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国家的财政需要，与人民群众的负担能力之间，经常处于矛盾之中。轻徭薄赋、无夺农时、平均负担就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家们为解决这一矛盾而提出的一些重要主张。这些主张的着眼点，都在于限制国家对人民的搜刮。但限制对人民的搜利，就会减少国家的收入。如何既减轻对人民的税收，又保证国家财政的富裕，中国赋税思想史上的开源节流思想回答过这一问题。

早在春秋时期，孔丘的学生有若就曾劝告统治者，赋税的征收应该首先考虑使百姓富裕。百姓富裕了，财源充足，君主就不会穷；百姓贫穷了，财源枯竭，君主也不会富。“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因此，统治者应该实行富民政策，为国家培养赋税的基础。孟轲进一步指出，要使民富，主要靠两条：一条是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即轻徭薄赋；另一条就是搞好农业生产。“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商鞅进一步强调，农业是富国之本。农业生产发展了，百姓生产的粟帛增多了，国家财政就可以富足，农业生产搞不好，田地荒芜，国家财政就会贫穷。战国末年著名思想家荀况，则明确的提出了开源节流思想，他说：“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jiao叫，同“窖”〕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huang黄〕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荀子·富国》)。荀况所说的“田野县鄙”，指农业生产。“百姓时和，事业得叙”，指天时、地利、人和，农、工、商各业井然有序。“垣窌仓廪”，是储存粮食的仓库。“等赋府库”，指国家按等征赋及其所充实起来的国库。荀况在这里明确指出，农工商各业的发展，是财富的源泉，而赋税及其所集中起来的收入，不过是财富的末流，要使国家财政收入充足，必须开源节流，即发展生产，节约支出。

荀况指出，财富是百姓的劳动创造的。要发展生产，必须爱护和善于使用民力。国家要尽量少征发力役，不侵夺农时。百姓有余力做的事，国家就兴办；没有余力做的，就停止。夏天应使百姓不受暑热，冬天应使百姓不受冻寒，不能伤害百姓的劳动力。要兴修水利，使用良种，改良工具，修治道路，以保证农、工、商各业都得到发展，从而开辟财源。要减轻百姓的赋税，使百姓家有余财，增加生产投资，从而增加土地的产出。荀况和其他很多思想家一样，反对国家对百姓敲骨吸髓，竭泽而渔。认为竭泽而渔，国家的府库虽然暂时充足了，但百姓却穷了。百姓饥寒死亡，无法发展生产，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财源。用这样的方法充实起来的国库，是不可能长久的。这就像一个容器“上溢而下漏”(《荀子·王制》)一样，上面虽然装得流淌了出来，但底却漏了，所以整个容器里的水很快就会空，它的充溢富足只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现象。

这种发展生产以开辟财源，从而增加国家赋税收入的思想，为历代进步思想家和理财家所继承。北魏均田制的出发点，就是首先解决土地问题，使劳动者都能拥有土地这一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从事粟帛生产，从而保证国家的赋税来源。唐朝的皮日休还明确提出了赋税要“励民成业”的原则。业，指生产事业，即国家税收应起到激励百姓发展生产事业的作用。“征税者非以率民而奉君，亦将以励民而成其业也”(《皮子文薮·请行周典》)。王安石也指出，理财必须首先从发展生产着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认为先生财，后取财，这是理财、治赋的基本原则。他所推行的农田水利法等一系列新法，都贯穿了这种通过发展生产以增加国家赋税收入的精神。近代初期著名思想家魏源也曾非常生动地阐述过税收和生产之间的关系，他说：“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魏源集·治篇十四》)。认为善于向人民征收赋税的统治者，就像栽柳树一样，保护培养树根，促进其生长，使其枝叶茂盛，就不愁薪柴缺乏了。相反，如果像剪韭菜一样，一茬一茬不停地剪，只知搜刮民财，不知培植财源，那么，国家赋税的来源就会枯竭。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富民为先，发展生产，保护财源，对国家税收的重要意义。

主张开源的同时，历代思想家都强调节流，即限制国家统治集团的奢侈浪费，节约财政支出。奢侈腐化几乎是历代封建朝廷的共同特征。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几个屈指可数的开国帝王和中兴之君外，每个封建朝廷都极端腐败。以明朝为例。皇帝养一只豹子，就占地10顷，用240人，每年支粮2800余石，地租700两。明神宗结婚，织造费花掉接济边防银9万两，采办珠宝用银2400万两。营造三殿仅采木一项就用银930多万两，营造定陵用银800余万两，历时六年。如果不限制统治者这种奢侈浪费，在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百姓通过努力生产所增加的那点财富，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挥霍。

墨翟在历史上第一个较为充分地论述了节用对于杜绝横征暴敛和富国富民的重要意义。墨翟指出，国君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锦绣文采，宫室、舟车百般雕琢和装饰，国君如此奢侈，国君的左右亲信、贵族大臣也群起仿效，竞相奢靡，国家上上下下一大群统治者，一整个统治集团都奢侈腐化，正常的赋税收入显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这就必然要“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墨子·辞过》)。由于国家“使民劳”、“籍敛厚”，导致“民财不足”，使百姓“冻饿死者，不可胜数”(《墨子·节用上》)，所以造成国贫而民难治。墨翟认为，统治者如果能做到节用，吃一般的饭食，穿一般的衣服，乘一般的车船，住一般的房屋，国家正常税入就可以满足需要，横征暴敛现象就可以消除，百姓就可以富裕。

成书于秦汉之际的《礼记》一书的作者，则提出了“量入为出”的节约支出的原则，认为国家应根据赋税收入的多少来安排财政支出，财政支出不仅不应超过赋税收入数量，而且应该保持一定的节余，以备凶荒。荀况在此前指出，统治者如果在消费上能做到节用，对人民的赋敛就可以少一些，那么留在百姓手里的财富就会多一些，百姓手里钱财多了，就可以购置新的生产工具，多施肥料，改良土壤，把农活儿干得更好，把田地整治得更肥，产量就可以成倍地增加，国家就可以富裕。所以统治者节用，不仅可以从减少财富消耗方面使国家富足，而且还可以反过来促进生产，从开源方面使国家富足。

明朝张居正针对统治者的奢侈腐败，也尖锐地指出：“治国之道，节用为先”(《张太岳集·请停止内工疏》)。他说，百姓所生产和天地所生长的财富，是一个既定的有限的数目，国家设法诛求，不但不能增加财富的总量，只能改变君、民之间的分配比例。巧取豪夺可以增长国库收入，但却使百姓无以为生，造成天下不安。所以，远不如君主厉行节约，减少支出，这样自然就财用充足，百姓也可以富足。“与其设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数以病民，孰若加意省俭，取之于自足之中以厚下乎？”(《张太岳集·陈六事疏》)他说，一个三寸长管子，虽然很短，如果没有底，那么，有多少水都不能把它装满。现在统治者的奢侈浪费不仅没有底，而且远不只是一个三寸的管子。这就是国家财政穷乏的原因所在。所以，他要求统治者量入为出，一切无用之费，可停者停，可罢者罢，“务使岁入之数，常多于所出”(《张太岳集·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通过节流来达到国家财政富足的目的。

中国赋税思想史上的开源节流思想，虽然没有改变封建赋税敲骨吸髓、横征暴敛、竭泽而渔的特点，但在历史上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统治者的奢侈贪欲不时敲起警钟。例如，隋文帝就是一个比较节俭的封建统治者，他对节俭的意义有清醒的认识，他曾对太子说：前代帝王，没有一个穷奢极欲而能长久的。他告诫太子要注意节俭。他本人在这方面也身体力行，“躬节俭，平徭赋”(《隋书·高祖纪》)，在位20余年，创造了隋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民富国强的大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