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父子君臣,1063~1067 6、把名字刻入石头

司马谏官逃跑了?

司马光离开谏官岗位的起因,是一道提级命令。

治平二年(1065)十月初四,朝廷发布任命,把司马光的级别从天章阁待制升到龙图阁直学士,他的职位则仍然是知谏院—专门负责批评的官。

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都是荣誉头衔,没有实际职权,但是无比荣耀,带上这类头衔就意味着成为皇帝的文学侍从,进入了高级文官的行列。这类头衔只要带上,除非犯严重错误,终身不摘,而大宋朝廷的很多重要职位,不带这类头衔,是没有资格染指的。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生前就是天章阁待制。嘉祐七年(1062),司马光初除天章阁待制,进入皇帝侍从的行列,获得了与父亲同样的职名,“名参侍从,身践世职”,悲欣交集。而他当时的职务已经是谏官,不能请假还乡,所以只得在开封寓所的小院里洒泪遥祭,面向涑水故园的方向,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甘旨之养,已无所展。忠直之风,庶几不坠!”

如今,司马光自天章阁待制迁龙图阁直学士,在文学侍从的行列中排行更前了。他的天章阁待制是先帝给的,而龙图阁直学士则是当今皇帝的恩典。既蒙先帝恩宠,又得今上眷顾,端的是前途无量!然而,司马光对这个龙图阁直学士的反应却是相当冷淡,他上奏给英宗说:

我在谏官的岗位上已经干了五年,是本朝任职时间最长的谏官。一直以来,我只知道竭忠报国,从不为自己考虑,所以立敌太多,常常担心自己和子孙他日会没有容身之地。现在朝廷又给我加官晋级,我怕受了这番恩宠待遇之后,更加无法离开谏官的岗位,而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就免不了要得罪皇帝,招致杀身之祸。

在这封奏状的最后,司马光请求皇帝收回成命,让自己离开首都,到老家附近去做一个地方官。英宗接到奏状之后,并没有收回龙图阁直学士的头衔,而是免去了司马光的谏官职务。所以,我们最后看到的结果就是,在濮王的父亲名义争夺战决战之前的关键时刻,“皇伯派”的主笔、议论最有力、声音最响亮的司马光离开了谏官职位,退出了争论!而且,辞谏官是司马光的主动行为,他主动放弃了言职,放弃了高举“皇伯派”旗帜,冲在最前面引领舆论的位置。若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司马光就背弃了和他一起对抗皇帝私欲、宰相权势的礼官侍从群体,这是中道变节、背信弃义!司马光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这不像是司马光的作风。但不是吗?他自己说的,做谏官已经得罪了太多的人,再做下去只怕会招致杀身之祸,所以他宁愿到外地去做一个知州!这难道不是在主动请辞吗?司马光卸任谏官,真相究竟如何?

离职真相

常言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其实眼睛所见的,也未必都是事实。真实往往蕴含在细节之中,历史必须细读。与司马光离开谏官岗位相关的,有三通文书,也就是他拒绝接受龙图阁直学士恩宠的三通奏状。反复诵读这三通奏状,仔细玩味司马光的文中真意,司马光离开谏官职位的全过程豁然展现。

十月四日,朝廷发布了给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的任命,同时得到龙图阁直学士头衔的还有同为天章阁待制的判太常寺(礼官)吕公著。这两位都是皇伯派的核心人物。吕公著的态度和司马光一样强硬,有人想在濮王的“皇伯”后面加个“考”,把“皇伯”变成“皇伯父”,吕公著一句话就给彻底否决了。恩典突如其来,却非毫无铺垫,肯定有人私底下找司马光和吕公著吹过风—当然,这类秘密游说在文字上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英宗和宰相的意图实在不难猜,他们想要用更高级的侍从头衔来收买司马光和吕公著。如果这两位最强硬的皇伯派改变了态度,那么,剩下的人就好办了。

接到龙图阁直学士的敕告(任命文书)之后,司马光于十月六日上了第一状,表示不能接受,请求皇帝收回成命,“所有除龙图阁学士敕告,不敢祗受”。在这封奏状之中,司马光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谏官,“曾无丝毫裨益圣德”,他为自己的失职表示不安,并请求外任。这是什么意思?我做谏官,就要尽职,裨益圣德,劝说皇帝克己复礼;陛下可以把我调走,我不怕外任。换句话说,只要我在这里,在谏官的位置上,濮王就只能是“皇伯”,没商量。

这封奏状,让英宗领教了司马光的强硬。然而,他仍然不死心。对于司马光不接受任命文书的做法,英宗干脆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于是,司马光又上了第二状,这一状引用了真宗时候一则有关谏官职责的诏书,诏书规定:“谏官任职满三年,如果公认不能称职,则要予以降级处分,调任地方基层小官。”司马光说:“我从嘉祐六年七月进入谏院供职,到现在已进入第五个年头……(我干得极不好)现在给我处分都算晚的了,没想到陛下竟然还要提拔我,让我带着更崇高的侍从头衔继续做谏官。我自己想想都惭愧,更不要说别人怎么看了。所以,如果朝廷宽大,不肯依据真宗年间的规定处罚我,那么,就请让我去外地当个知州吧。”这第二状的结尾,仍然是那句“所有除龙图阁学士敕告,不敢祗受”。

连着两状上去,再不理睬,未免说不过去。英宗只好授意中书,让宰相出面,下了一道札子(文书)通知司马光,“圣上有旨,龙图阁直学士任命不许辞免,相关文书,即命接收”。皇帝都说了“不许”,司马光还能怎样?照辞不误!司马光又上了第三状。这第三状同样以“所有除龙图阁学士敕告,不敢祗受”结尾。第三状最核心的内容,前面已经引过,让我们把它回放到司马光当时的心境当中,再看一遍,细心体味其中真意。司马光写道:

我在谏官的岗位上已经干了五年,是本朝任职时间最长的谏官。一直以来,我只知道竭忠报国,从不为自己考虑,所以立敌太多,常常担心自己和子孙他日会没有容身之地。现在朝廷又给我加官晋级,我怕受了这番恩宠待遇之后,更加无法离开谏官的岗位,而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就免不了要得罪皇帝,招致杀身之祸。

这是什么意思?司马光想要传达给皇帝的,究竟是怎样的信息?“只要我在谏官的位置上,就一定不会退缩,即使陛下要治我的罪、砍我的头,我的立场绝不改变,濮王只能是‘皇伯’!”

话说到这个份上,司马光坚持不退,英宗就只能自己退了,不能让谏官司马光改变立场为自己代言,那就只能把司马光调离谏官的岗位!这才是司马光离开谏官岗位的真相。司马谏官没有逃跑,是他的皇帝把他推开了。

“臣有事业,君不信任之,则不能成。”这是司马光十七岁时写下的文字。没有皇帝的支持,臣下想做什么都不可能。关于君臣关系,司马光早已勘破。当然,作为臣子,却还可以有最后一招—转身离去。只是,英宗皇帝毕竟还没到昏庸暴虐的地步,合作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除此之外,作为谏官,司马光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豁出去在朝堂上公开叫板,跟皇帝和宰相当面理论。这样的谏官,宋朝不是没有先例的。祖宗家法,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提意见再尖锐也不犯死罪,而那些敢于当面顶撞皇帝、公开跟宰相叫板的言官,往往会赢得不畏强权、勇于坚持真理的美名,为自己积攒下丰厚的政治资本,纵然当时遭到贬黜,后来却往往官至高位。只是这样的公开叫板却并不真正解决问题,一个或者一群言官站出来高调挑战皇帝、宰相的权威,老鼠要跟大象比赛拳击,这场面本身就极富刺激性,它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人们忘记言官是为了什么站起来的,忘记真正的问题,转而看起热闹来。然而热闹和看热闹都于事无补。这样的做法不符合司马光的理想。所以,他宁可冒着被误解的危险,默默接受升任龙图阁直学士的命令,离开了谏院。

把名字刻入石头

声震朝野的谏院,其实规模很小,小小的院子,朴素的办公室,当时只有两名谏官—司马光、傅尧俞,以及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就是“谏院题名碑”。碑是四年多之前司马光初任谏官时亲自主持树立的。碑文的最前面是司马光亲手写下的一段文字:

……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

做谏官的人,应当抓大事,先急务,一切行为以国家利益为指归,不计个人得失。汲汲于求名,与汲汲于求利,二者看似不同,其实并无本质区别。这就是司马光对谏官职责的理解。谏官肩负着发现问题的责任,所以,一个谏官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和敏锐,坚持国家利益至上,谏官应当审慎地对待名声,“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这段话,司马光绝对是有感而发的。在进入谏院以前,他耳闻目睹了某些台谏官员为了自己出名、专攻宰相大臣隐私的做法,他的恩师庞籍(988~1063)就是因为此类攻讦跌下宰相高位的。对于受过良好儒家教育、有着崇高理想的士大夫而言,安贫乐道、拒绝金钱的诱惑也许并不难,难的是拒绝名声的诱惑。好名声,本身就透着清高,比金钱美女“高级”多了。但是,如果把名声本身作为对象,不择手段地追逐它,那么,求名跟求利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都是欲望的泛滥。

在这段文字的后面,是历任谏官的名字和任职时间,这是题名碑最核心的内容。为历任长官树立题名碑,是中国传统。为什么要把长官的名字刻在石头上?有一句诗,家喻户晓,“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意思是说,刻石的目的是想追求徒劳的不朽。其实,古人把名字刻入石头,在追求不朽之外,还有一重更现实,也更重要的意图。司马光说:“这些名字刻在这里,后来的人会一个一个指着这些名字议论说:这个人忠诚,这个人狡诈,这个人正直,这个人奸邪。呜呼,这怎么能不让人感到恐惧呢?!”

题名碑就是公示牌,名字刻入石头,就是要让为官者知道公道自在人心,忠诚正直、尽忠职守的好官不会被人忘记,狡诈奸邪、渎职腐败的官场败类也无法逃脱道德的审判,官员必须对自己的职务行为及其后果负责。宋代最有名的题名碑是《开封知府题名碑》,上面刻着183人次历任知府的名字。其中,应当刻着第93任知府名字的地方是一个光滑的凹坑,那个消失的名字,就是大名鼎鼎的包拯。包拯的名字到哪里去了?被人们的手指抚平了、又摸没了,刻到人们的心里去了。当刻入石头的名字深入人心,不朽才得以实现。

临别之际,面对题名碑,司马光肃立良久,他默念着每一个名字,直到最后一行,这是他自己:“司马光,嘉祐六年七月,同知谏院。”现在,这后面可以加上一行了:“治平二年十月,离职。”

自省无愧,顾国有忧

从嘉祐六年(1061)七月到治平二年(1065)十月,司马光在谏院供职四年零三个月,是宋朝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谏官。按照他自己立定的标准,一个谏官应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司马光对照自省,问心无愧。此刻,即将离开谏院之际,他的心中更多的是担忧,对国家的担忧。

在司马光的眼里,大宋王朝就像是一艘朽画船,它的“船板是用胶粘起来的,桨是用土捏成的,帆是破布做的,缆绳已经腐朽,可是却画着五彩的纹饰,陈设着绣花的帐幔”。华丽得不能再华丽,破败得不能再破败,外表与实质严重分离。“这样的船,让木偶人驾驶着它,在平地上放着,是会让人眼前一亮,道一声好看的!可是,要想用它来渡江过河,对付风浪,那岂不是岌岌可危了吗?”

这艘朽画船的致命伤,在司马光看来,是社会风气的颓坏与礼义秩序的松动。在这个社会中,是非对错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人们背弃礼义,崇尚权势,荒废责任,唯利是图。而造成这种风气的根本原因是上行下效。君主对风气具有示范、引领的作用,想要一扫颓风、重振士气,必须靠皇帝以身作则。而英宗本来是有机会表率群伦的—他是养子即位,这是他的劣势,但也可以成为他的优势—如果他遵守礼义、妥善处理对生父濮王的尊崇问题,那么,他就给天下人做了一个好榜样。从此之后,官员人等,谁敢不遵礼义,违反原则,朝廷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按照法令加以惩处,人们也可以按照道德加以谴责。这就是司马光坚持濮王只能称皇伯的原因。

专任侍讲,究心史学

退出谏院之后,司马光被安排到经筵专职担任皇帝的侍讲。经筵是皇帝的御用读书班,这项制度是宋代的创造,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读书帮助皇帝提高理论修养、学习治国方略。经筵设有侍讲和侍读两种职位,但通常都是兼职,皇帝日理万机,真正能用来读书的时间不会太长,除非是尚未亲政的小皇帝,否则并不需要专职的侍讲。司马光被罢免了谏官职位之后,成了专任侍讲,其实就等于被体面地“挂”了起来。英宗对司马光还是手下留了情的。

享受着龙图阁直学士的优厚待遇,却又没有什么具体职责,司马光成了开封政坛的富贵闲人。当然,一贯勤奋的司马光才不会让自己真闲着,他开始把大部分精力投注到史学上。他想要写一部贯穿古今的大通史,为皇帝、为大宋王朝提供一部有价值的历史教科书。这个念头在他心里放了很久了。在司马光的眼里,“治乱之原,古今同体”,从古到今,导致政治稳定或者混乱的原因都是类似的。所以,古代可以作为今天的镜子;了解古代的治乱得失,方可“知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让皇帝建立忧患意识,避免重蹈覆辙。这就是治国者学习历史的意义。可是,现有的历史著作显然不能满足这一需要:篇幅浩大、内容繁杂、主题分散,一般读书人成年累月地读,都很难抓住要领,更何况是公务繁忙的皇帝了!司马光想要做的,就是写一部主题明确、内容集中、篇幅适当的历史教科书。这个想法,司马光在仁宗晚期就已经产生,并且开始付诸实践。公务之余,他完成了一部八卷本的《通志》,并且在英宗初开经筵之时,进献御览。

《通志》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秦二世三年(前403~前207)。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开头八卷。但是,当司马光进献《通志》的时候,他本人也还不清楚这部书未来的样子和命运,司马光唯一肯定的,是他一定要写一部书来呈现宋朝建立以前政权兴衰的脉络,作为本朝统治的借鉴。之前担任谏官,公务繁忙,正愁没时间专心写作;如今专任侍讲,正好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投入到自己所喜爱的史学写作当中。司马光终日伏案,读书写作,直到夫人把蜡烛点上,这才抬起头来,伸个懒腰。看着这一整天读过的书、做过的笔记,他的幸福感随着烛光蔓延开去。在那一瞬间,司马光简直要感谢英宗把他的谏官职位拿掉了。

当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司马光转向史学不代表他要退出政治,这跟鲁迅从医学转向文学的性质完全不同。鲁迅转向文学就抛弃了医学,司马转向史学,却还在宋朝政治的核心区,他的史学是对政治更深层次的介入,他仍然保有皇帝侍从的名义,有侍讲经筵、常常可以见到皇帝的便利。他仍然密切关注着大宋政坛高层的一举一动,这个“乌鸦嘴”的预警人,从未打算放弃说话的权力。

司马光不是英宗罢免的第一个言官。第一个被拿掉的,是同知谏院蔡抗(1008~1067)。蔡抗当过宗室学堂的老师(睦亲、广亲宅讲书),跟英宗有故交。治平二年(1065)五月,英宗亲自提拔蔡抗同知谏院,本来是希望他在濮王的称呼问题上助自己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蔡抗却态度坚决地站在了礼义一边,反对过度尊崇濮王。八月间开封发大水,蔡抗又上疏痛陈濮王尊崇不当导致天谴,结果被罢免了谏职,成了第一个因为濮王称呼问题遭罢的谏官。到十月,司马光又免谏职。整个谏院就剩下了傅尧俞一员谏官,而傅尧俞又被朝廷派了外交差使,正在出使契丹的路上—这一去一回,真正回到谏院来上班恐怕是明年春天的事了。御史台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长官御史中丞的位置已经空了好几个月,朝廷一点儿也没有任命新人的意思,存心让这个引领舆论导向的重要位置空着。当时在职的五名御史,有三位被派了长差,出门在外。整个御史台,就剩下副长官知杂侍御史吕诲和两名御史苦苦支撑。宋朝政治体制中一度与皇帝、宰相鼎足而立的舆论监督机构—台谏变成了一个空架子。为了给自己的生父濮王赢得父亲的名义,英宗可谓是费尽了心机,甚至不惜破坏体制与传统。“皇伯派”与“皇考派”未来必有一场恶战。皇考派的阵势已经排开,他们利用权势,造成了“皇伯派”的严重减员。“皇伯派”还能有何作为?他们是否会偃旗息鼓?退出了谏官队伍的司马光又将作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