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谈话

熙宁元年春天，开封人念了又念的话题人物王安石“真身”终于抵达开封。四月初四，也就是1068年5月7日，神宗下诏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君臣二人第一次对面长谈。之后，王安石奏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鼓励神宗振作精神，“挺身做一个大有为之君”。神宗读罢此札，激赏有加，再度约谈王安石。在四月的这两场谈话之后，神宗与王安石二人“心志遂完全得到契合”。

按照李焘的记述，在四月第二场谈话即将进入尾声之际，神宗明确表示“朕须以政事烦卿”，而王安石答曰“固愿助陛下有所为”。这段文字，现代人读来，很容易“脑补”成一幅戏剧冲突强烈的电影画面—激动人心的音乐响起，神宗与王安石激动地对视甚至四手交握。接下来是空镜头，雄鹰在风雨中翱翔，大海上波涛起伏。再接下来，便是轰轰烈烈的变法场面了。北宋历史后半程的走向由此定调，而司马光也便作为王安石的对立面被定格在后代的历史记忆当中。自后观之，事势的确如此。然而，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事情是朝着这一个，而不是另外的方向发展的？关于四月这两场历史性的谈话，以及王安石的《百年无事札子》，都还有着太多的问题尚待厘清，甚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人问过。

比如说，王安石的《百年无事札子》其实是个“命题作文”，神宗是出题人。就在第一场谈话接近尾声的时候，神宗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由于时间已经来不及，王安石决定以书面形式回答这个问题，这才有了这道札子。那么，神宗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他的题中之意究竟是什么？

王安石的这道札子，神宗是欣赏备至的。他就像当初把玩王陶的文章一样，反复诵读“至数遍”，并且当面称赞这篇文章“精画计治，道无以出此”。后来的学者也把这篇札子当作变法纲领看待。可是，这篇《百年无事札子》与庆历新政初期范仲淹所作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只用了很短的一段概括性地指陈国家存在的问题，其主体部分是相当具体的改革方案，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大半都来自这篇“十事疏”。而王安石这篇《百年无事札子》所做的工作只是概括性地指出问题。并且，恕我眼拙，就本人的阅读经验所及，王安石在《百年无事札子》里指出来的问题，很多都不是首次揭露，司马光和其他很多人都有类似的论述。纵然王安石笔力雄劲，有他人不可及之处，但神宗赞赏的不是文字，而是“精画计治”之道，为什么？

《百年无事札子》里没有具体的改革方案，神宗当然知道，所以，他在第二场谈话中满怀渴望对王安石说：“你肯定已经考虑过问题的解决之道了，请为朕详细地谈谈你的‘施设之方（实施方案）’吧！”王安石就简单地谈了谈。神宗闻言大喜，说：“这都是朕从未听到过的，别人的学问实在到不了这个水平。您能一条一条地为朕写出来吗？”王安石不应。神宗又退而求其次，请求王安石把当天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交给自己。王安石“唯唯而退，讫不复录所对以进”，嗯嗯啊啊地答应着退下去了，可是最终也没有把当天的谈话记录交上来。王安石的“施设之方”究竟是什么，其实从后来的变法措施不难逆推。从1042年进士及第到此时（1068），王安石在职服务国家二十年，兼具中央与地方的工作经验，对于国家弊病，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复出之前，在金陵沉潜六年，思考著述，对于“施设之方”，也早已思考成熟，胸有成竹。而要想把想法变成现实，就必须获得皇帝的支持。皇帝如此迫切想知道，这不正是大好机会？王安石却不肯细说，甚至最终也不愿意写下来，他的打算是什么？究竟在下怎样的一盘棋？

提问是思考的开始。综上所述，关于四月谈话，我们的问题有三个：一、“神宗之问”的含义；二、王安石《百年无事札子》的价值；三、王安石处理与神宗关系的策略是什么。问题已经提出，该从哪里入手作答？通常而言，历史学要求“白纸黑字”直言其事的证据。然而，并非所有信息都能够通过文字记录、流传下来。文字缺席的地方，是留给想象的空间。只是想象如何展开，才合乎情理？而合乎情理的，是否就等同于真实？……还是让我们回到熙宁元年四月，且从文字出发来看神宗与王安石的历史性谈话。

神宗之问

神宗之问，李焘的记载是“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王安石《百年无事札子》的开头也这样说：“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自建隆元年（960）正月太祖建国至神宗熙宁元年（1068）四月，享国一百零八年，中间没有出现大的变故，天下基本保持安定—“本朝百年无事”就等于是说“我们的朝代是一个伟大的朝代”。这个判断的基础是对过往历史的认识。而最初提出这个论断的正是最终以史学家名世的司马光。

司马光曾经历数东周以来的天下大势，指出自从平王东迁“王政不行”以来直至本朝，“上下一千七百年间，天下一统者，五百余年而已”。而这五百余年间，又有着数不清的小祸乱，并不太平。只有本朝，自从979年太宗平定北汉，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基本上做到了“内外无事”。把本朝的“内外无事”，放到一千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去看，是非常了不起的，“三代以来，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也”。换句话说，本朝的和平安定简直可与“王政”流行的黄金时代相媲美！司马光的“本朝无事说”，最早是在仁宗末年提出的，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了《资治通鉴》的写作。

“本朝百年无事”，是三代以来空前的太平盛世，这种说法是很能激发宋朝人的朝代自豪感的。而神宗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本朝在思想、文化、制度诸层面都有哪些具体成就？列祖列宗的说法、做法当中有哪些值得珍惜、效法、保守的东西？

司马光提出“本朝无事说”的目的，只是提醒皇帝珍惜难得的大好局面，不要破坏，所以，他并没有论证过“本朝无事”的成因。而王安石在《百年无事札子》中则对此做了简洁而准确的论证：太祖爱民，一切政令“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真宗“守之”。仁宗统治时间最长，距离当时最近，王安石又亲历其中，有着最为真切的观察，所以，他对仁宗朝政治的概括也最具体。按照王安石的叙述，仁宗政治的成功之道是：皇帝保持了对天道人心的敬畏，克制了一己之私欲。对百姓，他不滥用民力，珍惜人的生命，上行下效，因而整个国家的统治都比较宽松。对周边政权—辽和西夏，他坚持和平第一原则，宁可屈己弃财，以经济利益换取和平。在统治集团内部，他维护言路畅通，不偏听偏信，保持了谏官、御史制度的有效性。王安石的回答，相当准确地揭示了宋朝百年无事的奥秘。那么，在王安石主持政局之后，他又是否能够辅助神宗坚持固守这些原则呢？我们拭目以待。

王安石的价值与手腕

本朝百年无事，成绩骄人，何道以致之？这是神宗的问题，但又显然不是神宗问题的全部。神宗之问，在字面问题之下，还有一个隐含问题，而这个问题才是真正困扰他的。这个问题就隐藏在王安石的答案之中。《百年无事札子》的前半部分重在论述“本朝百年无事”的成因，调子是高昂的、正面的；而后半部分的调子则完全是批评性的，重在论述本朝百年以来的积弊及其成因。逆推回去，神宗的隐含问题应当是：如此伟大的本朝，能够取得百年无事的成就，却为何又产生了如此多的问题。即位以来，甚至即位以前、还是继承人的时候，神宗听到、看到的有关本朝政治的议论，大半是负面的，比如说财政困难，官僚队伍和军队的冗滥低效。这个有理想的年轻人一直在思考探究解决之道。他向王安石提出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希望得到答案，倒不如说是渴望验证自己的思考是否正确。

王安石给出的答案是：第一，皇帝的主观努力不够，对当世智慧的吸收不够，“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也”。第二，朝廷思想不统一，“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第三，文官选拔制度，有科举无学校，只管考试，不管培养，考试主要考吟诗作赋、死记硬背，导致所选非所用。第四，官僚人事管理太讲究出身资历，对政绩反而无所考评，导致整体的不作为。第五，农民饱受差役之苦，政府失职，农田水利不修。第六，军队无战斗力。第七，宗室规模太大，享受着优厚待遇，而又对国家毫无用处。第八，理财无法，所以才会“（皇帝）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

这八点，中间第三至七点指向具体的问题，可能并不新鲜。对于神宗来说，王安石《百年无事札子》最有价值的应当是以下三点：第一点，王安石说“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的皇帝才是“大有为之君”，在神宗听来，就是承认、赞赏和鼓励。这一点，神宗已经做起来了！神宗的经筵（迩英阁）侍讲、侍读官已经囊括了当世最优秀的“学士大夫”，比如司马光、王珪、范镇、吕公著、吴申、周孟阳，他几乎每天都花费大量时间，听这些学士大夫们讲书，跟他们一起研习经史，讨论政务。如今，又来了一个王安石，神宗怎么能不感到兴奋呢？！第二点，王安石说朝廷思想应当统一，这其实隐含着破坏宽容的危险。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说。更让神宗兴奋的应当是第八点，关于财政。国家所面临的财政困难，是神宗即位以来的第一难题。如今，王安石却告诉他，皇帝的个人生活和工作作风与财政困难之间没有直接关系，财政困难只是因为“理财无法”，而只要理财得法，皇帝是可以“大有为”的。这个消息让神宗如何能够不振奋？！

神宗本来就有雄心壮志，与王安石交谈之后，更坚定了做一个“大有为之君”的理想。他向王安石问“施设之方”，要求王安石以书面形式陈述改革方案，姿态是迫不及待、跃跃欲试的。而王安石的反应却是出奇的淡定，他简直是拒绝了神宗，他告诉神宗“施设之方”不是急事、难事。这种欲擒故纵的态度，撩拨得神宗心痒难耐，对王安石的学问和主张更是充满了景仰和向往。

那么，王安石认为什么才是当务之急？“讲学”“择术”，确定指导思想。“愿陛下专心讲学，讲学明白之后，施设之方是不言而喻的。”“在陛下没有明确选定指导思想之前，我实在不敢具体报告施设之方。”在开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皇帝毫无保留的支持；而要想获得皇帝毫无保留的支持，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皇帝从思想上跟自己完全保持一致—这就是王安石强调“讲学”“择术”的目的所在。不得不说，王安石才是第一流的政治人物，他洞察人心，而且善用其术，政治手腕高明。这一点，司马光根本不能望其项背，作为政治人物，司马光太“单纯”了，简直像一个孩子。不止是司马光，王安石的政治手腕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位政治家。与二十五年前的改革者范仲淹相比，王安石从容不迫，雍容大度。范仲淹的改革是被皇帝逼着匆忙上马的，而皇帝却自始至终都不曾给予他百分百的支持。王安石却能引得皇帝像学生一样来请教他乃至请求他。

王安石何德何能，竟有如此魅力？用司马光的话来说，他“才高八斗，学问宏富，为官难进易退，不贪图富贵”，三十余年来声名赫赫，道德文章，天下独步。人人都说，“王安石不出来也就罢了，他只要肯出来，立刻就会建成太平盛世，天下苍生都会得到恩泽”。他的好朋友韩维兄弟又在神宗耳边极力鼓吹。韩维是神宗的东宫旧臣，神宗即位之后颇得信任，而每当神宗夸奖韩维的想法好、主意妙的时候，韩维却总是说：“这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想法。”初相见之前，神宗心目中的王安石已经是头顶光环，“神一般的存在”了。这样的心理预期，是好事也是坏事，怕就怕所见非所想。然而，呈现在神宗面前的王安石却是侃侃而谈，意态昂扬，论国事深刻生动，说未来积极正面。真人比传说更精彩，神宗如何能够不倾心？！

神宗绝不同于仁宗，他是一个有理想的皇帝。对外，他主张采取积极的进取性（或者叫做扩张性）战略。经过二十多年的和平之后，边防将领当中也早有人摩拳擦掌，预备一试身手，建功立业。事实上，去年十月，陕西已经有将领擅自对西夏采取了军事行动。神宗的进取性战略让许多人感到不安，司马光就曾经提出严肃批评。就在与王安石初次会面之前三天，四月初一，神宗接见老臣富弼，“问北边事，条目甚悉”。富弼当即告诫神宗不要生事，“二十年未可言兵”。司马光、富弼的不同意见，神宗可以置之度外，然而，捉襟见肘的财政窘境却着实捆住了神宗的手脚，让他的扩张性战略举步维艰。没钱是打不了仗的。神宗如此渴望得到王安石的辅佐，得理财之道，解决财政危机，以便大展治国宏图，实现皇帝伟业。不知不觉中，神宗在内心深处、在思想上向王安石仰起了头，投去了期待的目光。

当然，政治运作还是要顾及传统和制度的。按照本朝提拔二府大臣的传统，王安石的资历显然还不够。四个通向二府的职位—御史中丞、三司使、知开封府和翰林学士，他才刚刚做上翰林学士，想要进入宰相府，无论如何还是要等上一等的。

四月谈话之后，王安石立刻成为神宗“迩英阁”学士大夫中最重要的人物。七月间，吕公著上疏提醒神宗，“君临天下者应当去除偏听独任的毛病，不因先入为主而存成见，才能够不为邪说所迷惑扰乱”。这份提醒恐怕与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不无关系。王安石成了迩英阁学士中最红的一个，但绝对算不上灵魂人物。或者说，迩英阁学士群，本来就各有各的思想，司马光与王安石便分歧不断。

宰相辞恩赏

熙宁元年（1068）正逢每三年一次的南郊大礼，祭祀天地，大礼之后必有大恩泽、大赏赐，普天同庆，方显天恩浩荡。通常于十一月举行。八月初，宰相曾公亮等人提出国家财政困难，二府大臣待遇本来丰厚，又常得赏赐，本次大礼之后，请不必再赏。这一年夏秋之际，天灾不断。黄河决口，开封地震，影响波及河南、河北的广大地区，官府民居，房倒屋塌。地震之后，又逢淫雨，粮仓灌水，军队的粮食供应发生困难，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为了赈灾，政府不得不出卖度牒（出家名额）和空名诰敕（卖官）。二府辞恩赏，旨在体恤朝廷，共纾时难，体国之意可嘉。皇帝颁赏赐，以示恩出自上，是礼仪制度的一部分，关系朝廷体面。宰相之辞，是否恩准？神宗需要智囊意见，他将曾公亮的报告转给了学士院，命翰林学士们讨论。

司马光主张高官全员减半，王安石等人主张不减不免。宋朝高级官员待遇之优厚，在中国历史上罕有其匹。清朝史学家赵翼回望之际，曾经感叹宋朝“恩赏能够给予百官的，唯恐不足”。当此之时，长期困窘的国家财政遭遇黄河决口和地震，正是雪上加霜。高级官员少一点赏赐，于各家生计无损，于国家百姓有益，又何乐不为呢？围绕着郊祀赏赐问题，司马光与王安石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二人思想分歧的冰山一角浮出水面。那么神宗又会接受谁的方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