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皇帝疯了

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1063年4月30日）的半夜，仁宗皇帝突然驾崩。第二天，四月初一，宰相韩琦（1008～1075）宣读大行皇帝《遗制》，命皇子赵曙（1032～1067）即位，尊皇后曹氏（1016～1079）为皇太后。

《遗制》就是皇帝的遗嘱，它的主要功能和核心内容当然是交代后事。尽管如此，仁宗《遗制》的一头一尾还是流露出强烈的个人情感。《遗制》的开头简单地回顾了仁宗的帝业：“我继承大统四十二年来，一度担心自己资质浅薄，不足以担当祖宗留下的宏图大业。幸而战乱平息，百姓安居乐业，我何德何能，得以致此？！……”在结尾处，仁宗感叹：“当死亡与生命交界，只有圣人才能参透它的奥秘，幸好我大宋天命不堕，后继有人，更要仰赖各位文武大臣悉心辅佐，补充新皇帝的不足。我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这篇《遗制》当然不是仁宗的亲笔，而是仁宗去世之后翰林学士王珪（1019～1085）的代笔之作。然而，如果仁宗在天有灵，应当也会同意《遗制》中所表达的不舍得与不甘心。作为一个皇帝，仁宗十三岁即位，在位四十二年，撇开刘太后摄政的十年，仁宗亲掌大政三十二年，他和宰相大臣们一起，领导宋朝摆脱了西北边疆的危机，保卫了国家安全，重建了宋—辽—西夏间的国家关系平衡；对于宋朝建国以来在官僚特权、行政体制等方面积累下来的弊端，仁宗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改革意愿，经过庆历新政的演练磨合，仁宗与改革派之间最终达成了更深刻的信任与默契，在仁宗晚年，改革派重返朝廷，各项改革措施稳健推行；对于列祖列宗以来所形成的宽容的政治风气，仁宗身体力行，他尊重士大夫，容忍并鼓励批评，在仁宗的朝堂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政见和争论的声音，对于国家的各项政策措施，官员们各抒己见，激烈讨论，最终得到更加符合国家利益的决定。仁宗不是一个英明果断、雄才大略的君主，但是，在他的治下，宋朝也称得上国泰民安、百姓富足。嘉祐（1056～1063）作为仁宗最后一个年号，在宋朝人的历史记忆中，将会散发出越来越迷人的光彩。

如今，新皇帝上台，开封的宫阙换了主人，大宋王朝的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新皇帝赵曙，史称英宗。新皇帝的作风如何？开封政坛翘首以待。开封人都听说，这位皇帝陛下，从小喜欢读书，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衣着简朴，为人谦和有礼，看上去就像是个读书人。况且，他即位的时候已经三十二岁，有足够的社会经验了。所谓“国赖长君”，看起来，大宋王朝也算是所托得人。

最初的四天，一切安好。

英宗是四月初一即的大位。初二日，他颁布诏令，大赦天下，百官普加一级，厚赏三军。初四日，他任命首相韩琦担任仁宗的山陵使，负责先皇的丧葬事务。一应政务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新皇帝显得谦虚老到，他尊重先帝留下来的各位宰相大臣，从不直呼其名，宰相报告任何事情，他都要详细询问来龙去脉，然后再做决定，而对于他所做的决定，大臣们私底下都表示赞赏。其间发生的一件事情甚至让宰相们感到了一丝惶恐。按照惯例，那些在最后关头为先皇治疗的倒霉的御医要受到处分。其中的两位，是在三月初二才从外地调过来的，奉御日浅，有人便为他们求情说：“先帝最初服用这两位的药，还是有疗效的。不幸到了这个地步，这是天命，不是医官能决定的。”没想到年轻的皇帝顿时变了脸色，问道：“听说这两位是各位大臣推荐的，对吗？”宰相们说“是”。新皇帝又说：“那我就不敢说什么了，还是请诸公亲自裁决吧。”最终，在十二名受到处分的御医中，只有这两位被贬到了偏远地区。这件小事让宰相们心下悚然，再不敢小瞧刚刚上任的皇帝—他知道他的权力是什么、有多大、在哪里。皇帝虽然是新的，但是并不嫩，所作所为符合他的年龄。

权力交接平稳，新皇帝政务实习及格，一切平顺，诸事大吉。然而，谁都没有想到，这种状态只持续了四天。到了四月五日，事情忽然发生了大逆转—新皇帝疯了！

这一天，天还没亮，宰相大臣们正在待漏院等待上朝，忽然接到宫中消息：皇帝突染重病，朝会取消，先皇的治丧活动暂由宰相代理主持。皇帝究竟怎么了呢？宰相们得到的密报是，皇帝头天晚上忽然发了狂症，不认识人了，说话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前一日在朝堂上好端端的皇帝，怎么进宫去睡一觉就变成了这般模样？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皇帝受到了怎样的刺激？还有，更重要的是，皇帝的病还要持续多久？

整个外朝都在打探，在猜测。就这样，从初五挨到了初八。按照礼官选定的日子，初八是仁宗大殓，遗体正式移入棺木的日子，这是作为儿子的新皇帝必须亲自主持的仪式。皇帝病情是否能够好转，到时自见分晓。

结果又怎样呢？更糟了！英宗皇帝病情加剧，当着众臣的面，“号呼狂走，不能成礼”。情急之下，宰相韩琦丢掉手里的哭丧棒，拉起帘子，冲上前去，牢牢抱住皇帝，这才稳住了局面。接下来，韩琦叫来宫人，让她们把皇帝扶进宫去，小心看护。安顿了皇帝，韩琦又率领着两府大臣觐见太后，经过一番紧张的商量之后，最终商定，以英宗的名义下诏请求太后“权同处分”政事。根据太常礼院拟定的规矩，届时太后会和皇帝一起出现在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

时隔四十一年，大宋王朝再一次出现了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只不过，上一次皇帝十三岁，而这一次皇帝三十二岁；上一次是奉了先皇的遗制，而这一次却是皇帝病狂，太后不得已出来主持局面。

活了三十二岁都好端端的赵曙，怎么做了皇帝反倒发起疯来？难道是压力太大，不胜负荷？还是别有隐衷？还是说曹太后对于英宗的即位心存保留，所以她有意逼疯英宗，以便自己掌权？一时之间，疑云笼罩宫城，英宗的皇位乃至开封的稳定都成了变数。

仁宗的不甘心

太后的态度的确可疑。新皇帝已经即位九天了，可是告哀使者还没有出发。

什么是告哀使者？自从景德二年（1005）宋辽签订澶渊之盟、结为兄弟之国以来，每逢老皇帝去世、最高权力易主，双方都要互派使者通报消息，这就叫“告哀”。仁宗的告哀使者，早在四月初二就已经任命，然而，直到初九，七天过去了，却还没有出发。原因却也简单—“上面”尚未明确训示“使者对答继嗣之辞”，即向契丹方面通报新皇帝的即位消息的外交辞令。难道说，“上面”有意滞留告哀使者，想要改弦易辙，另立新人吗？而在皇帝“上面”，只有太后。遭此大丧，理当及时遣使告哀。况且契丹在宋朝有的是眼线，如今天下缟素，契丹焉能不知？而政府的告哀使臣却迟迟不能送去正式的讣告，那么，契丹方面会怎么想，怎么可能不心生猜疑，以为宋朝发生了特别的变故？！“国有大故，正是邻敌窥伺之时”，万一处置不当，岂不白白造成两国猜疑，自找麻烦？！

谏官们坐不住了。四月九日，司马光（1019～1086）代表谏官上疏，提出两点主张：第一，告哀使必须立即上路，“昼夜兼数程进发”；第二，至于“使者对答继嗣之辞”，则应“尽以实对”，坦诚相告。万万不能推说“不知道”，更不能编造谎言，自取其辱。

父死子继，天经地义，这还需要解释吗？难道说英宗的即位在合法性上存在争论？司马光当然认为没有，然而，他却不能不担心别有用心的人会拿着此事做文章。

奏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解释英宗即位的合法性以及实话实说的必要性：

自古以来，如果嫡系长房没有儿子，那么就从旁支过继男性后裔作为继承人，这一原则，儒家礼典里记载得清清楚楚，对于国家怎么会有损害？！如果契丹人问起，实话实说，又有什么不对的？倘若契丹人问起，而使者回答说“不知道”，那又有什么好处呢？！陛下刚刚成为皇子的时候，诏书已经布告天下，契丹人那边怎么可能不知道？如果现在编造一套谎话来搪塞契丹人，那么不但骗不了他们，反而会让契丹人看了我们的笑话。

英宗不是先帝的亲生儿子，尽管先帝过继了他，可是他跟先帝之间终归没有直接的血缘联系。这就是一切犹疑的根源！

英宗的生父名叫允让，封濮王，四年前过世。英宗的祖父名叫元份，封商王。元份和仁宗的父亲真宗是亲兄弟，都是太宗的儿子，真宗行三，元份行四。也就是说，英宗的父亲濮王和仁宗是堂兄弟，英宗是仁宗的再堂侄，他们的共同血缘要向上数四代追溯到太宗—而这已经是仁宗所能找到的血缘关系最近的男性继承人了。

诚如司马光所言，“如果嫡系长房没有儿子，那么就从旁支过继男性后裔作为继承人，这一原则，儒家礼典里记载得清清楚楚，对于国家怎么会有损害？”宗法制度的核心就是维护大宗的绵延不绝，小宗可以无后，大宗则必须保证传承，皇帝更没有“绝户”的道理，过继儿子，合情合理，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是，仁宗对英宗的过继，却是一波三折，这中间，缠夹着仁宗太多的无奈、太多的不甘心，而英宗也因此蓄积了满怀的委屈和压抑。

仁宗正式过继英宗为皇子，是在嘉祐七年（1062）八月，也就是他去世七个月之前。而早在嘉祐元年（1056），仁宗的继承人问题就已经成为朝野内外关注的焦点。这一年的大年初一，四十七岁、还没有儿子的仁宗突然中风，一度宣告病危，后来虽然死亡的警报解除，但是仍然长时间—连续几个月—无法正常处理政务。大宋王朝后继无人的危机暴露无遗，一时之间，各种猜测、谣言满天飞，皇室大家族内部有人蠢蠢欲动、跃跃欲试，眼见得是黑云压城、山雨欲来。而仁宗却是讳疾忌医，竭力回避继承人问题。

当此之时，司马光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并州通判，正在遥远而寒冷的边城太原。然而，“人臣不以疏远忘忠爱”，身处僻远江湖，心忧社稷君主，司马光从并州连上三状，“手书缄封而进之”，引经据典，剖陈利害，劝说仁宗直面现实，及时选定继承人。并州三状石沉大海之后，司马光又把自己的奏稿誊抄了一份寄给老同年、谏官范镇（1007～1088），希望范镇“因进见之际，为明主开陈”。其实，同样心忧社稷的范镇又何待老友催促？他“凡章十九上，待罪百余日，须发为白”，为了劝说仁宗立储，一共上了十九道奏章，看到仁宗不听，干脆在家中闭门待罪，愁得头发、胡子都白了。到最后，范镇面见皇帝，“至泣以请”，哭着请求仁宗撇开个人私利，为江山社稷着想。范镇哭，仁宗也哭，仁宗说：“朕知卿忠，卿言是也，当更俟三二年！”我知道你忠心耿耿，你说得很对，可是，你让我再等个三两年，行吗？！等什么呢？五年之后，宰相韩琦再度提起立嗣的事情，仁宗回答说：“后宫一二将就馆，卿且待之！”“就馆”，意思是分娩。宫里边又有女人怀孕了，万一生出来的是儿子呢？仁宗等的就是自己万一生出来的儿子！

仁宗就这样努力着、祈祷着、盼望着。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的记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仁宗迎来了又一次后宫生育高峰。从嘉祐四年（1059）到嘉祐六年（1061），短短三年时间里，后宫一共诞育了五个孩子，只可惜，这五个都是公主。伴随那些肚子不断鼓起来又瘪下去的，还有“诞育皇嗣”的希望。

仁宗的不甘心简直是明摆着的。嘉祐六年六月，宰相富弼（1004～1083）因母亲去世，丁忧离职。他临去告白，推心置腹，对仁宗殷切相嘱，表达了三点希望。第一，富弼说，陛下临朝四十年，刑法宽平，仁慈爱民，是这样难得的好皇帝，上天应当会垂怜，圣嗣早晚会来的，陛下且放宽心；第二，请陛下节制娱乐、饮食，“动风发气之物”不要吃—陛下曾经中风，一定要保养；第三，请陛下爱惜身体，节制性生活，“圣嗣既系天命，自有天时，不可以人力强致”。富弼说这话的时候，董贵人的肚子还是鼓的，仁宗的希望也是满的。到了七月间，董贵人诞下仁宗最小的孩子，皇十三女。而这个小女孩只活了六十一天。从此之后，仁宗的后宫就再也没听到过新生儿的啼哭。

就这样，从嘉祐元年中风算起，在跟老天僵持了六年零八个月之后，嘉祐七年八月，仁宗宣布立再堂侄赵宗实为皇子，并为他改名赵曙。但是，直到嘉祐八年三月突然去世为止，仁宗也没有再进一步，正式立赵曙为皇太子。也许，在仁宗的内心深处，一直到死都是心存侥幸的，他还是希望能生出自己的儿子来。

可以说，尽管仁宗还是正式过继了英宗，但是在内心的最深处，他从头到尾、一直到死都排斥、拒绝这个不是亲生的儿子。或者更准确地说，仁宗排斥、拒绝的并不是英宗这个人，而是自己生不出儿子的命运。

仁宗太不甘心了。作为个人，仁宗的生命之中充满了无奈。首先，作为人子，他自从剪断了脐带就被从母亲身边抱走、被当作刘皇后的儿子抚养，从未享受过亲生母亲的爱抚—这是他的终生之憾。其次，作为丈夫，仁宗的感情生活并不如意，他废黜了养母刘太后为他选择的郭皇后却又与她藕断丝连，最终导致了郭氏不明不白地死亡；他宠爱张贵妃，甚至愿意为她暂时堕落成一个昏君，违反制度和原则，可惜，这个美丽可爱的女人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一岁。最后，作为父亲，他竟然没有儿子。仁宗一生一共生过十六个孩子，其中，三个儿子，一个都没有活下来；十三个女儿，活到成年的只有四个，这四个当中，还有三个是老来得女。所以，真正陪伴在仁宗生命中的，其实只有一个女儿。而这个女儿的婚姻，在仁宗的包办之下，却是万分的不幸—她嫁了一个相貌丑陋、举止粗俗的驸马，离过一次婚，后来勉强复婚，也过得极为惨淡，而这位可怜的公主也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三岁。

一个没有儿子的皇帝，必须把皇位传给别人的儿子。仁宗死不瞑目！

从嘉祐元年第一次中风到嘉祐七年八月立皇子，这中间的曲曲折折，对于仁宗来讲，是生理与心理上的双重折磨。对于他所最终选定的皇子、未来的英宗来说，又何尝不是一场更残酷的心理折磨？

濮王府“老十三”的奇遇

英宗赵曙，本名赵宗实，宗是他的排行字。跟仁宗生不出儿子来正好相反，英宗的生父濮王允让大约可以算得上是最高产的天潢贵胄，如果《宋史》没有记错的话，他一共生了二十八个儿子。宗实排行第十三，不前不后，这是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位置。宗实的生母任氏是濮王一个不起眼儿的妾。所以，这个孩子本来应该过的是富贵闲人的平淡生活。谁都没有料到，到四岁上，这濮王府的老十三突然交了好运。

这一年，仁宗因为没有儿子，就派了内夫人（宫中女官）到濮王府来，想要挑一个孩子养在宫里“招弟”。这种做法在赵宋王室已经不是第一次。濮王允让也曾因此入宫，后来仁宗出生，允让“招弟”成功，真宗用“箫韶部乐”把允让礼送回家，此后也一直另眼相待。到宫里去住，这是多大的荣耀啊！濮王府里谁也没拿这老十三当回事儿，这样的好事儿，根本就没有推荐他。可是，内夫人在濮王府的“推荐人选”中挑来挑去，一个都没看上。眼看着天色已晚，内夫人准备上车回宫了。就在此时，老十三从屏风后边爬出来，自顾自地玩儿上了。内夫人一看，就笑了，拍手说道：“独此儿可耳！”据说，此言一出，围观的人都觉得好笑—这样的好事儿，怎么可能轮得到老十三呢？！没想到那位内夫人抱起老十三就上了车，进了宫。

这个故事在老十三成为皇帝之后传为美谈，成了老十三天生奇相的标志。其实，一个四虚岁的娃娃能有多奇呢？事情的真相大概是，宫里想找的是个不大不小、养着好玩儿的小男孩，而濮王府推荐的都是些年龄更大的小人儿精。

这一进宫，濮王府老十三顿时高贵起来，四年之后，仁宗的亲生儿子出世，八岁的宗实“招弟”成功，又回到了濮王府。宗实给仁宗招来的那个儿子只活了三岁，这个儿子之后，仁宗又生过一个儿子，可惜也只活了三岁。自从庆历三年（1043）正月之后，仁宗的后宫里就再也没有男孩出生。于是，曾经养在宫里的宗实的地位就变得越发醒目。仁宗对他“问劳赏赐不绝，诸宗室莫得比”。如果皇帝要过继一个儿子，那再也没有谁比宗实更合适的了。

皇帝的恩宠、众人的期待，宗实怎么可能不知道？既然知道，就必然有压力。化压力为动力，宗实对自己采取了高标准、严要求。他喜欢读书，穿着打扮就像是个普通读书人，每次去见老师，总是穿着正式的朝服，以示尊重。这在当时的宗室子弟当中是很不一般的。

忧惧抑郁终成疾

1056年仁宗中风的时候，二十五岁的赵宗实曾经被推到前台。当时仁宗命悬一线，后继无人，宰相文彦博、富弼、刘沆在第一时间想到的皇位继承人选便是宗实。为了防止仁宗突然驾崩可能造成的恐慌，他们私下草拟了让宗实即位所必须的奏议和诏书，仁宗一旦撒手尘寰，便一手奏议、一手诏书，让宗实顺理成章地以仁宗的遗愿接掌大位。这其实已经接近“阴谋”，只不过，它是一个有利于江山社稷稳定的好阴谋。此事绝密，参与策划的只有文彦博、富弼、刘沆三位宰相、副宰相王尧臣等少数几个人，没有任何史料表明宗实也参与了策划，但是，作为这个“阴谋”的最关键因素，他怎么可能毫不知情？！至少，他是“被参与”了。这项拥立计划，由于仁宗病情好转，并未实施，直到仁宗去世、英宗即位，这才披露出来，并最终传为美谈。而在此之前，它却像是头发丝上吊着的一把利剑，高悬在文彦博、富弼、刘沆、王尧臣以及赵宗实的头上，万一走漏一点风声，那就不只是掉脑袋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要么当皇帝，要么掉脑袋。宗实的神经长期处于高度紧张、高度分裂的状态。嘉祐七年（1062），当仁宗终于下定决心给他皇子的名分时，宗实的表现就已经有一点儿失常。

仁宗认儿子的诏书是八月初五颁布的。在此之后，仁宗首先召集宗室开会宣布决定，而后又命人给新儿子安排住房，又是赏衣服又是赏钱，还郑重其事地向天地和祖宗报告此事，态度诚恳。可是宗实呢，一直拖到二十七日才肯进宫。足足耗了二十二天。为什么要拖？难道是摆姿态吗？宗实对亲信、王府记事（秘书）周孟阳说：“非敢徼福，以避祸也！”那么为什么最终又肯了呢？因为周孟阳反问他：“皇帝陛下为了江山社稷立您为皇子。您坚持不肯，如果皇帝准了，许您回去接着当一个普通宗室，您觉得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闻听此言，宗实“抚榻而起”，立刻就骑上马乖乖地进宫了。

嘉祐七年（1062）八月，宗实入宫。这时候他已经有了三儿三女，一妻一妾，全家九口再加上仆人，不满三十口，“行李萧然，无异寒士，有书数橱而已”，简朴之中，透着无法言说的寒酸与压抑。

从此之后，赵宗实获得了皇子地位，改名赵曙，但仍然是一个“备胎”皇子。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的野心不可能不增长，他已经在观察、在学习怎样做一个皇帝了。可是，万一后宫里“哇”的一声有了新生男婴，他还是会被打回原形，回去做个贤德的宗室。而且，万一发生了这种事情，他能不能再全身而退、他的生命安全能否得到保障，恐怕都难说。由于仁宗的态度，宫中管事对待宗实一家十分刻薄，甚至一度“饮食悉皆缺供”。很多人，包括从前的老朋友老部下，为了自身安全，也跟宗实拉开了距离。

就这样，皇子赵曙的心情与命运在仁宗的不甘心里颠沛流离，在极度希望与极度失望之间摇摆动荡。嘉祐八年仁宗去世，备胎皇子终登大宝，总算尘埃落定，可是长期当“备胎”积累下来的委屈却使得新皇帝疲倦而脆弱。英宗的疯病，多半由此而起。而司马光的奏札直指英宗心结，说出了英宗无法自己表达的心意。英宗怎么能不感激？那么，英宗的疯病可就此好了吗？远远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