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7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将领国防会议。

要把举国诸侯都召集到一起，讨论合在一起打仗这件事，若放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各个山头的武林派别，什么少林武当，峨眉昆仑，过去多多少少都跟你有过那么一点恩恩怨怨，不是一个帖子发过去，人家就肯赏脸，来赴你这个武林大会之约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就连曾称霸一方的诸侯，也不能置之度外。

去，自然要去，但是大大小小的算盘还是要拨的。

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没有问题。

宋哲元即使到南京后还痛哭一场，后悔自己棋错一着，不仅丢了平津，还损兵折将，那惨兮兮的样子，把一旁的阎、韩看得心拔凉拔凉的。

唇亡齿寒，再不往前顶一下，后面轮到的就可能是自己了。

广东的余汉谋问题也不大。

他是蒋介石亲自扶上马的，两广事变结束又没多久，屁股还没坐稳，造反既无资本又缺胆量，所以只会“月亮走我也走”。

尚让蒋介石把握不定的是西南那几个诸侯。

广西李、白拿着蒋介石“共赴国难”的电报，把新桂系将领都召到一起商量。

这份英雄帖，四川刘湘和云南龙云也几乎同时收到了。得知李、白那里也有一份，他们赶紧派人来劝阻，说你们千万别去，这老蒋一贯居心叵测，这次是不是想借抗战之名，把咱们这些老伙计都给扣在南京啊。

说得有理。可是新桂系的这些人也不是缩在广西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天天都在观察时势。

如今不比从前，是真抗日不是假抗日。

广西就跟当年晋东练兵的29军一样，也是把日本军阀作为假想敌的，否则的话，如何动员民兵，又怎样打造“民防建设模范省”？

倘若不去，平时喊的那些抗日口号岂不明摆着是在自欺欺人。

去是肯定要去，问题是派谁去。

以前两广事变，蒋介石发出邀请函，白崇禧不肯去，李宗仁去了。大家排排座次，怎么轮也得轮到白崇禧了。

这是一个正名的好机会。

白崇禧便说，这次老婆是坚决支持我去的，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

得知白崇禧铁定赴京，蒋介石大喜过望，马上亲自派飞机到桂林来接人。

那天正好下着大雨，天气不好，就来了一架水陆两用座机。

估计这水陆机还属高科技，连飞行员都是德国人。飞机起飞后，先到南昌，本来想先下去休息一下的，不料雨下得越来越大，就像从天上倒下来似的，机场由于积水太深，连水陆机也没法停。

无奈，继续往南京开吧。到了下关机场，往下一看，跟南昌没什么两样，也是水漫金山，根本就落不了脚。

这真急死人。幸好，旁边还有一个水上机场，总算是停住了。

白崇禧到达南京，把日本人都惊动了。

早在北伐时期，因为打过一些漂亮仗，白崇禧就有“战神”之美誉，乃至在他抵宁后的第二天，日本有家报纸即予以报道：战神归来，中日战争终不可免。

白崇禧赴约南京，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在国内声誉上率先拔得头筹，如此一来，其他西南诸侯再也坐不住了。

说到底，在当时那种大气候之下，国内无论哪个政治派别，要想立住脚的话，都是要扛抗战这杆旗的，要不然，你就等着砸牌子吧。

国防会议当天，刘湘就赶到南京，几天之后，龙云也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会议开始后，在讨论和战问题时，阎锡山第一个发言，极力主战。第二个发言人就是刘湘，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不仅极力主战，还报出了具体的数据。

一旦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壮丁500万，并供给若干万担粮食。

当着大家伙的面，刘湘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把众人都给镇住了，连旁听的孙科都偷偷写纸条，说没想到四川人这么会讲话。

会议结果，凡发言者，一致主战。

日本方面则杀气腾腾。

在这之前，为什么杉山元还觉得有点争不过石原，为什么所谓的强硬派和稳健派看上去还能够势均力敌，不是说大家真的被石原老师的宏阔远见所震慑了，而是他们对能不能在短期内全取平津乃至华北尚无百分之百的把握。

可是实践证明，从香月奉旨出发，到平津沦陷，连一个月都不到，这使强硬派的尾巴一下子就翘上了天。

如今的杉山元乐得牙都快碎了，他再也不屑于与那个叫做石原的小青年去白费口舌。

军人就得有个军人的样，看看这家伙，一天到晚没个正形，就喜欢靠一张嘴嘚不嘚。怎么样，“支那”有你说的那么难打吗，平津还不是轻轻松松就被我们给拿下了。

平津一战，使石原身上“民族英雄”和“唯一战略家”的光环大为褪色，后者关于“陷入中国泥潭”的预言在军部也几乎沦为了一则笑谈。

中国军队有什么呢，我们还没花太多力气，他脚下的地就在抖，他身边的水就在流，最后他也必将一无所有。

在日本国内，从关东军到参谋本部，从普通军人到议会政客，从一般国民到皇室成员，都被“胜利的光芒”搞得晕头转向，完全不知西东了。

在临时议会上，一下子通过了军部提出的33个提案。这些提案里面，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都有，反正一个目标，都是奔着侵华战争去的。

作为元首的裕仁当仁不让，自己给自己戴了顶帽子，呼为“海陆军大元帅”，并建立了统帅部。

这标志着此时的日本国内已进入了战时体制，战争机器隆隆开动。

平津之后，香月继续进攻绥察两省，不过在此之前，他首先要经过南口。

8月11日，南口战役打响。守南口者，为汤恩伯。

汤恩伯，浙江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

民国年间，“军事学东洋”潮得很，犹如现在的考托福雅思，拿着陆士文凭回来的，不说走路个个鼻孔朝着天，起码衣着得光鲜，有个“海龟”的样。

汤恩伯却怎么也看不出他是什么“海龟”，也许叫他土鳖都是客气的。这位仁兄是个黑脸大汉，天气热的时候，两只裤脚，一只包着鞋跟，一只卷到膝盖，活脱脱一个老农的形象。只有穿上军装，别人才会知道他是当兵的，而他又是一个邋遢兵，军帽、皮带、军服的颜色竟然还可以从灰到黄分出几个档次，那就表示，有的是刚刚洗过，有的已经好久没洗了，属于生人勿近类型。

兄弟是个粗人！

把汤恩伯往士兵堆里一扔，根本就看不出他是个官，而汤恩伯也确实经常把自己扔到兵堆里去。他闲下来不是正襟危坐地坐在大帐里，而是主动去找基层的兵吹牛，特别喜欢找号兵，因为号兵对下面的事情知道得多，也能吹，大家其乐融融，有什么说什么，时间长了，老汤遂有“与士卒同甘苦”的美名。

汤恩伯原先驻防绥远，接到命令后，他便率自己的第13军火速往南口赶，可是在张家口被刘汝明给拦住了。

刘汝明不肯让他去接防南口：这是我的地盘，说不能过就不能过。

这一天是7月25日，第二天北平就发生了“广安门事件”，华北有如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桶，可是南口近在咫尺，你却不得其门而入。

汤恩伯急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恨不能给刘汝明跪下磕头，可是那个土霸王却始终不肯松口。

老汤一路上考虑的都是敌情战术问题，他当时不仅准备接防南口，还有进入华北援助第29军的计划。

可偏偏在这节骨眼上，让自己人给挡了道，而且无论如何都过不去。

战场之上，时间是耽搁不起的，几天之后，平津便双双失守。

汤恩伯捶胸顿足，痛心之至，然而这些内幕又不能跟部属们多讲，那些拼命三郎几乎个个性如烈火，眼瞅着哥几个都是去为国效命，又不是夺人地盘，你给来这一套，立马拎着斧头去找刘汝明算账都有可能，那样事情就闹大了。

只有自己闷在心里，平时那么爱说话的人现在也哑巴了，即使亲近的人问起，老汤也什么都不说，只是含着眼泪，黯然神伤。

打又打不得，过又不能过，后来总算找到了办法，却还不是通过正规途径，而是托人情，找关系，走后门的结果——刘汝明的老长官是冯玉祥，开了这个后门，刘汝明才答应放行，就这样，老汤以堂堂中央军中将军长的身份，还不得不一路赔尽小心，唯恐刘汝明又忽然变卦。

南口为长城要隘，南京政府早就拨下专款给刘汝明，用于修建国防工事。可是汤恩伯到了南口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别说国防工事了，刘汝明连个棚子都没搭！

向南口发起进攻的是关东军第11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铃木重康少将（陆大第24期）。

在此之前，铃木刚刚击败第29军，而按照陆士届次，他又要比汤恩伯高上一届，这个时候，学长当然不会把他的中国学弟当一回事。

战场之上，武器优劣和部队训练固然是主要的，但将领在战术运用上的短长亦不容忽视。

著名兵学家蒋百里在预测中日之战前景时，曾站在纯军事学的角度，提出一点最大的忧虑，那就是军官素质与日方有不小差距。

日本的师团长，一般都必须毕业于陆大，此外，还要积累相当的资历，否则绝爬不到那么高的位置。

这并不单纯是在论资排辈，实际上也是在挑选军事教育和实战经验都双重拔尖的最佳人选。

反观当时的国内，黄埔生虽已逐步走上舞台，但黄埔课程级别太低，仅仅是为训练连排长而设，从军校毕业后，这些“连排长”没打几仗就升到营团级了，先前经历的又主要是国内战争，导致指挥高等级战争的经验严重不足，现在要他们一下子调度一个师或师以上的军，乃至十万二十万的集团军、方面军，就难免会有困难。

其实蒋介石自己也未尝不清楚这一点。

他曾对蒋纬国说，中国的黄埔军官必须降两级使用，比如原先当团长的，你只能把他看成是排长，当军长的，你就只能当他是团长。

所幸，除了正在长大的黄埔生外，我们还有其他“生”可用。

在国民党中央军里面，向有“陈胡汤”三系的说法，正好代表了其将领的三个流派。陈诚出身于保定军校，胡宗南毕业于黄埔军校，汤恩伯则是日本陆士的代表，后面这一系统的存在，恰是对“学生打老师”的一个有力旁证。

老汤虽看似邋遢，不讲究，与一般的“日本海龟”迥然不同，可人家留学东瀛，却的确学到了点真东西。

第13军的武器装备并不算好，所配备的山炮迫击炮根本无法与铃木旅团对抗，汤恩伯就采用反斜面战术，你轰，我就躲到山背后去，等你不轰了，我再出来。

反斜面其实不是什么新鲜战术，一般讲山地战，都会用到，然而当时很多中国的草根将领并不清楚，导致许多时候都在白白挨人家炮弹。

光会照搬教科书，那还不算什么，假如老汤只会这一招，就不可能在陆士毕业的将领中脱颖而出。

善打运动战，是他在用兵上的一个最显著特点。

山地战和阵地战原本与此无缘，但正所谓兵无常形，你想“运动”，就总能找到机会。

白天不行，我晚上打。

老汤从各支部队中抽出机动兵力，组成大大小小的敢死队，白天钻高粱地，晚上出来四处“运动”。

这种变幻莫测的打法让铃木相当困扰，他曾担任过陆大教官，可是翻了半天教科书，也没搞清楚对手的战术究竟出自于书上的哪一章哪一条。

其实汤恩伯的运动战术并没完全脱离他在日本的所学所知。

日本人的战术思路主要来自于德国，喜欢迂回包抄，攻人不备，而老汤只是在此基础上运用得更加灵活而已。

在扼制住铃木的进攻之后，他还要转入反攻。

电话急召罗芳珪。

罗芳珪不过是个团长，照理上面还有旅长师长，身为军长的汤恩伯只要下个命令即可。

但使用千里马是不一样的，必须特殊对待。

在老汤眼里，罗芳珪毫无疑问是匹千里马，也是此次反攻获胜的最大保证。

罗团长，我对你完全放心，完全相信！

我有一言相赠：人生百年，终有一死，好汉倒在阵地上，即为军人光荣之归宿。

罗芳珪立刻率先杀了出去，并且锐不可当。

两千多人，打到仅剩四百来人，他自己也受了伤，由于通信中断，后方一度还以为这位勇将已经在战场上“光荣”了。

铃木没想到对手反击如此犀利，本能地想往后退上一步。

可是回头一看，惊住了。

不知什么时候，汤恩伯已抄到背后，把他的后路给切断了！

学长不知所措，学弟就笑了：运动战，还是不能脱离迂回包抄的老底子啊。

你目中无人，攻得太急，前后就严重脱节了，要不然我如何能找到机会断你后路？

铃木哑口无言。

这才发现老汤的厉害，然而已经晚了。

本来想攻南口的铃木自己却被围了起来，而且所有粮食弹药都到了要依靠空投的地步。

只好使尽浑身力气往外突了，可是突围并不容易，因为第13军虽然武器一般，但实在很能打。

《大公报》当时派战地记者实地采访，同样惊骇于第13军异乎寻常的意志和战斗力。

他们抓到一个细节，一个机枪连的连长，指挥几挺机枪在山头阻击日军，嘴里骂骂咧咧，意思是嫌机枪手打得太慢。

你们这么磨磨叽叽，鬼子都要冲上来了。

过了一会儿，实在耐不住，正好旁边一个机枪手阵亡，他便接过机枪自己打。

这回倒是不慢了，不料打着打着，由于动作过猛，一不留神滑了一跤，结果骨碌碌地从山上跌了下去。

人跌下去，机枪却抱在怀里不肯放。

一个日军军官看到山上冷不丁掉下一个人来，吓了一跳，握着指挥刀就要上前看个分明，没想到这连长端得凶猛，他把机枪一放，竟然空手生生地把对方的指挥刀夺了过去。

倭刀在握，反手便是一下。

鬼子军官戴着钢盔，第一下砍在钢盔上，第二下换了角度，才一刀将其毙命。

砍了鬼子，连长捡起机枪，爬到山头上继续干。

《大公报》不是普通报纸，那时是全国第一大报，记者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但这样刚猛而且利索的中国军人，他们还是头一回见着和听说。

之后，他们见到13军的前线官兵就竖起大拇指，连夸好样的，有的记者甚至还从身上掏出银元，塞进士兵口袋，以示钦佩之情。

几天之内，铃木旅团的伤亡无以复加，从南口运回北平的军车一辆接一辆，车水马龙，日夜不停。

车上装的不是别的，都是铃木旅团在南口战役中的战死战伤人员，其伤亡之重可想而知。

自“七七事变”以来，日军在北方终于遭遇到了最强悍的对手。

在此之前，铃木旅团几乎没打过什么像样的大仗和恶仗，这个身上带着关东军标签的混成部队骨头都有些轻了。

但是长城不是给你们旅行的，那是要付出点代价的。

香月惊闻铃木旅团被围困，第一反应就是铃木指挥太孬，不是汤恩伯的对手。

都是陆士的，你还比他高一届，怎么就整他不过？

高一届不行，那就另选一个高两届的吧。

香月这回中意的是刚刚出任第5师团师团长的板垣征四郎（陆大第28期）。

板垣的陆士届次为第16期，正好比汤恩伯高两届。第16期在陆士历史上很不一般，土肥原、冈村宁次等所谓的日本第一流名将都毕业于这一期，因此也被称为“荣耀的第16期”。

从长相上看，板垣属于那种脑袋大脖子粗的类型，不过他既不是老板也不是火夫，而是一个战场狂人。19岁时，他在东北参加日俄战争，一听到枪响，便哇哇叫着不顾死活地往前冲，结果老毛子的一颗子弹毫不客气地从他的小腿上穿了过去。

受了重伤之后，这哥们儿仍不肯罢休，结果最后还是被其他人生拉硬拽下去的，从那时候开始，板垣就在军界树立了胆大凶猛的形象。

日本人有谓：石原之智，板垣之胆。

板垣胆是有的，可是他在华北当特务时却败在了黄郛手下，而且还败得很丢脸，大概特务这个行当不光要有胆，亦须有“智”。

现在好了，板垣终于回归了他的老本行，做师团长了。由于板垣的关系，在他任职广岛第5师团师团长期间，该师团也被人们称为板垣师团。

板垣师团本是用来进攻保定的，但如今南口形势不妙，香月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急调板垣师团前去南口增援，并规定自板垣到达后，铃木旅团亦归其指挥。

板垣果非铃木可比，倒不是说他的兵书战策一定比铃木强上多少，而是他更“知彼”。

作为“中国通”，北方地理曾是板垣关注的重要目标。尤其他在任关东军参谋长期间，曾以考察为名，深入平绥铁路沿线仔细考察和研究过这里的地理环境，并由此画出了可用于实战的军事地图。

对于战场指挥官来说，地图可不是一般的重要。

明末清初时，有一个叫顾祖禹的无锡人，写了一本奇书，当时很多人看了都不知道作者写此书是干什么用的，“骤读，每不知其用意所在”。

不懂归不懂，书却是奇货可居，价格贵得吓人，直到清末，买一本手抄的也得用去白银40两。史载，无锡当地人多以誊写该书为生者。

实际上它是一本军事地理书，一村一溪一山一店皆记之甚详。顾祖禹是明末书生，也跟“明末三大儒”那样搞过反清运动，失败后才不得不隐居山林著书。他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给后来的反清义军做指路明灯。

让人嗟叹的是，几百年之后，顾氏之书并没有被拿去反清，却被人读后用在了与太平军作战方面，而且立即见效。

此书名叫《读史方舆纪要》，读这本书且享得大名的人，叫左宗棠。

据说日本人对此书也十分重视，“战时行军，多行其意”，可见许多年过去，山川形胜仍未有大的变化。

但毕竟时代在演变，以前打仗用放大镜就行，现在最好还得用显微镜。

南口战役时中国军队所使用的地图，竟然出自于前清光绪年间，距现在整整40年了！

更为糟糕的是，清朝的先人们还没建立起测绘学概念，所谓的地图，跟古玩店里的“长江万里图”差不多，无非是某个文人或者小吏在周围溜了一圈，然后回到斗室凭借记忆，写意式地记下山川形胜而已。

这种地图甚至都不如《读史方舆纪要》，拿着这种地图上阵，有如盲人骑瞎马，要到东，它可以指你到西，要到西，它可以指你到东。

就这，还不是每个军官都有，必须是团长以上！

与“长江万里图”相比，板垣考察并绘制出来的地图却极其精准，连小村庄和单家独户的房子都标注在上面，长城上哪里有碉堡更是画得清清楚楚。

画出来以后，印发给师团的每个军官，连中队长、小队长这样的角色都人手一份。

汤恩伯虽精于战术，然而在“知己”上甚至还不一定超过人家板垣，如此打仗岂能不吃亏。

几个回合之后，汤恩伯力战不过，只得收缩兵力，退守居庸关。

自南口开战以来，身为一军之长的老汤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人已瘦得像鬼一样，两只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整个身体仅剩下了皮包骨头。

“壮汤”变成了“瘦汤”。

他一刻不停地吸烟，始终盯着的就是两样东西，一张前清版的老地图，一部电话。

他要继续咬牙苦撑。

经过居庸关前的血战，又有好几个山头失去了。要想多守哪怕半日，唯一的办法，只能冀望于“回光返照”，把那几个山头再夺回来。

说回光返照，是因为一个完整的第13军已经快打光了。

汤恩伯曾亲自到居庸关前线视察，去了以后，对着手下那些已被耗得油尽灯枯的子弟兵，他无言以对。

嗫嚅半天，只有一句：我们要好好地打呀！

然后就难过得再也说不出话来。

要打，总得有人。汤恩伯问担任前敌指挥的王仲廉还能集中多少人马。

王仲廉本人就钻在居庸关的山洞里，实在没地方坐下来，只好弄了一节火车车厢临时安顿。由于屡次上阵督战，身为师长的他也曾经被日军的炮弹削过头皮，若不是脑袋上顶着个钢盔，几性命不保。

第13军打到现在，满打满算，连一个团都没有了。

师长反过来问军长，你那里还能不能再派点人过来？

汤恩伯此前把预备队都派了出去，哪还有什么能打仗的人。

他默默无语，把身边的兵也搜罗出来，交给了王仲廉，里面就包括卫兵和勤务兵。

王仲廉终于凑够了一个团，所有勤杂人员、伙夫、马夫都在里面。

当天晚上，王仲廉带着这些人发动反攻，又夺回了三个山头。

这时汤恩伯的身边仅有两个传令兵跟从，成了标准的光杆军长。得悉反攻得手的消息后，他唯有苦笑自嘲：不想残兵亦能镇守居庸关！

苦守终于等来了增援，但这些援兵的质量差次不齐，有好有坏，有高有低，很容易被进攻对手找到破绽。

破绽一出，缺口立开。

此时汤恩伯最需要感谢的人是阎锡山，后者将晋军战将陈长捷派至居庸关。依靠陈长捷的及时出击，才算是把口子给堵住了。

在汤恩伯出征前，蒋介石曾给了他一个坚守的期限：至少十天，多则半月，以待重兵相援。

这个重兵指的是卫立煌和傅作义，但半个月过去了，他们仍迟迟没有现身。

卫立煌第14集团军要从华北赶来，由于平津已被日军占领，坐不了火车，只能翻山越岭，导致沿途行军非常困难。

老傅倒就在绥远，但他也迟到了，而之所以迟到，则是因为需要腾出时间，以扫除身边背后的各种隐患。

第一个隐患是商都。

当初绥远抗战，在拿下百灵庙之后，他本来就是想一鼓作气拿下商都的。因为在傅作义的眼里，商都位置十分重要，乃绥东门户，拿下这里，就等于守住了绥远的东大门。

在斩获商都之后，他终于放下了一个心思。

第二个隐患却是刘汝明。

刘汝明小名“呆子”，现在这个呆子仍然心猿意马，态度不明。

万一刘汝明置身事外，一个不小心让日军占领了张家口，把门一关，我们在居庸关的岂不全要给一网打尽了？

因此之故，傅作义必须把刘汝明给弄到战车上去。

刘汝明并不是真的呆子，他装傻充愣，甚至不让别人接防，说白了，还不就是想保他的察省地盘。

老傅亲自到张家口找刘汝明，告诉对方一个刚刚得到的重要情报：由东条英机指挥的关东军蒙疆兵团（东条兵团）正从热河向张北前进。

张北现为李守信的伪蒙军据守，而张北背后就是张家口。

你要清楚，危险就在眼前，要想避祸，只有先下手为强，主动出击，把张北拿下来。

刘汝明的脸色变了几变，张北并不好打呀，要不我还不早就揽过来了。

傅作义笑笑，看到商都没有，我已经攻下来了，伪蒙军没有什么了不得，日伪军只有合在一起才难对付。

再说了，张北也是一个很好的地盘，难道你就不想要？

这就叫“威逼利诱”，没有办法，你对刘汝明这样的，只能用此类招数。

刘汝明终于点头。

从张家口出来，傅作义仍不放心。

一个老是想着保地盘的人，必定作战意志不坚，要是刘某临时变卦或生出枝节怎么办，所以还必须在刘汝明身后再布一枚棋子。

傅作义让晋军大将李服膺伏于察省一侧，并当面指示，如果发现刘汝明出兵张北行动迟缓，则不惜进入察区，逼迫或代其作战。

这个世上，会打仗的人很多，但有的只是将，有的却能成为帅，傅大将军实乃帅才也，每一步几乎都想到了，而各个步骤又都丝丝入扣，衔接紧密。

在后方部署妥当之后，傅作义才从张家口赶到居庸关前线，向汤恩伯宣布了自己的全盘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等卫立煌到达之后，傅、卫携手，从南口侧后抄击日军，将板垣会歼于长城一线。

汤恩伯听后大受鼓舞。

大家身为战将，能不能打，都得比战绩，傅作义因为绥远抗战而声名鹊起，那是要攻攻得上，要守守得住，他的话绝不会是忽悠。

我们不光是守住居庸关，眼瞅着还要实现大翻盘，干掉板垣，夺取南口！

老汤激动之余，甚至喊出了“打到北平去”的口号。

然而关键时候，败事的人又出现了。

当初萧振瀛在留下的“锦囊”中说得很清楚，要让刘汝明殿后，除了保住察哈尔外，必要时还能增援华北。

事实上，宋哲元在“七七事变”后也的确是这么布阵的：赵登禹守北平，冯治安攻丰台，张自忠定天津，刘汝明出南口。

可是宋哲元并不知道，他所冀望的“出南口”，其实只是镜中花，水中月。

刘汝明不仅拒绝汤恩伯进驻南口，他自己也是坐而望之，没有任何出兵援救平津的实际举动。

这小子在想些什么呢？

其实还是私心作怪。

若论当年在老西北军中的资望，刘汝明也是“五虎上将”之一，本来仅次于宋哲元，但他在中原大战后兵少将寡，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投靠宋哲元，奉宋为老大，这导致他在29军“聚义厅”的排名座次上，不仅不如张自忠、冯治安这些“后辈”，甚至还不如“后后辈”的赵登禹。

刘汝明就是再呆，时间长了，也不会没有一点想法，弟兄们聚一堆的时候就算了，现在分开来，独自一个人据守察哈尔，不由自主地就有了拥兵自保的念头。

说起来，当时的宋哲元也真是悲哀得很，四员大将，或者说四个兄弟，赵登禹今不如昔，张自忠心怀不轨，刘汝明又是这样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真打起仗来，能依靠的仅冯治安一人而已。如此，平津安得不失？

直到南苑血战，北平危在旦夕，刘汝明还是动都不动，宛如被人施了定身法，倒是他的弟弟刘汝珍表现要强得多，后者在陷于北平的不利局面下仍宁死不降，最后率一旅之师，拼死冲出重围，跑到张家口来投奔大哥了。

现在的刘汝珍就像是长城抗战时乃兄的影子，可叹时过境迁，彼时曾威震罗文峪的一代勇将竟不可辨识矣。

为了自保，呆子也耍起了小聪明。

没钱买武器，他便出“巧计”，想着法占日本人的便宜。

当时关东军从沈阳拨给李守信的武器，都不是直接运去张北，而是用火车先拖到张家口，然后李守信再去接运。

这样，刘汝明自己就可以从中得到“提成”。比方说，李守信原本可以收到1.2万支枪，生生便让刘汝明去掉零头，给截留了2000支。

刘汝明很开心，白得了这么多好枪，我真是太有才了！

他却不认真想一想，那么精明的日本人，会让你白捡便宜吗？人家才真正用的是计，那一点点小便宜，只是为了让你以后吃大亏，上大当。

想对日本人“用计”，结果却是他自己被麻痹了，抗日烽火烧得如火如荼，他竟然还以为可以跟对方“和平共处”。

当时华北已经那个样子了，张家口这里却还是歌舞升平，没有一点战时的紧张气氛，街上人来人往，到处都可以看到日本人。

傅作义苦口婆心，然而他人一走，刘汝明仍然敷衍了事。

让他进攻张北，他就仅仅派了一个保安队到张北周围去晃了晃，还晃而不打，理由是在等待李守信“反正”。

让他与日本人彻底断绝往来，斩断瓜葛，他却把张家口特务机关的日本特务都给放跑了，以至于东条英机对张家口的情况了如指掌。

他还把主力调到察南，自己的一家一当以及察省政府也都跟着搬了过去。

这一切的一切，竟然是为了匪夷所思的两个字：中立。

没错，就在大伙都在想着如何御敌的时候，这小子还在卖弄小聪明，指望东条兵团光打绥军和中央军而不打他。

“诸侯思维”真是害人不浅啊。

可是傅作义不是还在他旁边放了一枚棋子吗？

棋子不灵。

刘汝明找借口拖延，不让李服膺入察，而后者也就看都不看，闭着眼睛在旁边睡大觉，实际上也是“能不打，最好不打”。

晋绥军这个系统很奇怪，在它里面，其实只有绥军会打仗，而晋军里面，又只有陈长捷能独当一面，像李服膺、王靖国之类，别看出身都不错，也是堂堂的保定军校毕业生，但不知道是一直在太原这个金银窝里养尊处优惯了，还是被阎锡山管得太死的缘故，反正是都不太会打仗。

战场亦如赛场，到了最后，越是高手，练级的机会越多，越是菜鸟，上场的次数越少，大家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走，距离越来越远，就形成了一种高者愈高，劣者愈劣的局面。

毫无疑问，李服膺算是一个劣将，他跟“承平日久”的刘汝明倒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在刘、李二人打瞌睡的当口，只一天时间，东条兵团即开来张北，进攻机会一去不复返。

你想“中立”，日本人可不干，东条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就是张家口。

刘汝明措手不及，防线很快就被突破，随即放弃张家口南逃。

此时这位长城抗战时的英雄犹如惊弓之鸟，他说他在张北一线看到东条兵团有200辆坦克在隆隆开进。

200辆坦克，那能顶得住吗。

其实，哪是什么坦克，不过是日军的运输车而已。

刘汝明如此惊慌，一旁的李服膺亦属同类菜鸟，匆匆做了几个应付差事的动作后，就赶紧拍打着翅膀跑了。

本来运筹帷幄，以为稳操胜券的傅作义闻听，不由得大惊失色。他急忙将绥军主力调回，欲进行反攻，但为时已晚，围歼板垣的计划彻底泡汤。

8月26日，汤恩伯下令，全线突围。

他的反应还是很迅速的，若再迟一步，想突也突不出去了。

张家口失守，不仅直接导致了南口战役的失败，还使刘汝明搬起石头砸了自个儿的脚，他的察南也很快被东条兵团攻破，至此察哈尔全境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