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东自海，

西至于流沙，

北绝大漠，

信威万里，

历年二百，

岂一日之故哉！

——《辽史·太祖本纪》赞语

契丹族是源自中国东北地区的一支十分古老的民族，很早便出现于中国古籍之中，民族发展史曲折而漫长。关于上古契丹先民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状况，《辽史·营卫志》曾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并（州）、营（州）以北，劲风多寒，随阳迁徙，岁无宁居，旷土万里……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可见，契丹民族原本是一个生活在长城之外的十分典型的游牧民族。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契丹本民族的发展与分布地都发生了复杂的演化。《辽史·地理志》对此有简略的回顾，虽有一定的夸饰成分，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状况：

当元魏（即拓跋氏后魏）时，有地数百里，至唐，大贺氏蚕食扶余、室韦、奚、靺鞨，地方二千余里……迨于五代，辟地东西三千里……（至辽朝全盛时）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

可以说，契丹族的迁徙与发展史，就是一部政权建设史与疆域扩张史。契丹人迁徙的脚步与疆域扩展历程如影随形，亦步亦趋。关于契丹族族源与形成过程，历来有多种不同的意见。宋人叶隆礼所撰《契丹国志》卷首称：

契丹，本炎帝之后，先世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为慕容燕所破，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见于此。

根据古文献与现代学者的研究均确认，契丹与库莫奚、宇文鲜卑都源于“东胡——鲜卑”族系。现代学者张正明先生明确指出：“契丹源出鲜卑，是鲜卑宇文别部的一支。”然而，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契丹族本身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其中不乏与其他民族种类的杂居交融。笔者以为著名学者陈述先生的分析相当贴切而精辟，他指出：“鲜卑宇文属下并有契丹之族，佚、悉、乞得，或为契丹别译。契丹之族也是东北群狄的合体，而非一系繁衍，而其附近之族，特别是语言相同相近和经济生活联系密切的，在历史过程中，日趋接近、结合，自当如细流汇于大江，形成一族。民族并非血统集团，其他系属不同的小部，由于长期接触融合，他们自然也就成了契丹人。”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而言，不同民族间的交融在不间断地进行，维持所谓的种族血缘的单一性与纯粹性不仅不可能，也没有任何意义。

契丹族先民至北魏时期始自号“契丹”，最早为契丹族作传的正史是魏收所撰《魏书》。《魏书·契丹国传》称：“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龙（今辽宁省朝阳市）之北数百里。”据此可证，当时契丹族的人口数量已具相当规模，已成为在东北地区颇有影响的族群。据文献记载，契丹民族的始祖为奇首可汗，而契丹最早的居留地位于和龙以北的“松漠”之地。如《辽史·营卫志》载其部族时称：

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居松漠之间。今永州木叶山（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有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可敦并八子像在焉。潢河（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之西，土河（西拉木伦河支流老哈河）之北，奇首可汗故壤也。

“松漠之间”应该是相当模糊的地域概念。杜佑《通典》注解曰：“（松漠）其地在今柳城郡（治今辽宁朝阳市）之北。”元代学者胡三省进一步诠释云：“契丹国，自西楼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塞，又东行，地势渐髙，西望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显然，这里“松漠”不过是一种契丹居留地最具代表性的景观，而不是一个精确的地点或地名。

对于契丹部的早期居住地，《旧五代史·契丹国传》曾载云：“契丹者，古匈奴之种也，代居辽泽之中，潢水南岸，南距榆关一千一百里，榆关南距幽州七百里，本鲜卑之旧地也。”而《辽史·地理志》有着更为细致的描述：

辽国其先曰契丹，本鲜卑之地，居辽泽中；去榆关一千一百三十里，去幽州又七百一十四里。南控黄龙（府，治今吉林农安县），北带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冷径（山，今内蒙古扎鲁特旗南的奎屯山）屏右，辽河堑左。高原多榆柳，下隰饶蒲苇。当元魏之时，有地数百里。

早在北魏太和年间，契丹人在北魏时期也开始了向中原地区的内徙。“其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狼水（今辽宁境内大凌河）东。”时至北齐时期，发生了一件在契丹发展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天保四年（553年），北齐皇帝高洋统率大军北征契丹，俘获大量契丹人口，而这些人口均被安置在汉族地区，这在事实上也构成了契丹人的强制内迁。

（天保四年十月）甲辰，帝（即高洋）亲逾山岭，为士卒先，指麾奋击，大破之，虏获十万余口，杂畜数十万头。（大将潘相）乐又于青山大破契丹别部，所虏生口皆分置诸州。

隋唐时期，契丹族实力更为壮大，成为东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边疆民族之一。如唐代学者杜佑《通典·北狄契丹传》载云：“部落渐众，遂北，逐水草，当辽西正北二百里，依托纥臣水而居，东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亦鲜卑故地。分为十部，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随水草畜牧。”又如《旧唐书·契丹传》载云：

契丹居黄水（即潢水）之南，黄龙之北，鲜卑之故地。在京城（即长安城）东北五千三百里。东与髙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冷陉山在其国南，与奚西山相崎，地方二千里，逐猎往来，居无常处。其君长姓大贺氏，胜兵四万三千人，分为八部……

唐朝贞观年间，契丹首领窟哥等率部内附，唐朝为此建置羁縻府州——松漠都督府。如《旧唐书·太宗纪》载云：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十一月，“庚子，契丹帅窟哥、奚帅可度者并率其部内属。以契丹部为松漠都督，以奚部置饶乐都督。”松漠都督府（治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南）及所辖各州便成为内属契丹族人集中安置地。时至唐朝中后期，契丹实力的壮大，严重威胁了唐朝东北边境地区的安全，契丹与奚族甚至被称为“两蕃”，是唐朝北边军镇防御的主要对象。

唐末五代时期，是契丹民族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如《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称：“隋、唐之间，突厥为大，其后有吐蕃、回鹘之强。五代之际，以名见中国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契丹族的杰出首领耶律阿保机（后被尊为辽太祖）的出现，更是契丹族真正走向强盛的标志。《辽史·地理志》对此表达出高度赞赏：

太祖以迭勒部之众代遥辇氏，起临潢，建皇都，东并渤海，得城邑之居百有三。太宗立晋，有幽、涿、檀、蓟、顺、营、平、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十六州。于是割古幽、并、营之境而跨有之。东朝髙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嘻，其盛矣！

契丹辽国最成功的疆域拓展，就是会同元年（938年）占领石晋的燕云十六州。当时坐镇晋阳（今山西太原市）的后唐大将石敬瑭受到后唐李氏皇族及内臣的猜忌。为自固图存，更为谋夺李家皇权，石敬瑭主动投靠契丹，请求援军，代价便是割地称臣。天显十一年（936年），石敬瑭“令（掌书记）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指辽帝）。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这样，契丹人理直气壮地开进了这些边区，如天显十二年（937年），契丹主耶律德光亲征大同军城，占据云州。后来石敬瑭虽生悔意，但为时已晚。辽会同元年（938年），石敬瑭遣使“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燕云十六州”正式划归了契丹国，其中包括今天山西雁北地区与河北北部地区。北宋建立后，辽、宋双方以今天的河北白沟河为界，燕云十六州依然归入辽国的版图。

燕云十六州示意图

辽朝政区建置中最有特点的部分便是“五京”之设，其疆域又以五京为核心，划分为五个区域，即五道。这“五京”及“五道”分别是：1.上京道，治于临潢府（在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2.东京道，治于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市）。3.中京道，治于大定府（在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南大明城）。4.南京道，治于析津府（在今北京市西南）。5.西京道，治于大同府（在今山西大同市）。

关于辽朝行政制度的特征，《辽史·营卫志》载云：“有辽始大，设制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契丹语“宫”的意思）；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分镇边圉，谓之部族。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无日不营，无在不卫。立国规模，莫重于此。”可以说，辽朝政治制度是一套带有浓厚游牧民族习俗遗留的、具有强烈军事化色彩的管理体系。又有研究者指出：“游牧的契丹民族建立的是一个‘行国’。这个国家的皇帝终年‘随阳迁徙’，居住在‘行宫’，跟随着皇帝‘岁无宁居’的，是一个游动的中央政府——‘行朝’;行朝中的‘行殿’则是皇亲国戚，高官显宦们的政治大舞台；而扈从着皇帝的中央官署、臣僚也都在‘行帐’之中。总之，一个‘行’字，道出了契丹这个民族政权突出的特色。”

辽朝疆域示意图

辽朝末年，一部分契丹人西迁，在西域地区建立了另外一个重要民族政权——西辽。西辽是由西迁的契丹人建立起来的，又被称为黑契丹、哈剌契丹、合剌乞答等，它的创始人为辽朝皇族耶律大石。《辽史·天祚皇帝本纪》载云：“耶律大石者，世号为西辽。大石字重德，太祖（即耶律阿保机）八代孙也。”保大二年（1122年），辽朝统治已成土崩之势，耶律大石与天祚皇帝耶律延禧不睦，被迫西遁。1124年，耶律大石于起儿漫（在今新疆额敏县东南额敏河南岸）即皇帝位，改元延庆。延庆三年（1126年），耶律大石正式修建都城，定名为虎思斡耳朵（在今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以东楚河南岸）。西辽国建国后，大力开疆拓土，建立起了疆域辽阔的国度，在中亚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与其他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相比较，契丹族的迁徙过程似乎是迟缓而徘徊的。就其疆域而言，始终跨居长城南北，其民族也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游牧民族的特征。然而，自907年耶律阿保机创立政权始，到1125年，天祚帝最终亡国，契丹民族维持了超过二百多年的政权历史，这在北方民族的政权建设史上是不多见的。《辽史·兵卫志》的作者曾总结道：“二帐、十二宫一府、五京，有兵一百六十四万二千八百。宫丁、大首领、诸部族，中京、头下等州，属国之众，皆不与焉。不轻用之，所以长世。”以武立国的辽朝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但并不是一味地耀武扬威，好战斗狠，与南宋、西夏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状态，大概是其国祚久长的重要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