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文翰耐不住性子，主动来虎门拜访。徐广缙很客气，亲自接待，还安排宴席。

吃饭的时候，文翰嗫嚅半天，看样子还是要问请旨的事。徐广缙很干脆：“不要问了，我也在等呢，说实话比你还急。咱们别说这个，吃菜吃菜……”

文翰也是个体面人，话讲到这个份儿上，就不好意思再喋喋不休了。

不过是多等两天的事嘛，那就再等等吧。可这种等法着实有些折磨人，文翰就像中国人过年一样，朝也盼来暮也想。算算时间，中国皇帝的谕旨该到了，他咬牙又忍了几天，才跑出来“要债”。

文翰学乖了，他没有直接去问徐广缙，而是派人到广州的英国商馆去探听消息。商馆的英国商人比政府还上心，信息渠道也很广，但文翰从中得到的却是凉水一盆：皇帝谕旨是有，三天两头有，不过好像从没提到允许英国人入城这件事！

文翰大失所望，他向徐广缙发去照会，据此进行质问，徐广缙的回复颇有四两拨千斤般的水准：“此事非往来文件所能宣意达情”。嗨，纸上得来终觉浅，文件上一时跟你说不清楚。

见过赖皮的，没见过这么赖皮的。文翰意识到自己可能是被忽悠了，只好气咻咻地再次来到虎门见徐广缙。两人见面之后，几乎就是文翰的独家控诉会，一会儿说中国号称信义之邦，做事怎么可以如此反反复复，不讲信义，一会儿又含沙射影，露出不惜用武力相逼的意味。

有控诉的，就有反控诉的，毕竟双方迟早得有坦白的时候。徐广缙针对文翰所说的“信义”，开始侃侃而谈：“《南京条约》签订后，凡是贵国船只经过我们通商口岸的，都听其自由出入，不再像过去那样盘查阻挠，这都是依据条约规定。你说我国不讲信义，不知从何说起。”

说到这里，徐广缙特意加重了语气，“可是……”

“可是贵国是怎么做的呢，乘我们遵守和议，擦枪入库的机会，突然杀入虎门炮台，毁坏了全部炮台设施，使得民众惊骇，瞬间便造出祸端。当时耆英大人着眼和局，不想因此触发两国战争，这才不顾现实条件，许以两年之约，以便使你们的军队可以如愿退出。”

两下对比，徐广缙把皮球踢还给了文翰：“你说说看，究竟是谁先失去信义，该被责备的又是谁？”

这一绕把文翰给绕住了。他忘了从《南京条约》讲起，因为“英人入城说”是从这个条约开始的，倘若立足于此，他还是占理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英鸦片战争，原本就是拿拳头讲道理，谁的拳头厉害听谁的，真的谈不上谁比谁更不讲信义，一定要较真，毫无疑问又是一个鸡先生蛋，还是蛋先生鸡的无厘头问题。

趁文翰张牙舞爪的气势不得不有所收敛，徐广缙展开了他最擅长的推理：“耆大人的两年之约，实在是被逼无奈之下的缓兵之计，并非他心甘情愿。不过你的前任德庇时好像也有问题，试想两年前耆大人既已当面许可，他一抬腿就能进城，那时为什么不进呢，非要把这个难题留到两年之后？”

不涉及这个话题还好，一讲起来，文翰也是一肚子苦水。是啊，这个德庇时也真是，你都动刀动枪了，就直接从虎门杀进广州嘛，拖什么拖，还一拖就是两年，弄得事情越来越复杂。

徐广缙一边观察着文翰的表情变化，一边揭晓答案：“其实啊，我们的这两个前任都太精明了。他们各有算盘，知道这是一个难题，都不肯在自己任内解决，非得拖到两年后让我们这些后继者来给他们擦屁股。”

辩论赛变成了官场生涯一席谈，文翰不能说徐广缙分析得没有道理，做官的诀窍真是在哪儿都一样啊。正在长吁短叹，中国官员紧接着的一句话却让他清醒过来，徐广缙说：“依我看，我们两人都不值得替人受过，管那些烂事干吗，多余的。”

机关枪似的叨叨这么多，原来放着一个陷阱在这里呢。对英国人入城，你当然可以不管，而且还巴不得呢，因为这就是你的政绩。我能不管吗，不管的话，我在远东的工作业绩将乏善可陈。

文翰坚决不上当。徐广缙见这一招难以打动对方，又扯起另一个推理，即英人进城后会怎样：“我了解过，广州百姓对放你们进城的疑虑很大，有切齿之忧。一旦你们进了城，双方会相安无事吗？会不发生暴力冲突吗？这个对你们并无好处。”

徐广缙要表达的意思是，不是我不肯让你们进城，纯粹是替你们英国人的安全着想。

还有，真想不通你们费劲巴拉地非要进城干吗：“试问贵国远涉重洋，到底是为贸易而来的呢，还是为进城而来的呢？进一个城，对贸易究竟有什么好处，不进城，对贸易又有什么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