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以恒代无漕运之路，故京邑民贫。

今移都伊洛（即洛阳），欲通运四方……

——〔北魏〕孝文帝元宏之语

迁都洛阳，是北魏政治发展史上一件重大事件，也引发了北魏历史上一场规模最为宏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迁徙运动。然而，关于这场迁徙运动与北魏国运兴衰之间的关系，可谓千秋功罪，众说纷纭。然而，如果细细梳理与研读北魏前期的发展历程，则不难看出，北魏有关迁都的讨论与行动其实很早就开始了。

根据各种史料分析，自建都伊始，以道武帝拓跋珪为首的北魏统治者对代都平城并不十分满意：一则平城久为汉人抛荒之域，早期的鲜卑人又不擅长于城市建设，要使其成为粗具规模的都城需要付出相当艰苦的努力；二则与河北平原上的数朝古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相比，平城的劣势则更为突出。邺城是拓跋鲜卑较早攻占的中原都会，拓跋珪曾有意在此建都。“帝至邺，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虽然经过深思熟虑，拓跋珪改变了主意，定都平城，但是，北魏君臣并未完全放弃建都于邺的愿望。

明元帝拓跋嗣神瑞二年（415年），代都京畿地区大旱，发生了严重饥荒。太史令王亮、苏坦与华阴公主等人根据谶书所言，力劝明元帝迁都于邺城，以解决平城地区百姓饥旱问题，这一建议遭到大臣崔浩、周澹二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共同提出几条反驳意见：拓跋鲜卑所控制的“国家”之民与“东州之人（即太行山以东地区）”相比，在数量上有着较大的差距，如果分散进入“东州之地”，既不足以形成强有力的威慑力量，还打破了“东州之民”对拓跋鲜卑的恐惧心理，对维护统治极为不利，此其一；拓跋鲜卑部众原来习惯于游牧狩猎，长期生活在塞上草原，进入河北地区后难免水土不服，导致疾疫流行，这必然削弱北魏政权的基础，此其二；迁都于邺，必将造成一段时间的混乱以及平城塞上的空虚，北方的柔然与西面的赫连勃勃等势力就会趁火打劫，邺城与平城之间有恒代天险阻隔，难以及时救援，自然会给北魏造成重大损失，此其三。

崔浩等人的上奏精辟地道出了北魏当时不能迁都于邺城的关键理由，同时也道出了拓跋鲜卑定都于平城，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军事战略方面的考虑，而不是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原因。但是这也暴露出定都平城的先天不足，即京畿地区的自然环境不利于农业生产，百姓粮食素无储备，再加上与南部农业发达地区交通不畅，输入粮食相当困难，造成这一地区对人口的供养能力相当脆弱。一旦京畿地区遭遇较严重的自然灾害，百姓饥馑问题就无法解决。因此明元帝虽然打消了迁邺的念头，却感到对付不了持续的饥荒，于是分遣代都平民前往山东三州（指太行山以东地区）就食。这三州分别是就食地点为冀州（治信都县，即今河北冀州市）、定州（治卢奴县，即今河北定州市）、相州（治邺县，即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如果官府日后不强迫这些平民返回平城，那么，这也就构成了一次事实上的代都人口外迁。

北魏后期拓跋鲜卑迁徙示意图

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后，代都及周边地区水旱灾害与百姓流徙的情况更加严重。如果说短时间的灾荒还可以勉强应付的话，那么长时间、大面积的饥馑就会迫使统治者作出较大的更张。如孝文帝明确指出：“今代在恒山之北，为九州之外，以是之故，迁于中原。”他还语重心长地向大臣许诺：“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即洛阳），欲通运四方……”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代都平城地区客观自然条件是难以改变的，其所造成的交通困难也是很难克服的。因此，摆脱这些困难，迁都是唯一的明智选择。

当然，一些研究者着重将迁都洛阳与汉化联系起来，甚至视为促使迁都的最重要原因。理应强调，北魏孝文帝具有极高的汉文化修养，是拓跋鲜卑上百年积极学习汉族文化风尚的杰出代表。他倾心于汉化，雄才大略，有意一统天下，因此，他对代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的地理位置深感不满。他曾对任城王拓跋澄剖露心机说：“……国家（即北魏）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此外，他还着重强调平城偏僻的地理位置对拓跋鲜卑文化发展的负面影响：

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朕闻此，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朕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孙，博见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孙，不免面墙也。

太和十一年（487年），以代都为中心的大片地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亢旱，造成当地无法缓解的粮食短缺。作为重要的应急措施，一次大规模的、官府允准的代都人口的迁出发生了。

（太和）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饥，加以牛疫，公私阙乏，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挽耕载。诏听民就丰，行者十五六，道路给粮稟，至所在，三长赡养之。遣使者时省察焉。留业者，皆令主司审核，开仓赈贷。其有特不自存者，悉检集，为粥于术衢，以救其困。然主者不明牧察，郊甸间甚多餧死者。

据《魏书·食货志》记载，太和十一年，代都出外就食的人口达到总人口的“十之五六”，即超过总数的一半。与神瑞年间较为单纯的出外就食不同，这次代都人口迁出带有明确的移民性质，我们可以想象在代都人口大半外迁后的凋零景象，然而太和十一年之后，平城地区饥旱频繁发生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雄心勃勃的孝文帝当然不会让这种尴尬的状况永久持续下去。这场代都人口的外迁，应该被视为迁都洛阳的前奏曲或关键契机。

孝文帝决心南迁，但是他也预料到可能遇到的阻力。大批生活在平城的拓跋鲜卑王公大臣家业庞大，子孙蕃息，早已适应了塞北的生活环境，而南迁就意味着放弃这一切，到新都城重新开始。这谈何容易！安土重迁的乡土心态以及倾家荡产的现实困难，都会促使他们起来反对迁都。为此，孝文帝必须采取非常策略，来完成迁都大业。

太和十七年（493年）六月，在“经营宇宙，一同区域”的旗号下，孝文帝决心大举南伐。八月，从代都起程，御驾亲征。阵容十分庞大，“步骑百余万”。九月，北魏大军抵达名都洛阳。这次南征事出突然，无故兴师动众，当朝文武大臣都深感不解，而孝文帝却没有丝毫犹豫。当孝文帝从洛阳扬鞭策马，准备继续南下时，群臣再也忍耐不住了，一齐围在孝文帝马前，稽颡哀求，请停南伐。名臣李冲甚至当面指出：“今日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孝文帝勃然大怒，斥责儒生误事，执意南征。其他王公大臣纷纷进谏，涕泪交横。这时，孝文帝才和盘托出妥协方案：“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若不南銮，即当移都于此，光宅中土，机亦时矣，王公等以为何如？”众大臣万万没有想到孝文帝提出如此苛刻的折衷方案，不禁惊呆了，出现了十分尴尬的僵持局面。还是刚被削去爵位的前南安王拓跋桢灵机一动，感到这是一个讨好皇上的良机，当即倡言道：“行至德者不议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非常之人乃能建非常之事。”“请上安圣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辍彼南伐。”与一场必然失败的征战与牺牲相比，迁都洛阳毕竟没有身家性命之忧。两害相权取其轻，再三权衡之余，群臣被迫同意迁都之计。太和十九年（495年）七月，孝文帝下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还。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至九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

南迁洛阳对于代都居民而言，确实是一次非常艰难的考验。也许孝文帝一统天下的愿望过于强烈了，太和十八年（494年），就在迁都洛阳后不久，南齐政权宗室内讧，边将投降北魏，孝文帝又想乘机率师南征。拓跋澄等人上言表示反对，其中就提到代迁之众的艰辛：

今代迁之众，人怀恋本，细累相携，始就洛邑，居无一椽之室，家阙儋石之粮，而使怨苦即戎，泣当白刃，恐非歌舞之师也……

无论如何，迁都洛阳之举还是较为顺利地实施了。迁都之前，洛阳屡经战乱，残毁不堪。从太和十七年十月开始，李冲、董爵等人奉命重新营建洛阳。到太和十九年（495年）九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迁都洛阳的工作宣告基本完成。

关于这次迁都洛阳的规模，史料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只有根据相关数字进行大致估算。如东魏天平元年（534年）迁都邺城时，洛阳号称有“四十万户”。而这一数字出现在尔朱氏家族制造的大屠杀与大动荡之后，总口数应在150万左右。除却按7‰计算的人口自然增长，那么在太和二十年左右，洛阳所有人口应超过一百万。如果再除去迁都前洛阳的少数人口，南迁人口规模应有近百万之多。

不过，孝文帝为迁都洛阳还是付出了相当辛酸的代价。当时，反对迁都的权贵不在少数，而反对派的代表人物竟是太子拓跋恂。拓跋恂虽为孝文帝的长子，但并不喜欢读书，再加上体貌肥硕，非常讨厌洛阳夏天闷热的天气，对边塞生活有着特殊的怀恋之情，自然对迁都抱着相当消极的态度。有一次，他竟然与左右侍卫密谋，企图擅自逃回塞外，结果，孝文帝震怒，重杖之后，废为庶人，后被赐死。太子之死，可谓孝文帝迁都改制所酿成的最大悲剧。

北魏迁都洛阳，为这一古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迁都之前，洛阳地处南北割据政权对峙的边境地区，久罹战乱，破败不堪。大批南迁人口使这一荒废已久的故都重新焕发出夺目的光彩。不仅如此，迁都改制，正值北魏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国力鼎盛，来自雁北的王公贵族、官僚大臣在洛阳新居的规划上穷其精巧，斥资无数，富丽堂皇的各式建筑使洛阳平添了一道侈丽的风景线。《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载：

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珠囊纪庆，玉烛调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马之衣。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园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

北魏国力的强大，洛阳都市的繁盛，吸引着大批周边民族人民向洛阳涌来，洛阳由此成为当时具有国际性声誉的大都会，一座名符其实的移民城市。名著《洛阳伽蓝记》用生花之笔为我们出神入化地描绘出当时的盛况：

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北魏后期疆域示意图

北魏洛阳建设的辉煌成就，也深深震撼了当时北上的南方汉族人士。曾经到过洛阳的南朝人陈庆之就对洛阳极为赞赏：“……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自“永嘉南渡”之后，南迁的汉族人士将北部中国斥为蛮夷不毛之地，极尽贬损辱骂之能事，受其影响，大部分南方汉人均把北方地区视为愚蛮落后的代名词。然而“事实胜于雄辩”，经过多年的辛勤努力，大批北方移民的到来并没有让洛阳这一华夏古都“明珠投暗”，北魏洛阳城市的鼎盛局面使其成为四方人士仰慕的国际性大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