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熙宁七年（1074）的奏状中，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措辞尖锐的激烈批评，他说：

方今朝之阙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广散青苗钱，使民复负债日重，而县官实无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与细民争利，而实耗散官物；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结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

这六项“朝之阙政”，第一是青苗法，第二是免役法，第三是市易法，第四是西北用兵，第五是保甲法，第六是农田水利法。西北用兵带来的财政压力，是真真切切存在的。那么，司马光对于其他各项新法的批评，究竟是对真实情况负责任的反映，还是带着有色眼镜的着意歪曲？

应当说，基本符合事实，但却未必能够事事切中肯綮。比如，司马光对青苗法的评价是两败俱伤，既造成了民间的贫困，“使民复负债日重”，又没给朝廷带来什么好处，“而县官实无所得”，“县官”指中央政府。这句话，前半是对的，后半则未免“想当然尔”。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政府得到了不少的好处。单以熙宁六年为例，青苗利息就达到了二百九十二万贯，为数是颇为可观的。这对青苗法法令上所标榜的，‘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讽刺”。市易法也让严肃的现代研究者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虽然立法时表现出摧抑兼并的外貌，但是，政策规定只是它阳宣的一面，财政考虑才是其阴伏的本质。”

关于免役法，司马光认为它免去了富裕地主的劳役，向贫下农民敛钱，来养活所谓“浮浪之人”，也就是城市平民。这个评价反映了传统农业社会对城市平民的高度不信任，但却没有击中役法实施中的核心问题。宋代役法实施中最核心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适用性”：一是地区适用性，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情况，应当因地制宜；二是役种适用性，有的役种适合轮差，有的役种适合雇役，应当因役制宜。王安石实行免役法，用的是一刀切，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衙前”役造成富裕平民破产的问题；但也造成了一些新问题，比如，贫下农民有力而无钱，也要被迫出钱免役。后来司马光推翻免役，复用差役，仍然是一刀切，问题丛生。这是后话，且容后文再叙。

淤田辩护强为辞

司马光的批评是否准确，对于宋朝国家来说，可能并不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王安石对待新法与批评意见的态度。而他为淤田法辩护的方式，简直可以说是强词夺理。

淤田法是农田水利法的一种，具体做法是把河道挖开一个口子，让河水把淤泥冲出来，以达改良土壤、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目的。这等于是人造的尼罗河泛滥，不能说不聪明。然而，人去模仿大自然的行为，却多半难以周全。反对派抱怨说“淤田如饼薄”。神宗于是派人去取了一方土，有一尺多厚，像块面饼。取样的人报告说“还有比这更厚的”。反对派的抱怨有以偏概全的嫌疑，而神宗的对策则是赤裸裸的选择性抽样，都不合乎理性。接下来的讨论就变成了小孩儿吵嘴，一方说“还是有薄的地方”，另一方说“反正不是都像饼一样薄”，完全不讲道理了。最后，还是王安石发声，结束了这种无谓的争论。王安石说：“薄的地方如果水能到，那就让他们明年再淤好了，又有什么妨碍？”

关于淤田法，类似的争论还有，淤田军人的逃亡问题，告状的人大约是为了耸动皇帝的耳目，说原本应该有五百人的一个指挥（军队单位名称）最后只回来了五名下级军官。而王安石直接拿来花名册追根究底，发现淤田士兵逃走、死亡比例最多的也只达到了三厘，也就是百分之三。

在士兵逃亡和淤田厚度这两个问题上，王安石的态度可圈可点，比其他人都高明。但是，在接下来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上，我们却看见了他的真实意图。

淤田靠的是人造洪水，洪水所淹之地，并不都是不毛之地、无主荒田，还有老百姓的田庐冢墓。因此，衡量淤田是否成功，既要算经济效益账，看淤田的投入产出比；也要算社会效益账，看它对当地老百姓的田地、房屋、坟墓等财产是否构成侵害。真州知州响应朝廷号召，要开凿新河，大兴水利。真州下属的六合知县朱定国（1011～1089）认为，此举“将会大量破坏民田屋舍，耗费人力物力，而最终所能带来的好处却不会太多”。朱定国一个小小的知县，因为算了经济账又算了社会效益账，决心抗命到底，情愿调离，最后干脆提前退休。那么，王安石的账是怎么算的呢？

宦官程昉（？～1076）在河北淤田，提举河北路常平等事韩宗师（？～1098）弹劾他“堤坏水溢，广害民稼”“欺瞒朝廷”等罪状。“欺瞒朝廷”的主要情节，指的是：程昉向朝廷上奏说“百姓乞淤田”，而韩宗师的调查却表明“百姓元不曾乞淤田”。程昉的自辩材料承认，他派去实地勘察的官员拿到了“诸县乞淤田状，但不曾户户取状”。换句话说，程昉的确没有拿到老百姓的“乞淤田状”。因此，他向朝廷声称“百姓乞淤田”，的确犯有欺瞒皇帝、误导朝廷的错误。

韩宗师状告程昉的报告抵达御前，听到“但不曾户户取状”这句话后，神宗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他抬头望向王安石说：“也就是说，没有民户的同意状？”

程昉未获民户同意便行淤田，欺瞒朝廷，又“广害民稼”，损害了朝廷的形象和新法的声誉。作为新法的设计者和最高领导人，王安石是否会为自己的失察感到惭愧呢？

王安石丝毫没有回避神宗那带有强烈责备意味的注视，他理直气壮地答道：

淤田得到朝廷派出官吏和各县官员的请求状，这就够了，哪里用得着挨家挨户取得同意？程昉上奏说百姓请求淤田，既然没有状子，也就难以分辨虚实。但是，他为朝廷出力，淤田数量达到了四千顷。就算他上奏声称“民户请求淤田”这句话不实，也没有可以怪罪的道理啊！陛下对那些邪恶奸佞的小人尚且能够包容涵纳，为什么碰到这些为国出力的人，却不惦记他们的功劳，反而抓着一句半句的错话，就要治罪？！

这四句话，一句一个招式，招招凌厉。首先，王安石否定淤田必须取得民户同意，因此，程昉有没有取得民户的“乞淤田状”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其次，他承认程昉没有取得民户的“乞淤田状”，但认为，没有状不等于百姓不同意，“难以分辨虚实”，就这样虚晃一枪，把韩宗师对程昉的欺罔指责模糊过去了。接下来，他彻底抛开了“乞淤田状”之有无这样的细节，正告神宗，程昉淤田四千顷，是对朝廷做出了实实在在贡献的。最后，王安石对神宗提出指责，指责他对为新法做出贡献的人不公平，伤害了实干家的感情。言外之意是，长此以往，还会有谁为陛下尽力？陛下开疆拓土、大展宏图的理想，又靠谁去支持？

果然，神宗立刻就软了下来，说：“如果淤田确有实利，纵然有小小差失，又怎么能加罪呢？只是不知道淤田的效果究竟如何啊？”神宗最关心的，还是淤田能不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一点，王安石再清楚不过了。

这话问的，让王安石既好气又好笑。然而，皇帝毕竟是皇帝。王安石还是认认真真地答道：“经实地调查检定，程昉在河北清查出好田一万顷，又淤水新造好田四千多顷。如果陛下还要说不知道淤田的效果如何，那我就糊涂了，实在不明白陛下说的是什么！”说完，王安石望向神宗，眼神中除了一如既往的刚毅果决，还有掩饰不住的伤心失望。

这下，轮到神宗感到尴尬局促了。

就这样，韩宗师状告程昉淤田“欺瞒朝廷”一节，在神宗略带羞愧的笑容中烟消云散了。至于程昉的淤田，是否“广害民稼”，是否会侵犯老百姓的田庐冢墓，同那一万四千顷好田所带来的收益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用收得的钱、辟得的田来“冲抵”政府的不义，这样赤裸裸的言论，在王安石，不是第一次。熙宁三年（1070），京东转运使王广渊强制推行青苗贷款，王安石就是用广渊在京东的敛财实绩来为他辩护的。

“谢表”真伪岂不知

为了证明程昉对河北农田水利的贡献，王安石告诉神宗，漳河流域的老百姓曾经跑到开封来上谢表，感谢朝廷派程昉到河北来，消除了困扰了老百姓二三十年的水患。

这件事情，李焘记在了《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正文里。同时，李焘还附注了另外一件事：郑州原武县的老百姓因为淤田浸坏庐舍坟墓，又妨碍秋天播种，相约去开封告状。淤田使者急忙责令当地县令去把人追回来。追回之后，“将杖之”。老百姓怕打，谎称“我们是要到朝廷去上谢表的”。于是，使者就真的替百姓写了一封《谢淤田表》，派小吏送到开封的登闻鼓院—这是宋朝接待上访的机构。在谢表上署名的有二百多号人，但到了开封的，只有两个小吏。收到谢表，“王安石大喜，神宗也不知道其中的虚妄”。李焘最后加了按语说：“今附注，此当考。”“此”，指的是正文中程昉得到谢表一事。由此可见，对于这件事，李焘是不信的。

李焘不信，我也不信，王安石就真的信吗？我猜王安石不会真的信。为什么这样说？这一年的五月十九日，王安石就在堂堂宰相府的门口遭到了抗议民众的围堵，东明县的老百姓拖儿带女，来了好几百家，那阵势，饶是王安石，也感到了一丝畏惧。他们来抗议的是免役法实施不当。基层民众对新法的不满，王安石亲见亲闻，不容不知。王安石知道，新法并不完美，它有问题，需要完善。熙宁三年（1070），他的学生陆佃（陆游的祖父，1042～1102）应举入京，来拜见老师，王安石“首问新政”。陆佃回答说：“新法不是不好，只是推行之中不能贯彻初衷，结果反而扰民，比如青苗法就是这样的。”王安石闻言大惊，立刻与吕惠卿商量，派人前往调查。他后来说过：“法固有不及处，须因事修改，乃全无害。”在市易法遭到强烈攻击之后，他又曾对神宗说：“市易法一事，我每天都在认真思考，恐怕不至于像批评者说的那么不堪。只是请陛下不要急着做决定，且容我一一推究，陛下再加覆验，自然能洞见曲直。如果陛下被众人的诋毁诽谤所动摇，仓促作出什么决定，那就会导致反对派上下协力望风承旨欺骗陛下，恐怕会让忠良受到冤枉。”

王安石希望得到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来改善新法，而这种等待改善的耐心，需要宽容的政治氛围。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可是王安石的身后哪里还有退路？—他没有给旧法以缓慢改进的机会，他的新法显然也很难得到宽容。而神宗太容易动摇了，他聪明绝顶然而感情丰沛，容易冲动。所以，王安石必须经常用“好消息”来宽慰神宗，安他的心。这就是为什么像《谢淤田表》这样的把戏，王安石明明一眼就能看穿，却必须当真地说，因为，他说了，神宗就会信。神宗信了，新法才能继续。而神宗是必须要信的，因为他的目的在于增收，用不断增加的财政收入去供养他开疆拓土的伟大理想。在王安石退隐之后，神宗推出更多的敛财措施，后人评价说：“所以用意于国家，收利于公上，不为不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