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后，给唐朝带来了立国后前所未有过的浩劫，诗人白居易在他的名篇《长恨歌》中对此作了形象的描述：“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唐朝政府为了尽快收复失地，平息这场叛乱，不得不实行战时的紧急举措，对那些出征有功的将军和怀柔反正的降将，都授予了节度使的官职，这样本来只设在边疆的方镇，在内地各处也普遍设置起来，其中都督之权重持节者都称为节度使，主兵事而不授节者称为防御使、经略使或是团练使。大的方镇统领十多个州，小的方镇辖有两三个州。

方镇最初设立之时，是在边境地区，且地位在道以下，形成的是道——镇——州的体制，与此相对应的职官层次则是采访使——节度使——刺史。但是，安禄山发动叛乱后，采访使已无法再统辖方镇，因此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为此，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将开元以来的十五道罢黜，改采访使为各镇观察处置使。从此以后，有的以节度使兼任观察使，有的以观察使兼任防御使、经略使。这样，本来采访使道与节度使方镇属于两种不同的区划，至此合二为一了。名为一道而又已经不仅仅是监察区域，称为一镇而又已经不仅仅是军政区域，于是道（方镇）成为了统辖州县以上的一级政区。隋初以来的州（郡）县二级制的行政区划，变成了道（方镇）——州（府）——县三级制。据史书记载，唐末所设立的方镇数量，在四五十个之间波动，除去首都京兆府和附近几个州及陪都河南府之外，其余的府州全都被方镇占据。这些节度使们拥有重兵，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相互勾结、抗命朝廷，形成割据一方的局面。他们的这些行为与古代的诸侯非常相似，因此当时的人就把方镇又叫做藩镇。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藩镇割据”。

对于这些藩镇，中央政府对他们所采取的态度随地域变化而有所不同。对于分布在今天陕西、四川和江淮以南的藩镇，由于是国家财赋的重地，因此采取了严密控制的方法，一旦发现某些节度使有与朝廷对抗的苗头，便将他们迅速诛灭。代宗时，山南东道（辖境相当于今天重庆涪陵、万州、陕西洋县一线以东）节度使来瑱，在当地专断横行，无视朝廷，结果代宗利用一位宦官谮陷来瑱之机，将他谪贬赐死。另有一位周智光，时任同华节度使（辖境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华县与大荔一带），他自以为具有一定实力，可以与中央政府对抗，因此，出言极为猖狂。他叫嚣道，如果他在睡觉时把腿一伸，就可以在顷刻之间把都城长安踏平。对于这样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唐政府便果断地命令大将郭子仪率领军队前去讨伐，将周智光一举消灭。

然而，对于河朔诸镇，代宗执政时的唐政府则采取了姑息迁就的策略。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政府无力彻底消灭安禄山与史思明旧部的残存势力，为了安抚他们，便授给他们各自节度使称号，分别统领河朔诸镇。这些节度使是：卢龙（又称幽州或范阳）节度使李怀仙，统辖今河北东北部；成德（又称镇冀或恒冀）节度使李宝臣，统辖今河北中部；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统辖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相卫节度使薛蒿，统辖今河北西南部及山东、河南各一部。其后田承嗣将相卫吞并，则成为三镇，也就是所谓的河朔三镇。这三镇的节度使名义上虽然服从朝命，实际上割据一方，他们不仅在自己的辖区内自置官吏，而且还不向朝廷交纳赋税。在今天的山东、河南、湖北、山西一带，也有类似河朔三镇的势力存在。面对这些藩镇内发生的情况，唐朝中央政府无力干预，只得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办法，听凭他们的所作所为，以求得暂时的安定。

德宗继位后，由于采纳了杨炎的建议进行赋税制度的改革，推行两税法，增加了政府的财赋收入，因此决定进行削藩。没想到，这一政策不仅引发了河朔诸镇联兵对抗朝廷，各自称王，而且还使得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与泾原节度使朱沘趁势发动叛乱，给朝廷带来很大的威胁。最后，虽然德宗经过努力，采取以藩制藩的方法，控制住了局面，杀死了李、朱二人，也使得河朔诸镇的节度使去掉了王号，但是他也不得不就此放弃了削藩的主张。经过这场朝廷与藩镇之间的较量，河朔诸镇的节度使们更加飞扬跋扈、肆无忌惮了。

到了宪宗时，实行两税法的成效已经凸显出来，中央政府的财政大为改观，并有能力培养一支比较精锐的神策军，于是宪宗采取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方针，开始削藩。唐军在裴度与李愬的指挥下，取得了与藩镇作战的大胜利。尤其是平定实力强大的淮西节度使之后，在诸镇节度使中产生强烈影响，纷纷表示归附唐朝中央政府。宪宗也因此被称为“中兴之主”。

然而好景不长，这一中兴时期十分短暂，在唐宪宗本人被宦官鸩杀之后，即宣告结束了。在藩镇的根基并未彻底铲除的情况下，穆宗即位后所实行的裁减兵员以节省政府支出的政策，就如同一根导火索，招致了河朔诸镇的再次叛乱。当时朝廷派往成德与卢龙的节度使，也被叛军谋杀或者拘禁，已经病入膏肓的唐朝中央政府只好再一次承认现实，让河朔诸镇自行其是。从此藩镇割据愈演愈烈，诸镇兵变，杀帅易主，也成了家常便饭，这种情况一直伴随着唐朝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