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府大换血

从各个角度来看，治平四年（1067）九月都是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

九月十日，英宗的神主升祔太庙。站在神宗的角度来看，祔庙意味着父亲葬礼的正式完成，哀悼告一段落。

九月二十三日，神宗下诏征王安石入京担任翰林学士，王安石痛快地接受了。站在后来人的立场回看神宗朝乃至北宋后期的全部历史，这项任命是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君臣遇合的开端，因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诏书称赞王安石“学为世师，行为人表”，表示用王安石做翰林学士绝不只是想用他来起草诏敕，而是希望他“在朕左右前后，用道义来辅佐朕”，的确对王安石寄予了超出一般的期待。当然，如果说神宗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决定要“大用”王安石，恐怕也是不合实际的。

在当时，真正震动了开封城的，是神宗最终实现了“二府”的大换血。“二府”是宋人对中书与枢密院这两大中央领导班子的合称。九月二十六日，神宗罢免了首相韩琦以及参知政事吴奎，任命张方平（1007～1091）、赵抃为参知政事；任命枢密副使吕公弼为枢密使，罢免枢密副使陈升之，任命韩绛（1012～1088）、邵亢为枢密副使。经过这番大力调整之后，中书的班子是新旧相参，二旧二新，比较听话识相的旧相曾公亮、副相赵概，再加上张方平、赵抃两名新人。枢密院的新班子是一旧三新，这一旧是枢密使文彦博，三新是新任枢密使吕公弼和两名副使韩绛、邵亢。

新君新臣，必有新政。在新晋的两位副宰相当中，神宗最为属意的，毫无疑问是张方平。神宗非常信任张方平，比如，韩琦的安置方案，就是神宗夜召张方平密商的结果。而在此之前，当神宗试图罢免副宰相吴奎的时候，也是跟张方平商量的。神宗对张方平的欣赏来源于英宗。英宗即位之前就读过张方平的文章，很是佩服；即位之后初见张方平，听他纵论天下事，脱口叹道：“学士怎么可以离开朝廷呢？”第二次跟张方平谈话，英宗甚至觉得之前接触的宰相大臣都是平常人，说：“听学士一席话，才知道本朝还是有人才的！”

那么，这张方平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张方平现年六十一岁，比韩琦大一岁，跟欧阳修同岁，他是富弼在应天府学的同学，范仲淹的学生，很年轻时就被誉为“天下奇才”，得到范仲淹等人的赞许，仁宗朝就已经当过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御史中丞和三司使—这四个职位俗称“四入头”，宋朝的宰相副宰相和枢密使副使大多数是从这四个职位提拔的。进入枢密院和中书，这叫做“大用”。在仁宗朝，张方平已然“尽历四职”，只差“大用”了。

张方平是难得的财政专家，有想法，能推行，有着第一流的创造力和行政执行力。他第一次做三司使，疏通汴河，整顿漕运，卸任之时，为京城积攒了足够三年食用的粮食，和足够六年使用的马料。等他第二次到任的时候，由于前任工作不力，京城粮食只够一年半的，马料才够一年使用。而张方平就任之后，不到一年，京城就有了五年的粮食储备。宰相富弼为仁宗朗读张方平的漕运十四策，读了足足一百五十分钟（十刻），旁边的侍卫站都站不稳了，而富弼读得投入，仁宗听得由衷赞叹，连连称善。富弼说：“这可不是一般的奏疏，它关系到国家财政的根本。”

神宗用张方平为副宰相，显然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这是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要带领国家走出财政危机，张方平是不二人选。张方平的很多政策主张，其实跟司马光很接近。比如，他们都反对政府单纯依靠增兵来加强军力，认为这是徒劳的；他们都主张改善财政状况，必须从节流入手，而不能一味增收税费压榨老百姓。这两个人最大的差异，是司马光并不懂财政，他只是有原则性的看法，而张方平是真正的财政专家，他了解本朝财政制度的历史和现状，清楚弊端所在，因而具备改革的能力。

然而，张方平的任命甫一提出，就遭到了司马光的强烈反对。

君子小人张方平

九月二十六日，中央领导班子的调整方案刚刚公布，司马光即奏对延和殿，强烈反对张方平出任参知政事。神宗与司马光君臣之间因此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言语冲突。

司马光说：“张方平文章之外，更无所长，为人奸邪，贪婪猥琐，人所共知，实在不宜担任两府大臣，恳请陛下收回成命。”

神宗不以为然，反问道：“你说张方平这么多坏话，可有什么具体事迹吗？”

司马光说：“张方平的劣迹，很多人都说过，只不过事情都发生在大赦以前。特别细节的不敢说，就我所知……”

这只是一个开头，神宗却不打算让司马光说下去了，他打断司马光，厉声喝道：“每次朝廷有人事变动，总会有人说东道西，这可不是朝廷好事！”

神宗怒了！司马光却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他不慌不忙地说：“臣却以为这正是朝廷好事！上古圣王尧帝都认为了解一个人是最困难的事。更何况陛下刚刚即位，如果误用奸邪为相，而台谏官却一言不发，陛下又怎么可能知道呢？那才不是朝廷的好事呢！”

司马光所言从来在“理”，神宗顿时语塞，他立即掉转话题，反守为攻继续质问司马光：“郭逵（1022～1088）当枢密使也不合格，怎么没见你批评？还有人说他私生活不检点，你怎么也不理会呢？”这件事发生在神宗即位以前，郭逵是军人出身，一介武夫。按照宋朝制度，军人不可干政，当宰相更是想都不要想的，入得枢密院的前前后后也只有两个，一个是狄青，另一个就是郭逵，可是郭逵的军功显然又不如狄青。郭逵入枢，理由相当勉强，是首相韩琦力排众议的结果，颇有人怀疑韩琦是在借机培植个人势力。当时司马光已经被赶出谏院，专任侍讲，不是台谏官员，没有言责。神宗拿郭逵说事儿，其实是在暗指司马光依附韩琦。

神宗突然拐到郭逵的事情上去，司马光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匆忙之中，他大概忘了自己当时并无言责，只好含糊地回答说：“当时批评郭逵任命的人很多，用不着我说。”这个回答很不漂亮。神宗暂时占了上风，心中暗喜。可是，让神宗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司马光竟然借机对他展开了教育：“说郭逵私生活不检点，这是谗言。用暧昧的事情来中伤大臣，让人百口莫辩，反抗无力。蒋之奇攻击欧阳修也是这个路数。希望陛下明鉴，根据郭逵的才干来安置他，不要听信谗言。”

司马光重提欧阳修的事儿，点醒了神宗。神宗立刻想到了刚刚罢免的参知政事吴奎，五个月以前，吴奎与御史中丞王陶互相攻击，他就想罢免吴奎，而司马光强烈反对。想到这里，神宗话锋一转，问司马光：“吴奎依附宰相吗？”

司马光答：“我不知道。”这个回答很得体。的确，另外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若无明确迹象，第三者又如何知道？

神宗不依不饶，改变了问法：“你觉得吴奎有罪吗？”

对此，司马光回答：“吴奎批评王陶，言过其实，怎么能说无罪呢？只是，舆论支持吴奎，不支持王陶。”

这一番唇枪舌剑，摩擦之剧烈，简直要迸出火花来。二十岁的皇帝倚仗优势地位，不断转换话题，咄咄逼人，尽显争强好胜之心。年近五十的司马光沉稳对答，语气不温不火，态度不卑不亢，曾无一语相让。在旁的人都捏了一把冷汗。

片刻冷场之后，神宗再度开口，问了一个原则性的问题：“结宰相与结人主，孰为贤？”结，意思是结交、结缘，也可以是巴结。

司马光略略抬高了声音，清清楚楚地回答道：“结宰相为奸邪，然希意迎合，观人主趋而顺之者，亦奸邪也。”结交宰相是奸邪，然而处处顺着皇帝的意思来，也是奸邪！

这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问答，神宗的问题里包裹着小聪明，司马光的回答里却展现了大智慧。神宗所问的虽然是一般性的处事原则，所关心的却是当下，是具体，实际上是在逼迫司马光在他本人和以韩琦为首的旧宰相之间做出选择。而司马光的回答，则超越具体，直指士大夫的行为准则。皇帝代表着江山社稷的长久利益，但皇帝也是普通人，有着七情六欲爱憎好恶。作为个人的皇帝同样可以危害到江山社稷。因此，一个臣子的忠诚，既要超越官僚集团的派别利益，又必须帮助皇帝克服个人情感对国家事务的干扰，要做到“从道不从君”，这才是“大忠”之道。

只可惜，司马光的这番深意，神宗在愤怒争胜之时，未能领会。神宗所纠结的，还是他的领导班子调整方案，特别是张方平的副宰相任命。他又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两府大臣，哪个该留，哪个该走？”

这是司马光不便回答的问题，他说：“这是陛下的威权，应当由陛下自行采择。小臣怎敢指手画脚？然而，‘居易以俟命者，君子也；由径以求进者，小人也’。陛下用人，应当用君子，不要用小人。”

说来说去，司马光反对张方平出任副宰相的理由其实很简单，方平小人，不可用。说张方平是小人的，不止司马光一个。司马光提醒神宗：“仁宗朝的包拯，是最有名的直臣，陛下如果不信我的话，可以把包拯弹劾张方平的章奏调出来看。”司马光列举的张方平的主要劣迹，是八年前的刘保衡案。

根据李焘的记载，刘保衡是开封城里的一个富民—有钱但是没有官位。刘保衡开设酿酒作坊，欠下了官府一百多万贯的酒曲钱。三司追债，为了还债，刘保衡只得变卖家产，这其中，就包括了一爿货栈。而买下这爿货栈的，正是时任三司使张方平。这一买一卖，本来也并无违法之处。可是没想到，接下来，有个老太太跑到开封府击鼓鸣冤，状告刘保衡本非刘氏之子，侵吞败坏刘氏产业。经开封府查明，老太太是刘家的亲生女儿，所告属实。御史中丞包拯于是弹劾张方平“身为国家的财政首长，凭借权势贱买辖下富民客栈，毫无廉耻，不可处大位”。张方平因而失去了三司使的职位和进一步上升的机会，遭到了外放处分。张方平历尽“四入头”而不得大用的原因，就在于此—他有明确的劣迹。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刘保衡案的几乎全部信息。张方平显然是德行有亏的，他贪财并且有利用职权敛财的事实。一百多年以后，有学生问大儒朱熹（1130～1200）：“张方平为人如何？”朱熹回答得很简单—“不好”。朱熹还说到另外一件事，张方平托人帮忙买妾，那人花了几百吊钱才买得美人来奉上，张方平欣然接受，却绝口不提付钱的事。朱熹最后总结说“其（方平）所为皆此类也”，用司马光的话来说，张方平就是贪婪猥琐的小人，不可当大任。

张方平的问题暴露出神宗与司马光在人才观念上的差异。司马光主张道德至上，在官员的任免问题上给道德以“一票否决权”。而神宗主张能力至上，他要解决财政问题、边境问题等当务之急，当然要用“知钱谷及边事”的财政军事专家。在德才不能兼备的情况下，用德还是用才，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是老生常谈了。曹操就曾经发布教令，说：“如果非得是廉洁之士才可以用，那么齐桓公怎么可能称霸呢？（他用的管仲就是一个道德上很有问题的人。）请各位助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我得而用之！”曹操、神宗以及大多数试图有所作为的统治者通常会做出“唯才是举”的选择—是否廉洁自爱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干；换句话说，使用什么手段并不重要，只要能达到目的就好。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选择，它可以迅速起效，只是代价高昂。道德是什么？它看上去空空洞洞，实际上却渗透一切、覆盖一切。它决定对错，判断当否。它是最软的，也是最硬的。若无道德堤防，欲望的洪水必将湮灭一切。统治者带头否定道德，必然会造成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混乱以及底线缺失，而一个价值观混乱、没有底线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将付出代价。坚守道德可能会暂时牺牲部分效率，但是必定更能长久。而更为现代的做法，则是起用有能力的人，建立约束制度，防止他们做出不道德的事情。

九月二十六日这场火花四溅的交锋，再加上司马光担任御史中丞五个月以来与神宗之间的种种碰撞，最终让神宗下定决心，不能让司马光再干御史中丞了。

御史台的大门倒了

九月二十八日，神宗发布调令，权御史中丞司马光改任翰林学士兼经筵侍讲。御史中丞与翰林学士向上都是可以攀升到宰相的，中丞权重而翰林清贵，地位声望恰在伯仲之间。神宗自以为顾虑周全，照顾到了方方面面的利益。可是，这通调令却遭遇重重梗阻，耽搁了五天，到十月二日才为司马光所接受。

按照制度，这样重大的任命文书在形成之后、下达之前，要先送到通进银台司进行审核，审核无误，方可送到閤门司，再由閤门司送达官员本人。閤门司只是收发室。而通进银台司则是质监局，审核的重点不是文字，而是任命本身是否合乎制度、人选与职位是否匹配。设置通进银台司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保证重大人事任命公平合理。当时的通进银台司主管是吕公著—仁宗朝宰相吕夷简的儿子，现任枢密使吕公弼的弟弟，司马光志同道合的朋友。吕公著认为，司马光身为御史中丞，职在纠弹，若因弹劾张方平而罢职，此例一开，恐怕台谏官员都不能尽忠职守了。你堵住了言官的嘴，到那时，“纵使陛下有澄清政治的愿望，可是又从哪里知晓安危利害的信息呢？”于是，吕公著行使了通进银台司主管的权力，驳回了司马光的新任命，请求神宗重新考虑此事。

堂堂天子，撤换一个御史中丞，已经考虑得如此周全了，还是不能得偿所愿，不免令人气闷。而吕公著的所作所为，却又完全合乎制度，让人奈何不得。当皇帝做不得“快意事”，这样的感叹，始于宋太祖。这在神宗才刚刚开始，十六年之后，他对着王安礼（1034～1095）和章惇（1035～1105）感叹：“朕平生未尝作快意事！”而章惇回答他“快意事岂宜作？”按照宋朝的祖宗家法，皇帝也是在约束之中，不能为所欲为。

神宗想了两天，决定亲笔写信给司马光解释调动原因。神宗写道：“如果说是因为前日论奏张方平之事不当，才把你调任翰林学士的，这绝不是我的本意。我是因为你的道德学问，为当世所推重；而如今办完了先帝的丧事，我打算要正式开设经筵，希望有你在其中，朝夕讨论，讲授治国之道，来告诫我、提醒我，拾遗补缺。所以，我才下令开讲《资治通鉴》。这才是我的真实用意。吕公著驳回你的调令，是因为不了解我的真意。”伴随着这封亲笔手诏的，还有神宗的谕旨：被吕公著驳回的调令已经被直接送抵閤门，请司马光尽快前往接收。

皇帝能这么说，是绝大的面子，司马光不无感激，却难以接受。如果就此接受调令，那么，张方平的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吗？司马光在弹劾张方平，针锋相对的双方，必然有对有错。如果司马光所言是实，张方平果然奸邪，那么张方平应当罢政；而如果张方平没有问题，那么就是他司马光应当受到处罚。“朝廷大政，必当辨是非”。像这样是非不分，一团和气，张方平继续当他的参知政事，司马光调任翰林学士，绝不是司马光想要的。接到手诏之后，司马光立即上疏请求面见神宗，表示“尚有私恳，须当面陈”。他承诺，面陈之后，自当“退受告敕”，接受调令。

以接受调令为前提，神宗接见了司马光。会谈的过程与细节不见记载，结果却无比清晰—皇帝的意志取得了无可辩驳的最后胜利。十月二日，司马光接受调令，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而张方平则继续担任参知政事。

本朝最敏锐、最讲原则的政治批评者司马光终于还是离开了御史台。这时候，人们才想起来，本来好端端的御史台大门，十多天前无缘无故地忽然就倒了。其实倒掉的，又何止是御史台的大门？通进银台司本来是纠错用的，朝廷诏令必须通过通进银台司的核查然后才能下发，而这一次，神宗绕过通进银台司，把调令直接塞给了司马光。那么，一个不能审核诏令的通进银台司还有什么用？皇帝正在试图破坏祖宗法度，摆脱一切能够束缚他的制度和人事，走向独裁。吕公著最终用辞职表示了愤慨，当然，这是后话。

从表面上看，神宗仍然欣赏、重视司马光。十月二日，就在司马光就任翰林学士的当天，神宗特别下令司马光暂时不必起草本院文书，也不必像其他翰林学士一样每天值班，可以五天一值，以便集中精力编修《资治通鉴》。神宗为这部计划中的鸿篇巨制写了序，赐了名，又把自己即位之前颍王府里收藏的2,402卷书赐给司马光。司马光现在有大把的时间、最优厚的资料条件，还有当世一流的学者作助手，可以从事他喜欢的通史著述。我们站在现在回望那个时间点，甚至可以颇为激动地宣告，一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已经出发，道路正确，前途光明，司马光即将作为史家永垂青史。可是，关注过去、书写历史以指导现在，这真是司马光所追求的全部吗？

自古圣贤皆迂阔

关于司马光，神宗和吕公著之间有过一次耐人寻味的对话。神宗说：“光方直，如迂阔何？”司马光端方正直，只是迂腐，不通情理，可怎么好？！“方直而迂阔”，这就是神宗对司马光的总评价。不得不说，神宗真是“聪明绝人”。他看到了司马光的本质，不再怀疑司马光的政治倾向，但是也不欣赏这样的为人。

对此，吕公著的回答是：“孔子是圣人，可是子路说他迂；孟子是大贤人，当时的人也说他迂，司马光又怎么能免得了迂呢？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希望陛下认真考虑。”

孔子之“迂”，见于《论语》。子路问孔子，卫国的君主等着您去治理国政，您会首先做什么。孔子回答他“正名”。子路听了，很不以为然，说：“您可真够迂的，名有什么好正的呢？”然后孔子就说了一大段关于“正名”的话，其中最有名的句子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正名”的核心是恢复礼制、名分，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而重建社会秩序。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治安来说，这是基础性的工作。但是，对于那些急性子的君主来说，这却又是最迂远、最无用的—巩固权力、练兵选将、增加国库收入，哪怕是修一段城墙，也比“正名”紧迫啊！子路笑话得有理。孟子的“迂”也是一样的，战国纷争，弱肉强食，君主们富国强兵、合纵连横尚且不暇，哪有时间听他讲什么“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圣王之道！

司马光的迂论，神宗也没有工夫听，他急于改变现状，对内突破财政困境，对外展示宋朝国力，开疆拓土。张方平就是他实现财政突围的一把好手，那么，张方平又会给神宗和宋朝国家带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