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靖康乱，谋国何草草？

堂堂宋诸良，唯唯遵和好。

甘心拜仇敌，所以至绝岛……

——〔明〕郑善夫《故太傅于公谦》诗

古今研究者都喜欢将西晋末年的“永嘉丧乱”与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相比较。细心的研究者发现两者之间很大的不同。因为在“靖康之乱”之前，北宋王朝并没出现象晋惠帝那样愚弱无力的皇帝，没有陷入像“八王之乱”无法收拾的混乱局面，更没有全国陷入百年难遇的灾荒困境。

但是，“永嘉丧乱”与“靖康之乱”在诸多方面还是有着十分明显的相似之处，首先，这两次罕见的大动乱，都分别将一个汉族王朝腰斩为两截，前者终结了西晋王朝的历史，后者则宣告了北宋王朝的覆灭；其次，两次大动乱都引发了所谓“南渡”，即王朝皇室与国都的南迁。前者促成了东晋王朝在金陵的建立，后者造就了南宋王朝在杭州的诞生。其三，古代的学者通常将“靖康之乱”的根源归咎于北宋末代皇帝徽宗赵佶（音吉）的骄奢淫逸、昏庸无道与大批奸臣当道误国。当时，北宋朝廷的混乱局面与西晋末年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如当时朝臣抨击权宦蔡京等人误国的罪行时指出：

（蔡京、童贯等人）倡导边隙，挑发兵端，连起大狱，报复睚眦，怨气充塞，上干阴阳。水旱连年，赤地千里，盗贼满野，白骨如山，人心携离，上下觧体。于是敌人乘间，鼓行而南，如入无人之境矣。

看来，北宋末年的情况也印证了这样的道理：“堡垒的瓦解往往先是从内部开始的。”现代研究者则更多地考虑到北宋军政体制失当所造成的“积贫积弱”的局面。也许，逐步走向衰亡，是历代封建王朝无法逃亡的宿命，崇尚“文治”的北宋似乎更早更快地印证了这一点。“靖康之乱”的直接原因是女真人的武装入侵。对于女真人的迅速崛起，汉族人士表现出极大的惊恐：

自古戎狄之兴，未有若女真之速，辽东、辽西已为奄有，前年（1120年）取上京，今年（1122年）取中京，遂破云中，如摧枯拉朽。所在肝脑涂地，腥闻于天！

北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女真大军在攻灭辽国后，很快向北宋重镇太原、燕山等地发起进攻。宋朝君臣长期沉湎于歌舞升平之中，军队毫无斗志，临阵辄溃不成军，众多城池接连失陷。以山西为例，宋朝军队在晋中一带惨败后，当地士民大为恐慌。“于是汾州、威胜、隆德、晋、绛、泽州民扶携老幼，渡河南奔者钜万计，诸州县井邑皆空。”当年十一月，当金朝进攻泽、潞地区（今晋东南）时，官吏首先弃城逃窜，“于是士庶携老提幼，适汝、颍、襄、邓者逃避者莫知其数。”山西籍僧人宗印曾撰诗描述当时大逃难的情形，其中有句云：

七十老僧西复东，乡关在望念飘篷。

大辽半岁九分尽，全晋一年千里空……

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朝军队再次兵分东、西两路大举南侵。宋朝各地守军闻风丧胆，纷纷弃城南逃。当时拥有重兵驻守黎阳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是宦官梁方平，与驻守滑州的宋将何灌相继弃城而逃，这拉开了靖康大溃败的序幕。宋人陈均所著《九朝编年备要》卷三〇较为细致地描述了当时宋军奔溃的情形：

内侍梁方平领兵在河北岸，敌骑奄至，仓卒奔溃。时南面守桥者望见金人旗帜，烧断桥缆，陷没凡数千人，金因不得济，方平既溃，何瓘（灌）军亦望风奔散，我师在河南者无一人……

北宋疆域示意图

对于梁方平、何灌二人的畏敌奔溃，受到了宋朝不少朝臣的强烈谴责：“金人入犯，长驱而南，有大河之险，以为守御，梁方平、何灌各将兵数万，不为夹河固守之计，无故退师，使敌驰骑，直抵城阙。”宋朝军队的一溃千里，甚至遭到了金朝军士们的嘲笑：

（梁）方平帅禁旅屯于黎阳河北岸，金将达呼布奄至，河南守桥者望见金兵旗帜，烧断桥缆，金兵未得济。既而方平师溃，奔还河北，河东路制置副使何灌帅兵二万退保滑州，闻方平溃，亦弃师归。宋师在河南者无一人敢拒。己巳，金人遂取小舟以济，凡五日，骑兵方絶，步兵犹未渡也。旋渡旋行，无复队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谓无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岂得渡哉！”庚午，金师取滑州。

很显然，金朝军队是在无人防守的状况下，轻松地渡过了黄河，十分顺利地进围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市）。“养兵千日”的结果竟换来如此的将领、如此的兵士，大宋王朝必定是在劫难逃。时至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六日，宋朝历史上最耻辱的一幕发生了，金军攻陷首都开封，徽、钦二帝被俘。据《靖康遗史》记载，金朝将领大摆宴席，欢庆胜利，开封城内的倡优们在弹唱词中也表达了对宋朝军队畏敌溃逃行径的齿冷：

七将渡河，溃百万之禁旅；

八人登垒，摧千仞之坚城。

宋南渡疆域示意图

将士如此，朝臣也是一样。“靖康之乱”后的南迁运动，首先是由大批官员的逃亡为前奏，这也是“靖康南渡”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后据当时朝臣检举，大臣蔡京、蔡攸、何㬇等人很早就将家眷偷运出京，作好了向东南地区逃避的准备，未战先逃，这种恶劣行径的影响应该说是相当恶劣的：

窃见往者，初报金人入境，（何）㬇首除发运使，其实护送蔡京、蔡攸家属尽往东南，故京、攸一门㬇与之家，中外千余人，无一在京师者。至于京、攸门下之士弃官而逃者甚众，其后，公卿士夫各遣家出京城，十室九空，实自㬇首为此计，以误之也。迹其罪状，诚不可贷。

在官僚家族“十室九空”的状况下，拱卫京都便成了昏庸的赵氏皇族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了。靖康二年五月，宋高宗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即位，并有意重整旗鼓，但大多数宋朝官员已被女真人凶狠的屠戮吓破了胆，人心涣散，不顾朝廷大计与百姓安危，争先恐后地举家南迁，显示出可鄙又可怜的嘴脸。

（值此危难之秋）士大夫奉公者少，营私者多；徇国者希，谋身者众。乞去，则必以东南为请；召用，则必以疾病为辞；沿流以自便者，相望于道途；避寇而去官者，日形于奏牍；甚者至假托亲疾，不候告下，挈家而远遁。

宋朝史著《中兴大事记》的作者也对北宋朝臣或不战而降，或临阵脱逃的卑劣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祖宗百年廉耻礼义之化，其所以涵养士大夫者，至深远矣！然以熙宁以来，群小相师，灭理穷欲，六十年，士大夫沈酣之余，心志溃烂，不可收拾，宜其祸变危迫，而皆不知以为忧；败衂迎降，而皆不知以为耻；弃君叛父，奉敌称臣，而皆不知以为辱也。

在这种情况下，高宗也丧失了固守中州的信心，先迁住扬州。在金朝军队南下的威胁下，又一路奔逃，先渡过长江，再渡过钱塘江，直到遁至海上。金朝军队乘胜追击，战火燃遍大江两岸，在建康（今南京市）、平江（今苏州市）等地上演屠城惨剧，最后甚至烧毁杭州城。由此，宋朝的大半壁江山惨遭涂炭。北方百姓惨遭屠戮，人心惊骇。因此，“靖康之乱”犹如平地卷起的狂飙，无情地将北部中国毫无准备的汉族士民卷入南逃的大潮。

“靖康南渡”中北方人民南迁示意图

贼（指女真军队）之来，虽少有钞掠，而不杀害人民。比去，所过皆残破。其所得汉人并削发，使控马荷担，得妇人好者掠去，老妇者杀之。自京师至黄河数百里间，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尸骸之属，不可胜数。

高宗赵构曾在《罪己诏》中沉痛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敌师深入，直抵淮甸，仓卒之间，匹马南渡，至使衣冠陷没，井邑邱墟，老稚啼号，遗骸枕藉……”经过反复斟酌，赵构等人最终将行在所（即临时首都）定于临安（今杭州市），很快这一地区成为移民辐凑之地。以江浙为中心的东南地区是南宋初年接纳北方移民最多的迁入地。“是时，西北衣冠与百姓奔赴东南者，络绎于道路。”民众南迁浪潮可谓一浪高过一浪。《宋史·食货志》载：“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

我们不难发现，就迁入地域而言，与以往大迁徙相比，靖康南渡时期移民的迁入地有了较大幅度的扩展，南宋人庄绰所著《鸡肋编》也记云：“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等地），西北流寓之人遍满。”也就是说，在当时，今天的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广东等地区都有大批来自北方的移民入居。

据研究者分析，经过大规模南迁之后，北方地区的户口数量大为减少，前后对比，估计减少了300百万户，按每户5口计算，则北方地区锐减了至少1500万人，即使计其半数作为南迁移民的话，在“靖康之乱”后的迁徙运动中，应有七、八百万人进入了南方各地。就迁徙路线而言，“靖康之乱”后汉民南迁主要分为东线、中线、西线三条主要路线。东线主要是指连接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的大运河。在北宋时期，这条大运河已是首都开封地区与东南地区之间的主要交通路线。“靖康之乱”爆发后，大运河一线竟成为南渡最重要的走廊地带。包括北宋皇室及大批朝臣在内的移民均沿大运河一线南迁。北方移民进入今天的湖北及湖南地区，则主要选择中线。而移民避难进入西南地区，由往往要翻越秦岭，进入四川地区，这也就是西线。

令人不胜感慨的是，除东南沿海地区外，素以瘴湿著称的岭南地区在靖康南渡中也成为士大夫趋之若鹜的重要避难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三载云：“时中原士大夫避乱者，多在岭南。”岭南长期以来为“百越”民族所据，以盛行瘴疠及遍布毒草而被中原人视为畏途。而为了躲避战乱与屠戮，魂飞胆散的中原士大夫不假思索地闯入了南方的瘴疠之地，故时至明代，广东人发现当地遗存不少宋朝人的坟墓，而找不到唐朝人的坟墓，这正是南宋大量北方移民入居岭南地区而产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