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道光好哄，英人难骗，璞鼎查不是义律，这个洋鬼子一个劲地耍大牌，耆英的笑脸往往贴了冷屁股，人家就是不理你。

牛鉴则表现得更有意思，在璞鼎查甩臭脸的时候，他还给对方说大道理，讲信义，表示现在进入了谈和期，英军不应再出手动武。璞鼎查连听都不想听：“闭嘴！不唱高调能憋死你吗？要让我暂时不攻南京也可以，先拿三百万两白银出来，作为赎城费。”

南京不是广州，没有那么多富商，牛鉴勉强才凑了六十万两，还要分两次才能付清，而此时的璞鼎查已全然没有一点英国绅士的风度，他根本等不及别人凑钱。1842年8月5日，牛鉴接到英军发出的通牒：不交出三百万两白银，立即进攻南京。

牛鉴急得都快要疯掉了，他派人急赴无锡找耆英，让耆英拿个办法出来。耆英能有什么办法，要有办法，还至于坐在家里无事可干吗？

好在与耆英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个主和大臣、前两江总督伊里布，他说有办法。

伊里布的人生经历跟裕谦相似，有显赫家世，同时又是科班进士出身，不过与裕谦不同的是，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伊里布就以“熟练边务”而闻名。

当时的各省之中，以云南等天高皇帝远的边疆地区为最难治理，朝廷在选择疆臣时，往往都要挑选得力的大臣充任。伊里布执政云南期间，能够宽猛互济，该温和时温和，该铁腕时铁腕，使得云南政通人和，因此受到道光的多次褒奖，并授以协办大学士。道光执政前期，疆吏中能获此殊荣的仅两人而已，除了他，就是琦善。

毫无疑问，伊里布可以位列一线能臣之列，加上清末也常称少数民族为“夷”，一个“边夷”，一个“英夷”，在未搞清楚两种“夷”区别所在之前，一般人都以为“治夷”方法可以互相套用，这使得伊里布理所当然地成为道光所用名单中的热门人选。

义律第一次占领定海之后，伊里布即被委任为钦差大臣，奉命收复定海。一开始，伊里布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上来都是雄心壮志，而他干练果敢的行事风格也得到充分展现，短期内就从周围各省调集了一万多兵勇。在拖拉疲沓的清末官场，这种工作效率甚为少见，足能当得起道光对他的信任。

但是其他人的最后遭遇也同样可以复制到伊里布身上，还没正式开打，伊里布就发现武力收复定海是个难以完成的任务：他有陆军，却没海军，关键的水师战船没有着落，而去定海，就得坐船抢渡，不然插翅膀飞过去啊？

伊里布像琦善一样识趣，他不打了，改为与英军进行谈判，接着便成功地实行了停战，保证英军不再实施进攻。而后由于琦善与义律制定的“穿鼻草约”在先，他又得以从英军手中接收了定海。

假使换个角度，可以说伊里布是不费一枪一弹就收复了定海，应该有功才是，然而其时正是“主剿”空气最浓的时候，京城的言官御史，地方上的左邻右舍，递上来的弹劾奏章多得跟雪片似的，让伊里布很快陷入了被声讨的汪洋大海。弹劾他的官员中，既有伊里布以前的下级颜伯焘，也有后来的下级裕谦，称得上是众叛亲离，令伊里布大感苦涩。

最狠的一棒是皇帝敲的，道光下旨革去伊里布的所有职务，发往张家口军台（相当于驿站）做苦差。

随着战争的延续，原先咬牙切齿，发着狠要弹劾伊里布的“主剿派”相继吃了亏，除了已经死掉的，活着的都一个个变成了“主抚派”。立场一变，态度就变，他们不仅觉得伊里布当时没有做错，反过来还眼光独具——您老人家怎么还没打就知道打不过呢，太高明了！

伊里布重新又变成了香饽饽，大家都举荐他再次出山，道光也有此意，便将他释回，随耆英南下，从事“先剿后抚”事宜。

伊里布说有办法，算是着实救了耆英一命，但再听下去，伊里布说的有办法，不是说他有办法，而是说他的一个家丁有办法！

在见多识广的伊里布眼里，他这个家丁可不是普通家丁，而是极品家丁，世之奇才，可以与管仲、乐毅、苏秦、张仪之流相提并论。

家丁的名字很有喜感，唤作张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