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绛宣抚陕西

曾公亮曾经感叹说：“上（神宗）与安石如一人。”其实，这种“如一人”的状态，只是外人的观感。神宗与王安石终归还是两个人，而且这两个人几乎是同样的自信满满，只不过由于年龄的差距，神宗还在成长期，而王安石已经长成。所以，在现阶段，王安石像导师，是思想与经验的提供者；神宗像学生，接受王安石的思路，跟随王安石的引导。然而，他们毕竟份属君臣。一旦神宗长成，两人的关系必将发生微妙的逆转。即使是在现阶段，倘若仔细品味，神宗与王安石的差别也是相当明显的。比如说，作为国家命运的主导者，这两个人对于目前阶段宋朝国家首要问题的看法就并不一致。

神宗最关心的是边疆问题，他想要开疆拓土。熙宁三年（1070）八月，陕西传来警报，西夏人“倾国入寇”，“兵多者号三十万，少者二十万”，对宋朝的大顺城等边寨不时进行长则六七日、短则一两日的围攻。是可忍孰不可忍！“番邦小丑”胆敢挑衅，是危机，也是机会。参知政事韩绛主动请缨，要上前线，去陕西收拾西夏人，为国安边。神宗大加赞赏，于九月八日任命韩绛为陕西路宣抚使，并赋予了他“便宜行事”的大权。十五日，神宗在集英殿摆下大宴，亲自为韩绛壮行。十七日，又下诏命令全体宰相、枢密使一起到韩绛府上送别。韩绛家外面的小巷子，连同临近的三条大街都被宰相大臣的仪仗队挤得水泄不通，看热闹的小孩子爬满了树，邻近几家酒店、茶楼的二楼雅座赚足了钱，那叫一个风光体面！第二天，九月十八，韩绛在宣抚使卫队的护卫下出征，鲜衣怒马，旗帜灿灿，甲胄鲜明，骑在马上的韩绛端的是威风堂堂、志得意满。韩绛宣抚陕西，是带着副宰相头衔出去的。神宗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他盼着韩绛此去，旗开得胜，浇灭西夏人的嚣张气焰，甚至招降纳叛、攻城略地，把宋朝的领土向西开拓。但是，对韩绛此行乃至宋朝国家对于西夏的战略目标，神宗并没有一个长远规划。所以，他给韩绛的指示是模糊的、笼统的，或者说是机会主义的—看情况，能前进多少就前进多少。

对于这一点，王安石不是没有警觉，他提醒神宗，应当“先定计”，“须有定计”。对于宋夏两个政权之间那些小部落，究竟该怎么争取，对于宋夏双方争夺的边境城池，如何进取，都应当有一个通盘的计划，不但要能“一举取之”，而且还要守得住，绝不能拿得下守不住，留下一个连年征战的烂摊子。毫无疑问，在这个问题上，王安石比神宗看得远，也更有战略眼光。但是，他并没有坚持说服神宗。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神宗决意由自己亲自主导西北战事，不打算让王安石过多插手；二是王安石真正重视、视为当务之急的，不是西北问题。那么，在王安石的日程表上，第一要务是什么？

立纲纪，“一道德”，统一思想、统一作风！在王安石的心中，现阶段宋朝国家的首要任务不是边防，而是内政；不是陕西，而是朝廷；不是军事，而是思想。神宗要跟王安石讨论陕西边境问题，王安石说：“边事极易了，只是朝廷纲纪未立，人趣向未一，未可论边事。”“边事”果真“易了”吗？未必。但是在王安石心中，真正的当务之急，是统一宋朝统治阶级内部思想，“一道德以变风俗”，消灭“异论”。如何才能做到立纲纪、一道德？从皇帝做起，充分发挥皇权的权威性。王安石说：“‘乾’卦所指示的，才是为君之道。非刚健纯粹，不足以为‘乾’。”王安石还批评神宗说：“陛下明智，超越前世人主，只是刚健不足，未能一道德以变风俗，导致异论纷纷，不止不休。如果陛下能够身体力行，每遇一事都用义理来决断，那么，时间长了，整个社会的风气自然就会发生改变。”王安石教导神宗要刚健，要决断。当然，刚健的皇帝应当是和自己站在一边的。对此，王安石毫不怀疑，就像他从不怀疑自己与道义同在一样。

在内政问题上，青苗法已经成为一条红线，成了流俗与正义的分界线。支持青苗法的得升迁，反对青苗法的遭贬黜！青苗法的这一妙用，说起来倒是神宗的“发现”。

韩绛宣抚陕西，这是神宗寄予了厚望的。宣抚司的人事权，神宗也下放给韩绛，韩绛看中了谁，基本上就可以调，报批中央即可。但是，韩绛想要用韩铎担任河东转运使，调度军需，却遭到了王安石的反对。韩铎现任提点河东路刑狱，就地提拔，本来是很便利的。神宗也觉得韩铎可用，他还记得“韩铎点检城墙防御器械非常仔细”。为什么就不能用呢？王安石说：“朝廷派韩铎去检查，仔细是他的职责本分。可是这个人对待青苗法却很不配合，现在正有人弹劾他，怎么能又提拔呢？！”听到这话，神宗很是不以为然，说：“看人应当看全面，‘岂可专为常平一事黜陟人’？”“常平”指的就是青苗法，负责推行青苗法的使者称为提举常平官。

神宗本来只是就事论事，并没有过多的深意在其中。没想到王安石却认了真，表情严肃地解释说：“我只看到韩铎处置常平事错误，应当降职，没发现韩铎做其他任何事情值得升迁。‘陛下似未察臣用意’，我难道会因为自己建议设置常平法，就专门用常平法来升降官员吗？常平法只是天下事的万分之一，而且我用来辅佐陛下成就大业的，绝不是就只有建议设立常平法一项啊！‘陛下似未察臣用意’啊！”

“陛下似未察臣用意”这句话，王安石说了两遍，显然是受到了伤害。王安石的情绪电波，神宗接收到了，后来专门道歉，向王安石表白说：“朕方以天下事倚卿，卿不得谓朕不知卿。”

虽然王安石不承认他“专以常平一事黜陟人”，但是，在司马光的眼里，青苗法却真的成了一条决定官员升降去留的红线。

邓绾颂圣得好官

有一个名叫邓绾（1028～1086）的宁州（在今甘肃）通判，给神宗上书说：“陛下得到了伊尹、姜尚一样的好宰相，实行青苗法、免役法，百姓无不载歌载舞，歌颂圣上的恩泽。这是我在宁州看到的，看宁州一个州就可以知道一路的情况，看一个路就可以知道全国都是这样。青苗法真是不世出的良法，愿陛下坚守实行，不要被浮议所动摇。”邓绾还给王安石写了信和颂诗。王安石得书大喜，报告神宗，神宗也是喜出望外，下诏让邓绾火速进京。

邓绾一路上都由朝廷的驿站接待。估摸着快到了，神宗又派出几拨人马到开封附近的驿站、城门守候，以便第一时间得到邓绾的消息。邓绾是头一天傍晚到的开封，宫城已经关门下钥，他进京的消息是从右掖门的小洞递进宫的—神宗的迫切心情由此可以想见。

第二天一早，神宗立即召见邓绾。接着，王安石又单独接见，与邓绾面谈。王安石问邓绾：“家属一块来了吗？”邓绾说没有。王安石说：“为什么不一块儿来呢？你不会再回宁州任职了！”

可是，让邓绾没想到的是，新任命发下来，竟然就是宁州知州，职位升了一级，地方却还是老地方。怎么会这样？！王安石凑巧出差不在，这肯定是陈升之、冯京两位宰相所为。

邓绾愤愤不平，公然扬言：“急火火地召我来，竟然让我回去知宁州？！我已经告诉王介甫了。”有人逗他：“你觉得你应该做什么官呢？”邓绾脱口而出：“怎么着也得是个馆职吧？”全场爆笑，当邓绾是狂人。又有人火上浇油，说：“你不会是要当谏官吧？”邓绾昂起头，骄傲地回答：“正自可以为之！”

第二天，王安石回朝，果然推翻原判，邓绾得了馆职，进入宰相办公厅工作，担任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就因为上书赞美青苗法，竟然一步登天，成了宰相属官。这升天速度，堪比炮仗！羡慕的人有，动了活心思的人也有，更多的人还是不屑的。邓绾自己也不是完全不自知。他是四川双流人，颇有几个同乡在开封，然而他此番进京，如此志得意满，却没去拜访同乡。知道同乡们在背后对自己指指画画，邓绾又昂起头，打鼻子里哼出一声来，道：“笑骂从汝笑骂，好官我须为之！”

范镇勇决遭贬斥

有人因为歌颂青苗法得美官，也有人因为反对青苗法遭贬斥。早在青苗法实施之初，范镇就曾经批评它是“盗跖之法”。如今青苗法实施一年，河北、陕西、河南等地大旱，已经有老百姓拖儿带女出来逃荒乞食，而青苗贷款仍然成功地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不是抢劫是什么？！

范镇申请提前退休的奏札已经打了四次，神宗都不理会，既不理会他所说的问题，也不准他退休。范镇思考再三，写下了第五份奏札，这第五份奏札，他写完之后反复展读，仔细斟酌，好几次想要递上去又缩回手来，然而最终还是递上去了。而王安石读罢，果然怒不可遏。这封报告里究竟写了什么？

第一，替苏轼、孔文仲鸣不平。第二，说青苗法。前一部分倒也罢了，说青苗法的这一段，力透纸背，直指要害：“那些说青苗法有成效的，难道不是因为一年得了几十万、一百万的铜钱吗？这几十万、一百万的钱，不出于天，不出于地，更不是从那些建议设置青苗法的人家里出来的，全都出自老百姓。老百姓就像是鱼，财富就像是水，水深鱼才能活，财富充足老百姓才有生意。‘养民而尽其财，譬犹养鱼而欲竭其水也。’现在那些官员，只要能多发放青苗贷款、又收得回来的，有从知县一跃而提拔成转运判官、提点刑狱的，那些急进侥幸的人，哪里还会顾念陛下的老百姓呢？！”

如此露骨地戳破青苗法的真面目，必定会激怒王安石。这一点，范镇十分清楚，他在奏札里剖白心迹：“我知道这样的言论一旦递上去，必然触怒大臣，罪在不测。然而，我曾以忠诚事奉仁宗皇帝，仁宗没有赐我死罪，只是撤了我的言官之职；我曾以礼义事奉英宗皇帝，英宗没有治我的罪，还让我做京畿的地方官。倘若我不用我事奉仁宗、英宗的心来事奉陛下，那么，是我对不起这个时代。”忠诚、礼义是范镇、司马光的立身之道，是他们从寇准的时代、范仲淹的时代继承来的教养，深入骨髓。他们的忠诚，是对江山社稷的忠诚，是范仲淹所谓“大忠”！

范镇所料不错。王安石拿着范镇奏札的手都在打颤。新任参知政事冯京看见，小声劝了一句：“何必这样呢？”

既然范镇要求退休，那就让他退好了。可是这宣布退休的文书，必须昭示惩戒。下属把范镇退休制书呈上来，王安石看了，“不称意”，扔到一边，另外选人来写，还是不满意，干脆拿起笔来亲自修改。王安石亲手加上去的，是这样几行：“范镇之前做谏官，曾遭到朋党营私的指控；晚年做翰林学士，又因阿谀奉承遭到斥责。他的议论常常假托公正，以达到邪恶的目的，甚而至于对先帝深加诬蔑，来掩盖他‘附下罔上’的丑行；他极力提拔小人，被那些败坏纲常祸乱风俗的恶行所迷惑。”所谓“附下”说的当然就是司马光一伙，而提拔小人，毫无疑问指的是苏轼之流。“附下罔上”这个词，王安石在陈襄身上用过，陈襄、范镇这些人，明明能巴结到皇帝，却为什么要违拗皇帝和大权在握的首相王安石，偏偏要“附下”呢？王安石说，他们有邪恶的目的。这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王安石却不再穷究。

在对范镇做了无情“揭露”之后，王安石结论如下：“稽用典刑，诚宜窜殛；宥之田里，姑示宽容。”窜殛，窜是流放；殛有两解，流放、诛杀。（像范镇这样罪大恶极的）按照法典刑律，实在应当流放甚至诛杀；（可是圣上宽仁）赦免他，放归田里，以示宽容。“宽容”的意思，到这里变成了“虽曰该杀，饶你不死”。

这样一篇杀气腾腾的制书，让所有看到、听到的人都为范镇捏了一把汗。可是范镇却十分平静，照惯例上表感谢皇帝放他提前退休，说的仍然是“希望陛下集合众人的意见，兼听博采，以此来防备那些试图隔绝陛下视听的奸谋，任用老臣作为心腹，来存养和平福祉”。忧国之心，天日可表！

宋朝优待高官，退休之后没有职务工资，收入减少，所以在退休之际，照例要提高级别，另加赏赐。这些应得的赏赐，范镇一样也没拿到。范镇退休之后，也没有远走，仍然踏踏实实地住在开封，就在王安石的眼皮子底下，每日里读书赋诗，日子过得优哉游哉。有朋友备下酒食来请他，哪怕对方贵为皇亲国戚，范镇也不拒绝，照吃不误。但是如果别人不请，那么范镇是绝不主动登门打扰的。司马光为范镇作传，赞美范镇是当世最勇敢的人，是“勇于内者也”。君子坦荡荡，这“君子”二字，范镇的确当得！然而，我们若换一个角度来看，也不得不对宋朝的政治大风气略表赞美—在王安石当政的时候，他的敌人，他如此讨厌的一个人，也还可以在首都正常地居住和与人交往。

宽容的边界正在后退，但空间还是有的。

临去三札为黎民

范镇已经退休，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司马光还要继续前行，去做他的知永兴军，永兴军是宋朝对唐朝故都长安的正式称呼。他即将担任的职位是知永兴军兼永兴军路安抚使、兵马都总管，除管理永兴军一州地方行政之外，还“兼领一路十州兵民大柄”。宋朝在陕西设有五个路，其中有四个缘边，直接与西夏接壤，永兴军路没有与西夏直接接壤的地域，属于陕西腹地，负有应援其他四路的责任。在边境形势相对和缓的时期，宋朝通常以资历较深的官员坐镇永兴军，照应缘边四路。如今韩绛宣抚陕西，在延安开府，是陕西战事的最高指挥官。司马光出守永兴军，神宗也是寄予了希望的。十一月二日，作为待任知永兴军、永兴军路安抚使、兵马都总管，司马光朝见神宗，做上任前的告别。这叫做“朝辞”，是皇帝与地方大员之间沟通想法的重要渠道。神宗当面指示司马光，“凡边防事机及朝廷得失，有所闻见，令一一奏闻”。

让神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司马光却拿出了三份奏札，这三份奏札，说的都是永兴军的事、陕西的事。对于永兴军一个州、一个路乃至整个陕西的老百姓可能遭受的苦难，在过去短短的一个多月中，司马光已经有了深思熟虑，他要在临别之际，当面请命。那么，司马光这临去三札究竟说了些什么？

第一札，请求在永兴军一路十州范围内免于推行青苗法和即将出台的免役法。“役”是老百姓以一定时间的无偿劳动形式履行对朝廷国家所承担的义务。免役法，简单地说，就是取消无偿劳动，改为百姓纳钱免役，政府用收到的钱向市场购买所需服务。司马光认为，免役法的危害将会比青苗法还要严重。为什么？“上等人户本来是轮流充役，有时间获得休息，改为免役之后，年年都要交钱，却变成了永远得不到休息；下等人户本来无役，如今却都要出钱，结果是孤贫鳏寡之人，也无法免役了。”所以，司马光断言，免役法最终会变成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压在老百姓头上，而陕西这个地方，“多年以来为国家供应边防，民力凋敝，怎么能再用这样无益之事来劳扰他们呢？！”因此，司马光恳求：“伏望圣慈特免永兴军一路青苗、免役钱，以爱惜民力，让陕西老百姓专心供应边防吧！”

第二札，请求皇帝承诺不调发陕西的“义勇”去守边，更不要把“义勇”直接变成军人。这一请求之中，包含了司马光对本朝一项传统边防策略的深刻反思。这项边防策略就是每临大战必征兵。老百姓临时披上战袍，浩浩荡荡地开往前线，只能虚张声势，吓唬吓唬人，并不能实质增强宋军的力量，却会破坏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陕西所遭遇的大规模征兵，司马光有生之年已经遇到了两次：第一次是1040～1041年宋夏战争期间，“三丁之内选一丁”，原本说只是当民兵保家乡，结果却很快就被刺了面成了正式军人，派往前线；第二次是在1064年，仍然是“三丁之内刺一丁”，充当“义勇”。第一次征兵时，司马光正在涑水故园为父母守孝，耳闻目睹周围百姓的“惶扰愁怨”。丧失了三分之一劳动力的陕西州县“田园荡尽……比屋凋残”，二十年难以恢复元气。所以，当1064年朝廷决定对陕西进行第二次“三丁刺一”的时候，正在担任谏官的司马光六上札子，坚决反对，又亲往中书向宰相韩琦表达了最强烈的抗议。当时司马光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政府早晚会把这些“义勇”民兵改编成正规军，让他们永远无法回到土地上去。如今西北局势紧张，这种可能性几乎是一触即发的。所以，他临别上札，为陕西十五万“义勇”儿郎请命。

第三札，请求朝廷不要把所有的兵都调到边境上去，而忽略了内地州军的安全，相反要加强内地的兵力，以备不虞。这样的建议，范仲淹在宋夏战争期间也曾经提过。

下殿之后、出城之前，司马光曾经多少次回过头去，想要再看一眼皇帝的宫殿，再看一眼帝国的首都。“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司马光临去的心情，正在依依与决绝之间。依依者为民，决绝者为君。而君与民又岂能分得开！对于神宗与王安石，他彻底失望了，所以他舍得离开生活了十三年的开封。对于目前的形势，他几乎看不到什么希望。但是，他又怎么能够放弃希望？这临去三札，便是他不忍弃绝的希望的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