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产属山泽产品。夏、商、周奴隶制时代，矿产的开采冶炼，均为奴隶制国家控制，由官有手工业经营。《周礼》有“卝〔kuang，同矿〕人”一职，其职责是“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周礼·地官司徒·卝人》)，百姓不得随意采掘冶炼。

春秋时期，矿产也大都为国家所垄断。《管子》书中曾阐述了国家必须垄断矿产资源的理由。首先，国家必须垄断货币制造权；金、玉、银、铜是制造货币的材料，国家要垄断货币制造权，就必须控制货币材料的来源，即垄断金、玉、银、铜矿产资源。其次，金、银、铜、铁还是制造兵器的原料，国家要垄断兵器的生产和制造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也必须垄断金、银、铜、铁等矿产资源。第三，金、银、铜、铁等矿产是生产各种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及装饰品的原料，为人民生活所必需，销量大，利润高，由国家实行垄断和专营，可以为财政取得大量收入。《管子》举铁为例说明，每个女工要做针线活，都必须有一针一剪；每个农民要耕地，都必须有一耒一耜(犁头)；木匠要做木工，也必须有一斧、一锯、一凿、一锥。如果铁器的生产由国家垄断经营，把每根针的价格加一钱，30根针就可以增收30钱，相当于一个人的人头税(人头税每人每月30钱)；剪刀的价格加六钱，五把剪刀也可以多得30钱，相当于一个人的人头税；耜铁每个加价10钱，三个耜铁也可增加一个人人头税的收入。这样，国家不用向百姓直接征税，通过铁器加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大量收入，而且这种“税收”，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管仲治齐时，对矿冶实行国家垄断，在各产矿地设铁官，招民采矿，冶铸与销售由国家统一管理，所获之利，民得其七，官得其三。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变法，也对矿产实行官营，即“一山泽”(《商君书·垦令》)，“专山泽之利”(《汉书·食货志》)，据说所获盐铁专营之利，20倍于古。但在未实行矿冶官营的其他诸侯国里，矿产的开采冶铸及买卖则任民经营，采铜冶铁事业均为富商大贾所把持，许多商人靠采矿冶铸而富至千金、万金。

西汉初年，为了恢复经济，推动生产发展，曾一度“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史记·货殖列传》)，铜、铁等矿产允许百姓自由开采，同时向经营者征山泽之税。当时百姓纷纷抛弃农业生产，应商贾豪强召募，赴矿山采铜铸钱，或采铁石鼓铸，制造铁器。一家矿场聚众成百上千，矿冶之利完全被私人把持，许多商人、官僚靠冶铁、铸钱而成暴富。

汉武帝时，大规模出兵攻匈奴，军费浩繁，国库空虚；而富商大贾冶铁铸钱，财累万金，却不肯出资支助国家之急。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根据孔仅、东郭咸阳建议，决定与盐一起，对铁也实行专卖制：国家在产铁地区置铁官，不产铁地区置小铁官，统一管理采铁、冶铁事业；生产的铁器由官府统一售卖。禁止私人采矿冶铁，敢私铸铁器者，“釱〔di弟〕左趾，没入其器物”(《史记·平准书》)，即受镣铐左脚之刑，并没收其生产工具。盐铁专营为汉王朝取得大量收入；正是靠这种收入，才使汉武帝时期“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盐铁论·轻重》)。铁专卖在汉元帝时一度被废止，但不久又因财政需要而恢复。东汉和帝继位(公元88年)，废除铁专卖，改行征税制。

三国两晋时期，矿冶仍为官府经营。南北朝时期，矿山准民私采。如南朝宋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始兴郡(在今广东韶关市)有采银民300余户，所掘矿井深达二三丈，采掘十分艰难，矿民常因矿坑崩压而致死。矿税以银缴纳，后又准以银课米。北魏起初沙金的淘炼、银矿的开采和冶铸，均由百姓私营，向官府缴税。宣武帝延昌三年(公元514年)，朝廷认为银矿之利很大，因此决定官营。当时地方官奏报长安骊山银矿二石矿砂可得银七两，桓州白登山银矿八石得银七两，上等锡300余斤。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尚书奏报恒农郡铜青谷铜矿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铜矿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铜矿一斗得铜四两，河南郡王屋山铜矿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铜矿产量也与此相当。朝廷即决定置银官采铸银矿，置铜官采铸铜矿。这些矿冶官营以后，自然成为国家的重要财源。

唐代矿业不发达，朝廷不鼓励开矿，据记载，当时陕、宣、润、饶、衢、信、汾诸州共有银、铜、铁、锡、铅、矾等矿共172处。唐玄宗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开始对伊阳(今河南嵩县西南)五重山银锡矿征税。唐德宗时，朝廷对金、银、铜、铁等矿产品均予征税。宪宗时，禁止私人采银，鼓励矿户采铜，助官府铸作。当时国家每年采银1.2万两，铜26.6万斤，铁207万斤，锡五万斤。唐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矿冶又归州县主管，全国矿税收入一年不过七万缗，不及一县茶税。唐宣宗时(公元847—859年)又将矿冶之利收归中央，并增加银冶二处、铁冶71处、废铜冶27处、铅冶一处。全国一年得银1.5万两，铜65.5万斤，铅11.4万斤，锡1.7万斤，铁53.2万斤。

宋代矿业较为发展，宋初金、银、铜、铁、铅、锡监冶场务201所，由官府置场监管，坑冶由豪民组织矿户承包开采冶炼，产品20%缴给官府作为矿税，其余80%按规定价格卖给官府，由官府统一出售。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以“不夺人之利”为标榜，减桂阳监银课1/3。也有的地方不置场监，听民采冶售卖，向官府纳税，税率也是20%。宋仁宗皇祐年间(公元1049—1054年)，每年得金课1.5万余两，银课21.9万余两，铜课510余万斤，铁课724万斤，铅课9.8万余斤，锡33万余斤，水银2000余斤。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诸州坑冶增至271所，铁课达824万余斤，为北宋最高数额。宋徽宗政和八年(公元1118年)，将各地铁矿仿茶盐法实行专卖。铁矿由民采炼，所得铁卖给官府，官府收铁给引，召人通市。出铁少的贫矿，百姓可以出息承买，官不榷取。铁由官府专卖，只许铸户购买，禁止民间私相贸易，但农具器用不在禁列。

到南宋时期，坑冶废兴不常，岁入多寡不等，矿政逐渐废弛。

辽朝矿业很发达，首山(今辽宁鞍山)铁矿，坑深18米以上。东平县(今辽宁辽阳)产铁矿，有矿户300家，“随赋供纳”，向府缴纳矿税。

金政权对矿业也采取鼓励政策；金世宗认为，山泽之利，应以予民。世宗大定三年(公元1163年)规定，百姓可以自由开采金银坑冶，国家税1/20。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取消矿业税，但大定二十七年(公元1187年)，又要求采银之民承纳官课。

元朝根据士人呈献资源确定矿税课额，因此税率不一。金银矿一般由官府征集民伕采淘冶炼，向国家定额输课，如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令益州4000漏籍户在登州栖霞县淘金，户输金四钱。至治、泰定年间(公元1321—1328年)，一些地区银矿，许民承包采炼，输税2/10或3/10，或征定额税。铁、铅、锡、矾则由国家专卖，行引法，铁每引200斤，听民采炼，官府抽分。铅、锡每引100斤，官收钞300文，客商买引到各矿冶支铅、锡贩卖，无引者比私盐减等论罪，杖六十，货物没官。矾每引30斤，价钞五两。

明代采矿业并不发达，史称矿冶不及宋代十之一二，但矿税为害却最为严重，曾在明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明代以银为主要货币，银矿最为朝廷重视，所以为害最大的首推银课。

明代银课实行定额包税制，由官府确定各地银场应纳银课数量，以后不论产量增减，均须如数输纳。明朝开国之初，朝廷反对开银矿，坑冶很少，所以矿税收入不多。当时主要矿产地在福建、浙江。明太祖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福建各场岁课银2670余两，浙江2800余两。洪武年间所定上述银课旧额，称“岁办”。

明成祖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和明宣宗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矿禁松弛，开始采掘新矿，矿税也随之增加。永乐时，福建每年银课提高到3.28万余两，浙江提高到8.207万余两。到宣德时，福建又增至4.027万余两，浙江增至9.404万余两。水乐、宣德年间新增课额称“闸办”。福建、浙江两地永乐年间闸办额是洪武岁办额的23倍；宣德年间闸办额则是洪武年间岁办额的27倍。银课数额的增加，并不全是由于矿产增加，而首先是由于统治集团对货币财富的贪欲。课额增加远远超过银矿产量增加的速度。因此，无力完成课额的地区，只得把课额摊到州县百姓头上，银课因而成为对百姓的一项苛征。

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江西、湖广等地有铁冶13所，课铁746万斤。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陆续复开各地铁矿，允许百姓自由采炼，并以2/30的税率缴纳铁课。

神宗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为了获取更多的货币财富，下诏在各地开采银矿，并派大批宦官去各地任矿监，到处勘查，广泛搜求，两年后又在各地遍设税监。他们借开采之名，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例如，宦官陈奉到湖广监理矿冶，借口开采，强夺民财，“富家巨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明史·食货志五》)。陈奉的暴行，激起了武昌民变，愤怒的群众万余人要与陈奉拼命，他们捉拿陈奉爪牙16人投入大江之中。汉口、黄州、襄阳、宝庆、德安、湘潭也相继发生民变。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三十三年，宦官所进税银近300万两，而他们中饱私囊的数额，则不止此数的十倍、五倍。由于他们的残酷搜刮：“矿头以赔累死，平民以逼买死，矿夫以倾压死，以争斗死。”(同上)给矿民和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明朝廷对矿冶的横征暴敛，成为引发明末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导火线。

清朝吸取明朝的教训，对开矿十分谨慎，一般禁止开采新矿，以防开矿聚众滋事，危害社会稳定。但到康熙年间，为增加货币供应量，已开始鼓励铜、铅矿开采。乾隆年间，矿业已相当发展，矿税收入也逐渐增加。但矿税在清朝廷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则很小。

清朝矿税一般征取实物。康熙年间，定金银课税率为40%，收入直接上交中央。铅、铜课税率为20%，即按“二八”定例征收。官税2/10，其余8/10，半数由官府发价收买，半数任百姓自由贩卖。除“二八”抽课外，还有临时性征收性质的“一九”抽课、“三七”抽课等形式。

清代矿税除正税外，还有杂课。一是撒散，是为地方征课稽查人员的经费供给而征收的，税率在3%—5%之间。二是价脚，是为了支付矿课运解途中的费用而向铜厂、铅厂厂商征收的款项，一般每百斤铜铅收一两六钱的价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