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算不如天算

人算不如天算，神宗用张方平来解决财政困境的想法还是落了空。

就在司马光妥协就任翰林学士两天之后，治平四年（1067）十月初四，张方平丁忧离职—他的父亲去世了。神宗是极其不舍的，可是人子为父母服丧天经地义，便是皇帝也无法阻拦。张方平去后，神宗下令为他保留“参知政事”一职，虚位以待。大臣遭丧丁忧，若国事所需，是可以奉皇帝诏令提前结束哀悼，移孝为忠的，这叫做“夺情起复”。三个月之后，熙宁元年（1068）正月，神宗下诏张方平起复，遭到了拒绝。神宗又下令张方平在守孝期间可以享受较高的工资待遇，张方平也没有接受。

司马光说张方平贪婪猥琐，朱熹也说张方平人品“不好”，一个人品不好、贪婪猥琐的人会拒绝高官厚禄、甘心守孝，游离于政治中心之外二十七个月吗？我表示怀疑。在刘保衡的案子上，张方平的确有以权谋私的问题，这是事实；他为父亲服满了三年的丧期，这也是事实。而且，就像司马光所说的，张方平的这些问题都发生在大赦以前。一个犯过错误的人，也是可以悔改的，对吗？出于“道德洁癖”，司马光抓住八年以前的错误不放，对张方平的能力视而不见，自己也因此损失了神宗的信任，实在得不偿失。然而，司马光的脾性却恰恰是不计得失的，他所关心的只是是非—他所认定的是非。

熙宁三年（1070）正月，张方平服丧期满恢复工作，出任陈州知州，此后直至元丰二年（1079）退休为止，始终未能再度回到中央工作。张方平于元祐六年（1091）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关于张方平服满之后未能重回中央的原因，张方平的女婿王巩、得意门生苏轼都认为是王安石从中作梗。

毫无疑问，张方平才是神宗最初选定的政府首脑，神宗对张方平寄予了厚望。若论财政管理的经验和能力，张方平堪称首屈一指、独步天下。如果张方平能继续执政，还会有王安石变法以及后来的故事吗？张方平会给神宗和宋朝国家带来什么呢？历史没有“如果”，可是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是充满了好奇。

王安石的进与退

一身丧服的张方平悄然离去，王安石闪亮登场。

治平四年（1067）九月二十三日，神宗发出了征召王安石入京担任翰林学士的诏书，王安石此时尚在江宁府（今南京），要到第二年（熙宁元年，1068）四月才正式到京履职。尽管人还未到，王安石却已经成了开封政坛的话题焦点。

司马光调任翰林学士之后，御史中丞出缺，王安石曾经是热门人选，终因张方平反对作罢。张方平对王安石的“差评”源自他们早年间的一次共事经历。庆历六年（1046），张方平担任科举考官，有人向他推荐说王安石文学出众，张方平于是请王安石参与阅卷。可是，王安石进入贡院之后，看见什么都觉得不顺眼，都想改，一副横冲直撞的架势，让张方平很不痛快。到最后，张方平实在忍无可忍，干脆“檄以出”，把王安石赶出了贡院。这一年王安石二十六岁，进士及第四年，刚刚做满一任地方小官，正在京里闲着，等候下一个任命。这是张方平和王安石第一次打交道，二人从此再无私交。

王安石与上司、前辈的关系似乎是不好的居多。前任宰相韩琦也不喜欢他。王安石第一次做官就是做韩琦的下属。韩琦当时是以卸任枢密副使的身份知扬州，地位崇重，非寻常知州可比。跟着这样的长官，一般人都会努力搞好关系，力图留下好印象，以便获得提携。可是王安石的脑子里却似乎没有这根弦。他忙于读书写作，天天熬通宵，熬到天快亮的时候才有时间打个盹儿，等他睁开眼睛，太阳都老高了，只好匆匆忙忙赶去上班，常常来不及洗漱，样子煞是狼狈。韩琦疑心这下属昨夜喝酒鬼混，好心提醒“年轻人别荒废了读书，千万不要自暴自弃”。王安石当面并不解释，只在背后感叹“韩公不是我的知己”。

在韩琦、张方平的眼里，王安石不是好下属，他不善于主动跟上级沟通，不够听话，喜欢生事。然而，即使是不喜欢他的人也不能否认王安石的工作能力。跟司马光正相反，王安石官僚生涯早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地方工作，他做过鄞县（今宁波）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和江东路的提点刑狱，所到之处，敢想敢干、颇有政绩。

当然，真正让王安石蜚声政坛的，却是他做官的态度。传统中国衡量个人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准，是对待权力和地位的态度—“君子难进而易退，小人反是”。用这个标准衡量，王安石一直都是高水准的君子。

宋朝官场有两桩美事，第一是入馆阁，第二是进京做官。对这两桩美事，人人趋之若鹜，王安石只作寻常，看得极淡。馆阁是宋朝中央的文官高级人才库，得入馆阁为馆职，就等于上了升迁高速路。士大夫们哪个不向往？庆历八年（1048）司马光初入馆阁，便激动得“涕泗横集”。王安石是庆历二年（1042）的进士第四名，属于高科及第，按照制度，做满一任地方官回来就可以申请参加馆职考试，可是王安石既不主动申请，也不接受别人的推荐。帝制时代，中央集权，皇帝和中央之所在聚集着权力和财富，是功名利禄的源泉，人潮汹涌奔向首都、奔向中央，王安石却是逆潮流而动。他热衷于在地方工作，以近乎排斥的态度对待进京入中央。1042年中进士之后，王安石在地方上工作了十二年才不情不愿地奉召入京，在首都工作两年之后又主动要求外任，1059年，他再度入京工作，直到1063年因母亲去世才离开。不爱馆职、乐做地方官，单凭这两点，就足以使王安石成为道德标兵、时代楷模。

至和元年（1054），群牧判官出缺，想做的人很多，而朝廷把这个职位给了王安石。当时王安石还没有带上馆职。有人不服，跑去跟宰相陈执中（990～1059）当面抗议说：“我带上馆职已经很久了，多次请求担任群牧判官都没能得偿所愿。王安石不带馆职，资历又比我浅，凭什么用他？！”陈执中回答说：“王安石之所以不带馆职，不是因为他不行，而是因为他多次拒绝了朝廷的招考。正因如此，朝廷才要在职位上给他特别优待，哪里还需要斤斤计较什么资格级别呢？朝廷设置馆职，本来就是用来收拢天下人才的，从来论的也不是资历官位。您好歹是学问之士，竟然好意思来争权夺位，您的脸皮，实在比王安石厚太多。”听到这话，来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旁人哭着喊着都抢不到的职位，竟然会自动落到王安石的头上。为什么？物以稀为贵！宰相文彦博就觉得这个年轻人“恬退”，淡泊名利，应当破格提拔，来刺激那些一天到晚想升官的家伙，端正官场风气。

王安石本人对于自己甘心做地方官的解释很简单也很直白：于私，他有一大家子人要照顾，需要用钱的地方多，而地方官工资较高；于公，他希望“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用辖区做试验田，将自己治国安邦的想法付诸实施。这种念头，放在高官成群的开封城，是想都不要想的。

这两条，哪一条跟“恬退”都没有关系。“恬退”只是别人眼中的王安石，或者说是时代有意在王安石身上凸显的品质。不管怎么说，“恬退”成了王安石的标志性作风。因此，当王安石不“恬退”的时候，围观的人们便淡定不起来了。而王安石在神宗即位之后的表现却是一而再地不“恬退”。

王安石的第一次不“恬退”发生在治平四年（1067）闰三月。嘉祐八年（1063）八月，王安石护送母亲的灵柩归葬江宁（今南京），丁忧守孝。治平二年十月，王安石丧服期刚满，英宗就曾召他回京复职。诏书屡下而王安石屡拒。就这样，在英宗统治的四年里，王安石一直都在江宁，收徒讲学、从事著述，过着恬淡的隐居生活。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闰三月间，神宗下诏，命王安石出知江宁府，“人人都说王安石一定会推辞”。这一任命，出自韩维的大力推荐。就连韩维本人都预计王安石一定不会接受，因此，他在得知任命发出之后即向神宗上疏表示：“我今天听说任命王安石知江宁府……私心以为这不是招置王安石应有的安排。为什么？……王安石长期抱病，不能回朝，如今若才得了大州长官，就起来办公，那就是王安石傲视皇帝命令，以图自己方便。我就知道安石绝不肯这样做。”照韩维的想法，神宗应当拿出更重要的职位、更大的诚意来招徕王安石。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诏书一到江宁，王安石就到府衙里办公去了。王安石的表现，简直看傻了开封政坛。韩维再去看自己那封奏札的草稿，觉得简直就是自打嘴巴。南宋历史学家李焘发现了韩维的奏札，郑重其事地抄录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并且发表议论说，韩维这么说，足以表明王安石“进退失据”。我们可以在这后面再补上一句，李焘之所以留下这笔记载，足以表明以他为代表的宋朝的人们是多么在乎王安石的不推辞。王安石辞都不辞就知了江宁府，这条“新闻”让开封城里的观察家们热热闹闹地过足了嚼舌瘾。

到了九月，神宗宣召王安石进京来做翰林学士，王安石同样没有推辞。这让开封城里的嚼舌者又有了新话题。第二年年初，王安石的长子、二十五岁的王元泽（名雱，1044～1076）奉命到开封来为父亲打前站，就碰到了一群好事者。这帮人正聚集在相国寺的烧朱院吃烤猪肉喝酒，得知来人是王安石的公子，登时兴奋值爆表，两眼放光问王元泽：“舍人不坚辞否？”王元泽淡淡一笑，答曰：“大人亦不敢不来。”当天晚上各家的餐桌上，不知有多少人在捏着酒杯嗤笑：“什么叫‘不敢不来’，分明是巴不得，恬退？呵呵。”

接到任命不再推辞而是直接接受，这便是不“恬退”也便不正确了。那么，正确的“恬退”的做法又该怎样呢？反复推辞，实在辞不得了，才“勉为其难”地接受。在当时，辞让已经成为官员就任重要职务之前的“规定动作”。这是一种让人看不懂的政治文化。儒家鼓励进取，圆满人生以修身为起点，以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而做官是通向这一终极目标的重要途径，孔子不也说“学而优则仕”吗？一个有抱负有能力的官员得到了可以实现理想大展宏图的职位，不正应该欣然接受吗？又为什么要辞呢？除非他们认为官位所代表的，主要不是责任而是特权待遇—当然，这只是我出于“小人之心”的猜度。

一贯辞让的王安石忽然不辞了，人人都说，王安石急着升官，步幅太大，动作变形，姿态不好看了。然而，我以为，在当时的开封，还是有一个人能够正确理解王安石之不辞的。

做司马光的邻居

这个人就是司马光。因为他和王安石一样，从来都没有把辞让当作表演，当他们辞的时候，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个职位不适合自己；而当他们认为那个职位与自己的能力和理想相称的时候，他们是不辞的。比如，司马光辞知制诰，先后上了九个报告，跟朝廷僵持了两个月，最终还是辞掉了。他为什么辞？因为知制诰的职责是为朝廷起草高级公文，需要的是才思敏捷、文采飞扬、善于引经据典的文章快手，而这恰恰是司马光的短板，所以他必须要辞，不辞对不起朝廷，还白白地自曝其短。而当朝廷委派他做谏官的时候，司马光是不辞的，“无一言饰让”，痛痛快快地接受了任命。为什么？因为“谏官得行其言”，可以直接匡正朝政缺失，通过批评参与国家的管理；而司马光的理论修养、政治洞察力与社会责任感都让他自信自己是谏官的不二人选，当仁不让，此之谓也！出于同样的道理，神宗请司马光做御史中丞，他也是不辞的。君子坦荡荡，为行道而做官，得到新任命，首先要考虑自己是否合适，不合则辞，合则安然受命，不做无谓的辞让表演，这就是司马光的作风，也是王安石的作风。所以，司马光才能理解王安石的不辞。

“丈夫出处非无意，猿鹤从来不自知”，王安石不辞知江宁府、不辞翰林学士，坦然入京，必定是已经悟透治国之道，预备辅助新君，大有作为了。

熙宁元年（1068）初，王元泽到开封来为父亲打前站，一个重要的具体工作就是找房子。当时官员一般都是租房住。在烧朱院，王元泽同那帮吃烧烤的朝士见了礼，重新分宾主坐定，便说明来意，请他们帮忙留意房源。立刻就有人大大咧咧地回应说：“房子还不好找吗？王舍人要来，谁不愿意租呢！何必这么早动手？！”王元泽说：“这恐怕不容易。家父的意思是想跟司马十二丈做邻居，家父在家常说，司马十二丈修身、齐家，事事都可以做年轻人的榜样。”

王元泽口中的“司马十二丈”便是司马光。

“嘉祐四友”的传说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交往始于嘉祐四年（1059）。那一年的春夏之交，王安石到京就任三司度支判官，而司马光此前已经在三司工作，担任判度支勾院。他们的顶头上司三司使是包拯—后来民间记忆中的“包青天”。彼时的开封政坛，端的是星光璀璨，人物风流！

南宋初年，史学青年徐度在他的笔记《却扫编》中提出了“嘉祐四友”的说法：“在仁宗朝，王荆公（王安石）、司马温公（司马光）、吕申公（吕公著）、黄门韩公维（韩维）都是皇帝侍从官，他们关系特别好，有空的时候常常在寺院禅房聚会，一谈就是一整天，别的人很少能够参加进去。当时的人管他们叫做‘嘉祐四友’。”

嘉祐四年，司马光四十一岁，王安石三十九岁，吕公著四十二岁，韩维四十三岁，都正在盛年，年富力强，是中生代政治家中的杰出代表。欧阳修曾经在同一封札子中推荐司马光、王安石和吕公著，说这三个人是国家栋梁，都是可以做宰相的。其实不止这三个，后来这四个人都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做到了宰相，王安石与司马光更非寻常宰相，他们水火不容的政治主张先后主导了宋朝政治的走向，宋朝的官僚群也因此出现了大分裂和党派恶斗。在嘉祐四年，他们已经接近政治中心、尚处外围，还是其乐融融的好同事、好朋友。

若从这个角度看上去，“嘉祐四友”的说法，其实充满了悲怆的意味。

根据徐度的描述，“嘉祐四友”是一个具有排他性的组合。他们可以交谈终日，而别的人却很难参与进去。这种描述恐怕与事实不符。的确，司马光与王安石、吕公著、韩维都有着良好的关系。可是，从司马光的交游圈子看，至少他本人是不可能对其他人封闭起来的。这一时期跟他诗歌唱和最密的，是他在开封府工作时的同事钱公辅（1021～1072）；而他最相知最亲近的还是老同年翰林学士范镇。事实上，从嘉祐四年王安石抵京与司马光同事，到嘉祐八年王安石丁忧离京，司马光真正能够在闲暇时间随意与朋友交往的日子并不多—嘉祐六年七月，司马光被任命为谏官，有了“谒禁”，就连同在开封的恩师庞籍，以及比邻而居的老友范镇都不能随意拜访，煞是感觉不便，又怎么可能继续参与“嘉祐四友”的小团体活动？

“嘉祐四友”的记载，最早见于徐度笔下，后来的人都是转抄徐度。所以，我猜，它极有可能是徐度根据后来历史的发展想象出来的。徐度落笔之时，距离嘉祐年间已经过去七八十年，偏安已成定局，杭州暖风熏人醉。开封城早已被金人占领，嘉祐年间的故都风流失去了声音和色彩，就像是一座废弃的舞台。而徐度的想象则像是追光灯扫过舞台，最后聚焦在这四个人身上。一瞬之间，“嘉祐四友”复活了，从徐度开始，他们成了很多南宋人心中当年开封的标志。

“嘉祐四友”可能出于想象，而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交往和互相欣赏却是曾经有过的事实。比如，就在这期间，王安石以王昭君和亲为题材，写成两首脍炙人口的《明妃曲》，中有名句“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当时名家欧阳修、梅尧臣（1002～1060）、司马光都有诗相和。司马光和诗警句有云“妾身生死知不归，妾意终期寤人主。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便是对王安石原诗“意态由来画不成，当年枉杀毛延寿”的引申和升华。王安石强调跨越地域的忠诚，司马光则借机规谏皇帝要明察。

作为一个有“道德洁癖”的理想主义者，司马光欣赏王安石的才华与操守。他理解王安石的不辞官，然而，若说这两个人之间曾经存在过具有排他性的友谊，我则持保留态度。他们的人生经历、学术倾向乃至思想观念都有着太大的差别，而有些差别是不能调和的，比如观念。它并不影响两个高尚人士的日常交往，但是一旦触及原则问题，则有所必争，为了心中真理，战斗是唯一出路—道德越是高尚，信仰越是坚定，便越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