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肉相残的“八王之乱”、北方边疆少数民族南迁、割据政权风起云涌、空前惨烈的自然灾荒等等，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犹如火山喷发一般，在西晋末年共同酿就了一场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久远影响的大劫难。这场大劫难不仅斩断了西晋的历史，而且使中国南北方社会面貌大为改观。

《晋书·食货志》为我们展现了“永嘉丧乱”中极为可怖的惨况：

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东晋人虞预在太兴二年（319年）的上书中也回顾了“永嘉丧乱”之惨酷：

大晋受命，于今五十余载。自元康（晋惠帝年号）以来，王德始阙，戎翟（同狄）及于中国，宗庙焚为灰烬，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兹者也。

在众多士大夫眼里，“永嘉丧乱”之惨烈，可谓盘古开辟天地以来所未见，天崩地裂，也不过如此而已。常言道：“三十六计走为上”。在中原地区烽烟四起，血肉横流之际，可叹大批北方无辜百姓无端遭遇如此惨祸，根本无力回天，只好万般无奈又仓皇失措地逃离自己的家园，向相对平静的南方地区寻找避难之所，这样北部中国大地上就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南迁大潮。

东晋疆域示意图

“惠（帝）、怀（帝）之际，河东先扰。”就外迁地域而言，河东地区（即今天山西省西南部地区）可谓“永嘉丧乱”与“永嘉南渡”的最重要的丧乱策源地与最早的移民迁出地之一。其中原因很简单，以首领刘渊为首的南匈奴部众长期生活在今天山西省中北部（即当时的“并州”）境内，势力最为强盛，在地域上紧毗河东。刘渊首先发难，在西河（今山西吕梁地区）一带创立政权后，又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将并州及河东地区作为自己的根基之地，因此，并州及河东地区受创最为酷烈，百姓逃亡的情况也最为严重。

作为西晋首都所在区域，河南地区理所当然地成为另一个重要的移民迁出地。在西晋京畿洛阳一带失陷之后，中原士大夫彻底抛弃了固守家园的幻想，南渡之浪潮也由此势不可挡。《晋书·王导传》载称：“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洛阳一带历来是达官富绅的渊薮，兵锋所及，玉石俱焚，骇人听闻的屠戮事件相继发生，大批居留在首都及附近地区的显宦世族慌不择路地加入了南迁的人流，从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逃徙浪潮。

根据现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的考证，在“永嘉南渡”引发的民族大迁移中，有三条最为重要的南下迁移路线：

一是沿长江支流汉水一线南下，可称为西线。来自今天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的移民由此南下，进入两湖及其他南方地区。

二是沿邗沟（即今天南北大运河中段，连接长江与淮河）一线，可称为东线。来自今天山东及江苏北部的移民由此南迁镇江、武进等地。

三是淮河一线，可称为中线。来自今天河南等地移民由此南迁安徽等地。

“永嘉丧乱”后南迁的北方移民数量相当庞大，准确数量难以计算。而据谭其骧先生的初步估计，截止到刘宋时期，南渡人口累计起来大约有90万，占到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6。

永嘉南渡迁移路线示意图之一

在晋朝末年南迁的洪流中，北方世家大族的行动最为引人注目，其中不少世族人士充当了迁徙活动的主要领导者与组织者。这也形成了“永嘉南渡”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

河东闻喜（今临汾闻喜）人郭璞精于卜筮，因此成为两晋时代闻名朝野的大预言家。出于敏锐的政治嗅觉及对社会矛盾的忧虑，在反复占验家乡命运之后，他得出了令人万分沮丧的结论：“嗟乎！黔黎将湮于异类，桑梓其翦为龙荒乎！”因此，他毫不犹豫地与亲朋好友数十家，结伴向东南地区迁徙。郭璞一行先迁到庐江（今安徽庐江县），庐江郡当时还未受到过大侵扰，太守胡孟康并无心南渡长江避难，有意召请郭璞留居下来，但郭璞坚辞不留。果然不出郭璞所料，在他们离开数十天后，庐江即被攻陷。郭璞渡江之后，成为驻守东南的司马睿的座上高参，为东晋的创建出力不少。

一代豪杰祖逖是南迁大潮中涌现出来的一位英雄。祖逖原籍遒县（今河北涞水县），后迁居阳平（今河北馆陶），世代显宦。祖逖生性豪放，轻财行侠，在宗亲乡党中声望卓著。后结识刘琨，成为挚友，两人共同立下拯救天下苍生之誓言，相约闻鸡起舞，刻苦磨炼才干。及洛阳失陷之后，祖逖率领亲朋乡亲数百家迁至淮泗地区，徒步而行，将自己的车马让给同行的老弱之人，与大家同甘共苦，因深孚众望而被推举为“行主”，成为徙民集团的领导者。抵达泗口后，司马睿任用他为徐州刺史，深为倚重。祖逖所领导的徙民集团也在丹徒之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落下脚来。

褚翜（音煞）也是一位著名的“行主”，他的南迁经历也有突出的代表性。褚氏本为河南阳翟之望族，褚翜承袭关内侯爵位，并担任冠军参军之职。早在司马氏诸王相互混战之时，褚翜就感到大事不妙，弃官逃往幽州，结果不久，河北当地也出现了战乱苗头，他只好又逃回河南故里。此时，天下鼎沸，大厦将倾，褚翜毅然决定招集同乡亲朋，南下渡江避难。当他们迁到阳城县时，洛阳就被刘渊所攻陷，褚翜与荥阳太守郭秀等人以及万余难民一度被迫固守在万氏台，时间长达一年之久。第二年，诸翜率领数千家南迁，结果又遇到寇乱，暂时留居于密县，直到建兴初年，褚翜等人才乘机东渡过江。

永嘉南渡迁移路线示意图

太原晋阳王氏也是北方著名世族之一，累世高官，如王浑、王湛等都人均曾身居高位。王承也是较早南迁的世族人士代表。早在永宁初年（301年）晋朝“八王混战”期间，王承看到混乱难以平息，便避难南迁。渡江名宦王导、卫玠、周顗（音倚）、庾亮等人都是王承提拔起来的门生弟子，被称誉为“中兴第一人”。

晋元帝司马睿画像

“永嘉南渡”宣告了西晋王朝的彻底毁灭，但也促成了东晋王朝的诞生，而大批南渡的世家大族成为支撑东晋王朝大业的中坚力量。

东晋王朝的开国皇帝为司马睿。司马睿虽名为司马氏王族后裔，但是相传其为司马觐之妃夏侯氏与府内小吏私通所生，故在皇族中地位卑微，深受冷遇，本无匡复社稷，救民于水火的宏图大志。没想到，因祸得福，他在永嘉初年正驻镇于建邺（今江苏南京市），远离北方丧乱之地，在司马氏诸王纷纷败落之后，司马睿却羽翼丰满，一枝独秀。看到天下大乱，确实有机可乘之时，司马睿于是接受手下谋士王导的建议，诚心收纳各方贤才，标举声望，扩充实力。

东晋初期，东南一带流传着一句民谣云：“王与马，共天下。”王，指琅邪临沂的王氏家族，马，即东晋皇族司马氏。对于东晋的创立，来自琅邪临沂的世族名士王导可谓居功甚伟。司马睿初来建邺之时，江南世族人士纪瞻、顾荣等人嫌其名望不高，态度相当冷漠，不愿理睬。王导便力劝王敦等北来世族名人一齐为司马睿助威捧场，在司马睿出行之时，仪仗威武，声势壮观，使得江南当地世族人士刮目相看。司马睿任人唯才，不分南北，在安抚南方世族的同时，更注意招徕、优待南下的北方世族人士，其皇族正统地位也由此得到南北人士的公认。司马睿也盛赞王导的才干，称之为“仲父”，比之为西汉开国功臣“萧何”。在洛阳、长安相继失陷之后，怀帝与愍帝也先后被掳，死于非命，司马睿于是在群臣的拥戴下，在建邺自立，于太兴元年（318年）即皇帝位，史称“东晋”。

东晋的建立，为南奔的北方移民们燃起了新的希望，东晋首都建邺（今江苏南京市）及附近地区很快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迁入区之一。这些南下世族也就成为东晋政权赖以维系的基础力量。这是东晋王朝的一大特征，因此，东晋王朝初期在很大程度上可称为一个“移民王朝”。

东晋与十六国形势示意图

建邺（因避晋愍帝司马邺之名讳，后更名为建康）是东晋首都，也是北来世宦家族聚居之地。古都南京的历史在东晋建立后，也翻开了崭新而繁盛的一页。南京号称“六朝古都”，此前三国时期吴国在此建都，此后，东晋、宋、齐、梁、陈诸王朝也均以建康为首都，共同构建出“南朝”的历史风云，王朝更迭的历史在此频繁地上演。

历史上描述南京古都兴衰的诗词数不胜数，不过，最脍炙人口的一首大概还要数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所写的《乌衣巷》一诗了：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朱雀桥与乌衣巷都是南京古城的著名景点。王家、谢家都是东晋时期建康城中最烜赫的世家大族。北来的同姓大族通常选择在同一迁入地聚族而居。在崇尚祖先、重视血脉的中国人看来，姓氏，是同宗同祖、同一血脉的标志，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这在北方世家大族人士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相容。”同是天下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素不相识的人们尚且如此，更何况流落于南国的骨肉之兄弟、同祖之子孙呢？这种精神力量对于聚集北来的世家大族来说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当然，江南大族人士的款待与宽容，也是形成南北人士聚居建康盛况的一个重要因素。如纪瞻为丹阳秣陵（今江苏江宁县南）人，与顾荣同为江南大族后裔，司马睿倍加重用，拜为侍中及尚书之高职。纪瞻家财巨万，生活奢侈，其豪宅在乌衣巷中是首屈一指的。“馆宇崇丽，园池竹木”，极显风雅之致。但纪瞻以爱士著称，对于北来名士十分热情，照顾他们及其家眷生活起居，“营护其家，为起居宅，同于骨肉焉，”无微不至，口碑非常好。

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南朝最著名的移民聚居地之一，北来的达官名族如祖逖等人大多定居于此，成为东晋初创时的军政重镇。关于为何众多北方世族人士选择在京口一带定居的原因，现代学者田余庆先生曾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京口一带属于晋陵郡，本为江南荒僻之地，人烟稀少，经济相当落后。但是，作为北来移民的避难之处，京口地区却有其独特的优势。如与瓜洲相比，京口不在南北交通要途，比较安全，宽阔的长江成为阻隔北方入侵者的屏障。同时，这一地方与建康、吴郡（今江苏苏州市）等江南重地相距又不甚遥远。退可以守，进可以取。于是，北方迁来的大量移民聚居于此避难，东晋官府也注重招募移民入伍从军，后形成所谓“北府兵”，军政地位迅速上升。据田余庆先生的总结，在东晋时期，京口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一为控制三吴，二为抵御海寇，三为拱卫京师。

来自渤海饶安（今河北盐山县西南）的刁协一家，被称为“京口一蠹”，为劣迹斑斑的北来豪族。刁协很早就颇有文名，曾为太常博士。在永嘉初年他被任命为河南尹，未及上任，便避难南下，渡江依附于司马睿。东晋草创之初，礼仪疏陋，刁协因娴熟于朝廷礼仪，备受敬畏，在太兴初年升迁至尚书令，权势十分显赫。然而，刁协为人强悍，不敬公卿，平时横行霸道，气焰嚣张，结怨甚多。在朝臣王敦发动的叛乱中，刁协被杀，天下称快。然至成帝在位之时，刁协之子刁彝上讼其父之冤，成帝以其辅佐元帝开国之功，追赠本官。刁氏之族得以复兴，至刁协之子刁逵、刁畅、刁弘等人同样身任显职。但刁氏家风却没有丝毫转变，霸悍之风依然如旧。“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且“奴客豪纵”，巧取豪夺，积累下巨额财富。后因起兵抵抗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刁氏家族毁灭于一旦。刘裕散尽刁氏之家财，下令周围百姓随意取用，竟然一整天都未散尽。刁氏一族的豪富，与南朝早期经济衰敝、百姓穷苦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江州是南下移民的又一重要流寓地。江州于西晋元康元年（291年）从荆州、扬州中分出，治今江西南昌市，辖境覆盖了今江西、褔建二省与湖北长江以南以及湖南东部地区。同为北方移民的刘胤在担任江州刺史后，不理政事，奢侈逸乐，且大肆从事商业投机，聚敛财货。而“是时，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而胤商旅继路，以私废公。”刘胤的行径由此受到时人的强烈批评：

今大难之后，纲纪弛顿，自江陵（治今湖北江陵县）至于建康（即建邺，今江苏南京市）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江州，国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侈汰之性，卧而对之，不有外变，必有内患。

刘胤不久之后便死于非命。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在江州流寓的外来移民数以万计，数量相当可观，广布在从湖北江陵到江苏南京之间的辽阔区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