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宗教浮现的地点，不太可能是阿富汗的洞穴或是中东的宗教学校，反而会是研究实验室。就像社会主义承诺以蒸汽和电力为世界提供救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新的科技宗教也可能承诺以算法和基因为世界提供救赎，进而征服世界。

虽然现在大家常常谈的是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但从宗教观点来说，目前全世界最有趣的地方并非“伊斯兰国”或美国南部的《圣经》带（Bible Belt，信奉基督教福音派的地区），而是硅谷。在这里，各个高科技大师正在为我们酝酿全新的宗教，这些宗教信的不是神，而是科技。科技宗教同样提供过往宗教的一切旧奖励：快乐，和平，繁荣，甚至是永恒的生命，但方法却是在生前获得地球科技的协助，而不是死后接受天堂的帮助。

这些新的科技宗教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科技人文主义和数据主义。数据主义认为人类已经完成了自己伟大的宇宙任务，现在应该把接力棒传给完全不同的实体。关于数据宗教的梦想和噩梦，我们将留到下一章讨论。本章主要谈的是较保守的科技人文主义，这种宗教仍然认为人类是造物的巅峰之作，也坚守许多传统的人文主义价值观。科技人文主义同意，我们所知的智人已经成为历史，以后不再那么重要，因此我们应该运用科技创造出智神：一种更优秀的人类形式。智神仍会保有一些基本的人类特征，但同时拥有升级后的身体和心理能力，并且能够对抗最复杂的无意识算法。由于智能正在与意识脱钩，而且无意识的智能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人类如果还想不被踢出局，就得积极将心智升级。

7万年前，认知革命改变了智人的心智，让原本毫不重要的非洲猿类成为世界的统治者。智人的心智经过提升后，忽然能够接触到主体间的领域，于是创造了神和企业，建立了城市和帝国，发明了文字和货币，最后也能够分裂原子、登上月球。据我们所知，这种翻天覆地的革命，只是因为智人的DNA发生了一点儿小变化，大脑神经稍微调整了一下布线。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科技人文主义或许也只需要对人类的基因组再多做些改变，将大脑再稍微调整一下布线，也就足以启动第二次认知革命。第一次认知革命的心智改造，让人类能够接触主体间的领域，也就让智人成了地球的统治者；而第二次认知革命则可能会让智神接触到目前还难以想象的新领域，让智神成为整个星系的主人。

早在一个世纪前，进化人文主义就希望创造出超人类，而现在的科技人文主义则可说是这个梦想的新形态。希特勒等人的想法，是要通过选择性育种和种族清洗来创造超人，但21世纪科技人文主义则希望通过基因工程、纳米技术和脑机界面，以更和平的方式达成这个目标。

心智的差距

科技人文主义希望让人类的心智升级，让我们能接触到目前未知的体验、目前未闻的意识状态。然而，要更新人类心智是一项非常复杂和危险的任务。第3章就讨论过，我们还无法真正了解心智，不知道心智由何而生，也不知道心智的作用为何。通过试错，我们正在学习如何控制人类的心理状态，却很少真正全面理解这种控制可能有怎样的影响。更糟的是，因为我们并不熟悉最完整的心理状态范围，也就不知道该把目标定在何处。

我们就像是一座孤岛上的居民，刚刚发明了第一艘船，正准备在没有地图甚至也不知道目的地的情况下扬帆出海。而且事实还可能更糟糕。在这个比方里，这些岛民至少还知道自己生活在一片茫茫大海中，知道自己只占据了一小块地方。但我们并未意识到，我们可能也只是住在一座小小的意识岛上，而外面由我们不熟悉的心理状态所构成的海洋，可能无边无尽。

真正的光谱和声谱范围，都比人类能看到和听到的更为宽泛；同样，心理状态的频谱也可能远大于普通人的感知。人类肉眼只能看到波长在400纳米到700纳米之间的光，而在人眼这个小小的视觉范围之外，还延伸出许多不可见的广大领域，波长更长的有红外线、微波、无线电波，更短的则有紫外线、X射线和γ射线等。同样，心理状态的频谱可能无限延伸，但科学目前还只研究了其中两小部分：次规范群体（sub-normative），以及WEIRD（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sed, rich, and democratic，即来自西方、受过教育、工业化、富裕、民主）群体。

图46 在整个电磁波频谱中，人类只能看到其中很小的一段。整体实际的频谱，大约是可见光这一段的10万亿倍。心理的频谱，会不会也是如此庞大？

一个多世纪以来，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对自闭症、精神分裂症等精神及心理疾病的患者进行了广泛研究，对于这种次规范的心理状态频谱，我们的了解虽不全面，但十分详细：这一状态范围内的人类感觉、思考或沟通的能力低于正常值。与此同时，对于认定为健康、规范的人类，科学家也进行了关于其心智及体验的研究，但此类研究的对象多半属于WEIRD群体，无法代表所有人。换句话说，到今天为止的人类心智研究，是假定智人都像是《辛普森一家》里的荷马。

在2010年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中，约瑟夫·亨利希（Joseph Henrich）、史蒂芬·海涅（Steven J. Heine）和阿兰·洛兰萨杨（Ara Norenzayan）三人针对心理学六大次领域的顶尖科学期刊，系统性调查了所有发表的论文。研究结果发现，虽然论文常常声称人类的心智如何如何，但大多数的研究只是以WEIRD群体的样本为基础。例如，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Personalityand Social Psychology，可能是社会心理学这个次领域最重要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有96%的抽样属于WEIRD群体，并且68%都是美国人。此外，足足有67%的美国参与者、80%的非美国参与者是心理系的学生！换句话说，在这份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所有论文里，实验调查对象超过三分之二是西方大学的心理系学生。亨利希、海涅和洛兰萨杨就半开玩笑地建议，期刊名称应该改为《美国心理系学生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

心理系的学生之所以参与这么多实验，是因为教授的要求。如果我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用学生来做实验，可比用波士顿贫民区的居民方便得多，更别说要大老远跑到纳米比亚共和国，在卡拉哈里沙漠招募狩猎者作为被试了。然而，波士顿贫民区居民和卡拉哈里沙漠的狩猎采集者很可能各有其独有的心理状态，而只是逼着哈佛心理系学生回答长篇问卷或是把头塞到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仪里，大概永远找不到答案。

而且，就算我们真的跑遍全球，研究每一个社群，仍然只能研究到智人心理频谱极有限的一段。现今所有人都受到现代性的影响，也都是单一地球村的成员。虽然卡拉哈里沙漠狩猎采集者的现代程度可能不比哈佛大学心理系学生，但仍然不像过去那样封在时间胶囊里。就算是这些采集者，也已经受到基督教传教士、欧洲商人、富有的生态旅游者、好奇的研究者等的影响。有个笑话说，在卡拉哈里沙漠，典型的狩猎采集者队伍是20个猎人、20个采集者，再加上50个人类学家。

在地球村出现之前，地球就像是由各种孤立人类文化组成的星体，当时环境促成的心理状态可能都已经不复存在。社会经济现实及日常生活不同，培养出的意识状态也就不同。不论是石器时代的猛犸象猎人、新石器时代的农民还是镰仓时代的武士，谁又能确知他们的心智状态？此外，许多前现代文化都认为有某种更高级的意识状态，可以通过冥想、药物或仪式进入。萨满、僧侣或修士都很有系统地探索心智这片神秘的土地，并带回种种激动人心的故事，诉说着我们闻所未闻的意识状态，比如无上的宁静、极端的敏锐、无可比拟的感性，讲述着心智如何延展至无边无际、遁入一片虚空。

人文主义革命之后，现代西方文化不再相信或不再想了解这种高级心理状态，认为一般人的俗世体验就是神圣。因此，现代西方文化有一点特殊之处：并没有某一群人形成某个特殊阶层，想追求超脱俗世的心理状态。有人想做这件事，就会被认定是嗑药、精神病或是诈骗集团。所以，虽然我们十分了解哈佛心理系学生的心理状态，但对于美洲原住民萨满、佛教僧侣或苏菲派的心理状态，反而所知非常有限。

而且，这还只是智人的心智。5万年前，地球上除了智人，还有尼安德特人这个近亲。尼安德特人没能发射宇宙飞船，盖出金字塔，或是建立帝国。显然，他们的心智能力与智人大不相同，也比智人少了许多天分。然而，尼安德特人的大脑容量其实比智人更大，他们的神经元都派上了什么用场？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但他们可能拥有许多智人从未体验过的心理状态。

就算我们将史上所有存在过的人类物种全盘纳入考虑，距离要穷尽整个心理状态的频谱仍然差得太远。任何其他动物，都可能有人类难以想象的体验。比如蝙蝠，能够用回声定位（echolocation）来感受这个世界。它们会发出人耳无法听到的高频率声波，再侦测碰触前方物体后反射回来的声波，建构出世界的样子。蝙蝠感知到的世界极度详细而准确，让它们能够快速穿行于树木和建筑物之间，捕捉蛾类和蚊虫，同时还能避开猫头鹰和其他猎食者。

蝙蝠活在一个回声的世界里。就像人类的世界认为每个物品都有代表性的外形及颜色，蝙蝠的世界则认为每个物品都有专属的回声模式。仅从某只飞蛾纤纤翅膀反射的回声，蝙蝠就能判断这只飞蛾究竟是美食还是毒药。至于某些可食用的蛾类，则进化出类似毒蛾的回声模式来保护自己。还有一些飞蛾进化出的能力更了不起，能够直接让蝙蝠雷达的声波转向，于是这些飞蛾能够像隐形轰炸机一般飞来飞去，而蝙蝠却浑然未觉。回声定位世界复杂和激烈的程度，并不亚于我们所熟悉的视觉及听觉世界，但我们就是全然未知。

关于心智的哲学，一篇经典之作就是《当蝙蝠的感觉如何？》（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在这篇发表于1974年的文章中指出，智人的心智无法体会蝙蝠主观的世界。我们可以写出各式各样的算法来模仿蝙蝠的身体、回声定位系统和神经元，但这一切还是没办法告诉我们当只蝙蝠是什么感觉？在某只飞蛾拍动翅膀的时候，回声定位是什么感觉？究竟是和用眼睛看差不多，还是根本完全不同？

向智人解释回声定位一只蝴蝶的感觉，可能就如同向一只看不见的鼹鼠解释看到达·芬奇画作的感觉，绝对没有效果。很有可能，蝙蝠的情绪也会受到回声定位感受的深深影响。就像对于智人来说，爱是红色，嫉妒是绿色，忧郁是蓝色，但谁能知道母蝙蝠对小蝙蝠的爱在回声定位里是什么感觉？公蝙蝠在回声定位里看到敌人，又是什么感受？

当然，这并不只是蝙蝠特有的情况，只是无数可能的例子之一。正如智人无法理解当只蝙蝠是什么感觉，我们也同样难以理解当鲸鱼、老虎或鹈鹕是什么感受。当然感觉一定有，只是我们就是不知道。鲸鱼和人类同样使用大脑的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来处理情绪，但鲸鱼的边缘系统却多出一整块人类没有的组织。或许因为多了这一块，就让鲸鱼能够体验到与人类大不相同而且极度深刻复杂的情绪？此外，鲸鱼也可能有极惊人的音乐体验，连巴赫或莫扎特都望尘莫及。鲸鱼可以听到数百公里远的彼此，而且每头鲸鱼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歌曲”，曲长可能长达数小时，而且非常精致复杂。经常就会有一头鲸鱼谱出新的“流行歌曲”，整个海洋里的鲸鱼都会跟风模仿。科学家常常会记录这些“流行歌曲”，再用计算机加以分析，然而人类真的能够体会这些音乐，知道鲸鱼贝多芬和鲸鱼小贾斯汀有何不同吗？

这一切不该让我们太惊讶。智人之所以统治世界，并不是因为智人的情感更深刻或音乐体验更复杂。至少在某些体验领域里，智人确实可能不如鲸鱼、蝙蝠、老虎或鹈鹕。

图47 一首座头鲸歌曲的声谱图。鲸鱼对这首歌有怎样的感受？原声带专辑《旅行者》中除了贝多芬、巴赫和查克·贝里之外，也录了一首鲸鱼歌，但我们只能希望这头鲸鱼真的唱得不错

而且，在人类、蝙蝠、鲸鱼和其他所有动物的心理范围之外，或许还有更大、更奇特的领域有待探索。很有可能心理状态无止境，但由于在这40亿年的地球演化中，所有智人、蝙蝠或恐龙还不具备能够感受这一切的必要能力，因此从未有相关体验。而到了未来，有了强大的药物、基因工程、电子头盔和直接的脑机接口，就有可能打开通往这些领域的通道。就像哥伦布和麦哲伦驶向海平面的彼方，探索新的岛屿和未知的大陆，或许某天我们也能前往心智的映照之地。

图48 意识的频谱

我闻到恐惧的气味

如果医生、工程师和顾客一心想的就是治愈精神疾病、享受WEIRD社会的生活，光是研究次规范的心理状态及WEIRD群体的心智，或许足以满足我们的需求。虽然常有人批评规范心理学一看到偏离规范就认为是问题，但在20世纪，这让无数患者得到安慰，也让数百万人生活顺利、精神正常。

但到了第三个千年的开端，我们将会面临一种全新的挑战，自由人文主义被科技人文主义取代，而医学也越来越着重于让健康的人升级，而非治愈病人。医生、工程师和顾客不仅仅满足于治愈精神问题，而是要让整个心智升级。我们的科技能力会逐渐打造新的意识状态，但我们对这块新领域还没有可用的地图。我们熟悉的只有WEIRD群体规范和次规范的心理状态频谱，甚至连该前往哪个方向都不知道。

因此，目前心理学最热门的子领域是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也就不意外了。20世纪90年代，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埃德·迪纳（Ed Dinner）、米哈里·契克森米哈（Mihaly Csikszentmihalyi）等权威专家认为，心理学除了研究心理疾病，还应该研究心理的积极力量。究竟为什么，我们对生病的心智了解如此清楚，对正常强健的心智却连一张科学的地图都没有？在过去20年间，积极心理学已经在优于规范（super-normative）的心理状态研究方面迈出重要的第一步，但直到2016年，科学对于这片领域仍然可说是一无所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盲目向前冲，一心想提升当下经济和政治制度需要的心智能力，却忽略甚至贬抑了其他心智能力。当然，这种现象自古皆然。几千年来，社会系统都会根据其需求来塑造或重塑人类的心智。智人原本的进化只是要成为一小群亲密社群里的成员，这种心智能力并不会让他们习惯于当个巨大机器里的小齿轮。但随着城市、王国和帝国兴起，社会系统培养了大规模合作所需的能力，但同时却忽略了其他技能和才华。

举例来说，远古人类可能常常会用到嗅觉。狩猎采集者能够靠着嗅觉，辨认出远处各种不同的动物、人类，甚至是情绪。恐惧的气味就和勇气不同。一个人害怕时所分泌出的化学物质，与他充满勇气时所分泌出的物质就是不一样。如果你与远古时期的一个部落坐在一起，而他们正在争执是否要和隔壁部落开战，你真的能够“闻出”大家的意见是什么。

但因为嗅觉这种功能只有在成员少的时候才派得上用场，所以等到智人组织成更大的团体时，嗅觉的社会价值也就一落千丈。举例来说，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就闻不出来。于是，人类的嗅觉能力遭到轻视，至于在几万年前可能用来处理气味的大脑区域，现在也可能被用到更急迫的任务上，比如阅读、数学和抽象推理。社会系统希望我们用神经元来解微分方程式，而不是用来闻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其他感官以及注意到感官感受的潜在能力，也同样经历了这种过程。远古的狩猎采集者总是保持警惕。在森林里找蘑菇的时候，他们会仔细闻风的气味，专心观察地面。找到一个蘑菇之后，他们会仔细咀嚼蘑菇，感受最细微的味道差异，分辨这个蘑菇究竟适合食用还是有毒。到了今天的富裕社会，人类多半不需要如此敏锐。超市里就有上千种食物可供选择，食品安全都有卫生部门监督。但不管选的是意大利比萨还是泰国泡面，都可能是在电视前面狼吞虎咽，几乎不管这食物有何风味（正因为如此，食品加工商才要不断推出刺激的新口味，希望能够动摇一下我们的无动于衷）。

同样，由于有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就算是住处离得很远的朋友，仍然很容易见到面。但就算真的碰到面，我们也不见得把心思都放在对方身上，总是在看手机有没有新信息、脸谱网有没有新动态，觉得一定有什么更有趣的事发生在别的地方。现代人类已经患上“错过恐惧症”（Fear Of Missing Out，FOMO），总在担心自己错过了什么；虽然手中的选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选了之后又很难全心全意对待。

除了嗅觉和注意力，人类也失去了做梦的能力。许多文化认为，人类在梦中的所见所为，重要性并不亚于清醒时的所见所为，因此会积极培养做梦的能力、记住梦的能力，甚至是在梦中世界控制行动的能力。这种能够控制行动的梦称为“清醒梦”（lucid dreaming），清醒梦的专家据称可以在梦的世界自由活动，甚至前往更高的存在层次，遇见来自其他世界的访客。相反，现代世界认为做梦只是潜意识发出的信息，甚至不过就是心智产生的垃圾，于是做梦这件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那么重要，很少有人积极培养做梦的能力，有很多人表示自己从不做梦，或是从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梦。

嗅觉、注意力和做梦的能力都不如以往，会不会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比较贫瘠灰暗？或许会。但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角度看来，这都是值得的。老板会希望你常常检查电子邮件，而不是常常闻花或做白日梦。而出于类似的原因，未来要将人类的心智升级时，反映的也可能是政治的需求、市场的力量。

例如前面提到的美军的“专注头盔”，就是要帮助人专注在明确的任务上，加速决策过程。但这也可能减轻这些人的同理心，让他们忽视心中的种种怀疑和内部冲突。人文主义心理学家指出，抑郁的人常常想要的并不是简单的解决方案，而是希望有人能够聆听他们的想法、同情他们的恐惧和疑虑。假设现在你的工作出现危机，新老板不喜欢你的想法，坚持要你乖乖听话就好。过了特别不顺的一天后，你决定拿起电话打给朋友。但朋友正在忙，腾不出什么时间和精力，于是打断了你讲到一半儿的话，试着解决你的问题：“好，我知道了。遇到这个情况，你真的只有两种选择：辞职，或是留下来听老板的话。如果是我，就会选辞职。”但这大概帮不上什么忙。真正感情好的朋友会比较有耐心，不会急着找出解决方案，而是会聆听你的忧虑，给你时间和空间，好让种种矛盾的情绪和折磨人的焦虑一一浮现。

专注头盔，就像是那个不耐烦的朋友。确实，有些时候（例如在战场上）我们需要迅速下定决心，但生命不只是这样。如果我们使用头盔的次数越来越多，可能最后就会像失去了嗅觉、做梦和注意的能力一般，失去容忍各种疑惑和矛盾的能力。社会系统喜欢我们下定决心，而不是心存怀疑，所以整个系统也可能会推动我们往这个方向前进。然而，比起拥有怀疑和矛盾的社会，如果一切都要求明快坚决，生活反而可能变得更贫瘠肤浅。

一方面，我们已经有能力改造心智，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几乎完全不知道心理的完整频谱是什么，再加上政府、军队和企业各怀鬼胎，灾难简直不可避免。有可能到头来，我们成功地让身体与大脑都升级了，却在过程中失去了心智。确实，科技人文主义到最后可能反而会造成人类的降级。对系统来说，降级后的人类反而更有利，原因不是这种人拥有什么卓越的特点，而是这种人少了一些可能拖慢系统、造成困扰的人类特质。农民都知道，羊群里面最聪明的那只常常会惹出最大的麻烦，所以农业革命的一点就是要降低动物的心理能力。而科技人文主义梦想推动的第二次认知革命，则可能对人类造成一样的效果，让社会大机器里的“人类小齿轮”沟通和处理数据的效率更高，但几乎不会去注意其他事，不会做梦，也不会怀疑。数百万年来，人类曾经是升级版的黑猩猩。而到了未来，人类则可能变成放大版的蚂蚁。

宇宙凭依的钉子

科技人文主义还面临另一个恐怖威胁。一如所有人文主义教派，科技人文主义也认为人的意志是神圣的，认为这是整个宇宙的依凭。科技人文主义希望用人类的期望来选择发展某种心智能力，进而决定未来心智的模样。然而，如果未来科技能够重塑、改造这些期望，会是什么情形？

人文主义总是强调，我们不太容易确定自己真正的意志。每次想聆听真实的自己，总有许多嘈杂噪声铺天盖地而来。而且事实上，有时候我们不见得真想听到自己真实的声音，因为那可能会是些不受欢迎的秘密和令人难堪的要求。有许多人根本是处心积虑不想对自己了解太深。一位事业上平步青云的律师，可能就不想听到内心叫她放轻松赶快生个宝宝的声音。困在痛苦婚姻中的女性，也可能害怕失去婚姻提供的安全感。背负罪恶感的士兵，曾犯下的暴行化成噩梦，如影随形。对自己性倾向还不太确定的年轻人，告诉自己先保持沉默。对人文主义来说，任何一个情境都不会有通用的解决方案，但人文主义要求我们要坚强，不论内心的声音有多么丑恶，也要勇敢面对，要听到自己最真实的声音，再听从它的指导、排除万难。

但根据科技进步主义的观点，一切就大不相同了。科技不想听我们内在的声音，而是要控制这些声音。一旦我们了解了生化系统如何产生这些声音，我们就能玩弄这些开关，把这里音量调高、那里音量调低，让人生过得更轻松自在。容易分心的律师可以来颗派甲酯，有罪恶感的士兵可以吞颗百忧解（Prozac），至于对生活不满的妻子，替你忧（Citao）就是答案。而且，这还只是开始。

人文主义者常常难以接受这种方法，但还是别太早就下判断。人文主义者建议“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其实毁了许多人的生命；适当用药，反而大大改善了几百万人的健康状况和人际关系。为了真正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有些人得先把心中现有的尖叫和怒骂音量调小。现代精神病学认为，许多“内心的声音”和“真实的愿望”只不过是生化失衡和神经疾病的产物。生化失衡让患有抑郁症的人总是戴着一副抑郁的眼镜看待事物，于是一再抛弃大好的前途和健康的关系。这时该做的，可能不是聆听这种破坏性的内心的声音，而是直接叫它们闭嘴。比如前面提过的记者萨莉·埃迪，她戴上“专注头盔”，让脑中其他声音安静下来之后，不但成了神射手，自我感觉也大大提升。

就个人而言，每个人都可能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变革酝酿已久。人文主义的最高诫命“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已经不再不证自明。我们学会调节内心声音的音量之后，也得放弃对“真实”的信念，因为我们再也不清楚现在是谁在调节开关。把脑中的噪声关掉似乎是个好主意，但前提是要能让我听到真正的自我。如果没有“真正的自我”，又怎么决定该关掉哪些声音、放大哪些声音呢？

让我们单纯为了讨论而做个假设：假设几十年内，脑科学家就能让我们轻松且准确地控制许多内心的声音。再假设有一个来自虔诚的摩门教家庭的年轻男性同性恋，许多年来一直不出柜，终于存够了钱，想去动手术。他带着10万美元前往诊所，决心自己走出来的时候就像摩门教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一样是异性恋。站在诊所门前，他心里又重复了一次想对医生说的话：“医生，这里是10万美元。请把我治好，让我以后永远不要再想男人了。”接着他按了门铃，但开门之后，看到《急诊室的春天》里的乔治·克鲁尼活生生站在他眼前。这个小伙子魂儿都飞了，喃喃说着：“医生，这里是10万美元。请把我治好，让我以后永远不要再想变成异性恋了。”

这个年轻人真实的自我，打败了过去经历的宗教洗脑吗？又或是一时的诱惑，让他背叛了自己？又或者，根本没有什么真实的自我，所以也不会有所谓的听从或背叛？只要我们能够设计及重塑意志，就无法再把意志看作意义和权威的本源。因为不管我们的意志为何，我们总能让它改变主意。

人文主义认为，只有人的欲望才能使世界充满意义。但如果我们连欲望都能选择，又凭借什么来做这种选择？假设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开场，罗密欧可以决定要爱上谁，而且就算决定了，还是随时能够反悔重来。这样一来，这出剧会变成什么样子？但这正是科技进步为我们刻画的未来。如果我们的欲望让我们不舒服，就让科技消灭这个欲望。如果整个宇宙所凭依的钉子钉错了地方，就用科技把整颗钉子拔出来，钉到别的地方去。但究竟要钉在哪儿？如果寰宇四方均能落钉，我该挑哪里？又为什么该挑那里呢？

人文主义的戏剧，多半是以某个令人痛苦的欲望展开。例如，蒙太古（Montague）家族的罗密欧，爱上了凯普莱特（Capulet）家族的朱丽叶，可两家却是世仇，于是双方都非常痛苦。科技对这种情节的解法，就是确保让我们不会有令人痛苦的欲望。如果罗密欧和朱丽叶服个药丸或是戴个头盔，直接把那些对彼此造成不幸的爱意给消灭掉，不就没事了吗？

在此，科技人文主义面临着一个无解的两难。人的意志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东西，同时人类在开发能够控制、重新设计意志的科技。毕竟，能够控制全世界最重要的东西，岂不是太棒了？然而一旦这样的控制成真，过去神圣的人类就会成为另外一种设计品，反而让科技人文主义不知该何去何从。只要我们仍然相信人类的意志和经验是权威和意义的本源，就永远无法处理和这些科技的关系。

因此，有个更大胆的科技宗教，打算直接彻底切断人文主义的脐带。这个科技宗教所预见的世界，并不是围绕任何人类生命形式的欲望和经验。那么，是什么东西能够取代欲望和经验，成为一切意义和权威的本源？2016年，有一位候选人坐在历史的接待室，等待面试。这位候选人名叫“信息”。目前最耐人寻味的新兴宗教正是“数据主义”（Dataism），它崇拜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