止一个书局？我这西京留司御史台、提举嵩山崇福宫的闲职，都是对时代一点用处也没有的空头帽子，朝廷因为找不到我什么罪名，没打算直接把我放回老家去种地，拿出这一点微薄的俸禄来养着我，这不是不得已的残留又是什么？”我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我们拿着朝廷的俸禄却好像什么都没干，你感到耻辱了。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像你的叔祖父、我的老同年范镇一样潇洒，能够直接退休。跟那些在第一线工作、直接奉行新法的官员相比，我们不用昧着良心残害老百姓，也不用欺君罔上，这已经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在这个混浊的时代，做一个闲官，编修一部伟大的史书，这已经是最好的选择，这叫做“避世金马门”。

主动要求解散书局这样的气话，三十三岁的范祖禹会冲口而出，五十五岁的司马光则想都不会想。对于小人的诬蔑攻击，司马光已经习得了最聪明的对策，“不若静以待之”，不申辩，不抗争，绝不以任何方式撩拨对手。那么，神宗究竟会做出怎样的裁决？

最终，神宗保留了书局，并且允许书局迁往洛阳，去追随司马光。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位担任书局通讯员的宦官，他奉命暗查，结论是“初虽有此旨而未尝请也”，也就是说，皇帝答应给书局御用笔墨绢帛和果饵金钱，但是司马光并没有领过。皇帝给的这项特殊待遇停留在口头上。

书局风波，有惊无险，给司马光猛敲了一记警钟，政治上不得志，是可能会影响到修史事业的。从此之后，他“严课程，省人事，促修成书”，加快了修书的进度。

《资治通鉴》成书

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资治通鉴》正式完成，进献给神宗。它的最后定稿，正文294卷，目录30卷，《考异》30卷，共计354卷。囊括了1,362年盛衰的皇皇巨著终于成书。此时，距离英宗皇帝下诏开设书局，已经过去了十九年。司马光扪心自问，“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对于英宗皇帝的眷遇，神宗皇帝的庇佑，他问心无愧。

一部史书为什么修了这样久？最简单的回答，两个字就够了—认真！司马光要求助手尽可能搜集所有的资料，“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然后编辑草稿，起草的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简”，不怕繁琐，就怕漏落。司马光给自己安排的任务是斟酌删减，把草稿上无关宏旨的内容删去，让历史叙述呈现出清晰的脉络。《资治通鉴》的每一卷、每一行、每一个字都经过了司马光的审定，他绝不是“空头主编”。《通鉴》的叙事，说什么，不说什么，怎么说，都经过了司马光的思考。而《通鉴》直接表达观点的议论部分“臣光曰”，更出自司马光的手笔。《通鉴》所展现的是司马光眼中的历史和世界，以及司马光的历史思考，所以，虽然有刘攽、刘恕、范祖禹的协助，但是司马光仍然是当之无愧的《通鉴》作者，《通鉴》是司马光的书！

唐代部分是《通鉴》中篇幅最大的单元，资料极其丰富。范祖禹是唐代部分的助手，他后来也因而成为唐史专家，人称“唐鉴公”。司马光让范祖禹把所有资料按照年月日编成草稿卷子，一卷四丈长；然后给自己定功课，每三天删定一卷；万一有事耽搁了，后面就一定要加班补回来。

学历史的人都知道，资料太少是做不成文章的，资料太多则会让人感觉迷茫，无所适从。而历史资料从来都是越到晚近越丰富。唐代一共289年，前161年的草稿，范祖禹做了200多卷，加起来800多丈长。司马光每天删3卷，一共删了两年。后面的128年，草稿长度绝对在600卷以上，按三天一卷算，需要多少年？六年！可是《资治通鉴》定稿的唐代部分多少卷？ 81卷！这81卷是从接近800卷草稿中删改出来的，草稿与定稿的比例接近10:1。那800卷草稿，一卷4丈，加起来就是3200丈。3200丈漫漫长卷，要一个字一个字看下来，想想都让人觉得漫长，觉得不耐烦。可是司马光却在这漫长的工作中保持了始终如一的认真严肃。

司马光亲手改过的草稿，堆满了整整两个房间。后来黄庭坚参与《资治通鉴》雕版印刷之前的校对工作，翻阅过其中的几百卷，他看到，司马光在上面所作的批注，“讫无一字草书”，每一个字都是端端正正的，正所谓“字如其人”。那曾经堆满了两个屋子的《通鉴》草稿，到今天就只剩下了短短的一截，宽33.8厘米，长130厘米，29行， 465字，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国图展出的时候，我曾经有幸隔着玻璃展柜与司马光的文字相亲，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

刘恕之死

《资治通鉴》成书之日，除了给皇帝上表交卸任务，司马光还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为范祖禹请求升迁。刘攽、刘恕、范祖禹三位助手之中，刘攽是最早完成任务离开书局的，范祖禹最后进来，司马光手把手教会了他怎样搜集资料、怎样整理资料，为《通鉴》准备草稿。这个年轻人在书局十六年，跟随司马光在洛阳十三年，“安恬静默，就好像可以这样干一辈子一样”。“如今所修的书已经完成，我窃为朝廷珍惜这个宝贵的人才”。司马光希望神宗能够让范祖禹入朝供职。

另一件是思念，他比任何时候都想念早逝的助手刘恕。刘恕是司马光曾经最倚重的助手。最初，英宗让司马光自己选助手。司马光说：“馆阁里的文学之士的确很多，可是对于史学有专门研究、精于此道的，我没有听说过。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个刘恕！”而刘恕不在馆阁。历代史书浩如烟海，“而于科举非所急，故近岁学者多不读”，大多数学者会写漂亮的文章却不懂得史学。刘恕是一个例外。他醉心史学，造诣精深，读书广博，记性又好。司马光回忆：“坐在那儿听刘恕讲史，滔滔不绝，上下数千年间，大事小事，了如指掌，而且都有所依据可以查考，让人不觉心服。”

刘恕的政治倾向也与司马光相同。他和王安石是旧相识，王安石爱惜刘恕的才华，想要让他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刘恕反对王安石理财为先的主张，坚辞不受，又多次当面批评王安石的政策和作风，最终，二人绝交。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离京外放，刘恕说：“我因为正直得罪了宰相，现在我的长官也要走了，我怎么能安心留下呢？况且我父母都老了，我不能久留京师。”刘恕的父亲是欧阳修的同年，性格耿介，不愿委屈心志迎合上级，五十岁弃官还乡，在庐山脚下隐居。刘恕主动请求回南康军老家做了一个监酒税的小官，一边照顾父母一边坚持修史。

有一段时间，书局的三员支柱分在三处，司马光先在长安、后在洛阳，刘恕在南康军，范祖禹在开封，所有的讨论工作都必须靠通信完成，充当邮递员的有时候便是司马光的独子司马康。为了让范祖禹早日入门，司马光给他寄去刘恕的稿件作为范本，可是这稿件也不能留在范祖禹那里，范祖禹要抄一份自己留着，然后把原稿还给司马光。有三卷稿子就曾经在寄往南康军的路上遗失，幸好司马光手里还有一份抄本，不然，那损失简直无法弥补。这样的艰苦在熙宁六年（1073）范祖禹随书局迁往洛阳后得到很大缓解。可是，刘恕却仍然被阻隔在南方。

司马光回到洛阳六年之后，刘恕终于得到朝廷允准，前往洛阳与司马光讨论修书之事。刘恕水陆兼程，赶了几千里的路抵达洛阳。七年未见，当风尘仆仆的刘恕站到面前时，司马光忍不住老泪纵横。刘恕瘦得几乎脱形，在那样大热的天气里却冒着寒气，说话一点力气都没有，唯独眼睛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刘恕告诉司马光，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生怕就这样走了，便再也见不到司马光，所以才拼死走这一遭。

刘恕在司马光的独乐园里住了几个月，和司马光、范祖禹一起讨论《通鉴》的编纂事宜。到十月，刘恕假期已满，不得不启程回南方去。初冬天气转寒，司马光怕刘恕瘦弱的身体受不了路途的寒冷奔波，特地为他准备了衣袜和一张貂皮褥子。司马光也不富裕，这貂皮褥子是身边仅有。刘恕推辞不过，带在了身边，可是走到颍州又让人送了回来。司马光担心刘恕苦寒，刘恕却担心司马光受冻。

回到老家不久，刘恕去世，终年四十七岁。可怜他的老爹，白发人送黑发人，是怎样的伤心！刘恕在病床上仍然坚持修书，“每呻吟之隙，辄取书修之”，但凡有一点好时候，就要工作。后来实在觉得不行了，才让人把所有资料打包送回洛阳的书局。始终如一，刘恕是真君子！

如今《通鉴》成书，司马光怎能不格外怀念刘恕？可是他所能做的，也只有一杯浊酒，向南而祭！ 《通鉴》不朽，则刘恕不朽！从孔子作《春秋》始，修史的大多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的理想在现世中无法伸张，只能整理过去的故事，希望为未来提供借鉴。孔子的《春秋》，到了汉代被捧上了圣坛，说是孔子预先为汉代立定的法度。一部极致简洁的编年史如何能成为法度，这中间经历了多少添油加醋、拐弯抹角、牵强附会！司马迁作《太史公书》，书成之后“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生前并未公之于众。可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同，他奉皇帝的命令编纂，受到两代皇帝的直接关怀照顾，编纂的目的也是为了皇帝，要资皇帝的治。那么，他的皇帝又将如何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