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五代后晋皇帝石敬瑭把幽蓟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后，契丹便以这一区域为基地，不断派兵南下侵袭中原地区。951年后汉灭亡后，辽在河东（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南）北部扶植建立了北汉政权，作为幽蓟十六州地区的屏障。

十六州中的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在太行山北支的东南，称为“山前”，其余的九州在山的西北，称为“山后”。对于中原政权来说，失去“山后”，还有绵亘于太行山脊内的长城雁门关寨可以把守，但是如果连“山前”也失掉了，那么河北地区的藩篱就会全部丧失，辽的骑兵也就可以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一带。由于幽蓟十六州所处的这种特殊地理位置，使中原王朝统治者强烈地意识到，幽薊十六州的得失，关系一代江山社稷的安危。于是从后周起便开始了与辽人对这一区域的争夺。

960年，赵匡胤代后周而建立宋朝后，虽然采取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但他对幽蓟十六州一直念念不忘，在南方大体平定之后，曾有先攻取北汉、再进而收复幽蓟十六州的企图。但是，由于辽军的支持，宋太祖虽然两次率兵亲征北汉，却都未能获得成功。一直到宋太宗赵匡义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北宋才将北汉灭掉，同时也为进一步从辽国手中夺取幽蓟十六州创造了条件。于是在同一年，宋太宗亲率十万大军，想趁辽军不备，先夺回幽州。宋军虽然初战告捷，但是犯了轻敌冒进的错误，结果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之战中，被辽军打得大败。宋太宗本人也被乱箭所伤，只得乘驴车南逃。此后至太平兴国七年，辽军又多次出兵，向宋的边境地区进攻，但都被宋朝军队一一化解。

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趁辽（契丹）刚刚继位的圣宗年幼，由太后萧绰摄政、内部不稳之机，分兵三路，大举向辽进攻。东路军进攻涿州（今河北涿县），中路军进攻蔚州（今河北蔚县），西路军进攻“山后”诸州。虽然宋朝的中路军攻下了蔚州，西路军攻克了寰州（今山西朔县东）、朔州（今山西朔县）、应州（今山西应县）及云州（今山西大同），但是由于东路军遭受了辽军的重创，宋军只得全部撤军，放弃了已经夺得的地区。西路军的统帅之一、人称“杨无敌”的杨业，也在撤军途中遭到辽军的伏击，身负重伤，被辽军俘获后，坚贞不屈，绝食三日而死。

宋太宗两次伐辽失败后，被迫在战略上采取了守势，产生了放弃用武力收复燕云的想法。但是辽军却趁宋军势衰、士气低落的时机，大举南下进攻。辽军主力攻克了深州（今河北深县）、祁州（今河北安国）、易州（今河北易县）等地后，满载金帛等战利品北还。自此，辽军利用自己的骑兵优势，不时侵扰北宋的边境地区。

宋真宗赵恒景德元年（1004年）秋末，辽军在萧太后和辽圣宗的率领下，再一次大举进攻宋朝领土。辽军扬长避短，发挥其善于野战的优势，绕开宋军把守的城邑，直趋黄河沿边的澶州（今河南清丰西北，古称澶渊）城北，对东京开封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一时之间，宋廷上下惊恐万分，大臣中形成了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与坚决抵抗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最终新任宰相寇准等人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宋真宗亲往澶州前线督师，以此鼓舞士兵们的勇气。由于宋军的坚决抵抗，并用弩弓将辽军的主将萧挞凛射死，使辽军士气大挫。

由于此次辽军南侵的目的，在于掠夺财物和进行政治讹诈，一旦阵前受挫，便表示愿与宋朝议和。宋真宗原本就不愿同辽军作战，而且害怕辽军攻破澶州后危及东京开封，这时见有议和的希望，就不惜代价，派官员前去与辽议和。结果宋辽双方达成和约，宋每年向辽缴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两国自此以白沟河为界。历史上称这次宋辽双方在澶州城下会盟为“澶渊之盟”（参见《北宋、辽时期疆域形势示意图》）。

对于宋朝来说，“澶渊之盟”所缔结的是一个屈辱妥协的和约，不但没有能够把幽蓟十六州收回，还不得不每年向辽纳送币帛。不过，“澶渊之盟”毕竟把宋辽之间先后长达二十五年的交战画上了一个句号，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来看，“澶渊之盟”的订立，对双方边境大片地区的生产发展、经济交流和商业活动，都还是大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