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休夸病邺中，

撑霆裂月许谁同？

金源、南宋分疆后，

天放奇葩角两雄。

——〔清〕翁方纲《书遗山诗后》

建立金朝的女真族，源自于古代的靺鞨族，靺鞨族，原名为“勿吉”，南北朝时居住于上古肃慎国之故地。时至唐朝，靺鞨族人才逐渐为中原政权所知晓。宋人宇文懋昭在《金国初兴本末》中曾回顾了女真族的早期发展历史：“唐贞观中，靺鞨来中国，始闻女真之名，世居混同江之东长白山下。其山乃鸭渌水源。南邻高丽，北接室韦，西界渤海、铁离，东濒海，《三国志》所谓挹娄，元魏所谓勿吉，唐所谓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据此可知，长白山麓与鸭绿江发源地一带，是古代靺鞨人的早期发祥地。混同江即指今天松花江及黑龙江下游，黑水，即今天黑龙江的古称。

关于唐代靺鞨族的分布地域，《旧唐书·靺鞨传》载云：“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在京师东北六千余里。东至于海，西接突厥，南界高丽，北邻室韦。”靺鞨族内部分部而治，其中以黑水靺鞨一支势力最为强盛，成为靺鞨族的代表。

关于靺鞨族在唐朝后期的变迁趋势，《新唐书·黑水靺鞨传》的结语可谓一语中的：“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不复与王会矣。”即在渤海国崛起后，东北地区的靺鞨族及所居地区基本上划归于渤海国疆域，渤海国正是一个以靺鞨族人为核心民族的民族政权，首都在今天的吉林省敦化县敖东城。辽天显元年（或称天赞六年，927年），渤海国为契丹人所攻灭，大批渤海国遗民又归属辽、金等王朝统治之下。《金史·高丽传》对渤海国的历史进行了十分扼要的总结：“唐初，靺鞨有粟末、黑水两部，皆臣属于高丽。唐灭高丽，粟末保东牟山渐强大，号渤海，姓大氏，有文物礼乐。至唐末稍衰，自后不复有闻。金伐辽，渤海来归，盖其遗裔也。”可以说，靺鞨族的人口迁移贯穿了渤海国的兴衰史。

金朝的创立者为完颜阿骨打，金朝的创建史与完颜家族史有密切的联系。记载中金朝的始祖名叫函普，从高丽入主完颜部。完颜部为黑水靺鞨之后裔，在辽朝属于“生女真”部落。如《契丹国志》卷九载称：“女真之种，有生、熟之分，居混同江之南者，谓之熟女真。阿骨打所居乃江之北，谓之生女真，亦臣服于辽。”又生女真“僻处契丹东北隅，臣属一百余年，世袭节度使，兄弟相传，周而复始。”至绥可为酋长时，完颜部完成了由游牧向定居生活的重要转变。如《金史·世纪》载云：

黑水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献祖（即绥可）乃徙居海古水（今黑龙江省阿城县东北之海沟河），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侧矣。

女真族人像

海古水与安出虎水地域毗连。安出虎水，又称为按出虎水，即松花江南岸支流阿什河，从此成为完颜部发源地的标志。在女真人语言中，“按出虎”之义为“金”，金朝之得名也来源于此。女真人最早的都城上京（会宁府）就建立在按出虎水之畔，在今天黑龙江阿城市南白城。

女真人开拓疆土的历史是非常辉煌的，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女真人从荒僻的草地部落出发，横扫大江以北。关于女真民族的迁徙与政治建设历程，《大金国志》曾进行了简要的回顾：

国初之时，族帐散居山谷，地仅千余里。自后并辽，得大辽全盛之地。其后深入中原，举大江以北皆有之，疆宇始广矣。其初居草地，名会宁号上京，僻在一隅，（完颜）亮始徙燕，遂以渤海辽阳府为东京，山西大同府为西京，中京大定府为北京，东京开封府为南京，燕山为中都，号大兴府，即古幽州也，其地名曰永安。金国之盛极于此矣。

与其他北方民族极为相似，女真人完全凭借武力，创立金朝，同样以用武立国，“以兵得国”，女真人最根本的社会与军事制度就是所谓“猛安谋克”。《金史·兵志》载云：“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因此，金代猛安谋克的实质就是以女真人为核心的社会组织与军事化部族集团，同时我们也可以推断出猛安谋克的分布、迁徙与女真族人的分布相一致的结论。

女真人在各地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从唐末五代开始，女真部族就长期居住于东北边远地区，因此，上京路一带是女真人的根据地，也是猛安、谋克最集中的区域。其次，随着攻灭辽国与北宋，为了控制大片国土，女真人的南迁就是大势所趋，而猛安谋克的迁徙实际上成为女真族迁徙的外在表现形式。金朝猛安谋克的分布格局最终是由迁徙而形成的。

根据现代学者张博泉等人的研究，金朝早期猛安谋克的南迁与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阿骨打在位期间，猛安谋克从原始居留地向宁江州、黄龙府和泰州等地迁徙。如这是女真人聚居地的初步拓展，但仍然局限于东北地区。

第二时期是在攻灭北宋，占领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之后，女真人开始大批进入关内地区。如《大金国志》卷八载：天会十一年（1133年），“秋，起女真国土人散居汉地。女真，一部族耳，后既广汉地，恐人见其虚实，遂尽起本国之土人，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显然，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民族大迁徙，对于女真族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由此，女真族人的主体离开了原来以上京路按出虎水流域为核心的原始聚居地，开始向中原北部地区渗透、扩散。

第三时期是废掉刘豫伪齐政权后，金朝全面推行屯田军制度。《大金国志》将屯田军的创设时间记在皇统五年（1145年）。“创屯田军，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春秋量给衣马。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陇之北，皆有之，多至六万人，皆筑垒村落间。”女真屯田军的建立，标志着女真人向华北地区大规模的迁移已经基本完成，其分布地覆盖了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与金朝的疆域拓展保持一致。

第四时期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以后。贞元元年（1153年）（《大金国志》记为天德四年，1152年），金朝迁都燕京（即今北京市），这自然引起东北地区的猛安谋克的进一步的内迁。

但是，占领北部中国后，金朝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并不高明的民族政策，正如金代著名学者刘祁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其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如金朝建立了严格的户籍登记制度，其中对猛安谋克人户单独登记，并规定：“凡汉人、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谋克户。”因此，猛安谋克户数就成为女真人户数的同义词。

有金一代，由迁都引发的移民大潮主要有两次：一是海陵王完颜亮贞元年间从上京会宁府迁都到燕都，二是金宣宗时期的“贞祐南渡”，从燕都迁徙至汴梁。比较而言，贞元迁都是女真人进占北部中国的必然选择，猛安谋克人开始全面入居中国北方各地；而“贞祐南渡”则是中国北方各地百姓（主要是女真人）向黄河以南的河南及陕西地区迁移。两次大移民，都是金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金朝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金朝疆域示意图

金朝后期，漠北蒙古族人崛起，蒙古骑兵的频繁南侵对金朝边境地区构成了重大威胁。金宣宗即位后，华北形势更加危急。金宣宗一方面与蒙古人进行和谈，另一方面即着手南迁。至贞祐二年（1214年）七月，金宣宗率领百官迁居汴京（今河南开封市），至十二月，“丁未，以和议既定，听民南渡”，由此拉开了“贞祐南渡”的移民大潮。

在“贞祐南渡”中，移民主要发自黄河以北山西、山东、河北以及东北地区。同时，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在金朝当局允准及监护南迁的人口中，“军户”占据了最主要的比例，这也成为“贞祐南渡”中移民成分上最显著的特征。所谓“军户”，就是以猛安谋克的主体的女真人及其他部族的人口。很显然，金朝官府所组织的南迁，事实上成为女真人及其他少数部族为主的南迁。大敌当前，这种明显带有保存民族实力的迁徙行动遭到了不少金朝大臣的强烈抨击。如贞祐三年（1215年）五月，金朝君臣决意迁徙河北军户家属于河南，高汝砺曾上书表示反对：

此事果行，但便于豪强家耳，贫户岂能徙？且安土重迁，人之情也。今使尽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园，扶携老幼，驱驰道路，流离失所，岂不可怜！且所过百姓见军户尽迁，必将惊疑，谓国家分别彼此，其心安得不摇？况军人已去其家，而令护卫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尽心必矣。民至愚且神者也，虽告以卫护之意，亦将不信，徒令交乱，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系至重。乞先令诸道元帅府、宣抚司、总管府熟论可否，如无可疑，然后施行。

高汝砺所见极是，在蒙古军队频繁南侵之时，金廷尽迁军户的失策是多方面的。首先，对于大批女真军户而言，弃家南迁、流离失所自然是十分无奈痛苦之事，而从实际可能性出发，也只有家产颇丰的豪强才有能力完成南迁河南之举。贫困军户的南迁是难以想象的。其次，军户南迁，其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周围汉族百姓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金朝准备全面放弃黄河以北地区，并实行民族歧视，将女真人全部南迁，拒河自保，将汉族百姓置于水火之地。何况留守的军士因自己家眷已经南迁，根本无心守卫城池。就是金朝地方官也以大势已去，仓皇南奔。金朝“贞祐南渡”后尽迁军户的政策在实际上就是对黄河以北地区的放弃。

大批军户南迁后聚集于河南等地，金朝朝廷所面临的安置问题是非常棘手的。《金史·陈规传》载：贞祐四年（1216年），陈规在上言中讲道：“比者，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虽革去冗滥，而所存犹四十二万有奇。”又《金史·冯璧传》记载称：“时山东、河朔军六十余万口，仰给县官，率不逞徒窜名其间，诏（冯）璧摄监察御史，汰逐之。”如果说，金朝北方南迁将士有六十余万，那么，加上随迁的眷属，总数肯定达到了一百万人以上。

这上百万军户人口全由官府来供养，无疑是无法承担的巨大负担。众所周知，封建官府的最大经济来源无非是百姓的赋税，而当时金朝疆域已缩小到今天黄河以南的河南及陕西部分地区，所辖民户数量已非常有限，所交赋税的数量肯定无法满足其需要。如《金史·食货志》记载：“及卫绍王之时，军旅不息，宣宗立而南迁，死徙之余，所在为虚矣。户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繁重，皆仰给于河南，民不堪命，率弃庐田，相继亡去。”可见，由河南民户来供养大批南迁女真军户的措施遭到广大百姓的强烈抵触，大批农户的逃亡，对于金朝统治带来的影响是致命的。

从遥远的松花江畔，走到广阔的幽冀之野，再到繁盛的中州故都，金朝女真人南迁的脚步是坚定而迅捷的。然而，也许是过于急促了，金朝统治者对于在北部中国建立稳定统治的思想准备严重不足，在处理民族关系与移民安置上带有明显的简单粗暴的色彩，这对于金朝的统治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事实证明：金朝在“贞祐南渡”后期的移民政策及安置措施上更犯下了诸多方面的严重失误，民族关系与移民政策方面的失策，直接关系到其王朝的兴衰与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