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例规，四川总督的收入，有夔州关的公费每年一万二千两，川盐局的公费每年三万两。丁宝桢一概不取，只取奉旨核定的养廉银一万三千两，自咸丰年间减成发给，每年实收一万一千两。分十二个月匀支，每月所入，不足一千，由藩司在月初解送。

这不足一千两的廉俸，要开支幕僚的薪水饭食，分润来告帮的亲戚故旧，以至于常在窘乡。每逢青黄不接的时候，丁宝桢便检一箱旧衣服，命材官送到当铺当二百两银子，旧衣服当不足那么多钱，便加上一张铃印了总督部堂关防的封条，朝奉不便揭封开箱，只凭丁宝桢的身分，说当多少，就当多少。久而久之，这只衣箱就不动它了，这个月赎回来，下个月原封不动送进当铺，朝奉一见，不必材官开口，连银子带当票，就都递出来了。

恭王听了大笑，笑完说道：“不有句俗语：‘关老爷卖豆腐，人硬货不硬。’有了总督的封条，货不硬也不要紧了！这叫做：丁宝桢当当，认人不认货！”

恭王的隽语，惹得那丫头也忍俊不禁，赶紧掩住嘴忍笑，将一张粉脸涨得通红，放下水烟袋，一溜烟似地闪了出去，在窗外格格地笑个不祝恭王却对丁宝桢大感兴味，“既然如此，他那些额外花费那里来？”他举例问道：“譬如进一趟京，各方面的应酬，少说也得三五吊银子吧？”

“这话，王爷问到鸿章，还真是问对了。换了别人，只怕无从奉答。记得那年是癸酉……。”

癸酉——同治十二年冬天，丁宝桢还在山东巡抚任上，请假回贵州平远原籍扫墓。船到汉口，李鸿章的长兄，湖广总督李瀚章，派人将他接到武昌，把酒言欢。宴罢清谈，李瀚章叫人捧出来好几封银子，很恳切地说：“我知道老兄一清如水。不过这一次回乡，总有些贫乏的亲友要资助，特备白银三千两，借壮行色。老兄如果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说到这样的话，丁宝桢不能不收，收下来交了给他的旧部，其时在李瀚章幕府中的候补道张荫桓代为保管，将来再作处置。

第二年秋天销假回任，仍旧经过湖北，便托张荫桓将那三千两银子送还。张荫桓认为原封不拆，显见得不曾动用，以彼此的交情而论，未免说不过去。不如拆封重封，总算领了李瀚章的人情。

“这是张樵野亲口告诉我的。”李鸿章又说：“丙子冬天，稚璜奉旨督川，入京陛见，上谕‘驰驿’，不过天津；鸿章先期派人在保定等着，邀他到天津相叙。就因为知道稚璜的宦囊羞窘，京中这笔应酬花费，尚无着落，特为凑了一万银子送他。这一次总算稚璜赏脸，比起家兄来，面子上要好看些。”说到这里，他从靴页子里，掏出一个小红封袋，隔着炕几，双手奉上：“转眼皇太后的万寿，宫中必有些开销，接下来是王爷的生日，更不能剩鸿章分北洋廉俸，预备王爷赏赐之用。”

恭王略微踌躇了一下，将封袋接了过来。袋口未封，抽出银票来一看，竟是四万两。

“太多了，太多了！少荃，受之有愧……。”

“不！”李鸿章将双手往外一封，做了个深闭固拒的姿态，“这里面还有招商局的股息，是王爷分所应得的。”

当初筹办招商局，有官股、有商股，使个化公为私的手段，官股不减而商股大增，无形中变成官股不值钱了。多出来的商股，李鸿章拿来应酬京中大老，名为“乾股”，有股息而无股本。恭王手里也有些“乾股”，听李鸿章这一说，也就不必再推辞了。

“话虽如此，还是受之有愧。多谢！”恭王接着又问：“最近收回招商局的船栈码头，这件事做得很好，大家都有了交代。”

提起此事，李鸿章心有余悸，如果美商旗昌银行来个翻脸不认帐，船栈码头收不回来，那个风波一闹起来，身败名裂而有余。不过，这话却不便在恭王面前说破，只轻松自如地答道：“原是照约行事。当初不曾做错，如今自无麻烦。”

“我是看了邸钞才知道的。‘倒卖’的交涉很棘手吧？”

恭王是作为闲谈，而不经意的一句话，恰恰说中了李鸿章的心玻照去年夏天，李鸿章奉旨诘问而回复的奏折上说，招商局的轮船栈埠码头，其实是托美商旗昌洋行“代为经管，换用美国旗帜”，只是为了遮掩外人的耳目，在万国公法上有个交代，不能不订立合同，由旗昌出具并无银行担保的“期票”与“收票”，作为“认售”的代价。奏折中说得明明白白：“该行以银票如数抵给，他日事定，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权操自我。”所以招商局应该随时可以收回，而按诸实际，大大不然。

依李鸿章这年六月初八的奏报，他是在中法和议已成，奉到饬令迅速收回招商局轮船的电旨，方指派马建忠与盛宣怀，与旗昌行东西沃德在天津“会同筹议”，结果是“磋磨月余”，才能成议。西沃德“愿按原价倒卖与招商局”，已不提“代为经管”的话，但能“按原价”收回，已是上上大吉，但衡诸实际，又是大大不然。

奏折中有句话：“至旗昌代招商局垫付款项帐目，亦即分别核算清结。”这是个障眼法。欺侮慈禧太后、醇王与京中大老，不懂生意买卖，更不懂洋商经营的方法。旗昌接收了招商局的产业，照常营运，大发利市，一切开支，自然在营运收入中支出。何有一垫付”的名目？果真是“代为经管”，则旗昌除了开支及酬劳以外，应该将所有盈余，全数交还给招商局才对。现在白白地让旗昌做了一年生意以外，还得有以“垫付款项帐目”的名义，付给一笔赔偿，并且还要大赞西沃德“素讲信义，此次保护招商局，力践前言，殊于大局有益”，因而“与之议明，由招商局延充‘总查董事’，每年送给薪水银五千两”。

这前言不符后语的情形，不能深谈，否则一定破绽毕露，所以李鸿章很巧妙地将话扯了开去：“交涉虽然棘手，多亏马眉叔能干。回想去年秋冬之交，多说马眉叔该死，骂他是汉奸。甚至还有谣言：说慈圣已降旨，立诛其人，菜市口的摊贩，都收了摊子，预备刑部行刑。如今又不知何词以解？”

这番略带些愤激的感慨，恭王听了却无动于衷。不要说马建忠，连他这样一位近支的亲贵，当年亦曾被诋为汉奸，这从那里去讲理去？

于是由马建忠谈到洋务人才，恭王和李鸿章都盛赞新任出使美国的钦差张荫桓。正谈得起劲，那个长辫子丫头又回了进来，去到恭王身旁，悄悄问道：“请王爷的示，饭开在那儿吃？”

李鸿章正苦于无法脱身，听得这话便“氨地一声，仿佛谈得出神，倏然惊觉似的：“陪王爷聊得忘了时候了！”他举头看了看钟说，“快到午正，可真得告辞了。”

恭王很体谅他：“你刚到京，不知多少人在等着看你！我就不留你了。那一天有空？你说个日子，我约几个人，咱们好好再聊！”

于是约定了日子，李鸿章告辞出府。回到贤良寺，果不其然，已有许多人在等着，一见轿子到来，肃立站班。李鸿章借一副墨镜遮掩，视如不见，轿子直接抬到二厅，下了轿还未站定，戈什哈已经挟了一大叠手本，预备来回话了。

“进来！”李鸿章吩咐，“念来听。”

他一面更衣，一面听戈什哈念名帖及手本上的名字。在等候接见的客人中，他只留下一个张荫桓，其余统统“道乏”挡驾。

张荫桓跟他是小别重逢。由直隶大广顺道奉命为出使美国钦差大臣，是六月间事，八月初交卸入京，算来不过睽违了二十天，所以一见面并无太多的寒暄，第一件事是换了便衣陪李鸿章吃午饭。

“那一天召见的？”李鸿章在饭桌上问。

“十天以前。”

“太后怎么说？”

“太后说：‘你向来办事认真。能办事的人，往往招忌。’我碰头回奏：‘臣不敢怨人，总是臣做人上头有不到的地方，才会惹人议论。’”“嗯！嗯！”李鸿章说，“吃一次亏，学一次乖。你的锋芒能够收敛一点最好。你虽吃亏在不是科甲出身，可也没有谁敢看你不起。不说别的，你的诗稿拿出来，就比那些靠写大卷子点了翰林的人，不知高明几许？既然如此，你心里先不要存一个看不起科甲的成见。左季高一生行事乖戾，就因为常有一个‘我不是两榜出身’的念头，横亘在胸的缘故。你的才气决不逊于人，就怕你恃才傲物。”

“是！”张荫桓答道：“中堂说这话，我服。”

“你预备什么时候动身？”

“还早得很。因为兼驻西班牙、秘鲁的缘故，要等三国同意的照会，而且照规矩，一定要旧使臣离任，新使臣才能到任。这样一周折，年内怕不能成行了。”

“那你这几个月闲看干什么？”

“想学一学洋文。办交涉不能造膝密谈，经过中间传译，总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好！”李鸿章深为嘉许，“我亦有志于此。无奈八十岁学吹鼓手，虽不自知其不量力，实在也没有工夫。我常跟子侄辈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现在他们要学洋文，机会再好不过。等我一离了北洋，那里去找这些洋人当老师？”他接着又问：“跟总署诸君谈过了没有？”

“谈过几次。”张荫桓说，“如今对美交涉，最棘手的还是限制华工入境一事。究竟应该持何宗旨，总署诸公，毫无主张。竟不知该如何着手？”

接着，张荫桓便细谈此案。美国国会在光绪八年通过了一个“移民法”的法案，限制华工入境，是因为历年华工入美，不下十万人之多，尤其是金山，土人深嫉吃苦耐劳的华人，剥夺了他们工作的机会，因而早就在这方面，准备有所限制。

不过“移民法”只能限制以后的华工入境，已在美国的华侨，遭受歧视，纠纷迭起，必得寻求一条和睦相处之道。所以张荫桓此去，首先要跟美国政府交涉，保护华侨的生命财产，其次还要商议，如何放宽移民的限制。真所谓任重道远，张荫桓当然要请这位洋务老前辈，传授心法。

“说到这一层，我讲个故事你听。”李鸿章的眼中，闪露出迷茫而肃穆的神色，“十五年前，也是这个时候，我到天津接我老师的手——曾文正那时为天津教案，心力交瘁，言路上还嫌他太软弱，朝廷亦不甚谅解。只为他的功劳太大了，不好意思调动，扫了他的面子。

恰好马谷山被刺，两江的局面，非我老师回任，不足以平服。于是顺水推舟，叫我接直督的关防，自然也接了天津教案，那是我第一次办中外交涉。洋人我见得多，没有什么好怕的，而且那时也正在壮年，气盛得很。说实话，我心里也嫌我老师太屈己从人了。”

这最后一句话，在张荫桓还是初闻，原来李鸿章早年办洋务的态度，与以后不同。这倒要仔细听听！便放下筷子，凝神看着。

“记得是八月二十五到天津的。”李鸿章从从容容地接着往下说：“一到自然先去看我老师。文正跟我说‘少荃，你接我的手，我只问你一件事，教案的交涉，你是怎么个办法？’我当时想都不想，便回他老人家一句‘洋人也有不对的地方，我只跟他打痞子腔。’你知道什么叫痞子腔？”

“想来是耍无赖的意思。”张荫桓答说。

“对了！这是我们合肥的一句土话，我老师当然也知道，却有意装作不解，‘哦，痞子腔，痞子腔！’他揸开手指，理理胡子，这痞子腔怎么个打法？你倒打与我听听。’看他是这么个神情，我例也机警，赶紧陪个笑脸‘门生是瞎说的。以后跟法国的交涉，该怎么办？

要请老师教诲。’文正听我认了错，才点点头说。‘跟洋人办交涉，我想，还他一个‘诚’字总是不错的。有一分力量说一分话，我不怕他，我也不欺他。果然言信行忠，蛮貊之乡亦可去得。’樵野！”李鸿章归入正题，“你问心法，这就是心法！”

“是。”张荫桓深深受教，复诵着曾国藩的话：“我不怕他，我也不欺他。有一分力量说一分话。”

“这才是。”李鸿章换了副请教的神情：“樵野，你看最近京里的议论如何？”

张荫桓懂他的意思，李鸿章此来有好些创议，而这些创议，大都不为卫道之士所喜欢。

如果阻力太大，得要预先设法消弭，甚至暂作罢论。他问到京里的议论，就是这方面的议论。

“大办海军，是没有人会说话的。此外就很难说了，尤其是造铁路，连稍微开通些的，都不会赞成。”

“呃，”李鸿章很注意地问：“你说开通些的也反对，是那些人？”

“譬如翁尚书，他就不以为然。”

“什么道理呢？还是怕坏了风水？”

“这是其一，风水以外，还有大道理。”张荫桓说，“这些道理，中堂也想得到的。”

这层大道理，李鸿章当然知道。说来说去，还是因为修造铁路，要在旷野之中，掘开许多坟墓。向来称颂仁政至深至厚，说是泽及枯骨，同样地，白骨暴露，即为仁人所不忍。

发觉李鸿章有茫然之色，张荫桓以为他还不曾想到，便有意说道：“刘博泉最近曾有一个奏折，我不妨讲给中堂听听。”

“喔！”刘恩溥上折言事，皮里阳秋，别具一格，李鸿章很感兴趣地问：“又是什么骂得人啼笑皆非的妙文？”

“是这么回事，有个黄带子，在皇城之中设局，抽头聚赌，有一天为了赌帐，打死了一个赌客。尸体暴露在皇城根十几天，不曾收殓，地方官畏惧这个黄带子的势力，亦不敢过问。刘博泉上疏说道：‘某甲托体天家，势焰熏灼；某乙何人，而敢贸然往犯重威？攒殴致死，固由自龋某甲以天潢贵胄，区区杀一平人，理势应尔，臣亦不敢干预。惟念圣朝怙冒之仁，草木鸟兽，咸沾恩泽，而某乙尸骸暴露，日饱乌鸢，揆以先王泽及枯骨之义，似非盛世所宜。君无饬下地方官检视掩埋，似亦仁政之一端。’”这意思就很明白了，而正也是李鸿章所想到，将来白骨暴露，必有言官上疏，痛切陈词。然而，为了这一层顾虑，铁路就不办了么？他这时候倒真有些困惑了。

“唉！”他叹口气说：“有子孙的人家，要顾全人家祖坟的风水，无主孤坟，恰又怕骸骨暴露，有伤天和。这样说起来，重重束缚，岂非寸步难行。”

张荫桓不即回答，过了一会才说：“中堂兴利除弊，要办的事也还多。”

“是啊！”李鸿章说，“不过眼前最急要，与国计民生最有关系，莫如在山东兴造铁路，接运南漕一事。我带了个说帖来，你不妨看看。”

在听差去取说帖的当儿，张荫桓将山东运河的情势，略略回想了一下。他的记忆过人，虽已离开山东好几年。一想起淤塞的北运河，如在眼前。运河在山东境内有南北之分，是由于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故道入海，于是在东阿、寿张之间，将运河冲成两段，因此临清以南至黄河北岸的这段运河，称为北运河。山东境内的运河，本以汶水为源，在汶上县的南旺口，一分为二，北流临清，南流济宁。而自黄河改道后，汶水不能逾黄河而北，所以北运河惟有引黄河之水，以资挹注。而黄河挟泥沙以俱下，使得北运河河床逐渐淤高，不通舟楫已久。

想到这里，张荫桓便即问道：“接运南漕，自然是为济北运河之穷，这一段从济宁到临清，大概两百里！”

“你真行，樵野！”李鸿章握着他的手，“你非得好好替我看一看这个说帖不可。”

说帖出自李鸿章手下红人盛宣怀的手笔。果不其然，他建议兴造的这段铁路，正是从济宁到临清。这两百里铁路的造价，估计要两百万银子，如果部库支绌，无法拨给，不妨借洋债兴造。

倘借洋债兴造，以后这条铁路，就有双重负担，一是铁路本身的维持费用，再是要拔还洋债的本息。因此，未造之前，先要筹划营运之道。照盛宣怀的看法，此路一通，接运南北，等于全河皆通，商旅幅臻，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而铁路本身的收入，亦必可观。但营运之始，或者不如预期，所以必得要有一笔稳固可靠的生意。

这笔生意就是南漕的运费。铁路为接运南漕而建，则南边各省的漕米，必须交由这条铁路来接运，是天经地义之事。盛宣怀估计，南漕每年四十万石，每石收运费三钱，全年有十二万银子的固定收入。此须预先请旨，饬令各省照办。

除此以外，就是谈兴造铁路的工程细节，一时亦无法细看，张荫桓只觉得有一段有关运河的故实，倒可以补充。

“运河在元初本就缺这一段。当时运道，从杭州到长江有江南运河；江淮之间有邗沟；淮水到徐州有古泗水，就是以后的黄河；徐州到济宁有泗水。临清以上到天津有卫河，到通州有白河。以后到了至元年间，”张荫桓凝神想了一下，极有把握地说：“是至元二十年间的济州河，遏汶水入洸水，又在兖州作金口坝，遏泗水入府河，会流于济宁，分注南北，由济宁到东平算是通了。东平到临清这一段的开凿，是以后的事。不过能通到东平，南漕就可以由利津入海，直达天津，是南北运道上的一件大事。以后海口沙淤，又从东阿旱站陆运二百里，至临清入御河，不正就是杏荪说帖上所要造的这一段铁路吗？”

“于古有征，好极了！樵野，索性烦你大笔，就在说帖上加这么一段。”

说着，便命听差取笔砚来，就在饭桌上推开碗碟安放。张荫桓当仁不让，文不加点地写了下来，然后勾注涂抹，片刻竣事。

李鸿章接到手里，一面看，一面点头，看完又问：“樵野，此事还有什么可以指点的？”

“杏荪大才槃槃，何用他人费心代筹。”张荫桓说，“不过两百里长的铁路，虽说沿北运河兴建，少不得要拆许多房子，挖好些坟墓。这一层上头，如果没有一个妥善的处置办法，只怕随处会发生阻挠，甚至激起民变。”

“说得是！”李鸿章的笑容收敛了，“就是这一层难办。唐山至胥各庄这一段铁路，不过十八里长，当时已费了好些气力。”

李鸿章所提到的这条铁路，在中国是第三条。第一条出现在同治四年，有个英国商人为了兜生意，特地在寅武门外造了一条一里多长的小铁路，试行火车，“呜嘟嘟、轰隆卤，喷火而行。辇毂之下，出此怪物，群情骇异，言路上将上折严劾，步军统领衙门，赶紧勒令拆毁。

第二条是由英商怡和洋行发动的，在光绪二年造成一条由吴淞口到上海的淞沪铁路，搭客载货，生意相当不错，但是依然有人认为是“妖”。不久，发生火车撞死行人的惨案，舆论大哗。总理衙门不能不与英商交涉，以二十八万五千银子，买回这条铁路，将铁轨火车，一律拆毁，用轮船载运到高雄港外，沉入汪洋大海。

第三条就是这条唐胥铁路，光绪三年由开平矿务局呈请修造，几经周折，直到光绪六年，方准兴工，自唐山煤井到胥各庄，全长十八里。但是，这条铁路，不准用机车，只准用驴马拖拉，所以洋人叫它“马车铁道”，视作世界交通奇观，也传为中国的一个大笑话。

“唐胥铁路之能兴建，是因为中堂兼领直督的缘故。此事督抚的关系不浅，”张荫桓问道：“不知陈隽丞是不是热心？”

“嗯，嗯！”李鸿章被提醒，“隽丞那里，倒要先疏通一下。”

隽丞是山东巡抚陈士杰的别号。李鸿章跟他虽一起在曾国藩幕府中共过事，但面和心不和，所以提到这一层，心里又不免嘀咕，怕疏通不下来。

正想再跟张荫桓商量，可有什么办法能取得陈士杰的协力，只见一名听差，走到李鸿章身边，弯腰低语：“醇王府派护卫来请；说请中堂早些过去。”

听得这话，张荫桓首先就说：“赏饭吧！时候也真不早了。”

匆匆饭罢，喝过一杯茶，张荫桓起身告辞。李鸿章招招手将他唤到一边，有句要紧话要说。

“樵野！”他放低了声音，“我有个难题，困扰已久，始终不知何以为计？今天到了关键上，不容闪避了。你得指点我一条路。”

“中堂言重了。请吩咐！”

“你看我要不要背海军这个黑锅？”

一听这话，张荫桓先就笑了：“我说他们的那套花样瞒不过中堂，有人不信。到底是我看得准！”

“瞒是当然瞒不过我的，这一点，就是他们自己也知道，所以想出种种笼络的法子，是打算用面子拘住我。”李鸿章说，“这几年我挨了不少骂，倒还没有人骂我窝囊的。如果明知是个吊死鬼圈套，伸着脖子往里头去钻，不太窝囊了吗？”

“是啊！中堂如果为人骂一声窝囊，那不是一世英名，付之流水？”

“然则计将安出？”

张荫桓点点头，紧闭着嘴唇想了一下，方始回答：“借他人的鸡，孵自己的蛋。”

李鸿章双目倏张，眼珠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刹那之间想通了。慈禧太后在李莲英之流怂恿之下，指使醇王出面，想借大办海军的名义，聚敛巨款，另作他用。北洋大臣将来尽替别人办报销，这个黑锅背得似乎太窝囊。但照张荫桓的办法，正不妨将计就计，扩充自己的势力，慈禧太后如果别有所图，就不能不委屈将顺。这一着太高了！

“樵野！听君一句话，胜读十年书。我知我何以自处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