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从小家境贫寒，父亲是私塾先生，由于家里人口多，有时还不得不以卖柴为生，不过穷归穷，林则徐从小就显示出了极好的个人品质。某天，他和同学出去玩，看见一位老太掉了串铜钱在路上，两人就帮着一道捡，谁知他同学中途用脚踩住一文铜钱，等老太一走，就偷偷地藏进了自己的衣袋。

林则徐看在眼里，非常不高兴。后来他做两广总督，那个同学也恰好被分配到了广东，本以为林则徐会看在老同学面上，给安排个肥缺，不料久无结果。找人一打听，林则徐很干脆，说你以前那件事我还记得，“儿时心术如此”，连一文铜钱你都要贪，现在当官了，我决不相信你还会保持廉洁。

这个同学碰了钉子，便托关系改分到了别的省，此后果如林则徐所言，让他中箭落马的正是贪污受贿。

林则徐晚年给子孙分家产，三个儿子一人拿到了六千串铜钱。全部铜钱加起来，按银价折算，还没一万两白银。要知道，林则徐任官四十年，仅封疆大吏就做过二十年，到老只能留下这点积蓄，称得上是官场中的奇迹，所以后来连曾国藩都对他弟弟说，大吏能清廉到这种样子，“真不易及”，我们这些人很难做到啊！

自古及今，清官都不是判断好官的唯一标准，林则徐的厉害之处，在于他绝不低于陶澍的实干作风和能力。

陶澍在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后，曾在年轻翰林们中间组织诗社。就是这么一个文学社团，却几乎将道光年间的千里马都一网打尽了，包括龚自珍、魏源都曾加入过诗社。原因是这个诗社不光讨论如何写诗作赋，还研究“实学”，与道光曾倡导的实政可谓相得益彰。

明清一代，科举考试皆以“程朱理学”（也称宋学、新儒学）为正宗，试卷的标准答案都是理学家们所提供的。在高榜得中之前，陶澍这些人也没有一个敢逾越雷池半步，但是等通过考试，步入社会后，他们马上就发现自己学过的大道理亦即所谓“义理”，至多可以用来提高一下自身修养，办事的时候却百无一用。于是这些聪明人便想到把义理中“内圣外王”的含义拓展开来，猛补恶补社会课，从而以“经世致用”的学问来填补“外王”之不足，这就是清末“实学”的最早起源。

在研究实学的诗社里面，陶澍居首，林则徐排老二。林则徐是个有心人。早在他坐船进京赴试时，一路上就向人打听关于漕船的事。别人觉得很奇怪：马上就要考试了，你不多做做复习题，问这些干什么？

当周围投来疑惑的目光，林则徐只是一声叹息：“读书人什么事不要留心呢，怎么可以漠然而视之？”

林则徐和陶澍都想到了一块儿，漕运、河工、盐政被称为帝国“三大政”，“三大政”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国家兴衰，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早期实学乃至实政关注的核心。

有心才能办事。1831年，道光调林则徐治理黄河，这是“河工”中的重点，也是难点。

要跟黄河对峙，最现成的办法就是把秸秆，也就是摘了穗的高粱秆堆成一垛一垛，用以防护大堤，但是每年数不清的钱投下去，就是难以见效。林则徐一语中的，说弊端就出在秸秆上，他亲自检查这些秸秆堆，检查时，不看头几层光鲜的，而是专门从里面几层抽取秸秆，结果发现全都是杂草和秸根。

林则徐剥丝抽茧，顺着秸秆一路追查下去，谁是问题秸秆的提供者，便追究谁的责任。这下子无人再敢造次，只能全都老老实实地把合格秸秆如数送来。

在林则徐之前，奉旨治理黄河的大臣不少，但没有谁能有这样的见识，也没有谁可以做得如此精细，加上出任督抚期间的其他出色政绩，林则徐很快就得到了皇帝的关注和认可。

无论陶澍还是林则徐，对禁烟的态度都很坚决，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缉拿烟贩、收缴烟具方面，更被视为地方上的楷模。当道光就禁烟一事遍询诸臣时，林则徐上书请用重典，并断言：“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这句话第一时间就得到了道光的共鸣，他下令林则徐即刻晋京面圣。

进京之后，道光连续十九次召见林则徐，每次召见，都特准在紫禁城内骑马。在紫禁城内骑马是清代皇帝给予重臣的一个特殊礼遇，其本意确是要让大臣骑马代步，但后来考虑到能得此礼遇的臣僚多数已经一把年纪，光是跨上马背就不容易，同时紫禁城内守卫森严，怕就怕把马给惊了，弄得秩序一团糟，所以实际操作中是大臣坐在一个小椅子上，由两个侍从抬着入朝。

除了把林则徐抬入朝中外，正式交谈时，道光还让人在地面铺上了毡垫。前者从乾隆起即有先例，后者却是大清开国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不唯一般大臣享受不到，就连曹振镛这样七老八十，走路都要打晃的三朝元老，也只有旁边看看的份儿。

当然待遇跟责任也是相匹配的，给你多高的待遇，你就要准备承担多大的责任。道光此时已把鸦片视为“中国一大患”，他把除患的使命交给了林则徐：“我现在任命你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以便正本清源，将鸦片斩草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