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推行实政的道光却并不喜欢陶澍。陶澍为官做人不够圆滑，平时爱的就是评点你评点他，尤其身任监察御史时，更是对人丝毫不留情面。说起某人某事，都是一副声色俱厉的样子，乃至于激动到胡子都会当场翘起来。

那时候的道光正鼓励群臣大胆直谏，可作为一个从小接受严格的皇家教育，具备极高涵养的人，他实在看不惯陶澍的有些做派，甚至怀疑此人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纯粹搁人面前显摆来了。

结果私下一查，陶澍言行一致，道光转而对他大加赏识和重用，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人尚有良心，肯说几句正经话。”

在陶澍主持海运之前，漕运方面正一筹莫展，乃至于几百万两银子的投资砸下去，连个影子都见不着，这让道光大为恼火，多名官员因此遭到重责。

那些受责官员能够把应试内容倒背如流，也可以写一手漂亮的楷书，他们倒霉就倒霉在对漕运知识一窍不通，说什么什么不懂，乱来。在这方面，陶澍要强多了，也只有他才能胜任如此复杂浩繁且无先例可循的工程：调运和雇用多达千余的粮船，组织水师一路督运护送，监控从兑米到验米的每一个环节。

此次漕粮海运相当成功，属于道光早期办得最为成功的实政之一，对道光和陶澍来说，都称得上是生平的一大政绩。

文治是必要的，但武功更不能少。事实上，从乾隆到嘉庆，他们寄望于道光的，也正是这一点。

在年轻的道光皇帝身上，具备很多乃祖的气质，血脉之中，有辽阔的大漠，有驰骋的骏马，乃至那些习惯和语言。按照清代制度，满蒙官员在殿上跟皇帝谢恩请安，一律都要使用满语。可是满人入主中原已经两百多年，说汉语在很多满人中也逐渐形成了习惯，满语倒反而变得有些陌生。有个满人武官回北京，在给道光谢恩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紧张的缘故，就忘了这条禁忌，从头至尾都用汉语表述。

道光不是听不懂汉语，但他越听越恼火：满语是我们大清立国的根本，老祖宗打江山时就说这个，多神圣的一门语言。可你连偶尔讲两句都不会，这不是忘本吗？真是个败家玩意儿！

得，立命革职。能够进京面见皇帝，差不多是每个地方官的荣耀。那些没运气的或许还得围住这位武官问这问那：说说看，皇宫里咋样儿，带劲不？

可怜遭羡慕的那位已经被吓傻了，脸上的褶子都摞成了一堆，早知道满语这么重要，就该先补习了再上朝。

对于道光来说，满语代表着百年前那个强悍的马上民族，如今虽然从马上到了马下，但尚武精神不能丢，否则就不足以应付类似“林清之变”那样的社会动荡，而呼啸的羽箭也随时可能再次插进皇门的匾额。

挑战终于来了，在道光即位的第六年，爆发了张格尔之乱。

早在乾隆年间，南疆就发生过“大小和卓叛乱”，乾隆多次出兵平叛，有名的“香妃故事”即源自这几次军事行动。在晚年乾隆自夸的“十全武功”中，南疆平叛独占三席，而且最为耀眼。后来的史家认为，“十全武功”多有自吹自擂的成分，唯独这三仗名副其实。

南疆叛乱失败后，始作俑者大小和卓翘了辫子，大和卓的孙子随乳母逃到了国外。张格尔便是大和卓那个长大的孙子，这么多年来，他隔三岔五地就要入境滋事，杀哨兵，抢马匹，烧房子。不过一般都是小规模寻衅，而且只要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嗖的一下跑掉，驻疆官兵也拿他没什么办法。

1826年，张格尔第三次入境，这次他成功地把当地回民煽动起来，呼的一下就掀起了大规模叛乱。当年8月，叛军攻破喀什噶尔（今喀什），参赞大臣庆祥兵败自杀，随后南疆四城全部陷落。西北边陲由此一片混乱，形势之严峻，让人恍然又回到了“大小和卓叛乱”的年代。

道光肩上所要承受的重量，不比当年的乾隆轻多少。在张格尔叛乱中，裹从的回民超过数万，这让他感到十分不解。因为自祖父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中央政府在南疆实施的一直是轻徭薄赋政策，真是没向当地人收多少税，征多少役，新疆回部也“久已习为恭顺”，渐渐地服从中央政府了，怎么他们又突然会被张格尔所利用呢？

道光敏锐地察觉出了蹊跷，他随即下令内阁首席、文华殿大学士长龄负责查访。经过调查，长龄确认原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贪横不法，民愤极大，是导致张格尔乘隙作乱的间接诱因。斌静被迅速革职拿问，由刑部按照“激变良民”律处以斩监候，后交宗人府“永远圈禁”，这就是震惊朝野的“斌静案”。

道光宣布，对叛乱分子区别对待，胁从者如果能解甲归降，就予以赦免，各归各家，只对一条道走到黑的予以严惩，这就等于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张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