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确记载的行政区划的分等，是从汉朝开始的。当时以户口的多少作为标准，对政区进行了比较粗略的大小分等，并把首都所在及其附近的郡，用特别的名称与其他的汉郡（国）加以区别，如西汉都城长安所在的郡称为京兆尹，旁边的两个郡则分别叫做左冯翊和右扶风，这三地合起来叫做“三辅”。东汉都城洛阳（今河南洛阳）所在的郡级机构则称为河南尹。到了魏晋南北朝时，都城所在的郡也都叫做尹，地位在其他郡之上。然而对于这一时期的一般州、郡的分等标准，我们很难在现存的历史记载中找到确切的答案。

隋朝的郡虽然分为上、中、下三等，但分等的具体依据，我们依然不得而知。县以上政区分等的具体情况，到了唐朝时才变得清晰起来。唐朝时，不仅依照人口的数量对政区进行上、中、下的分等，同时又把地理位置作为分等的一个依据。唐朝在上州之上又设了辅、雄、望、紧四等，有所谓四辅（京兆府附近的同、华、岐、蒲四个州），六雄（靠近河南府的郑、陕、汴、绛、怀、魏六个州），十望（六雄外围的宋、亳、滑、许、汝、晋、洺、虢、卫、相十个州），十紧（地处交通要道的邠、陇、泾、秦、唐、邓、隰、慈、汾、延十个州）。不过，由于辅、雄、望、紧各个等级的州只是基于其地理位置而进行了划分，这些州的人口数量并不一定很多，在经济上也不一定具有很强的实力，因此，唐朝又专门规定了这些州与按人口数量所作划分的上、中、下三等州之间的关系，即不论人口多少，辅、雄、望诸州与畿内诸州都相当于上州。另外，唐代的府，是在辅、雄、望、紧、上、中、下之上的特别的一等，因为我们在前面已对此有所论述，所以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唐代的县，同样也规定了分等的标准，以县的地位、户口和所处的地理条件为依据，把首都、陪都等京都所在的县定为赤县，首都与陪都所在的京兆尹、河南府和太原府除去京都诸县的属县，称为畿县。赤、畿两等县之外的所有县，又分为望、紧、上、中、下五等。其实在划分上，赤、畿、望、紧与上、中、下诸县之间，是用了两种分等体系的，前面一种强调的是政治地位，而后面一种则依据的是户口的多少，即经济实力，这种情况与上面我们提到的唐代州的分等情况是相似的。因此，唐朝政府同样作了规定：凡属于赤、畿、望、紧诸县的，无论户口多少，一律视为上县。

到了唐朝后期，赤县的数目有所增加，而且还出现了次赤、次畿的等第。唐玄宗为避安史之乱，曾逃往成都。他的儿子肃宗继位后，就把成都定为南京，成都县的地位于是得以提升，成为了次赤，成都府的其他属县也都成为了次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