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设山河，

秦筑长城，汉起塞垣，

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

——〔东汉〕蔡邕

关于人类历史与迁徙活动之间的关系，美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曾在《逃避主义》一书作过十分精辟的总结，他指出：

人类的故事大部分可以叙述为一种迁徙活动。人们通过短距离迁徙，去寻找更好的狩猎场地，寻找更富饶的土地，寻找更好的赚钱机会，或是寻求更好的文化。短距离迁徙很可能是周期性的……长途迁徙很可能是单向性的且是永久性的。这种迁徙如同恢弘的史诗一般伟大而壮观。

古代鲜卑民族的迁徙发展史可谓上述论断的绝好证明。鲜卑族先民，是上古“东胡”民族集团的一支，很早就生活在白山（长白山）、黑水（黑龙江）之间。巍巍的长白山正是古代鲜卑人的故乡。

最早为鲜卑人立传的汉文史籍，是王沈所著《魏书》。这部史籍的内容因为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而流传下来。关于鲜卑族起源与发祥地，王沈《魏书》载云：

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别保鲜卑山，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其地东接辽水（即今辽河），西当西城。常以季春大会，作乐水上……鲜卑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自与乌丸相接。

乌丸，即乌桓，是与鲜卑族关系极为密切的一个东北民族，同属于“东胡”集团。关于鲜卑人的得名，有不同的说法。“鲜卑人”与“鲜卑山”两者之间，究竟是因族名山，还是因山名族，似乎很难断定，但二者之间的密切关联则是无法否认的。作为鲜卑人的早期发源地，“鲜卑山”或“大鲜卑山”通常指今天东北大兴安岭山系的北段。鲜卑早期分布地较出名的地理景观为饶乐水，即今天内蒙古境内的西拉木伦河，或称沙拉木伦河。如《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记载鲜卑人“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可以说，饶乐水畔是古代鲜卑人享受生活乐趣的公共空间。

鲜卑族早期迁徙示意图

关于鲜卑人的族源，除“东胡说”之外，还有一种说法也颇引人注目，那就是所谓“汉人说”。如《史记索隐》引述古代学者应奉的说法云：“秦筑长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鲜卑山，因以为号”。应奉之说，即为“汉人说”的代表，即将鲜卑的起源及民族构成与秦朝中原逃入鲜卑地区的“徒役之士”联系起来，很有启发性。如果说鲜卑人的祖先都是北逃的中原人，似乎难以令人置信，但我们却无法完全否认早期鲜卑人中有北上中原人（无论是自愿逃难还是被掳）的加入。

匈奴联盟强盛后，“东胡”国被匈奴酋长冒顿所击溃，鲜卑人的祖先随之远逃至辽东塞外，与汉族中原王朝绝少往来。在其后的相当长时间里，鲜卑、乌桓等东北民族不得不向匈奴俯首称臣，其发展受到匈奴集团的抑制。随着其实力的上升，鲜卑人甚至追随在匈奴人之后向汉朝边界地区发动侵袭。《后汉书·祭肜传》曾载云：

当是时（东汉初年），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略边人……（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秋，鲜卑万余骑寇辽东，（辽东郡太守祭）肜率数千人迎击之，自被甲陷陈，虏大奔，投水死者过半，遂穷追出塞……自是后，鲜卑震怖，畏肜不敢复窥塞。

虽然鲜卑在这场反击中遭受惨败，我们依然可以想见当时鲜卑族势力的快速增长。能动辄组织万余骑兵入侵，其部落总人口定已相当可观。至建武年间后期，北方边塞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南、北匈奴因发生内讧而分裂，匈奴联盟力量大为削弱，无暇外顾，鲜卑乘机独立，从此摆脱了屈从于匈奴人的历史。

东汉朝廷对塞外民族大力推行武力围剿与货贿优抚两手并举的政策，对于塞外民族产生较大吸引力，大大改善了长城南北的民族关系，鲜卑族部落逐渐向汉朝边塞地区靠拢。“（辽东太守祭）肜之威声，畅于北方，西自武威，东尽玄莬及乐浪，胡、夷皆来内附，野无风尘。乃悉罢缘边屯兵。”《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又载称：

……于是，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明（帝）、章（帝）二世，保塞无事。

通常，北方游牧民族频繁南下侵袭的主要目的，并不全在于企望夺取中原政权，占领中原疆土，而正在于多多地获得南方的财物补给。既然能够在兵不血刃的状况下获取大量财物供给，又何必兵戎相见？!况且，武力对抗所造成的损失往往是双方面的，这也就是货贿政策的最大好处。

至汉和帝在位时期，在南匈奴与东汉军队的联合进击下，北匈奴最终落得惨败与远徙的下场，退出了广袤无垠的大漠地区，这为鲜卑人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与广阔的空间，鲜卑日趋强盛之势从此难以抑制。还应注意的是，此时强大起来的鲜卑族群联盟，已不仅仅是鲜卑本族群的集合，还有大量残留匈奴人的加入。

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奴遗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

与此相印证，王沈所著《魏书》将匈奴人的加入定在顺帝年间（126～140年）。当时鲜卑人为乌丸校尉耿晔所击败，“于是鲜卑三万余落，诣辽东降。匈奴及北单于遁逃后，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据此可知，鲜卑与匈奴的融合，可谓是一种双向的运动，匈奴人向东移动，鲜卑向西拓展，最终结果是大批匈奴人融入鲜卑，不仅增加了鲜卑族类构成的复杂性，更使鲜卑人的势力迅速膨胀，称雄塞北。

通常游牧人口以“落”或“帐”计数，相当于汉族的户，按每落5口计，“十余万落”则至少有六、七十万口之多。再加上鲜卑原有的人口，最晚至顺帝在位时期，鲜卑总人口数已经接近百万了。就分布地域而言，记载中已有辽东鲜卑、辽西鲜卑、雁门鲜卑等称呼，冠以汉朝不同的边郡名称，说明这些鲜卑人的分布地在相应的边郡周围。可以肯定，至此，鲜卑部落的主体已走出了大鲜卑山，开始较大规模地向汉朝边塞地区移居了。

到东汉桓帝、灵帝在位之际时，鲜卑族出现了一位杰出的领袖——檀石槐。檀石槐之神勇，与匈奴著名的首领冒顿颇为相似。他被推为首领后，统一各部，鲜卑族势力达到顶峰，成为另一支继匈奴之后真正称雄塞外的北方民族。其地域之广，实力之强，较之匈奴极盛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檀石槐既立，乃为庭于高柳北三百余里弹汗山（今河北尚义县南大青山）啜仇水（今内蒙古兴和县与河北怀安县境东洋河）上，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兵马甚盛，南抄汉边，北拒丁令，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甚广。……乃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濊貊为东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弥加、阙机、素利、槐头。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十余邑，其大人曰柯最、阙居、慕容等，为大帅。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为西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为大帅，而制属檀石槐。

与以往匈奴联盟相比较，檀石槐领导的鲜卑部落联盟在分部上更为合理明确。由匈奴笼统的左方王与右方王两大部分，而演化为五、六十邑及三大部，足证鲜卑人不仅在实力和规模上堪与匈奴相提并论，而且组织更加严密细致。鲜卑联盟具备这样强盛的实力，必然会对汉朝边境稳定及边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

灵帝立，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同掠）不可胜数。

对于东汉时期鲜卑族联盟势力膨胀的客观背景，著名文士蔡邕曾有非常精到的说明。他指出：

……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

事实证明了蔡邕的判断，为遏制鲜卑对边塞地区的攻袭，东汉军队大举北伐鲜卑，最终招致惨败。鲜卑联盟强盛与大批汉人北徙融入鲜卑密切相关，这是中国民族史上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这也许正是鲜卑起源“汉人说”的有力注脚。

但是，我们在观察古代民族发展史时屡屡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族群的强盛，往往与一位杰出领袖之间存在过于紧密的联系，一个领袖的逝去，往往造成一个部族的衰亡。檀石槐也是这样一个神奇的领袖。檀石槐死后，一度强盛无比的鲜卑联盟集团陷于分裂，各部首领各自为政，世相传袭。

到三国曹魏时期，鲜卑分布区已发生了较大变化，诸部之中以附塞鲜卑轲比能部最为强盛。《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载云：“……后鲜卑大人轲比能复制御群狄，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今辽河），皆为鲜卑庭。数犯塞寇边，幽、并苦之……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盾，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控弦十余万骑。……然犹未能及檀石槐也。”无论如何，即使无法与檀石槐极盛时相提并论，轲比能所据地域还是相当广阔的。另外，尽管占据“匈奴故地”，但是鲜卑部落的分布还是以“近塞”为特征，且有大批边郡的“中国人”源源不断地加入，这为鲜卑族后来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