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所着重提出的道德标准，为人修身、处世的行为基础，商业道德也以此为支柱。以信义为重，乃是商人中的诚贾、廉贾的本色。

在信义二字中，义是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信人或以信待人，都是与义同在，依义而行，故义字尤为根本。而一提到“义”，对经商而论，又不能不旁及一个“利”字。义利之辨，古已有之，商人更是首当其冲，诚贾在义利问题上就处理得较好。

义利关系儒家讲得最多。何谓义？“义者宜也”。宜即合理之意，人的行为必须合理，要有义的自觉。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论语·阳货、卫灵公》)；孟子说：“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荀子说：“夫义者，所以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荀子·强国》)。义和仁、礼、智被儒家视为人之“四端”(起点)。如何对待义利的矛盾？儒家的态度是：“义然后取”，“见利思义”，“见得思义”(《论语·宪问、子张》)。“义利两有”(荀子语)，而以义为先，以义为本。商人经商要赚钱、谋利，这个钱、这个利必须来得合理，不能不走正路。晋商说：“君子爱财，生财有道”；“爱财而取之有道”。徽商说：“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以礼接人，以义应事”；“必轨于正经”，“不舞智以笼人，不专利以取怨”。这些朴素的语言表明了他们(诚贾)还是能掌握正确的义利观，反对取不义之财的。于此实受到儒家思想良好的教益。

这些商人深知，只有讲求商德，才能把生意做长、做稳、做大、做活，否则不管合理不合理，一槌子买卖，狠赚一笔，但信誉丧失，买卖做绝，以后人们不敢来领教了。晋商王文显训诫其子说：“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富。”他说出了一个道理：经商谨厚重义，可富而经久，合乎商人的最大利益和长远利益。

经商重义，在传统道德中义字往往与信字相连，讲义必然也以信为重，信可说是以义制利、循义经商的一种外在表现。“信近乎义”。孔子说：“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再强调对人要“谨而信”、“言而信”、“信则人任焉”(《论语·颜渊、为政、学而》)。就经商来说，虽盈利是其目的，但“信义所孚，人不忍欺”，凡事以道德信义为依据，这才能通有无，“近悦远来”。把严守信用作为商业道德传承下来，是许多经商者的好传统。徽商许文才因为“贸迁货居、市不二价”，以致人们入市购物，“有不愿之他而愿之公者，亦信义服人之一端也”。还有个徽商胡仁之，经营粮食，诚信不欺，某年大饥，他拒绝同人在米中掺假之请，表示决不赚这昧心钱，损害信誉。“平则人易亲，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经商讲信，对商人本身并不吃亏。

信必须建立在诚的基础上，不能诚，便不能信，有了诚，信才能笃实。“诚者，天之道也；思(追求)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衡量一个商人是否讲信义，最浅显直接的表现就在他经商时是否诚实不欺，能做到这点，与信义的最高标准就相差不远了。“非诚贾不得食于贾”(语出《管子》)，贾而能诚，才是好商人。明代陕西商人樊现，经商足迹南至江淮，北尽边塞，其取胜之道据他自我总结：“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诚为天之道，岂难信哉？”

在商业经营中，讲义讲信讲诚，都出于对人的仁爱之心。孔子说：“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论语·颜渊、学而》)。这位老夫子堪称古典人道主义的大师。仁是传统道德的核心。白圭经商在所定的治生四德——智、勇、仁、强中，更突出一个“仁”字。他不搞压价拒收，不搞囤积居奇，以“知取予”(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为行“仁”术，重视扶植生产、调节供求，确是在以“仁”经商，其思想溉沔〔mian勉〕后学非浅。徽商吴鈵也正以仁心经商给其子立下十二字训言：“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教导后辈在经商中要存仁爱之心，宽厚之德，认为这是经商成功的奥妙所在。

总之，诚贾良商以信、义、诚、仁经商，在商界赢得了佳誉，结果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基业日隆，家道渐裕”。唯利是图，以利害义，会遭到同行的鄙视、世人的唾弃。

商人精神还有来自传统文化的重要的一条，叫作“和协”。“和”主要为儒家所阐明。《论语》中载：“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孔子本人也说“君子和而不同”(《子路》)。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荀子也说：“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荀子·王霸》)又说：“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王制》)这些话都是要求人们和睦相处(“和”)，团结一致(“一”即“协”)；即指在人际关系中要求要注意和协合作。

要实现关系的和谐，在对人以“诚”的同时，行事必须取乎中，适乎其中，不能偏激，不走极端，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中、和二字是紧密相连的。荀子强调：“中和者听之绳也。”(绳为准则，《王制》)掌握中和之度，就可以取得同各方面的关系的和谐——人和。“中和”，即协调矛盾，化解纠纷；“和”字后面又加上个“协”字，和以致协；“和协”二字表示了“中和”的目的性(协)。和协的精神，应是商人精神中最成熟的部分。商人从实践中得知“和气生财”这一生意经，自然很容易接受中和和协之说；“和为贵”被悬为许多老店的座右铭自非偶然。“太过者，满则必倾；执中者，平而且稳。凡人有心处世，务在中和。”中和成为更具抽象理性色彩的一种处世哲学，记于《客商一览醒迷》的书中(明闽商李晋德著)。徽商好儒，懂得中和之道自不必说；就是晋商，后来读书的也越来越多(非为应举求仕)，《中庸》、《大学》成为许多商号店员的正心修身的读本；其为儒家中和之说的熏染也在情理之中。

中和为德，团结乐群，是山西商帮的商人精神中一种突出的表现形式。“和为贵”这一口头禅，已成为山西商人立身行事的规范。他们提倡“不做出格的生意，不贪非分的钱财”，“不露富”，“不误财”。其经商之掌握中和之度，在一个商号内部是依靠团结乐群的机制来完成的，这个机制体现在商号的规章制度、用人行政等一系列的规则上。在一个商帮较大的范围内“他们用乡里之谊彼此团结一起，用关帝崇拜的方式，用会馆的社会机构，用商会的立法形式，增强相互之间的了解，讲赈恤、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以协调企业之间的大小矛盾，消除人际之间的不和”。和衷共济的协调精神被充分强调，“人和”被视为至关重要的事。

山西商号有一种独具匠心的用人之道，团结乐群的和协精神主要即源于此。晋商在商号尤其在票号中，都通过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把财东和伙友的关系处理得好好的。商号的经理(掌柜)任用前慎之又慎，经引荐、考察，确定能用，才以礼召聘，订立合同，顶一个股。财东将资金全权委托经理，平时营业方针、措施及人事调度，不予过问，静候决算时汇报。如有赔累，而非人为原因，财东并不怪罪，反加劝慰，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整旗鼓以观后效。这种“慎用重托”的用人方法，实现了财产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由于经理受财东信赖与委托，又利益加身，所以事事忧勤惕励，以忠义回报知遇；财东对之也不薄，效力年久者，身后必给身股以赠其家，子孙而贤仍可入号。对经理以下人员，坚持任人唯贤原则，破格擢用写在号规之中。早期的股份制已在山西商号内出现：各财东有“银股”，经理有“身股”，伙计也视资历和劳绩顶上不同数量的“身股”，账期分红时掌柜、伙计的身股和财东的银股一起参加利润分配(又称“股俸制”)。伙计为了顶身股，也甘心勤勤恳恳为商号服务。慎用重托再加人身顶股，使商号内部，上下齐心协力，占了个“人和”，增强了向心力，形成了东伙劳资关系协调的局面。

山西商人的和协精神还表现在商号与票号之间的协调互济。商业资本的调度和运转须赖金融机构的汇兑和划拨转帐、借贷和信用见证。山西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混合生长，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密切配合。没有两者的和衷共济，山西商帮也是不能如此迅速地发展壮大的。

“和协”，商人中间很有凝聚力的和衷精神、协调思想，看来确是商业文化中值得大力发掘的一大资源。