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考察这场规模空前的大移民时，不难发现，在那样动荡的年代里，迁移的最终完成，是相当困难的。东晋初建之时，其正统地位的确认还有待时日，况且，路途遥遥，险阻丛生，丧乱离家的逃难者一时根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与寄托。苦恼、彷徨、迷茫，成为西晋与东晋王朝交替之时的时代特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批的逃难者在痛苦的彷徨中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构建坞壁，步步为营，也是“永嘉南渡”中一个独具特色的迁移景观。坞壁，又被称为保（堡）固，在我们今天的人们看来是相当陌生的，但在东汉以至南北朝时期，却是遍布华夏大地的一种聚落形式。南宋学者陈傅良在《历代兵制》一书中曾对坞壁形成的背景作了十分精辟的评述：

惠帝之初，戍兵四出，天下遂大乱矣。继以五代之扰，所在牧守弱者弃地，强者称盟，民间豪杰亦各推坞主，以宼抄为事，而富家大姓多藏户口，以为私附（见《刘遐传》）。京师以羽檄征天下兵卒，无至者。于是义兵纷然，大者兼为方镇，小者聚为坞壁。元帝南渡，依以立国；祖逖北讨，藉以为重，因而抚之，未暇更定。往往授以大将军、都督、四镇、四征、四平之号，或兼王者，各自为将，而江东征调，不出三吴（刘、沈诸传）……

坞壁与坞主的出现，显然是大动乱时代军政组织的一种特殊形态。大批坞主出于民间推举，始以自卫为主，后亦不免恃强凌弱，侵掠无辜平民。在混乱的年代，大批坞主一时看不到可以依赖的强势政权，因而往往在南北政权间彷徨犹疑，也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争取拉拢的对象。

平阳人李矩大概是两晋之交丧乱时期最著名且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位坞主了。李矩曾因在平定氐族首领齐万年反叛事件中立下奇功，被封为东明亭侯，并受命担任平阳郡都护，在当地民众中拥有较高声望。南匈奴首领刘渊进攻平阳时，当地乡民推举李坞为坞主，率领乡亲奋起自卫，且逐步南迁进入河南地区。先屯守于荥阳，后又迁至新郑。李矩颇负英雄气概，不象其他晋朝官员那样在大乱之中魂飞魄散，一走了之，而是志在立功自效。他同部分留守北方的晋朝官员一起营护落难百姓，抵御盗贼侵扰，有效地遏制了汉赵国、后赵等北方割据政权的南侵势头。他本人也多次受到东晋朝廷升官晋爵的奖赏。但终因四面楚歌，寡不敌众，死在南下途中。

河内郡怀县人郭默也是一位颇具声望的坞主，因骁勇善战而成为李矩的得力盟友，但他有不少“混世魔王”式的劣行。在“永嘉之乱”中，督将出身的郭默自立为坞主，乘人之危，干起了抄掠过客的勾当，积累起巨额财富。最后，在情势危急的状况下，他竟然舍弃李矩而去，单骑南遁。到了建康之后，这位逃亡将领还得到重用。不过，善恶终有报，此后不数年，郭默也被部将出卖，死于非命。

河南地区是北方地区坞壁最为集中的区域，不少坞主盘踞于此。除李矩、郭默外，据《晋书·桓宣传》称，“时坞主张平自称豫州刺史，樊雅自号谯郡太守，各据一城，众数千人。”为了充分利用这些力量，司马睿委派桓宣为使者，规劝张平、樊雅归顺。张平、樊雅等人归顺后，司马睿加封他们四品将军，率领所部人马，“使扞御北方”，即主要与北方割据势力对抗。

广平易阳人刘遐也是一位骁勇的坞主，天下大乱，刘遐被推为坞主，亲率壮士冲锋陷阵，当地将他与三国名将关羽、张飞相比。同乡邵续为冀州刺史，深所倚重，“壁于河、济之间”，盗贼闻风而遁。刘遐后归顺东晋节度，元帝司马睿封他为龙骧将军。又据《晋书·刘遐传》，当时，沛县人周坚与周默也因天下淆乱，自立为坞主，但以寇抄为事，不服东晋管辖。刘遐等人奉命讨伐，周坚等兵败北逃。

总体而言，“永嘉丧乱”实为一场毫无统一组织与管理的、自发性的“大逃亡”式的迁徙运动。对于绝大部分中下层平民而言，他们逃离家园的目的就在于避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迁移目标。或者可以说，他们往往是在四处迁移途中寻找最终的目的地。因此，大部分移民都是从所谓“流人”转化而来。漫漫长途，艰辛备尝。为了抵御外来侵害，为了自保自救，成千上万的流人们往往组织起来，形成了声势可观的流人集团。在流人集团中，最著名的就要数“乞活”了。“乞活”的出现，与晋末并州地区出现的大灾荒有着直接的关系。“乞活”集团的主体都是当初跟随并州刺史司马腾迁往河北地区的山西部众，数量多达2万户。之后辗转北方各地，被现代著名学周一良先生称为“流民之中团结最坚、活动地域最广、历时最久者”。

在中国移民史上，“侨置郡县”是“永嘉南渡”之后最有代表性的安置方式。“侨”者，客也，寄也，简言之，侨置郡县就是将北方的郡县名称移殖在迁居的南方地区，如《宋书·志序》云：

自戎狄内侮，有晋东迁，中土遗氓，播迁江外，幽、并、冀、雍、兖、豫、青、徐之境，幽沦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于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鸿雁之歌，士蓄怀本之念，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既而民单户约，不可独建，故魏邦而有韩邑，齐县而有赵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迁流，迄无定托，邦名邑号，难或详书。

侨置郡县出现的历史背景是相当复杂的：

首先，安土重迁，人之常情。大批北方移民在江南地区聚集，最难割舍的是那些浓郁的故土情怀，因此，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采取了最直接的方式，保持自己原来的籍贯以标识自己的移民身份，同时寄托深深的故园之思，以及不忘祖籍，重返故土的愿望。

其次，前面已提到，北方世家大族在移民中占有可观的比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世家大族势力发展的鼎盛时期，世家大族大都拥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而这些世家大族盘根错节，聚族而居，往往与一定的地域单位相连接，如琅邪临沂王氏、太原晋阳王氏、高平金乡郗氏、河东安邑卫氏、琅邪阳都诸葛氏等等。这种特定的地域单位，即所谓“郡望”，都是其势力及优越地位的依托。在仓皇南奔之后，这些世族成员也不肯放弃这种优越的标志，希望能够保持家族的实力与优势，侨置郡县应运而生。这些南迁的世家大族也是侨置郡县产生与维系的根源之一。

其三，侨置郡县也是东晋王朝招诱北方人民南下，以增强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没有民众拥戴与支持的政府，不过是一个“空壳”而已，为了鼓励北方百姓南下，并尽快安定下来，东晋官府一度积极在缘边地区建立侨置郡县，这样，郡望、同乡、骨肉彼此相互招引，促使北方及南方地区漂泊的移民迅速在侨置郡县中集合起来。应该说，侨置郡县的建立，对于东晋王朝的建立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不难想见，侨置郡县带来的人户与土地管理方面的困难是相当巨大的。如“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侨置郡县则具有明显的临时性与不确定性，怀有重返旧土之预设，因此，侨置郡县内的人户被登记为“白籍”，以区别于土著人户的“黄籍”，而且也不象土著人户那样承担赋役义务。户籍制度是赋役制度的基础，而赋役又是国家机器运转的保障。长此以往，不仅会引发新旧人户之间的矛盾，也不利于南下民户实际利益的保障。

为了有效加强对南下移民的管理，东晋及南朝各代官府逐渐推行“土断”之法，“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所谓“土断”，简言之，就是将客籍断为土著，通过将侨置郡县省并、割实、改属、新立等方法，调整、整理了侨置郡县与土著郡县之间的矛盾冲突。土断之后，侨籍与客籍变为土籍，与土著民户一样承担赋役，再没有土、客之分与“白籍”与“黄籍”之辨，从而从根本上结束了侨置州县的历史。

至此，“永嘉南渡”便成为流传于野老村夫口中的悠悠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