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峰城的挥刀上阵，使旧关防线得到初步巩固，但这并不能让黄绍竑完全放心，因为他知道眼前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要想持久，困难极大。

从小接受的军事教育，与常年内战积累的作战经验都告诉黄绍竑，接下来对手的兵力可能还会成倍增加，并且将从旧关这个结合部再次穿过。

这个漏洞要赶紧补，而修补的关键，仍然只能寄托于援兵的尽快到来。

黄绍竑亲自赶到太原，当面向阎锡山讨要援兵。这回他改变了策略，有意识地提醒阎锡山：假如娘子关不保，忻口也就打不下去了。

这句话很灵。老阎思前想后，决定把即将奉令调来山西的川军拨给黄绍竑。

黄绍竑却担心川军战力不够，他想要的，还是忻口战场上的部队。

老阎何等样人，那也是人中精灵。一听黄绍竑的意思，马上就把整个身子都伏在了桌上，不行不行，忻口正面的人马是无论如何抽不出来了。

他倒真不是小气。这时候香月又向忻口战场添了两个联队，你还要再抽陈长捷的部队，岂不是要人命吗？

不出所料，香月在发现单靠龙山师团仍无法攻破娘子关后，又加派第109师团参战，旧关附近的日军越聚越多，终于得以从池峰城防线的缝隙中穿过，一下子逼近了黄绍竑位于阳泉的指挥所。

就在这险峻一刻，川军的一个旅终于抵达阳泉。

刘湘在国防会议上发言时，有人还觉得他在放大炮，说过就算了，没想到刘湘回去后振臂一呼，川军上下无不响应，皆愿出川抗战。

出征时，川军共编两大集团军，北上的为邓锡侯集团军。邓锡侯虽为刘湘节制，但在后者未统一全省前两人却是冤家对头，邓某纯粹属于被打服了不得不低头做小弟的那种。

在四川给刘湘管着，成天低眉顺眼，宁愿出来换换空气，所以一说要出川抗战，邓锡侯第一个就出来了。

现在这个旅，即为邓锡侯的先头部队，但是看到他们，黄绍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北方的天气已经很冷，其他部队皆着棉衣，但这些四川兵由于来自南方，却仍然身着单衣草鞋，下面穿的竟然还是夏装短裤，尤其他们的武器差得要命，仍是“川中诸侯争霸”时用的那套东西，皆为川造土枪。

最常见的是步枪，也不知道是怎么造出来的，打完几发子弹后，必定要和20世纪80年代的黑白电视一样，这里那里出点毛病，非得狠劲儿敲打两下才能继续使用，有的连甚至只有两三支步枪能真正打得响，而且川军的步枪，十之八九都不配刺刀，顶多是再配一把大砍刀。

在当年的抗日战场上，川军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字：苦，而邓锡侯由于不属刘湘嫡系，则又苦上加苦，苦到让你无法想象，与之相比，陕军教导团的装备几乎都可以说是奢侈。

邓系川军之所以这么惨，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一直驻扎成都，外围水路皆被刘湘所控制，想买武器都买不进来，只能土法上马自己造。

本来阎锡山答应川军到达后，由他给予整补，可是晋东风声鹤唳，太原储存的弹药不是被他留下来做守城用，就是准备以后做“老本”的，哪里还能再掏得出来。

没奈何，他就编了一个借口，说是所有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都运到黄河以南去了，没法再追回来。

但是不管怎么说，川军是来保卫山西的，老阎碍于情面，紧紧巴巴地送了几挺冲锋枪给川军。这点东西，对川军来说是杯水车薪，哪里够用。

所以站在黄绍竑面前的川军，就变成了如今这种“武器不堪杀敌，衣被难以御寒”的模样。

黄绍竑的心凉到了极点，但是眼下救急如救火，于是下令川军带着他们的“破铜烂铁”出击，以挡日军之锋。

川军虽既穷又苦，却斗志高昂，一说要出来打日本人，都是笑逐颜开，精神百倍，没一个怕苦或者怕死。

过去川军遇到打仗，士兵半路逃跑是常有的事，据说为防止逃兵，有的部队在士兵晚上睡觉时，甚至不让穿裤子——你总不能光着腚四处乱窜吧。

但这次北上抗日却是例外，基本没人跑过。瑟瑟冷风之中，穿着单衣的川军有的连草鞋都穿烂扔掉了，只能赤着脚在冰凌上走路，然而无一人畏缩不前。

在川军东渡黄河时，连当地老百姓见到他们这种单衣赤足的模样，都莫不骇然，争相以鞋袜相赠。

史书历历在册，川军不渡黄河，已三百年矣。

300年前，四川白杆兵也是从这里渡过河去，在沈阳附近与努尔哈赤率领的八旗兵浴血大战，那场战役，川军尽没，但赢得了骁勇善战的声誉。

300年后，白杆兵的后代来了，同样是跋涉千里，同样是风雨兼程，同样肩负着挽救民族于水火的重任。

接到黄绍竑的出击命令后，川军没有讨价还价，而是立即开赴前线，在离阳泉仅20里路的地方截住了日军。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可怜川军的这个旅竟只有两挺轻机枪，打着打着，有一挺还被鬼子的大炮给炸哑了。

机枪缺乏，步枪又不行，能做的也只有拼命了。

好在老西北军有例在先，打不过就藏起来，等到鬼子冲到近前，再呐喊一声，挥舞大刀，砍瓜切菜。

依靠大砍刀，好歹击退了日军，可这并不能持久。后者发现川军这个弱点后，马上把重武器调集上来。

大刀对机枪，犹如义和团对八国联军，一个旅马上去了一半，被迫后撤。

一个旅残了以后，紧跟着来了一个旅，同样是一到阳泉，就被黄绍竑填空当一样填了进来。

新上来的旅并没好到哪里去，短兵相接时，好多人不仅步枪上无刺刀，连大刀也没配备一把。

本能的反应是，拿枪托去砸。

可想而知，又一个旅残了。

第三个旅报到。

这个旅还稍好一点，稍好的原因是出川前，旅长自己花钱造了四挺机枪，而且这四挺机枪还蛮争气，从头到尾没出过大的故障，如此，总算是没让日军再攻过来。

这时候，黄绍竑在指挥作战方面的缺陷也渐渐显露出来，他的指挥系统变得乱七八糟。川军的每个旅奉命出击时，都完全不知道对手的番号是什么，有多少兵力，周围有没有配合协同部队，就是盲目地在那里守着。

黄绍竑下令时，要川军暂时受孙连仲指挥，可川军旅部联系了半天，也不知黄绍竑和孙连仲究竟在何处，有何新的指示。

本来开赴山西的川军有一个集团军，等陆续上来后，完全可以捏成一只拳头，但黄绍竑临阵过于慌乱，越级指挥过分了，甚至到了紊乱的程度。

集团军长官未到，他就命令军长，军长没到，他就命令师长，师长没来，他直接下令给旅团长，乃至营长，而在阳泉下车的川军，不管是团营，随到随走，在没有获得任何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就糊里糊涂地给派到前线去了。

结果，川军建制被分割得七零八落，支离破碎。好好一个集团军，还没怎么打，就变成了“大大小小若干条无头之蛇”。

蛇无头，那是死蛇。

等师长赶到前线时，他的师打烂了。

等军长到达前方时，他的军没了人形。

等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亲自驾到时，整个集团军兵力还剩下一半。

真是层层剥笋，剥到后面，本来尚能一战的川军就不能再战了，唯有撤退一途。

邓锡侯可以怪黄绍竑瞎指挥，但公平地说，这支川军装备的无比简陋和战力不强，同样是战败的一大主因，在那种紧急的情况下，黄绍竑确实也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

川军无法像前面的陕军教导团那样发挥奇效，将突入的日军击退，孙连仲、赵寿山等前方部队就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只好跟着撤退。

10月26日，娘子关全线失守。

娘子关的失守，又导致忻口守军腹背受敌，处于后路被完全切断的险境。

11月2日，阎锡山和卫立煌下令忻口撤守。

陈长捷功败垂成，志不能展，亦唯有猛拍栏杆而已。

当撤军的那一刻，当最后一次默默注视被鲜血染红的战场，没有人能知道这位军事天才曾有多么惆怅。

忻口战役是他一生的顶点，从那以后，陈长捷再也没有能够得到指挥这种高级别战役的机会，尽管他是那么渴望。

谁会再让他来指挥呢，谁都知道他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疯子，谁都知道他是肯把自己的子弟兵都打到一个不剩的傻子——陈长捷只手打破了板垣战无不胜的神话，却也只手毁灭了自己的前程，确实称上是疯子兼傻子，而一个疯子兼傻子，终究是难以容于世间的。

后来阎锡山不要他，他去投了傅作义，而傅作义心机深重，也从来不把他当作自己的真正心腹。

晚年的陈长捷，以一把菜刀解决了自己，古来名将大多难有善终，只是如此惨烈亦为史上少见。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然而有那么一次能让人永远记住的精彩也就足够了。

传说中有一只鸟儿，它一生只唱一次，那歌声比一切生灵的歌声都优美动听。

——《荆棘鸟》

11月3日，阎锡山主持二战区军事会议，讨论战守之策。

忻口守军南撤是不用讨论的，需要讨论的，是太原究竟应不应该死守。

老阎经营太原20多年，身家性命都在这里，自然不肯轻弃，主张死守太原，同时他要求将忻口、娘子关撤退的部队布防于太原周边，依城野战，把太原保卫战也组织成一场类似于忻口战役那样的大会战。

至于守城之将，老阎早就定好了，那就是先期从忻口撤下来的傅作义。

傅作义成名就成名在守城一役，当年他守卫涿州三个月，几倍于己的奉军都打不进来，不能不让人叹服。加上老阎在太原又储备了半年以上的粮草弹药（骗川军说已运过黄河），因此觉得守太原绝没问题。

黄绍竑身为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也出席了会议。他临阵指挥虽有缺陷，但在这些战略方针上，其眼光比阎锡山又要亮堂多了。

前线刚刚败退，士气极其沮丧，大家都在抢着往后撤退，如何还能再组织什么大会战。忻口战役，那是花了多少时间才组织出来的，就算想再一次组织会战，时间上也来不及了。

如今娘子关一线的龙山师团距离如此之近，只消与南下的板垣来个南北夹击，所有撤退部队就都得给压迫在城下，让日军炖成一锅粥，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再说，傅作义守涿州，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啦，时过境迁，内战能和外战比吗，日军和奉军一样强？

不是说太原不要守，得守，但绝不是以野战来支持守城，而必须以守城来掩护撤退，撤退后获得休整的部队反过来还可以牵制日军，帮助守城，这样城池或许能守得更久一些。

应该说，黄绍竑这番话确实是真知灼见。在场的卫立煌、孙连仲开始都表示赞同。

可老阎又变回到了从前。

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忻口战役之前，他曾经丧失自信，转入“他信”，但在娘子关被突破后，不知怎么他又只相信自己了。

所有来开会的晋军将领，除了尚在忻口一线的陈长捷以外，平时大多唯唯诺诺，没有谁敢提反对意见。傅作义被托以守城之责，也不便说什么。卫立煌、孙连仲等客军将领见情形尴尬，索性不参与表态，在开会现场就半真半假地睡起觉来，一时间，会议厅的呼噜声此起彼伏。

整座大厅，争论的就阎、黄二人，一个二战区司令长官，一个副司令长官。

会议开到半夜，仍无任何结果，老阎心里本来就对黄绍竑甚为不满，认为要不是他指挥失当，娘子关那里出了纰漏，忻口守军又何至撤退，所以对黄的意见很不以为然。

最后他索性摊了牌。原来在开会的同时，他早已将命令下达到各部队去了，所谓开会，只是走个形式而已。

大家都很无语，但也只能照此办理。

黄绍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就在二战区军事会议召开的第二天，包括龙山师团在内，日军已有一师两旅团到达太原东南，其中，龙山师团更跃跃欲试，一再向香月提出，要由自己来担负攻城之责。

假如按照阎锡山“依城野战”的打法，大部队都得被葬送在太原城下，日军只要在东南方向关上门，再扭上锁，你们一个都别想溜。

可是香月拒绝了龙山师团的请求，不但如此，还让其他部队也不要轻举妄动。

在太原周围布满日军的情况下，从忻口和娘子关方向撤出的部队已全无斗志，所以根本就不会停留，从城下一擦而过，谁也没有理会“依城野战”的命令。

龙山师团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中国军队从身边通过，急得两手直搓。

香月不是我们的人，所以他这么做绝不是替我们考虑，他是替另一个人着想。

板垣和陈长捷在红沟决斗，损失兵力达到一半以上，却仍不能撼动对方分毫，还差点被逐出南怀化，这使日本军政两界顿时响彻对板垣能力的怀疑之声。

板垣的“钢军”是香月经常放在嘴里吹嘘的部队，他当然要力保板垣，因此便作出了一个在军事上极其反常的决策，即放着最近的龙山师团不用，让板垣来攻太原。

如此安排，便可让板垣独得攻取太原之功，摆脱外界质疑，也算用心良苦。

等板垣到达太原城下，已经是两天以后的事了，城外的各路部队早就退了个一干二净。

本来说“依城野战”，现在只能是傅作义“孤军守城”了。

卫立煌在后撤时，曾劝傅作义，既然“依城野战”已经流产，后撤部队又支援不了太原城，仅凭孤军是守不住的，不如改变计划，一同南下。

可是事已至此，傅作义却实际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对黄绍竑、卫立煌等人的意见，他不是没有同感，然而阎锡山既将守城之任交给他，很多人也相信他能守住，无非还是因为他有善守之名，这是傅某立身之基。如果胸脯刚拍在前面，后面就掉转屁股想溜，不光违反军令，为将的声誉也会受到影响，以后还如何在江湖上立足。

以前在涿州守了三个月，现在少说点，半个月总得守吧。

傅作义决定封城。封城之前，他说，我们这是躺在棺材里，就差盖盖子了。

本来这话是为表示与太原城共存亡的决心的。但此时受到外面兵败如山倒大气候的影响，军心士气已经不振，所以得到的反馈，却是当天晚上就有很多人不愿“躺在棺材里”，连夜越城潜逃了。

板垣到达太原城外后，派出使者，要求傅作义开城投降，理所当然遭到了拒绝。

11月8日，板垣开始攻城。

一攻，城里就乱了。乱源，首先是傅作义的一个副军长，后者借口巡视，骑着马跑了。

一个副军长跑了，本来还不影响全局，但是在城内极其紧张的空气下，由于副、傅同音，“副军长走了”竟被误传成了“傅军长走了”，使得其他人惶惶不知所从。

很快，戒严副司令也落荒而逃。于是，“副（傅）司令走了”更是令城中乱中添乱。

大家之所以敢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固守太原，其实全指着傅作义的那点威名，现在听说傅作义也“走了”，谁还能再坚持得住。

绥军虽素有能战之名，但经过忻口战役，实际已沦为破损之师，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加上守城决心动摇，傅作义纵有过人之术，如今也已徒呼奈何，当下急得两眼通红。可是此时此刻，那个“走”字却仍不能从他嘴里说出来，毕竟满打满算，太原守了一天还没满呢。

最后撤退的命令是由参谋长代签的，然而肯定是得到了傅作义的默许，不然没人敢这么干。

傅作义出城撤退时，窘迫到身边只有一个兵，而他在过河时，鞋被陷在泥沙里，不得不赤着脚蹚过河。旁边的小兵给了他一双布鞋，由于傅作义脚大，穿不进去，只好把前鞋口割开一个缝，才没有落到军长光着脚跑路的地步。

仅仅一天工夫，太原失守，让板垣白捡了一个皮夹子，声誉迅速回升，又成了“日本国第一名将”。

太原虽然失守，但阎锡山和傅作义都没有离开过北方。

阎锡山曾一度过黄河到陕西避难，不过很快又回到了晋西，回来之后继续拿起算盘噼里啪啦地算，并玩起了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高难度杂技：有时联共，有时反共，有时抗日，有时联日，有时拥蒋，有时又拒蒋，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需要，为了保住他的山西地盘。

傅作义则厉兵秣马，没有一日忘记过要洗雪前耻。两年之后，他返回草原大漠，随即创造著名的五原大捷，让人们又重新领略到了这位射雕英雄的好汉本色。

每个人都在朝着自己的既定轨迹继续走下去，他们绝无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