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

神鱼人不见，福地语真传。

近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

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

——〔唐〕杜甫《秦州杂诗》之一

在唐宋时代的文人墨客眼里，仇池山地区是一个世外桃源之地，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有一本著名笔记，名为《仇池笔记》。

氐人迁徙示意图

殊不知，这个仇池山是氐族人民的古老家园。生活在这里的氐族人民曾经建立了长达数百年的民族政权。

关于氐人的早期发展历史与分布区状况，《魏书·氐传》进行了简要的回顾：

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三代之际，盖自有君长，而世一朝见，故《诗》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也。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遣中郎将郭昌、卫广灭之，以其地为武都郡。自汧渭抵于巴蜀，种类实繁，或谓之白氐，或谓之故氐，各有侯王，受中国封拜。汉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腾勇健多计略，始徙居仇池，仇池方百顷，因以为号，四面斗絶，髙七里余，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其上有丰水泉，煮土成盐……

据此可知，氐人，又被称作“白氐”、“故氐”，自秦汉以来，就广泛地分布于岐山、陇山以南，汉川以西的地区之内，“自汧、渭抵于巴蜀，”汧即汧水，是渭水的分支。渭即渭水，即今天关中地区的渭河。氐人户口繁盛，分布于从今天甘肃省及陕西南部到四川及重庆北部的广大区域之内。

其实，在汉朝开置郡县之前，氐人不仅有自己的部落组织，还建立起了自己的民族政权——白马国，后来，“白马”也成为氐族人的代称。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自冉駹以东北有白马国，氐种是也。此三国（指冉駹、莋都、白马）亦有君长。”与匈奴人相比，氐人自古即为一个定居性民族，住房形式以板屋为主。氐人从事的主要产业为农业与畜牧业，就经济形式而言，与汉族之间存在很大的兼容性。

白马国地区最突出的自然地理景观或标志就是仇池山，又称百顷山。仇池山，在今天甘肃西和县西南洛峪，形势险峻，易守难攻。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又载云：白马氐人“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顷，四面斗绝。数为边寇，郡县讨之，则依固自守。”又如《仇池记》亦云：

仇池百顷，周回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楼橹却敌，分置调均，竦起数丈，有逾人功。仇池凡二十一道，可攀缘而上。东西二门。盘道下至上，凡有七里。上则岗阜低昂，泉流又通。

从宏观的地域格局中，氐人集中于今天甘肃、陕西、四川三省的交界地区，或者说，正处于关中与巴蜀两大区域的通道之上，且与中原王朝的核心政治区——关中距离不远。正是出于这种客观地理位置的特点，氐人与汉族中原王朝的关系非常密切，换言之，氐族的发展很早就受到了中原王朝的干预与影响。

杨氏氐族政权疆域示意图

西汉汉武帝在位期间，大力开拓西南边疆地区，设置初郡，在氐族人聚居区设置了武都郡，自此以后的数百年中，武都地区一直是中原王朝疆域内氐族人最重要、最著名的聚居区。然而，对于土著白马氐人而言，开设武都郡，对他们的生活及分布造成了重大影响。武都郡设置之后，原先居住于平坦地带的土著氐人受到排挤，被迫向境外及周围崇山峻谷间转移。如《魏略·西戎传》就载称：

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渌（或作禄，在今甘肃酒泉），或在汧（水）、陇（山）左右。

显然，从西汉时期，氐人分布区已开始扩展，不仅是从平原地带向山谷地区移居，还从武都一带进一步外扩，进入到了河西走廊及关中边缘地区。

至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氐人分布区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氐人聚居区正处于魏、蜀两大政权的交争之地。曹操担心各部氐人为刘备蜀国所利用，于是先后派官吏将氐人强行向关中及陇右地区迁移，“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落，通常相当于汉族的“户”，若以每户5口计算，那么，当时被强行迁出的氐人就已达到25万之多。

在大规模迁徙之后，武都郡也由此内徙。《魏书·杨阜传》载：当时，曹操任杨阜为武都太守。“及刘备取汉中以逼下辩，太祖以武都孤远，欲移之，恐吏士恋土。阜威信素著，前后徙民、氏（应为氐），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负以随之。”可见，杨阜就是当时强制移民行动的主要实施者之一。

氐人的大量内徙，造成关中及陇右地区氐人与汉人杂居。参照文献记载可知，当时迁入的主要地区及郡县有：京兆尹（治今陕西西安市西北）、扶风郡（今陕西兴平市东南）、美阳县、天水郡（今甘肃甘谷县东）或汉阳郡、南安郡（今甘肃陇西县东南）、广魏郡（治今甘肃秦安县东南）等。氐族人聚居于关陇地区，也为自己民族政权在关中地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前秦政权的建立，称得上是氐族在中国政治发展历史上的重要贡献。创立前秦的苻氏家族就是内迁的略阳临渭（今甘肃南安县东南）氐人。苻氏家族原为蒲氏家族，其最早的领袖是苻洪。《晋书·苻洪载记》称：“苻洪，字广世，略阳临渭氐人也。其先盖有扈氏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时咸谓之蒲家，因以为氐焉。父怀归，部落小帅。”

十六国时期氐羌迁徙示意图

晋末“永嘉丧乱”之时，苻洪等人也密谋自立，被推为当地氐人的盟主。因为当时实力有限，苻洪率部曾先后归附于刘曜前赵国与石勒后赵国，均被委以要职，苻洪的实力日渐充实。据载，后赵国王石勒在位期间，苻洪劝说石勒迁徙关中豪杰及羌戎“内实京师（即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获得石勒赞赏，并被委派监督移民事宜。其所部氐人也一齐加入了大移民的行列，被安置于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累有战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赐爵关内侯者二千余人。”如果说，苻洪手下封关内侯的氐族部落酋长达2千人，那么其属下的氐人数量应该是相当庞大的。到后赵国晚期，“洪有众十余万”，这十余万之众应以外迁出来的氐人为核心。

后赵国败亡于内乱，当时中原大乱，自感羽翼丰满的苻洪迫不及待地于永和六年自封为三秦王，正当他雄心勃勃准备平定中原之时，却不幸被人毒死。临终之时，苻洪向其子苻健分析了中原的形势，指令其重返关中，定都长安。他在遗命中讲道：

所以未入关者，言中州可指时而定。今见困竖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办。关中形势，吾亡后便可鼓行而西。

苻健听从父命，统率大军杀进潼关，于永和七年（350年）在长安自立，称天帝，置立百官，史称前秦。可以说，至此，当初外迁的氐人大都返回了关中地区。前秦国至苻坚即位为帝时，国势达到了极盛，先后攻灭前燕、前凉、代等多个割据政权，疆域几乎覆盖了北部中国。汉族封建史官对于苻坚取得的功业也是称赏有加，也可以说，苻坚称得上是十六国时期最杰出的非华夏族政治家之一，这无疑也是氐族人的光荣：

乃平蜀定燕，擒代吞凉，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义，幽险宅心，因止马而献歌，托栖鸾以成颂，因以功侔曩烈，岂直化洽当年！虽五胡之盛，莫之比也。

清代学者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考证出前秦的疆域共囊括22州，这22州分别为：司隶、雍州、秦州、南秦州、洛州、豫州、东豫州、并州、冀州、幽州、平州、凉州、河州、梁州、益州、宁州、兖州、南兖州、青州、荆州、徐州、扬州。毋庸置疑，前秦王国疆域之广袤，在十六国中是首屈一指的。

但是，苻坚却在民族移民问题上犯下了致命的大错，或者说，面对政治地理“东西制衡”的棘手矛盾时，苻坚非但没有利用移民这一有力手段巩固自己的政权，反而错误地估计形势，让前秦国陷入空前被动的困境，而这一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前秦国的最终败亡。其失误的举措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攻灭慕容鲜卑的前燕国后，为了消除死灰复燃的危险，苻坚仿照秦汉时代移民关中的作法，将包括前燕皇族在内的大批鲜卑族众迁入关中。如《慕容暐载记》称：“坚徙（前燕末代皇帝慕容）暐及其王公已下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若每户按5口计算，那么当时迁入关中的鲜卑人至少应有20万人。

前秦疆域示意图

另一方面，为了有效控制广袤的疆域，在已占领的地盘，苻坚政权又采取了类似西周初年大分封的作法，分迁关中氐族人到关东各地镇守，由此引起了较大规模的氐族人口外迁。

洛既平（即平定苻洛叛乱），（苻）坚以关东地广人殷，思所以镇静之，引其群臣于东堂议曰：凡我族类，支胤弥繁，今欲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不忘旧德，为磐石之宗，于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于是分四帅子弟三千户，以配苻坚镇邺，如世封诸侯，为新券主。……于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为平州剌史，领护鲜卑中郎将，镇龙城；大鸿胪韩胤领护赤沙中郎将，移乌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书令梁谠为安远将军、幽州剌史，镇蓟城；毛兴为镇西将军、河州剌史，镇枹罕；王腾为鹰扬将军、并州剌史，领护匈奴中郎将，镇晋阳；二州各配支户三千；苻晖为镇东大将军、豫州牧，镇洛阳；苻叡为安东将军、雍州刺史，镇蒲坂。

据此可知，氐人外迁所驻的军事重镇主要有今天河北地区的邺城（今临漳县西南）、北京的蓟城、东北地区的龙城（今辽宁朝阳市）、山西境内的平城（今大同市）与晋阳（今太原），蒲坂（今永济市西南），河南的洛阳（今洛阳市），以及西北重镇枹罕（今甘肃临夏县西南）。

学者们据此估计，外迁之前，分布于关中及附近地区的氐人至少在20万户以上，按每户5人计，氐族总人口应在100万以上。苻坚声称氐人“族类弥繁”，实在并非完全虚夸。而十五万户的氐人，正是前秦政权建立的最基础、最重要的根基，相当于其民族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将其迁至关东各军事重镇，对于控制关东局势，肯定大有裨益。但是，关中地区却是前秦的心腹之地，即政治核心区，大量鲜卑人内迁与大量氐人外迁，对于关中的稳定与安全无疑是极为不利的。当时，一位名叫赵整的琴师曾作歌谣告诫苻坚，可惜苻坚根本不当一回事。这首歌谣云：

阿得脂，阿得脂，

博劳旧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

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语阿谁！

至太元八年（383年），抱负远大的苻坚迫不及待地发起了对东晋的战争，结果在“淝水之战”中招致惨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留下了千古之笑柄。惨败后的苻坚再也无力控制境内各种民族势力的反叛，前秦国也从此分崩离析。

这次大规模的氐人外迁措施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前秦政权的覆亡是一个极其典型的例证。在民族成分与矛盾纷繁复杂的历史时期，单纯依赖本民族的力量，要想维持过于广袤的疆域，对于统治者而言，无疑是非常严峻的考验，需要承担非常大的风险。盲目乐观、急于求成的苻坚最终陷于失败，实在情理之中。

常语云：“不以成败论英雄。”可以说，氐人的迁徙历史是异常悲壮的。被中原政权强制外迁，本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痛苦历程，成千上万的氐人因此离开了自己的家园，离开了仇池百顷山，来到了关陇之地。但是，如果没有迁徙，氐人首领们也就不可能在中原与关中之地开创不可一世的功业。最后，缺乏仔细考量的民族大迁徙又让前秦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成于斯，败于斯。”反思历史时期移民与政治建设的特殊关系，氐人的迁徙史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