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末到清初，中国东南海上贸易处于被动局面，而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则控制着海上贸易的主导权。当时的中国商贸船只基本上都是舢板，不能远航，最多不过到东南亚一带，所以西洋人称中国当时的贸易为“舢板贸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印度的商品交易便主要靠西方人转手。当时中国输往印度的商品主要是茶叶、丝绸、药材和瓷器；而印度输入中国的商品则主要是棉花、糖和布匹。在上述中国货物中，大部分被运往欧洲，在印度销售的只是少量。

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在同中国和印度的贸易中以贵金属换取中国和印度的货物，虽然攫取了暴利，但也出现了贸易逆差，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在鸦片和棉花上寻找出路，终于导致鸦片战争。

印度鸦片早在18世纪前期即输入中国。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以前，每年输入数量不超过200箱，多作药用。到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由于中国吸毒者益众，朝廷开始限制进口。1770—1789年，由孟加拉输出的鸦片从1400箱增加到4000箱，其中多数运往香港，再转销中国其他港口。鸦片贸易给英国商人和印度商人带来巨大利益，印度各地竞相种植罂粟、加工鸦片。1830—1834年，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为17000箱；1835—1839年，输入26000箱。而此时，中国也已开始了鸦片种植。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告终，鸦片输入量又逐年猛增。五口通商时期，鸦片输入的主要口岸由广州改为上海，1854年7月—1855年6月，上海进口鸦片总值白银911万两。1858年，中英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鸦片成为合法商品大量输入中国，1880—1881年度，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达105507箱，价值约14320万卢比。到1884年以后，印度输华鸦片数量开始逐渐减少，因此时中国已增加罂粟的种植量。1890—1891年度，印度出口鸦片85873箱，价值9260万卢比。20世纪初，中印政府签约削减鸦片贸易量，1910—1911年度，印度出口鸦片43921箱，价值12760万卢比。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减至4000箱以下。

从这些数字可以知道，印度的鸦片生产及其输入中国，都是英国人一手操纵的，他们是最大的受益者，而中国人民是最大的受害者；鸦片贸易不仅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也毁坏了人民健康，而鸦片战争则更使中国走向衰落。这一时期，除了一些物质交流外，便谈不上中印文化交流。可以说，从清朝建立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与印度几乎没有官方的直接交往，只是从陈炯伦的《海国闻见录》(1730年刊出)和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1820年刊出)等书中知道，中国人在那近200年时间里并没有忘记印度，也还有人到那里去旅行考察。当然，西藏和新疆等边境地区的经常性民间往来，以及商人、民工等到那一带做生意、谋生甚至定居的可能仍大有人在，只是这方面的文字记载不多罢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受列强宰割的时代，而印度也完全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在这一时期，中印间的交往虽然减少，但中国人对印度的关注尚为深切。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体恤国情，观察世界，其中不乏对印度的关注。魏源于1852年完成了百卷巨著《海国图志》，其中第十九至二十二卷介绍了英国人征服印度的过程、英俄对印度的争夺、五印度各国的概况等；第二十九和三十卷则详细介绍了五印度的历史沿革。鸦片战争以后，1879年3月至9月，黄茂材等一行六人受官方差遣在印度考察。这是近代史上受官方派遣去印度的第一起事件。黄茂材著有《印度札记》、《游历刍言》、《西徼水道》等，介绍了他在印度看到的许多新鲜事物。1881年7月，马建忠、吴广霈受清廷派遣在印度停留25天，交涉鸦片事务。回国后，马建忠著有《南行记》，吴广霈著有《南行日记》，写出了他们在印度的见闻。1889年，薛福成被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黄遵宪被任命为驻英二等参赞。1890年，二人同船西去。后来，二人均有涉及印度情况的著作。1898年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都十分关注印度问题，有关著作很多，在中国很有影响。

鸦片战争当中及其以后，印度也不时有人到中国来，加之印度报刊的介绍，印度方面对中国的了解也逐渐加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人派往中国的军队中有不少印度士兵。他们是被驱使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但其中有许多人来华后发现自己被利用了，加之同情太平天国革命，便掉转枪口与太平军一起作战。当时在太平军中有不少印度士兵，有的甚至为了中国的革命而献出生命。1893年，印度近代著名的哲学家辨喜就曾来过中国。他是近代印度民族主义者中最早来华的人物，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友好情谊，并预言中国人民将有一个伟大的未来。他的思想在印度早期的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影响。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英国又从印度调集来军队镇压。英军中的印度士兵多数是不情愿的。当时有一个士兵把他在中国的见闻用印地文写成日记，回国后在印度发表，题为《在中国的十三个月》。书中揭露了英国人的暴行，对中国人民寄予极大的同情，也介绍了中国当时的一些情况。

总之，从这一时期到辛亥革命前后，由于中印间的往来接触和各种新闻报道，使彼此间增进了了解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